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初历史的失实之处，无非是表现在：“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旧史籍里还塞进一些虚构情节，把李渊渲染得荒淫无能；太子李建成则“性残忍，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他庸劣无能，却妒忌李世民功德兼隆，“乃与齐王潜谋作乱”，处处使用卑鄙下流的手段想致太宗于死地。这类处处为李世民杀兄夺太子而掩盖其罪名的历史记载，是怎样被历史学家发现其失实之处的呢?
　　首先一点是因为史官在篡改《实录》的过程中，只是尽可能做稍微的修改，尽量把对李世民不利的历史材料，编排得圆满一点。基于这一点，难免就会出现漏洞，被研究历史的史学家抓住把柄，从而产生疑虑，让人们开始怀疑它的真实性。如此之类，前面也已做了详细的论述。
　　其次主要是根据《旧唐书》与《大唐创业起居注》互相对照而提出的。《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作者是温大雅。李渊从太原起兵后，温人雅是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对当时的情况非常熟悉，作为一名记载历史的史官，他绝对不可能弄错。况且，温大雅在撰写该书时，还不存在太子集团与秦王集团的对立，因此，他不可能有厚此薄彼的思想倾向，态度是客观的。再者，在玄武门政变前夕，李世民“以洛阳形盛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不难看出，温大雅在玄武门之变中是秦王集团的成员，还颇受李世民的信任。处于这种地位的温大雅，在撰写李渊建唐的历史时，当然不会贬低李世民，抬高李建成。所以，《大唐创业起居注》的内容应该是值得信任的。
　　另外，从新发现的文物中也可证明，玄武门之变并不是“安社稷，利万民”的正当义举。李世民希望他杀兄夺嫡之罪合理化，处处命史官篡改历史。岂不知，挖掘出的历史文物也难以为其辩护。
　　如1971年发现的《尉迟敬德墓志铭》，就与玄武门之变有关。尉迟敬德是玄武门之变的重要参与者，他不仅劝李世民早除建成、元吉，而且还亲手杀死了元吉，两《唐书》与《资治通鉴》对此事都记载甚详。所以，当太宗论功行赏时“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万匹，齐王府财币器物，封其全邸，尽赐敬德。”可见，参与玄武门之变在敬德个人的历史上是一件光荣的大事。然而，《尉迟敬德墓志铭》对此事却只字未提。志文编者的按语说：“不知何故，志文于此事只字未及。”无疑，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嫡长子继承制在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李世民以秦王的身份夺取太子的地位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太宗已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持反对观点的人只能敢怒不敢言而已。在这种情形下，《尉迟敬德墓志铭》的撰文者，为了表示自己不赞成玄武门之变，故而在志文中只字不提此事。换句话说，尉迟敬德参与玄武门之变根本不算功劳，不值得称赞。既然在唐初的统治集团中就存在着反对秦王夺嫡的观点，可见，秦王夺太子之位，并不顺应人心，存在着不合理性。如此一来，那些为秦王夺嫡而丑化他人的历史记载，显得多么不堪一击。
　　总而言之，研究玄武门政变的有关历史，不仅要分析辨别有关的文献资料，更要随时注意新发现的实物资料，力争拨开人为的迷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