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是一座内容丰富的地下博物馆。近年来，已有不少同志就各专门问题进行研究。这里结合文献资料对其所表现的军阵发表一点看法，向专家读者请教。
　　据发掘简报知，秦兵马俑坑由一组四个坑组成，现发掘出一、二、三号坑，另一坑。当时未修成，编为四号(1)。
　　一 号 坑
　　我认为一号坑属于整个军阵中的主军配置，采取的是一种春秋时代和车战相应的“鱼丽之阵”。(2)
　　何以证明其为主军呢?
　　第一，从位置上看。《诗·大雅·常武》：“王谓尹氏，命程伯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陈即阵的本字(3)。历史记载的“左右陈行”的军阵中，主军在右。《左传·宣公十二年》“*敖为宰……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右辕”即右翼置车兵部队(主力)，乃是最明确的记录。再者，商周以来，中国就有主力置右的传统。例如文献记载的战车，就是把执戈矛等武器的主要战士即战车主力置于车右，称“右”或“戎右”。秦俑军阵总体属“左右陈行”，一号坑的位置恰在右侧，与文献记载吻合。
　　第二，从整个编制看，在左右基本对称的军阵中，右侧只置一个一号坑，左侧则置了二、三、四号三个坑。一号坑的面积占去全部军阵面积的一半左右；兵马(约六千)占去全部军阵兵马(近万)的大半。多支队排列的军团中，一支队占有这样的比重，其为军团主力无疑。
　　第三，从具体阵法看。三号坑是指挥所，四号坑未发现遗物(我认为是后勤部队，详后述)：只有一号坑和二号坑是战斗部队，阵法全然不同。一号坑按整体一阵排列，二号坑分成小区队排列。在持以刀戟弓弩相对阵为主的古代战争中，只有列为不可分割的严密一体者，才能完成主军任务。可见其必为主军。
　　“鱼丽之阵”是春秋时代一重要兵法。据记载，所谓“鱼丽之阵”是把自己军队编为类似鱼钻曲簿形的阵式：“先偏后伍，伍承弥缝”(4)，即将步兵之“伍”比做鱼，车兵之“偏”前后左右间隙比做曲簿中心，以车兵编队为主(“先偏”，首先摆曲簿)，然后安排步兵(“后伍”，引鱼入曲簿内)，由步兵补充车与车的间隙(“伍承弥缝”)。
　　一号坑外围为前锋后卫所绕，中心为步车相间排列。从步兵方面看，有五路与车后兵并立(一、十一过洞(5)之大部和四、六、八过洞全部)、插于车兵左右间的步兵纵队，全部编入车兵及前锋后卫组成的严密网中，如鱼钻曲簿。从车兵方面看(车兵本身编有随车步兵)，有六路纵队，比步兵多，显然是作为主体设置的，合于“先偏”。所以，整个一号坑的排列可以认为是“鱼丽之阵”。
　　“鱼丽之阵”具有很高的布阵水平。古人把整个阵比做“鱼”和“曲簿”，采取交错法使步车兵互相凝为一体，具有密和固两大特点。车步凝为一体，车兵的冲杀力为步卒所不及，步卒的灵活性又为车兵所不达，二者各自发挥特有的优势，补充对方。由此“足使三军之众为一死战，莫当其前，莫随其后，后而独出入焉。”(6)攻则如倾盖压顶，以最大最强的合力冲击对方，守则使对方难以突破缺口，结成铁板一块，与对方决战到底。
　　“鱼丽之阵”的出现是中国和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件大事，要研究春秋战国问题，不能不研究“鱼丽之阵”，秦俑“鱼丽之阵”实阵的出现则使这项研究获得了过去所得不到的材料。
　　二 号 坑
　　我认为二号坑属于整个军阵(军团)中的佐军配置，即属于一号主军的偏师，可称为“佐”“奇”之兵。它是一种小队编制，其作用在于既易于集中、又便于分散以执行分头行动的特殊任务。
　　为方便起见，按简报所划区队叙述。
　　二号坑I区为步弩支队。《汉书·刑法志》：“秦昭王以锐士胜。”荀子论兵于赵孝成王，谓“魏之武卒不可直秦之锐士。”(7)此或许就属于“锐士”之精华部分。
