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战车
袁仲一
秦始皇陵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内埋藏有大量的战车、骑兵和步兵俑，是秦国庞大的军队的缩影。根据已经发掘获得的部分资料推算，三个兵马俑坑总共约有战车一百三十余乘，驾车的陶马五百余匹，骑兵的鞍马一百一十六匹，各类武士俑(包括车兵、骑兵和步兵俑)约七千余件。战车、骑兵和步兵俑按照一定的队形排列，组成军阵，是研究秦国军事史的珍贵资料。本文拟就秦俑坑出土的战车的形制、系驾方法、战车的乘员和徒兵，以及战车的编组等问题作一探讨。
一、秦俑坑战车的形制
一、二、三号俑坑内计有木质战车一百三十余乘，目前已清理出二十乘，其中一号俑坑出土八乘，二号俑坑出土十一乘，三号俑坑一乘。由于俑坑经过火焚和塌陷的破坏，出土的车迹十分凌乱。但根据备车保存的局部遗迹，加以综合考察，仍可复原秦车的原貌。
俑坑出土的战车，依据车上的乘员和职掌的不问可分为四种：一是一般战士乘的战车，二是高级军吏乘的指挥车，三是佐车，四是驷乘车。这四种车的详细情况容后论述。从车的形制观察，除了有的指挥车和驷乘车上有华盖和装饰比较华丽外，其余部分基本相同，都是单辕车，前驾四马，车的主要结构分为乘毅的车舆，转动致远的轮轴和赖以牵挽的辕、衡三大部分。
车舆都是横长方形，前边的左右两角呈圆弧形，后边的两角为直角，舆的两侧有輢，前边有轼，后边有门。舆广约为140厘米，进深110或120厘米，輢高30—40厘米。各部分的详细结构，举例说明如下：
一号俑坑T1方二过洞的战车，舆底遗迹保存比较完整。舆底宽140厘米，前后110厘米。四周有四条宽6，厚5厘米的轸木；中间有五根前后纵置的木桄(宽、厚各4.3米)，以构成舆底的框架。在此框架上有左右密集横置的宽约2厘米的长条竹片，彼此的间距4—6厘米。其上再有一层呈斜方格纹的皮带编织物，从而形成舆底。这种舆底比用木板作舆底的好处是富有弹性，人在车内比较舒适，可减轻颠簸之劳。
舆底的前边及左右两侧有棂格形的围栏，左右两侧的栏上挂有髹漆麻布做的车幕，用以遮尘。围栏的具体结构，如二号俑坑T9方出土战车的围栏，高30厘米，前侧的车栏有立柱五根，左右两侧栏各有立柱八根。立柱的上部有横木三根，其中一根位于柱顶，彼此的间距3—5厘米。围栏的下部有用纵横木条组成4.5×2.8厘米的棂格五层。左右两侧的内侧有髹漆麻布的车幕。车舆的后侧在车门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根斜木，上端缚于角柱上，下端缚于后轸木上，和角柱、后轸木成直角三角形，这就是车门两侧的围栏。门宽约90厘米。二号俑坑T2方出土战车的角柱比较特殊，为两柱并列，一为木柱，一为铜柱，用皮条把两柱捆扎一起，其作用当是为了加固车栏。关于车轼的情况，出土的遗迹无一完整者，从二号俑坑T16方出土的车轼遗迹看，轼似为一根两端呈拱形的横木，置于两侧栏(即輢)的第二根立柱的顶端。
根据一号俑坑出土的残车轮遗迹复原，轮径为134—136厘米，有辐三十根，牙高10(厚2—4厘米)，辐长43厘米(近牙处圆柱形，近毂处扁圆形)，毂长50厘米(最大径24厘米)。轴长250厘米(径8厘米)，轨距190厘米。
车辕，后段位于舆下的部分平直，舆前部分向上逐渐扬起，长350—396厘米，径6—12厘米。辕的前端缚衡，衡长140厘米，径3—5厘米，两端套有圆形骨管。衡上有半环形木*(左车右义)四个，用以贯辔。衡上有两轭，轭呈双歧形，双脚向外侧翻卷，顶端套有骨管，轭通高57.4厘米。轭肢内侧间距40厘米，外侧间距57.4厘米。
因俑坑经过火焚和塌陷的破坏，车上的许多附件多已不存，保存较好的是车轫和华盖遗迹，车轫为近似方形的木框，长40、宽32厘米，均出土于车轮的附近，一轮一轫，支于轮下，用于止车。《说文》说；“轫，碍车也”，段注：“轫，支轮木也”。车行，则把轫除掉，叫作发轫。华盖均出土于高级军吏乘的指挥车上，车上并悬有用以指挥军队进退的钟鼓。华盖以三号俑坑出土的遗迹保存较好，为圆环形，径42厘米、环的中间嵌圆形木板，环的周边等距离的有三个铜环，通体髹黑漆，并彩绘几何纹和云纹的图案。《古今注》说：“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由于缺乏具体的形象资料，华盖的形制怎样，不太清楚。秦俑坑指挥车上出土的圆形构件，上有绚丽的花纹，形制象伞，但比伞小，并没有弧度，疑为华盖。
上面就秦俑坑出土的战车的形制，根据各车保存遗迹作了结合性的叙述。由此，对秦代战车的结构获得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秦代的战车和殷周及春秋战国时期车马坑内出土的车子相比，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第一，车辕较长。殷周时代的车辕，长者298厘米，一般为260厘米左右；春秋战国时代的车辕，长者340厘米，一般300厘米左右(参见杨泓《战车与车战》，《文物》1977年5期)。秦俑坑出土的战车的车辕长350—396厘米。辕短，车子转弯虽然灵活，但牵引较费力，也不易使车平稳。长辕使车易于平稳，较省力，不但利于平原地区行驰，亦利坡地行弛。
第二，轮辐增多。殷周时代的轮辐多者二十六根，少者十八根，一般为二十一至二十四根；春秋战国时期，轮辐一般为二十五或二十六根。秦俑坑出土的战车及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的两辆铜车，轮辐均为三十根，与《考工记》所说：“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之数相同。辐多侧轮坚，反映了制轮工艺的逐步提高。关于轮牙，《考工记》说：“凡为轮，行泽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泽，则是刀以割涂也，是故涂不附。侔以行山，则是抟以行石也，是故轮虽敝，不*于凿”。郑注：“抒，圆厚也。”秦俑坑出土的战车的轮牙两侧为弧形面，践地面窄，利于泽地泥涂行驰，牙的两侧为弧面，车行产生离心力，使泥不致粘附轮牙上影响车速。
