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刘仁轨，汴州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少时恭谨好学，博涉文史，及长，性刚直敢为。武德初为息州(今属河南)参军时，有个折冲都尉鲁宁，仗势凌弱，历届县丞莫能禁止。刘仁轨与鲁宁约规立章，令其限期改恶。鲁宁仪仗官势，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更加蛮横泼暴。刘仁轨不畏权势，以仗刑打死鲁宁。州司报告朝廷，太宗(时为尚书令)怒召仁轨责问，仁轨历数鲁宁罪状，并说：“我为参军，朝廷所授。鲁宁藐视参军，即藐视朝廷，其罪当诛。”太宗听后，感到刘仁轨刚毅正直，遂擢授栎阳丞(今陕西临潼)。
　　贞观十四年，正值收获稼穑之时，太宗欲幸同州(今陕西渭南一带)校猎，仁轨上表谏陈利害，太宗乃止，并特降玺书劳勉，寻拜仁轨新安令，累迁给事中。显庆四年出为青州刺史。次年，高宗远征辽东，令仁轨监统水军，因误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随军效力。苏定方平百济后，留郎将刘仁愿镇守，又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安抚百济余众。王文度渡海病卒，遂召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以代文度之职。不久，百济王子扶余丰聚众复叛，并派使者向高丽及倭国(今日本)请求援兵。高宗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渡海增援。仁轨与仁师及诸将商议，决定先攻叛贼巢穴周留城。于是，孙仁师、刘仁愿与新罗王金法敏率兵从陆路进攻；刘仁轨与别将杜爽、扶余隆分别率水军和粮船，自熊津江口往白江口进发，以配合陆军夹击周留城。龙朔三年(663)八月十七日，仁轨率水军在白江口与倭兵船只相遇，两军展开激烈战斗。仁轨指挥若定，四战皆捷，倭兵400艘战船被焚，“烟炎涨天，海水皆赤”(《旧唐书·刘仁轨传》卷84)，倭兵溺水而亡者不计其数，余众皆降。百济叛军被平，孙仁师与刘仁愿振旅而还，诏留仁轨勒兵镇守。仁轨遂修录户口，署置官长，整理村庄，劝课耕桑，百济余众，各安其业。高宗因加仁轨六阶，正式授带方州刺史，赐京城宅一区，厚赐其妻子并遣使玺书劳勉。
　　麟德二年十月，高宗封禅泰山，刘仁轨带领新罗、百济、耽罗和倭国四国酋长赴会，高宗大悦，拜刘仁轨大司空。乾封元(666)，迁右相兼检校太子左中护，累前后战功，封乐城县男；三年授熊津道安抚大使，兼浿江道总管。总章二年(669)，回京，以疾申请辞职，加金紫光禄大夫。咸亨初年，复授陇州刺史，征拜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咸亨五年(即上元元年，674)正月壬午，诏为鸡林道(即新罗国)行军大总管，东伐新罗。上元二年(675)二月，仁轨率军大破新罗于七重城，以功进爵为公。其子姪三人并授上柱国，人称其居为“乐城乡三柱里”。其年八月拜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宾客，依旧修国史。
　　仪凤二年，吐蕃入冠，命仁轨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率兵讨之。永隆二年兼太子太傅。不久，以年老辞去尚书左仆射之职，仍以太子太傅依旧知政事。永淳元年(682)四月，高宗幸东都，留皇太子京师监国，诏刘仁轨与侍中裴炎、中书令薛元超留辅太子。翌年八月，诏太子赴东都，令唐昌郡王重福为京师留守，仍令仁轨为副留守(《旧唐书·高宗本纪》卷5)。则天临朝称制，于弘道元年十二月甲戌，复拜仁轨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专知留守事。仁轨再次上书以年老有疾，请求辞去留守之任，并陈述汉朝吕后祸败之事，以劝则天。武后为其诚心所感动，使武承嗣持玺书慰谕，请仁轨“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并以新令改仁轨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 
　　垂拱元年正月戊辰(二十二日，685年3月2日)，仁轨薨于任上，年84岁。武则天辍朝三日，并令在京百官前往吊唁，册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赐陪葬乾陵。
　　刘仁轨墓未发掘。1960年6月，今乾陵镇杨家洼村村民犁地时，在乾陵陪葬墓区的一塌陷的墓穴中发现了“大唐故率更令刘府君(濬)墓志铭”。该墓志的发现，为考证乾陵陪葬者刘仁轨的葬所提供了依据。墓志云：“公讳濬，字德深，汴州尉氏人也。后汉章帝子，河间孝王开十九代孙，曹州使君之孙，尚书左丞相、司空、文献公之子。……以(开元)十八年五月十九日(730年6月8日)合祔葬于文献公陪乾陵旧茔西次，礼也。父子邻址，存亡事君，夫妻同穴，始终全义。”《旧唐书·刘仁轨传》(卷84)载：“刘仁轨，汴州尉氏人。……册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子濬，官至太子中(书)舍人。……濬子冕(晃)，开元中，为秘书省少监，表请为仁轨立碑，谥曰文献。”根据墓志铭文和文献记载，我们认为刘濬墓东即杨家洼村西北约300米处的封土堆为其父刘仁轨墓。
　　文献记载乾陵陪葬墓17座，并未记载有祔葬墓。刘濬墓志的出土，证实该墓为刘仁轨墓的祔葬墓，对研究唐陵的陪葬及祔葬制度提供了佐证。 

唐代帝王陵墓/刘向阳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