　　第Ⅱ区为车兵支队。《尉缭子》讲“兵有备阙”(8)，《左传》记楚国作战有“游阙四十乘”(9)，《周礼》有“阙车之萃”。阙者，缺也。“阙车”即补空缺之车，“游阙”乃流动补缺车之车兵队。第二区队与“游阙”“阙车”情况相符。其一，它在整个二号坑中占比重很大，是一支有较多车辆的车兵队，却没有随车步兵，与历史记载及考古材料一般车兵作战部队有随车步兵的编制不合(10)。只有作为车兵补充车的支队，才可得到解释。其二，第二区队所处位置正好是整个二号坑中离一号主军最靠近的部位，乃“游阙”向主军及时补充车所需的最佳位置。其三，整个二号坑虽属偏师，仍不失为战斗部队。以《左传》“楚子……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左拒，以从上军”，知游阙不只做预备队，必要时也独当一面参加战斗。第二区队列于二号坑，正因为它本身也和其它区队一样具有独当一面作战的性质，其四，秦俑坑是一个极其完备的军阵，从战略上讲，有车兵为主体的主军，也就应该有为车兵补缺车的佐军。当然，文献记载，战国时期出现过单纯车兵的战斗部队，但总体比较，我认为它还是属于“游阙”。
　　第Ⅲ区为步车骑联合支队。
　　第Ⅳ区为骑兵支队。
　　由四支特种支队构成的二号坑置于整个军阵之左侧，与历史记载传统佐军置左相合。就左侧看，它被置于最前列，与它为战斗部队性质相应。从规模上看，它仅次于一号坑而大于其它坑，与它为佐军性质相应。
　　佐军起源很早，春秋时期各国军队中设“佐”官，不只任副职，同时掌握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就是佐军，也称“偏师”。《左传·宣公十二年》：“彘子……以中军佐济……韩献子谓桓子日‘彘子以偏师陷……’”，《资治通鉴·秦纪一·昭襄王五十六年》燕王“……乃发二千乘……自将偏军随之”可证。秦把“佐”也称“戏”。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有“车戏某爰书”语，著录发表时引《说文》“三军之偏也”，《说文句读》“凡非元帅曰偏……”，释“戏，偏师”(11)。似以释“佐”更贴切些，因为这里是官名。
　　历史记载中，原来的佐军和主军在兵种上并不能看出分别，大概只是数量多寡不同而已。秦俑坑佐军由特种兵组成，主军由传统兵组成，在兵种上完全不同，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它反映了整个兵种编制史的变化过程。春秋末到战国时期，由于武器随生产力发展的改进，士兵成份随社会制度的变化，战争规模随政治斗争的迅速扩大，加上游牧民族的侵入，原来的作战方式已远远落后于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车兵越来越对付不了新的战争。于是，“奇”兵——不同于传统车兵之兵种突起，作为一支独立编制的部队出现。起初，它不够强大，不能彻底取代传统兵，只能立于陪衬、辅助地位当佐军；之后，“奇”兵越来越强大，才取代传统主军成为“正”兵，于是有晋中行氏“毁车以为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定时期用新式的、特殊的兵种充当佐军是军队编制史发展的结果和必由之路。
　　第二，这是一种“奇正”战术的需要。据《尉缭子·制谈·武议》、《孙子兵法·势》“奇正”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奇正的打仗战术，一是奇兵、正兵的兵力分配，《孙子兵法》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12)随着战争的升级，没有出奇制胜的打法，没有一支专门的、强大的、能承担普通兵承担不了的任务之“奇”兵，几乎无法取得胜利。
　　四 号 坑
　　我认为四号坑可能是计划要修的后勤部队。《左传》记载孙叔敖军阵有“左追蓐”，四号坑殆即此。
　　《孙子兵法》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13)春秋战国以来的军队，辎重运输多由部队自己承担。象楚国的军队远在公元前597年以前，就有“左追蓐”这一独立后勤部队出现。《史记》载，战国时期，张仪对韩王说：“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14)这里所说的“厮徒负养”不直接参加战斗——从而应是独立的编制。
　　秦俑军阵兵马总数近万，各种兵种应有尽有，体系十分完备而独无后勤部队，于理不通。从历史上军制看，秦俑不应缺这一部分。