第三，车舆增大，车轴短，轮距较小。殷周时代的车舆比较窄狭，舆广为94—150厘米，进深73—107厘米。春秋战国时的车，舆广为100—130厘米，进深82—100厘米。秦俑坑的战车，舆广140厘米，进深110或120厘米。由此可见舆广在逐渐增大，车上的乘员一般都是三人，车舆大，人在车内不致过于拥挤，也便于战士在车上操兵与敌格斗。
殷周时代的车轴长约300厘米左右，轨距为215—240厘米：春秋战国时代的车轴多数为240厘米左右，轨距155——200厘米，秦俑坑的战车轴长约250厘米，轨距190厘米，接近春秋战国轴长和轨距的数值。殷周时代的车，轴长、轨距宽、车舆小，行崎岖及窄狭道路不便，在人多、车多的情况下不但行驶不便，且易出现击毂折轴。为了避免这些弊端，所以车轴缩短、轨距变小，车舆相应增大。
第四，秦俑坑出土的战车一律无盖，与“古之战车不巾不盖”的说法契合(《后汉书·舆服志》)，这样便于车士立于车上或持弓弩远射，或操戈与敌格斗。这也是战车与一般乘车的重要区别。再者，一般乘车为坐乘，战车需要立乘，有车盖、车帷反而不便。因此，战车又名立车、高车。
第五，秦俑的战车各部分的比例与《考工记》所言有许多相合之处。如《考工记》说：“舆人为车，轮崇、车广、衡长，叁如一，谓之三称”，郑玄注：“称，犹等也”。俑坑出土的战车，轮高134—136厘米，衡长和舆广各为140厘米，三者的数值基本一致。再者，《考工记》说：“轮已崇，则人不能登也；轮已痹，则马终古登*也。故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六尺六寸之轮，轵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轸与*焉，四尺也。人长八尺，登下以为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车轮过高，则人上车比较困难；轮过低，则马牵引不便。从地面到舆底的高度约为人身高之半比较合适，俑坑出土的战车轮高134-136厘米，轵崇(即从地面至轴的高度)约为67或68厘米，加上轸和伏兔的高度约80厘米左右，约为人身高之半，举足即可登车，比较方便。这与马的高度也比较相宜，秦马至鬐甲高133厘米；车舆至地面的高度约80厘米，车辕从舆前向上扬起，至辕端高约150厘米，减去轭体的高度，与马颈的高度基本相等，这样，既不会抑压马颈，又不会使车舆产生轩轾，高低适度，这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经验的总结。
第六，中国古代的战车，有的辕端装有兵刃，轮毂缚有铁笼，如《七国考》引《春秋感精符》说：“齐晋并争，吴楚更谋，……作冲车，励武将，轮有刃有剑以相振惧”。《淮南子注》说：“冲车，大铁著其辕端，马被甲，车被兵，所以冲于敌城也”。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T3、T5、T13试掘方内的战车附近，曾出土七件四方锥形的铜兵器，长18.8厘米，末端有钉孔。因出土时已离开原位置，原来安装于何处不明，根据出土的位置是在陶马前部，一辆车两件，因而有可能是装于车衡的两端，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装于两轮上的可能。
另外，《史记·田单列传》说：“燕使乐毅伐破齐……而田单走安平，令其宗人尽断其车轴末而缚铁笼。已而，城坏，齐人走，争涂，以軎折车败……惟单宗人以铁笼故得脱。”又《吴子》说，魏国的战车，“缦轮笼毂”。这说明车轴的轴末过长，在众车争道的情况下，易于断折。古代的车战，是双方的战车错毂而战，双方战车的车毂也易于掩击，为了避免轴折车败的危险，于是把轴末变短，有的并在车毂上安装铁笼的防护设备。兵马俑坑出土的战车，轴末均较短，但没有发现铁笼的防护装置。
二、秦俑坑战车的系驾方法
中国古代马是怎样挽车?人是怎样控驭车马?是研究古代车制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发现的许多车马坑，由于车马的鞁具都已腐朽，古文献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由于文字过于简约，后人不易索解，因而古代车马的系驾方法怎样，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车马鞁具，因经火焚仅存零星残迹，但参照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上的马具，仍可大体窥见秦代战车的系驾法。
(一)挽车的马具及轭靷系驾法
秦俑坑出土的战车都是双轮、单辕、辕端有一根横木称为衡，和辕十字相交用革带捆缚一起。衡上缚有两轭。车前驾有四匹马，中间的两匹马称为服马，服马两侧的马分别为左骖马和右骖马。两匹服马的颈上各驾一轭，骖马颈上无轭，是用一条环套状的皮带——靷，套于骖马的胸部用以承力挽车。
轭的形状，前已言之，呈双歧形，上部称轭体，下部称轭肢。轭肢的双脚向外侧翻卷。用革带把轭缚于衡上。革带有一定的松动性，可减杀因车的颠簸起伏而给马颈带来的压力。两匹服马分别位于车辕左右两侧，颈上各负一轭。轭的双脚之间以带(古名颈靼)相连，括约马项，以防车行坡地辕衡上仰造成轭从马颈上拔脱(1)。左右服马轭的内脚上各连一根靷绳，靷绳的末端结于舆前的一个套在辕上的粗绳环上(2)，从此粗绳环上再连一根靷绳，其末端系结于舆下的辕、轴交叉点上。这就是说服马的靷分为前后两段，前段是左右服马各有一根靷绳，后段是两匹服马共用一靷，前后段靷绳之间以一个粗绳环相连。过去人们只知道服马是负轭拉车，而不知道服马轭上有靷，于是便把这种系驾方法称为轭式系驾法，并认为服马用轭拉车时的着力点是在马的颈部。现在看来，服马拉车是靠轭、靷，其着力点是在颈与肩甲部位，这样牵挽力量比较大，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牵引法，可名之为轭靷式系驾法。
