唐代帝陵

　　在各类史籍的记载中，唐高祖李渊缺乏果断处事的能力，太子李建成庸劣无能，秦王李世民功德卓著，几乎成了妇孺皆知的事实。岂不知，在唐太宗李世民亲自监护之下的唐初历史“原型”，早已被贞观史官修改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
　　毋庸置疑，一直把历史当做镜子的唐太宗，当然希望自己能流芳百世，而不愿遗臭万年，因此，他不能不考虑史书对他的有关记载。特别是他以秦王身份夺取太子地位的问题上，他一再要求观看《起居注》和《国史》。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对历代帝王不读《国史》的做法非常不满，便询问房玄龄：“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回答说：“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唐太宗特别解释道：“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唐太宗认为古来帝王不观国史，君主不能从国史中获益，殊为可惜。他想打破惯例，自观国史，以补君德。从这方面看，唐太宗观国史，自有他合理的一面。故魏征没有加以谏阻，房玄龄当然也不抗拒，于是，他与许敬宗等人把《国史》删改为《实录》，在贞观十七年完成后送呈太宗。
　　唐太宗看完《实录》后，对其他问题并没有表态，惟对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不满意。为此，他向房玄龄强调说：“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樱、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须有隐?宜即改削浮辞，直书其事。”显而易见，太宗要看《国史》目的是为了给史官写玄武门之变定下基调，要史官们把他利用阴谋杀兄诛弟的宫廷政变，写成像周公诛管叔、放蔡叔一样，是“安社稷，利万民”的正当义举。
　　房玄龄与许敬宗听明白了太宗的用意，立即奉命修改《实录》，当然要把太宗不满意的地方修改到他能接受的程度。在这种形势下，房玄龄、许敬宗必然要歪曲历史，掩盖某些历史真相；否则，他们就不能使太宗取得帝位名正言顺，心满意足。这样以来，《实录》便带有倾向太宗夺嫡的内容，把晋阳之谋说成“皆太宗之功”，又说因功高高祖屡次许以太子；把太子建成更是渲染得低庸无能、卑鄙无耻，甚至把建成的防御措施写成“谋害太宗”……如果是这样的话，李世民夺取太子的行动，既有正当理由，又符合高祖的本意。
　　事实证明，唐太宗阅读修改后的《实录》时，已经露出极为满意的神色。房玄龄“寻以撰《高祖·太宗实录》成，降玺书褒美，赐物一千五百段。”许敬宗，“十七年，以修《武德贞观实录》成，封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权检校黄门侍郎。”既然房、许得到太宗的褒美和奖励，当然是《实录》内容体现了太宗的愿望。唐太宗对《实录》由不满到“褒美”，必然是房玄龄、许敬宗按照太宗的用意篡改了《实录》。
　　如此以来，作为唐初历史原型的《实录》利《国史》，已经被蒙上一层歪曲历史的外衣。虽然唐朝的《实录》、《国史》早已看不到了，但根据《实录》、《国史》而来的《旧唐书》，自然会是一脉相承，保持其固有的笔调。北宋欧阳修、宋祁所修的《新唐书》，也和《旧唐书》保持了大体一致的内容。较《新唐书》稍晚一点的《资治通鉴》，也大体如此。欧阳修、宋祁和司马光，在编撰《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必然要参考《旧唐书》，在同一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不能不认为是后者受了前者的影响。而这几部书，却正是后来人们研究唐初历史的主要依据。
　　由此可见，李世民为了文过饰非，而要求史官歪曲历史，使得唐初的历史，特别是有关玄武门之变问题上的历史，都笼罩了一层人为的迷雾。看来，要研究唐初的历史，就必须要揭开这层迷雾。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