　　四号坑位于整个军阵左侧，正是孙叔敖军阵中后勤部队所在的地方，合于“左追蓐”，它处于主军之侧、佐军之后，与历史记载的兵马先行、辎重在后(如邲之战，双方交战已结束时“楚重至于邲”(15))相合，正是后勤部队为主佐战斗部队提供给养的最佳位置。
　　后勤兵在中国产生很早。按中国早期奴隶制时代的军赋制度，打仗的车辆、兵器、粮草等都要奴隶主贵族自理。他们出征，便带一部分为他们做饭，搞杂务供给同时也协助作战的奴隶，这部分奴隶便是最早的后勤兵。奴隶制度发生变化后，这种军赋制度瓦解，军队成份发生变化，“卿无军行，公乘无人”(16)，由贵族携带后勤兵的做法不再存在，于是集中的、整个大部队的后勤兵队出现。如果我对秦俑四号坑的推断不误或者有幸能得到考古材料证明的话，则能使我们对这个问题做出更深入的研究。
　　三 号 坑
　　根据出土遗物，简报中已指出它是一指挥所。但仍有必要再深入一步探讨。
　　古时，指挥官一般居左或中。
　　车战时代，指挥官在车上的位置是左侧。如春秋时韩之战“梁由靡御韩简，虢射为右……”(17)狄人伐卫，卫懿公出战“渠孔御戎，子伯为右……”(18)*之战“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卻克，郑丘缓为右。(19)《资治通鉴》周赧王五十七年魏公子无忌“从车骑虚左自迎侯生”，注曰“古者乘车，尊者在左……”可证。
　　指挥官在整个军队中的位置多是中部。首先，军队中出现三军后，中军主将最大，而且“中军从王”(20)，“王为中军”(21)，“……以中军奉公”(22)，即为中军，其排列当是居中的。《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秋，齐侯伐卫。先驱，谷荣御王孙挥，召扬为右。申驱……。贰广，……。启，……。胠，……。大殿……。”“贰广”为国君兵车的副车兵，居中。孙叔敖军阵“……中权，后劲”——中间置权，权即指挥者。
　　也有居友的。《左传·桓公八年》“楚王上左，君必左……”
　　三号坑的位置?从前后看，在左后稍中，从左右看，在左侧右端，更近中部。为什么要把它设计在这样的位置?以上材料也许能给我们以启示。
　　从历史上的主将居中发展到秦俑指挥所与战斗部队分离而独居中后，首先是为了主将安全。《尉缭子》说“三军大战，若大将死而从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敌者斩，将左右近卒在阵者皆斩，余士卒有军功者夺一级，无军功者戍三岁。”(23)
　　其次，和军队发展的阶段性相联系，是战争深入化、成熟化的反映。《左传》所记*之战：“……齐侯曰‘吾姑剪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卻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24)所记国君和主将要身先士卒打冲锋、置身于队伍最前列。当战争发展到一定时期，主将指挥的部队增多，战争规模增大，战争方式复杂化，指挥者才开始居中，退到第二线。
　　指挥机关从编制上与作战部队分离，是军队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标志。
　　三号坑的名称应为“莫府”，秦俑考古队袁仲一称“军幕”(25)。《资治通鉴·秦纪一·秦始皇三年》有赵将李牧“莫府”的记载，康注曰“师出无常处，所在张幕居之，以将帅得称府，故称莫府。莫与幕同。一曰：莫，大也。莫府，犹言大府。”
　　三号坑布局特殊，出土“帐钩”、鹿角、动物朽骨。这些和军阵出战程序有关。
　　据《左传》记载：
　　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曰：
　　“骋而友右何也?”
　　曰：“召军吏也。”
　　“皆聚于中军矣。”
　　曰：“合谋也。”
　　“张幕矣。”
　　曰：“虔卜于先君也，”
　　“彻幕矣。”
　　曰：“将发命也。”
　　“甚嚣且尘上矣，”
　　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
　　“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
　　曰：“听誓也。”
　　“战乎?”