在服马两侧的左右骖马挽车的方法，根据一号俑坑T2方二过洞左骖马身上存留的挽具遗迹，是根宽约3厘米的长皮带(古名之为靷)，皮带的后端系结于舆下，皮带的前端呈环套形，套在马的胸脯上，约束着马胸。为了防止环套下坠，使环套始终保持适当的位置，骖马拉车的着力点在胸部，胸部肌肉宽博，承力面宽，易于使力。
过去人们认为服马无靷，骖马有靷，而骖马的靷是双靷。秦俑坑出土的战车和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证明，骖马、服马都有靷，均为单靷。单靷挽车用力不易平衡，不如双靷好，但是双靷的出现较晚，它是汉代伴随着双辕车的盛行而发展起来的。单靷式挽车法，是中国古代早期挽车法的特征。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改进，使其由低级到高级逐步提高。
秦俑坑出土战车的系驾法和西方古车的系驾法相比，是较先进的。如公元前三十世纪至十六世纪时地中海地区的美索不达米亚的车，系驾方法是用颈带把马颈缚于衡上，马以颈负衡曳辕载舆而行。到了公元前十五、十四世纪时，克里持、埃及等地的车，系驾方式稍有改进，开始使用轭和腹带，“地中海地区车的系驾方式至此基本上定型了，古代希腊、波斯、罗马的车，都沿用这种系驾方式”(3)“它的严重的缺点是：由于颈带压迫马的气管，马奔愈疾，则呼吸愈困难，马力无法充分发挥”(3)。到了公元八世纪，西方的系驾方法才由颈式系驾法改成胸式系驾法，颈带压迫马气管的问题才得到解决(3)。而我国远在秦代以前的殷周时代，就以轭、靷挽车，服马的承力点在颈肩，骖马的承力点在胸部，不束压马的气管，马力易于发挥。
(二)御手驾驭车马的方法
古代战车的驾驭方法与一般乘车稍有不同，一般乘车上的御手是坐在车上驾驭，战车上的御手是站在车上驾驭。秦俑坑出土的御手俑都是立姿，双臂前举，双手半握拳控驭马缰(古名之为辔)。站在车上驾驭奔驰的车马，人在车上不易掌握平衡，比坐在车上驾驭要困难得多。那么战车上的御手为什么要站着驾驭呢?因为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车马或飞速奔驰或急骤左旋右旋，必须使车马随逐人意，稍一疏忽或行动迟缓，就是车失偏列，造成全军的败绩。立乘虽不易掌握平衡，但却比坐着驾驭行动灵便，控驭得力。再者，战车上的另外两名武士，要持兵与敌人格斗，必须立乘，坐乘则不便。一辆战车上如果御手坐乘，而另外二人立乘，则军容不整，气势不够威武。
御手立在车上怎样控驭车马，使车马或疾或徐，或前或后，或左或右，随逐人意。根据秦俑坑出土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主要是靠辔和衔、橛、策錣。辔就是缰绳。一号兵马俑坑内出土的辔为宽约1.8厘米的窄长皮带，前端系结于马嘴角的衔环上(4)，后端握于御手手中。每匹马两根辔绳，四马共八根。其中左右服马的内辔不须牵挽，只要牵动其余的辔绳，即可指挥车马左转、右转，因则把这两根辔绳系在御手前边的*环上(5)，而御手的左右手各执三根辔绳，手中共握六根。正如《诗经》所说的：“四牡孔阜，六辔在手”(《秦风·小戎》)，乘其四路，六辔沃若”(《小雅·裳裳者华》)，“四牡騑騑，六辔如琴”(《小雅·车牵》)。
衔、橛、策、錣都是御马的工具，《淮南子·汜论训》说：“以朴法之重，治既弊之民，是犹无镝衔橛策錣而御*马也”。衔，是马勒衔，含于口中；镝是带刺的衔；橛，是带刺的棒状长衔，和衔一起置于马口中。一号俑坑T2方二过洞的左骖马的头上曾出土完整的衔、橛、络头一套。络头是由皮条串联六十三个铜管及六个大铜泡、四个小铜环组成，并连有铜衔和木橛。这些东西出土时原位未动，络头仍套在马头上，衔橛含在马口中，衔、橛的末端和辔绳相连。御手牵拉辔绳，连动衔橛，以控驭车马。橛，本是带刺的金属棒状长衔，而俑坑出土的为木橛，为明器而非实用物。
策，是马垂；缀，是策的顶端安有尖锥形的针，用以控驭烈马。兵马俑坑内曾出土策錣下端的铜饰件(握手)，而末见完整的策錣。策多以竹制作，长约1.5米左右(6)，御手执之以驭马。
辔绳、衔橛、策錣等马具，籍以控制车马使之进退或左转、右转。但如何能使四马合力和谐曳车，而不致互相拥挤影响车速，或骖马外逸形成分力，这亦是御手驭车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从一、二号兵马俑坑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看，防止四马互相挤压的主要设施是胁驱。胁驱的形状为横丁字形，末端套有带三个尖齿的骨管，用皮带悬吊于左右服马外胁部位(7)，如果骖马内靠，则尖齿刺其胁部。胁驱横长约20厘米，这就使骖马的与服马之间的距离始终不会小于20厘米。
关于防止骖马离开正道而外逸的设施，俑坑内未见完整的实物资料。参照秦始皇陵铜车马可知，是籍助于缰防止骖马外逸。缰的一端呈环套形套于骖马颈上，另一端系于衡上，以此约束骖马使其和服马朝着同一方向合力曳车前进。
《诗·大叔于田》说：“执辔如组，两骖如舞，……两服齐首，两骖如手”。御手控驭车马得心应手，服马曳辕，骖马如左右手相助，四马谐和，马随人意。这固然需要御者有高超娴熟的技艺，另外也需有完备的控制辔组、衔橛、策錣、胁驱等鞁具。没有这些鞁具，则无法使马随逐人意。完备的鞁具和娴熟的技艺二者缺一不可。孔子说：“若夫御勒无失，则控御有力，輗*(左车右元)斯正，则夷险可履。……若乃蹉跌稍失，用舍不精，非徒败律丧师，抑亦失身陨志。其为执御者，不可不慎欤”(《册俯元龟》卷八四五，执御条)。
三、秦俑坑战车的分类和车上的乘员
古文献中关于战车的名称说法不一，有战车(《战国策》)、兵车(《考工记》)、武车(《韩非子》)、轻车(孙膑兵法》)、革车(《周礼》)……等等。由于战车的说法不一，关于战车的分类也就相互歧异。蓝永蔚先生的《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版)曾把战车的分类概括为《周礼》分类和孙武分类法两种，并分别作了考证。《周礼》把战车分为戎车、广车、阙车、苹车、轻车五种。戎车、轻车、阙车其实是一种车，都是攻击型的战车。在车的结构方面没有区别，只是乘员和职掌略有不同。戎车是将领乘的指挥车；轻车是战士的驰驱攻击的战车；阙车是后备车，车阵中如有车损坏以之补阙。苹车和广车是防御用车。苹即屏，是“对敌自隐蔽之车”，军队宿营时可连苹车以为军队周围的屏藩。广车的含义不太清晰，似与苹车的作用相同。孙武把战车分为驰车和革车两大类，即攻车和守车。较《周礼》的分类法简单明确。
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出土的战车，都属于攻击型的轻车类，目前没有发现供防御用的车。车的名称和分类法，为避免定名不准、分类不确，没有与古文献上的名称及分类法比附。而根据车上乘员和职掌的不同，分为一般战士乘的战车，军吏乘的指挥车，二人乘的佐车，四人乘的驷乘车。驷乘车亦属于指挥车，其实是三种。
(一)战士乘的战车
秦俑坑出土的一般战士乘的战车，轮高舆短，不巾不盖，驾四马，车速快，便于往来驰驱。每乘车上有甲士三人，即御手、车左和车右。如二号兵马俑坑右侧的方阵，有战车八列，每列八乘，共六十四乘战车组成一千方阵。每乘车上都有甲士三人在车后作横一字形排列。御手居中，车左和车右分立于御的两侧。御手身穿长襦，外披铠甲，胫著护腿，颈上围有盆领(即颈甲)，头上戴有巾帻及长冠，双臂前举作牵拉马缰(即辔)状。车左身穿长襦，外披铠甲，胫著护腿，头戴巾帻，右手持长兵(矛、戈、戟等)，左手作按车状。车右的装束与车左相同，姿态相反，是左手持长兵，右手作按车状。是整装待发的姿态，只要一声令下，即腾跃登车，驰骋疆场。
车上有甲士三人，这与文献和以往的考古资料相符。《尚书·甘誓》记载，夏后启与扈战于甘，左不攻于左，妆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左即车左，右即车右，御即御手，一乘战车三人，职掌各不相同。《司马法》记载：“甸六十四井，出长毂(即战车)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备具，谓之乘马。”殷墟小屯C区M20车马坑出土的一辆四马车，殉有乘员三人和武器(《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一九四七年)。类似的资料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上述资料说明了这样两个问题：①从殷周到秦王朝，战车上的乘员都是三人，是战车乘员的固定人数，②三名乘员在车上的位置，文献记载和俑坑的实际情况相符，都是御手居中，车左、车右分居左右。因为当时的战车都是单辕驾四马，驾车的人站在车之中间正对车辕，便于保持车的平衡，也易于控驭骖马和服马，车左和车右分立左右，因为古代车对车的交锋战，是错毂而战，甲士要从车的两侧与敌兵械相斗，即上文所说的“左攻于左”、“右攻于右”。所以车上的三名甲士在车上必须有横向一字形排列。横向排列是适应作战的需要，行军时不一定受此限制。如日人林已奈夫编的《汉代文物》插图7—19，汉代画象砖上的兵车，三人在车上分前后两排站立，前排左为御手，右边持钩兵者为车右，后排持戈者为车左。同上书插图7—45，孝堂山画象石上的兵车，御手、车右、车左依次由前向后作纵行排列，輢上插戟两柄。这两个图象上的兵车，都不是交战的情况，是行军。
战车上三甲士的职责，郑笺云：“兵车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诗·閟宫》)。《尚书·甘誓》孔氏传：“车左，左方主射”，“车右，勇力之士持戈矛以退敌”，“御以正马为政”。御者的职责是控驭车马毫无疑义，至于说车左主射，车右持矛戈退敌，事实上不会有这样机械地分工。秦俑坑战车上的车左和车右均手执戈、矛等长兵，在车的附近还伴出有成束的铜镞。古代战车上配备有五兵：弓矢、殳、矛、戈、戟。远则用弓弩射之，近则用戈、矛击刺，是车上两名甲士共同的职责。战国时战车上的车士要经过挑选，《六韬·武车士》说：“选车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长七尺五寸(1.73米)以上，走能逐奔马，及驰而乘之，前后左右上下周旋，能缚束旌旗，力能彀八石弩，射前后左右皆便习者，名日武车之士。”这段文字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选车士的标准为年龄在四十岁以下，身高1.73米以上，奔跑速度能逐奔马，行动轻捷，力量大；二是车士的职责和作战方式，除在车上持弓射前后左右或持戈矛格斗外，还要在前后上下周旋。所以古代的车战，双方的战车相向冲击错毂交战，车士不一定必须机械地立在车上与敌兵刃相接，亦可下车持弓射击或操戈撕杀。当然不能离车太远，失去编列。在战车和徒兵结合的情况下，要以立于车上格斗为主。
一辆战车是车战中的一个最小单位，车上的三名甲士谁为甲首(即车长)?有的学者认为“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首，称车左，又称甲首”(8)。有的说：“中人主御，是为甲首”(9)。秦俑坑出土的战车上的三名甲士，车左和车右都不戴冠，只有御手俑头戴长冠；车左和车有穿的铠甲甲片大、札叶少，御手俑的铠甲甲片小、札叶多，俑坑出土的步兵俑，一般士卒头不戴冠，身穿的铠甲与车左和车右的铠甲相同；只有军吏俑头戴冠、身穿的铠甲甲片小、札数多。御手俑的冠与步兵俑中的下级军吏俑的冠完全相同，甲衣的札数和甲片的大小与之近似，秦俑坑出土的各类兵种的武士俑，等级的主要区别是冠和甲衣不同。由此可知御手俑的地位高于车左和车右，应为甲首。