　　曰：“未可知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
　　曰：“战祷也。”(26)
　　我们可知，春秋时期驻军军阵出战一般有如下程序：
　　第一步，“骋而左右”，通讯兵飞马于“左右陈行”，向各部队传递消息。
　　第二步，“合谋也”，接到命令后，各路将领集中到中军即最高统帅部研究制订作战计划。
　　第三步，“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决策毕，向先世国君贞问吉凶。这叫“卜战”。《左传·昭公十七年》“吴伐楚……卜战，不吉。”《左传·哀公二年》“卜战，龟焦……”《左传·哀公六年》“卜战，不吉。”以哀公二年所记表明，卜战与一般卜问方式相同，用龟甲(当还有其它动物骨头)进行。“先君”范围，据《左传·成公十三年》“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吴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左传·哀公二年》“曾孙蒯聩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无作三祖羞。”一般为“三祖”，包括著名国君和刚逝的前代国君等。卜问前要专门升帐，不露天进行。
　　第四步，“彻幕矣。”曰：“将发命也。”卜问结束，彻帐发命。
　　第五步，“甚嚣且尘土上矣。”曰：“将……而为行也。”“为行即列队。全体士兵接到战斗命令，疏散队列，进入战斗位置。
　　第六步，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为行”时车兵三人都上了车，独言左右下来，知御者不下，控制马匹。刚上车就“执兵而下”，知旨在执兵，车兵兵器平时安放在车。金文车卣有车上画戈之字，王国维说“古者建戈于车上，故画车形并画所建之戈。”《诗·閟宫》“公车千乘……二矛重弓，”高亨《诗经今注》曰：“二矛，每辆车上插两支矛。”殷墟出士兵车，车上多有武器。
　　第七步，“听誓也。”执兵而下是为了听暂。《尚书·牧誓》：“王曰‘称尔戈，比尔干，立尔予，予其誓。前一予即矛。称，举也。比，《说文》谓“相比次也。”知中国自周武王以来，誓师仪式就是全体将士肃立在地，立握武器，洗耳恭听。《尚书·商书·汤誓》：“王曰：‘格!尔从庶，悉听朕言’!”《尚书·周书·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商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王曰……。”《左传·哀公二年》：“简子誓曰……。”知宣誓时由最高统帅主持，一人宣布，大家听，不同于现代的“领誓”。
　　第八步，“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左右再次乘而下，不言“执兵”，大概是把武器又放回了车上，因为不会无故登车又下车的。由此知“战祷”时不带武器。
　　现在，我们再回到三号坑来。
　　三号坑第一单元甲乙丙区相联共同组成一个大厅(我以前后两门来区分。丁区可能是作为机密活动或高级官员做其它用的房子。)这个大厅比第三单元大厅大得多而且结构复杂，其甲乙区武士排列留出了相当宽裕的夹道，亦不似第三单元大厅那么拥挤，所以我认为这个大厅是高级将领“合谋”之处。
　　第三单元大厅结构简单，面积小，武士排列集中，中间无开阔地，最前方靠近第二单元一块完全空出，此厅出鹿角兽骨，简报指出可能是占卜物，判断是正确的。关于鹿角，补充一条证据：鹿角确有用于占卜的，殷墟卜骨中就有，《甲骨文史话》(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19页附一刻字的带角鹿头卜骨照片，可参阅。所以，我认为第三单元大厅是“卜战”专用的。
　　至于更深入的问题，由于我掌握的材料有限，还不能作出判断，但就此已能证实我的观点：三号坑的设计和其阵战程序即指挥作战方式密切关系。从这个角度，经过深入的考古和文献探索，我们就能对秦俑军阵的出战程序做出研究，就能比较仔细地探讨出这个军阵的作战情形，就能向人们展现一个“活”起来的秦俑兵团。此实乃秦俑研究之大喜。
　　注解：
　　(1)《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第11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
　　《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第12期。
　　(2)《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军阵内容及兵器试探》(《文物》1975年第11期)一文曾猜其为“鱼丽之阵”，但所述内容不清楚。
　　(3)《汉书·刑法志》下师古注曰：“战阵之义本以陈列为名而音变耳，字则作陈，更无别体，而末代学者辄改其旁从车，非经史之本文也。”此说比较精确。
　　(4)《左传·桓公五年》。
　　(5)是否恰当，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姑且列入。
　　(6)《尉缭子·制谈》
　　(7)《贤治通鉴·秦纪·昭襄王五十二年》
　　(8)《尉缭子·兵教下》。
　　(9)《左传·宣公十二年》。
　　(10)文献所载，不须赘述。考古材料，如殷墟发现的宗庙遗址前之车兵队就附有徒兵。见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载于《中国考古学报》1947年第2期。
　　(11)《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文物出版社1978年出版，平装本。
　　(12)《孙子兵法·势》。
　　(13)《孙子兵法·军事》。
　　(14)《史记·张仪列传》。
　　(15)《左传·宣公十二年》。
　　(16)《左传·昭公三年》。
　　(17)《左传·僖公十五年》。
　　(18)《左传·闵公二年》。
　　(19)《左传·成公二年》。
　　(20)《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21)《左传·桓公五年》。
　　(22)《左传·桓公五年》。
　　(23)《尉缭子·兵教下》。
　　(24)《左传·闵公二年》。
　　(25)《秦俑艺术初探》，《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26)《左传·成公十六年》。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3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