(二)军吏乘的指挥车
古代车战时主帅乘的车是指挥车，在春秋中期以前各国的军队还没有指挥军队的专职将领，军队的主帅、副帅多由国君或大臣担任，这时的指挥车就是国君或大臣的乘车。到了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和军事科学的发展，各国都出现了职业军事家，有了专职的将领，这时各级将领的乘车为指挥车。车上有指挥军队的进退的金、鼓，由将领掌握，另有御者和勇力之士充当车右。
秦俑坑出土的军吏乘的指挥车，车的结构与一般战士乘的战车相同，都是属于攻击型的车，高轮短舆、不巾不盖，前驾四马。但车上的装饰华丽，有精细的彩绘花纹，高级将领的车有华盖。
秦俑坑出土的指挥车，车上亦有乘员三人，即军吏、御手和车右。军吏有高低之别，高级军吏俑(俗称将军俑)都穿彩色鱼鳞甲，戴鶡冠；中级军吏俑穿带彩色花边的前胸甲，戴长冠。指挥车上的御手俑和车右俑都头戴长冠，身穿铠甲。
指挥车上的三名乘员所处的位置，有将领居中，居左二说。《文献通考·车战》：陈氏礼书曰：三代乘车之礼，君居左，车右处右，仆居中，故造车者必慎于左。……此特乘车为然，若兵车则驭者在左，戎右在右，将帅居中。昔晋伐齐，卻克将中军，解张为御，郑缓为右。卻克伤矢，流血及屦，鼓音未绝，曰：‘余病矣!’解张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卻克伤矢而未绝鼓音，则将在鼓下矣，解张伤手而血殷左轮，则御在车左矣，然此将帅所乘车也”。这是说将帅所乘的指挥车与一般乘车不同，是将帅居中，御者居左，车右处右；乘车是尊者在左。但是，主帅也有居左者，《公羊传·成公二年》记载，逢丑父为顷公之车右，面目与顷公相似，衣服也与顷公相似，代顷公当左。这又与一般乘车相同。
秦俑坑指挥车上乘员的位置有如下四种排列法，①军吏居中，御者居左，车右居右；②分前后两排，前排一人为军吏，后排二人，左为御者，右为车右；③军吏居左，御者居中，车右居右；④分前后两排，前排二人，军吏居左，御者居右，后排一人为车右。这四种排列法可归纳为两类，①、②为一类，是军吏居中，御者在左，车右处右。③、④为一类，军吏居左、御者居中，右边为车右。可见，车右的位置是不变的，军吏和御者或居中或居左。
指挥车上乘员的职责，《左传·哀公二年》记载晋国与郑国铁之战，晋军“以徒五百人攻郑师，取蜂旗于子姚之幕下”，大败郑师。战争结束后论功时有段生动的对话。统帅赵简子说：“吾伏*呕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车右，太子说，“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御者，邮良说：“两靷将绝，吾能止，我御之上也”。这条资料清楚地说明了指挥车上三名乘员不同的职责。将帅掌握金、鼓，古代作战是靠金鼓铃旗指挥。《尉缭子》说：“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铃传令也”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鼓失次者有诛，喧*者有诛，不听金鼓铃旗者有诛。”一号兵马俑坑的指挥车上曾发现完整的鼓迹和铜甬钟(10)，可为佐证。
御者的职责是驾驭车马，保证车马进退有节，安全奔弛，否则为失职。《礼记·檀弓》记载，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公*，佐车授绥，使庄公才免于难。御者县贲父感到失职和羞辱，遂自杀。这说明御者责任的重大，驾驭的好坏关乎将帅的生命及全军的胜负，御者除了驭车外，当主帅受伤时可代掌金鼓。如晋国和齐国战于*，主帅卻克伤于流矢，御者解张“左并辔，右援枹(桴)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左传·成公二年》)。御者的职责如此重要，因而要经过严格的选择和训练，《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除吏律》说：“驾驺除四岁，不能驾御，赀教者一盾；免，赏(偿)四岁繇(徭)戍。对一般御者的要求如此严格，对驾各级指挥车御者的要求当更严，都是有较高地位技艺娴熟的人执御。
车右的职责，主要是与敌格斗，保护将帅的安全。如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楚与晋战，“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乙卯王乘左广，以逐赵旃，旃弃车而走林，屈荡搏之，得其甲裳”(《古今图书集成》卷一〇二)，说明车右参与格斗。《礼记·檀弓》记载，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马惊败绩；庄公坠于车下。庄公斥责车右卜国无勇，卜国自杀。这又说明车右有保护主帅安全的职责。若遇险路车右要下来推车，如*之战，“晋解张御卻克，郑丘缓为右……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左传·成公二年》)；若遇沟渠，车右要下车扶持之，以防车的倾覆(《礼记·曲礼》)。指挥车上将吏掌握金鼓，御者驾车，所恃以周旋迥护者全赖车右，所以必须选取身高而多力者充当车右。《国语·晋语》：“知栾纠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使为戎御；知荀宾之有力而不暴也，使为戎右”。又《史记·商鞅列传》：“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
(三)驷乘车
秦俑坑出土的绝大部分战车上有乘员三人；但也有例外，二号俑坑T2方和三号俑坑各出土一辆四人乘的驷乘车。二号俑坑T2方出土的驷乘车，因经火焚车已不存，形制不明。车前有四匹陶马，车上有陶俑四件，其中一件双手作揽辔状，当为御手；一件穿带彩色花边的前胸甲，戴长冠，为军吏；另外两件俑的装束和手势与一般战车上的车左和车右俑相同，四件俑分作前后两排，前排一件为御手俑，后排三件，中间为军吏，两侧为车左、车右。三号俑坑出土的驷乘车，车上彩绘花纹，有华盖，驾四马，车的级别较高。车上的四件陶俑：一为御手，一为军吏，其余二俑为甲士。御手俑的装束、姿态与指挥车上的御手俑相同。军吏俑，戴长冠着红色长襦，披带有彩色花边的前胸甲，长裤，腿有胫缴，左手作按剑状，右手持物不明。两名甲士俑服饰相同，一俑戴冠，一俑无头，冠饰不明。
车上有乘员四人的十分罕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秋，齐侯伐卫……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为右，烛庸之越驷乘”；又“(昭公二十年)公闻乱．乘驱自阅门入，庆比御公，公南楚骖乘，使华寅乘贰车；及公宫，鸿**驷乘于公”。《左传·文公十一年》记载：鄋瞒侵齐，遂伐我。公卜使步孙得臣追之，吉。侯步夏御庄叔緜房甥为右，富父终生驷乘。冬十月甲午，败狄于咸，获长狄乔如，富父终甥*其喉，以戈杀之。……初，宋武公之世鄋瞒伐宋，司徒皇父帅师御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毂甥为右，司寇牛父驷乘，以败狄于长丘”，此次战役，皇父及毂甥、牛父皆战死，独耏班生还。杜注：“驷乘，四人共车，是在如下的几种特殊情况下出现的：①鲁、宋两国与长狄作战时，指挥车上改为四人共乘。②齐侯伐卫，把战车的编组分为先驱(前锋)、申驱(次前锋军)、贰广(公贰车)、启(左翼)、胠(右翼)、大殿(后军)等部，而殿军的帅车四人共乘。(3)卫国内乱，卫公闻迅逃逸时其车驷乘。这三种情况下出现的驷乘车，都含有加强战斗力的意思，因长狄多徒兵，习惯步战，为备不虞，增强格杀护卫力量有必要改为驷乘。殿军的帅车及卫公逃逸时的乘车四人共乘，这样，车上护主退敌的力量就由原来的车右一人变成了两人。但是，毕竟古代的战车舆短，增加一人会影响车速，同时因车上拥挤，不利于甲士操戈。所以四人共车制不适于一般战士乘的战车；它只是在非常情况下，具有特殊作用的乘法。
秦俑坑出土的两辆驷乘车，从出土的位置看，二号坑的驷乘车位于车阵的右前角，三号俑坑为指挥一、二号兵马俑军阵的指挥部，里面只有驷乘车一辆。可见这两辆车居于重要的地位，似有特殊的作用，因而四人共乘。
(四)佐车
二号兵马俑坑的左侧的骑兵阵前有战车两列，每列三乘，共六乘。车前皆驾有四匹陶马，车上有武士俑两件，一为御手，一为车右。御手俑的装束、姿态与指挥车上的御手俑相同，车右俑、披甲，戴长冠，地位高于一般战车上的车右。
古代战车上的乘员多为三人，而此六乘车上只有二人，御手居左，车右处右，疑为佐车，又名副车。《礼记·少仪》：“乘贰车则式，佐军则否”。郑注：“贰车、佐车皆副车也，朝祀之副曰贰，戎猎之副曰佐”。车战时指挥车后是跟有佐车的，如鲁公及宋人战于乘丘(今山东曲阜西北)，县贲公为鲁公乘车的御手，卜国为车右，“马惊败绩，公队，佐车授绥”，郑注：“戎车之贰曰佐，授绥乘公”(《礼记·檀弓》)。又《左传·昭公二十年》：使华寅乘贰车跟随在卫公车之后，“过齐氏，使华寅肉袒执盖，以当其阙”。杜注：“阙，空也，以盖当侍从空阙之处”。这条资料清楚地说明佐车上只有二人，空缺一人。佐车是主车的后备车。
二号兵马俑坑左侧的骑兵阵，有骑兵九列，每列有马十二匹；另有二人乘车二列，每列三辆，居于骑兵阵的前端作为阵首。排阵的顺序是：战车、骑兵、战车，其后接着是八列骑兵，骑兵阵首为什么要有二人乘车两列?车上御手和车右的装束与俑坑出土的指挥车上的御手和车有的装束相同，说明车的级别较高，不是一般战车。可能是骑兵阵中军吏的佐车，或名之为副车，骑兵的军吏主要乘马，车作为备用。这种车文可以作为骑兵阵中的机动车使用，它与车阵中指挥车的佐车又不同。
四、秦俑坑战车后的徒兵
古代车战是车徒结合，每辆战车后都配备一定数量的徒兵(即隶属于战车的步兵)，行军时“车驰卒奔”，作战时，战车在前，徒兵在后辅助战车作战，或把徒兵分成几组置于战车前及其左右，实行夹辕而战。车徒结合构成一个最基本的编制单位。《司马法》：“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备，谓之乘马”。这种军赋制度和车徒结合的编制基本上是一致的。秦代战车与徒兵的关系，据秦简《秦律杂抄》记载：“军人买(卖)禀禀所及过县，赀戍二岁，同年食、敦(屯)长、仆射弗告，戍一岁”。这条律文是说，军人在领粮地方和路经地县出卖军粮，罚戍边两年，同车食和屯长、仆射不报告，罚戍边一年，“同车食”，指同届一车一起领军粮的军人，包括车上的甲士和徒兵，反映了车徒结合成为一个编制单位的关系，这和殷周春秋时代的情况是相同的。但是，战国以至秦统一时，由于步兵已成为独立的兵种，车徒结合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秦兵马俑坑出土的情况就反映了这种变化。
(一)每乘车的徒兵数
秦俑坑出土的战车和徒兵的情况可分为两种：一是车后没有徒兵，如二号俑坑右侧的车阵，六十四乘战车组成方阵，每辆车上只有甲士三人，车后没有徒兵；二是车后有徒兵。第一种情况放在后边讨论，这里先介绍第二种车后的徒兵。
秦俑坑的每乘战车后的徒兵数，根据俑坑局部发掘获得的资料，目前已知者约有如下几种：①车后有徒兵俑八件，如二号兵马俑坑的九过洞内的一至五号战车，十过洞的一至六号战车，十一过洞的一至三号战车，每乘车上有甲士俑三件，车后有徒兵两列，每列四件，共八件。②车后有徒兵俑二十八件，如二号兵马俑坑九过洞的六号战车，十过洞的七号，十一过洞的五号战车，每乘车上有甲士俑三件，车后有徒兵俑七列，每列四件，共二十八件。这两乘战车居于二号坑兵马俑军阵的殿军部分，③车后有徒兵俑三十二件，如二号俑坑十一过洞的四号、六号战车，作前后纵队排列，四号车为一般战车，六号车为指挥车，每辆车上有甲士俑三件，车后有徒兵俑八例，每列四件，共三十二件，④车前后有徒兵俑九十二件，如一号俑坑的T1方二过洞和T19方十过洞的战车，车上有武士俑三件；车前有徒兵俑三列，每列四件，共十二件；车后有徒兵俑二十列，每列四件，计八十件，车前后共有徒兵俑九十二件。
古代一乘战车后面跟随徒卒多少?历来说法不一。《司马法》依井田的军赋之制，说畿内采地，每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畿外邦国，每车一乘，甲士三人，徒卒七十二人(11)，《国语·齐语》吴韦昭注：谓“齐法以五十人为小戎”，《李卫公问对》：“靖曰：……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另外，还有一乘车有徒兵十人、二十人、三十人等说。
根据考古资料中的金文和大多数古文献资料来看，西周和春秋时代一乘战车有徒兵十人之说比较可集。《禹鼎》铭文：“*武公乃遣禹率公戎车百乘……徒千”。《孟子·尽心篇》说：“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左传·闵公二年》：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左传·定公四年》：“王於是乎杀管叔而放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管子·伯形》记载，齐桓公“因命以车百乘，卒千人，以缘陵封杞；车百乘，卒千人，以夷仪封邢，车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卫”。又五年(公元前681年)狄人伐，“桓公告诸侯曰：请救伐，诸侯许诺。大侯，车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车百乘，卒千人”。上述资料都是每乘战车有徒卒十人，这好象是西周、春秋时代的固定编制。
秦俑坑出土的战车，车后随员数与文献记载不符，车后有的有徒兵，有的则无。有徒卒者，又有八人、二十八人、三十二人、九十二人的区别。俑坑如果全面发掘，一定还会有新的配置徒兵的数字出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关于车后无徒兵的问题，要从车、步、骑在战争中地位的演化方面来考察。殷周至春秋时代的战争，主要是车战。每乘车上有甲士三人，车后跟有徒兵，“车驰卒奔”，是当时行军和作战时的基本情况。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是战车，徒卒仅起辅助作用。车队一旦被击毁或击溃，胜负即定。到了战国时代，兵种发生了变化，步兵和骑兵相继成为独立的兵种，与战车互相配合作战。“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孙膑兵法·八阵》)。这样，独立步兵可以代替车后的徒兵配合作战。这当是二号兵马俑坑右侧车阵都是战车而无徒兵的原因，是当时车阵编列不同于前代的新情况。
秦俑坑战车后的徒兵数，二号俑坑和一号俑坑互相歧异。二号俑坑车后的徒兵数有八人、二十八人、三十二人等三种。其中八人者十四乘车，二十八人者三乘，三十二人者二乘。从数量上说以有徒卒八人的战车最多。从战车在队列中的位置方面观察，有徒卒八人的战车居于车队的前部，是车阵的主体；有徒卒二十八人、三十二人的战车，处于车队的后部，为殿军，其中有指挥车一辆。可能为了加强护卫指挥车的力量，而增加了徒卒的数量。所以二号俑坑战车后的徒卒当以一辆战车八人为常数，加上车上的甲士三人，共十一人，与殷周、春秋时的一乘车十人的数字相近。
一号兵马俑坑由于试掘的面积有限，整个军阵编列及每乘车后的徒卒数不完全清晰，根据目前已知的资料，每乘车后有徒卒八人、十二人、九十二人等。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复杂的情况，因为一号俑坑是战车与步兵相间排列的大型军阵，面宽近60米，纵深约200米，有战车四十余乘，武士俑五千余件。前已言之，这时步兵已成为独立的兵种，在布阵时可以配合战车编组。因此，不能把一号俑坑战车后的武士俑都作为战车的隶属徒兵。一号俑坑内一乘战车后的徒卒多少，待全面发掘后方可进一步判断。
(二)战车与徒兵的编组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战车和徒兵俑的编组，根据试掘方的情况大致可分为如下两种：
(1)战车在前徒兵俑在后。如二号兵马俑坑中部的十九乘战车，其中十四乘车每乘车后有徒兵俑八件，三乘车后各有徒兵俑二十八件，两乘车后各有徒兵俑三十二件，这些陶俑都是铠甲俑，手持弓弩或戈、矛、戟等长兵器。这种编组方法，古代称为“先偏后伍”的鱼丽阵法。偏，是战车；伍，是战车后的徒兵，即是战车在前徒兵在后的队形编列。宋代章如愚的《山堂考索·车战》说：“昔周伐郑，郑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先其车足以当敌，后其人足以待变，则古者车战之法，略可知也”。又《文献通考·车战》：“西麓周氏曰：‘古者战陈，士卒与车相丽’。《左传》云：‘卒乘辑睦……车驰卒奔乘晋师’。先偏后伍亦为卒乘列”。这种编组方法，体现了以战车为主，徒兵为辅。作战时先以战车冲击敌阵；后面跟随的徒兵协同辅助战车作战。一旦战车把敌阵冲垮，使敌方车失偏列，徒兵可乘机杀敌扩大战果；如果车战不利，徒兵又可护卫战车，这就是所谓“伍承弥缝”，“卒乘辑睦”，二者紧密配合，“先偏后伍”的编组队形，适用于行军、追击敌军，及在地势平坦开阔的地方作战，便于发挥车的威力。“车驰卒奔”是这种队形行军、作战情况的形象概括。
(2)徒兵俑居于战车的前后、左右。
一号兵马俑东端的试掘方内出土战车六乘，作横一字形排列。车与徒兵的编组情况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的一至六号战车(由右向左编号)上各有俑三件，车前和车后各有手持弓弩和或长兵器(戈、矛、戟等)的俑一队(1)。一、三、五号车前的俑为不穿铠甲的袍俑，二、四、六号车前为铠甲俑。车前的俑排成三列横队，每列四件，共十二件。各辆车后的俑都是铠甲俑，由于后面没有发掘，车后俑的数量不明。一号与二号、五号与六号战车的左右两侧，以及三号、四号车的两侧，都各有武士俑一队，成为车的侧翼队列。因而从整体方面观察，车的前后及两侧都有武士俑的队列。这种编组方法与二号兵马俑坑的编组方法不同，是古代鱼丽阵的第二种编组法。
《李卫公问对》说，步卒“军行右辕，以辕为法，故挟辕而战，皆周制也”。所谓“右辕”，就是把步卒分为两队，分置于战车的左右两侧，成为战车的两翼，行军时右辕，作战时在车的两侧与敌格斗。这种编组方法的优点是增强了护卫战车的力量，防止敌方从两翼对战车的攻击；也增强了战车两翼的攻击力量。
另外，《李卫公问对》还说：“一为左角，一为右角，一为前拒，分为三队，此一乘法也，千万乘皆然”。《大学衍义补·战车之法》：“古代车战之法，每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战，左右者挟辕，常相更番。后又二十五人为一队，去车二十五步，所谓炊家子、守装、厮养、樵汲者也，行则以车卫，居则以车为营。一车之间又有倅车，以备不测焉”。此种编列把步卒分为三队，分别居于车前及其两侧，即所谓“前拒”及“左角”、“右角”。其优点，进一步增强战车的护卫力量，充分发挥步卒的攻击力。前拒及左角、右角三队形成等腰三角形的三点，前拒队员负责正面当敌，左右角两队为之侧应，攻防结合，车步协同，互相掩护，使车阵坚若盘石，不易被敌冲垮击溃。
一号兵马俑坑东端战车与步卒的编组方法，与上述两条资料中说的编组方法的基本精神是一样的，把步卒的队形采用了环绕战车的疏散配置，如鱼鳖之兵，散而不集，亦是鱼丽阵法的一种。战车在前、步卒在后的编队，适用于平原、草浅的广阔战场上作战，是以战车为主力，步卒用以待变协同战车作战。若遇到“升*入遂，山涧稠阻，非车所能用，其必籍卒以济”(《文献通考·车战》)。这时即应把步卒分成几队，配置于战车前后、左右的队形。战场的地理形势变化多端，战车与步卒的编组不能拘泥于一法，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改变步卒的队形，使车徒辑睦，结成一个坚固的整体。
五、战车的编组
古代车战，战车要编成一定的队形，所谓“其战矣，古者士有什伍，车有偏列”，如果“士失什伍，车失偏列”，就一定要吃败仗。所以战车要“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结其联也”(《尉缭子》中的《制谈》、《兵攻》)。车与车之间互相掩护，密切协同。队形不整，车不结联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文献通考·车战》说：“古之以车战，其坐作进退，正暇有法”。车的进退或停止都要保持一定的队形，所以古代的军事家非常重视车阵的编列。
古代多少辆战车编为一个车队?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宣公十二年及桓公五年注引《司马法》佚文，认为古代是以个五乘为大偏，九乘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偏有左右，合两偏则为十八乘、三十乘、五十乘等三种车队的编组。《六韬·均兵》记载：“武王曰：‘车骑之吏数陈法奈何？’太公曰：‘置车之吏数，五车一长，十车一吏，五十车一率，百车一将。易战之法，五车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队间六十步。险战之法，车必循道，十车为聚，二十车为屯，前后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队间三个六步。五车一长，纵横相去二里，各返故道’”。这是说车的编组分为易战与险战两种。易战是五车一列，列与列的前后左右间距较大；险战是十车为聚、二十车为屯，前后左右的间距较小。前者队形疏散，利于地势平坦辽阔的疆场，以及追北或与弱敌作战；后者队形密集，利于攻坚及地理环境险恶的地区作战。这两种车队的编组都是以五为基数，即本子伍法。
秦俑坑战车的编组情况，如二号兵马俑坑战车的编组方法：一是其左侧的车阵，有战车八列，每列八辆，计六十四辆战车组成一个方阵，车的前后左右没有徒兵。二是二号兵马俑坑中部的车阵，有战车十九乘，分作三行组成一个竖阵，中间一行有车七辆，左右两行各有车六辆，车后跟随有徒兵。三是二号兵马俑坑左侧的骑兵阵的前端有战车两列，每列三辆，共六辆。两列战车之间有骑兵一列，计十二骑。两列车加一列骑兵组成骑兵阵的阵首，在阵首之后又有骑兵八列，计九十六骑。
二号兵马俑坑战车的上述三种编列，其中第三种因属于骑兵阵，这里暂不讨论。第一种编列为方形车阵，车与车的间距约3米，列与列的间距不足一米。如此密集的排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间距仅具有象征意义。六十四辆战车组成一个方形的整体，其接战面和纵深相等，不易被对方从两翼侧袭切断。同时，由于纵深力量较强，便于冲击和切断敌方的队列。《孙膑兵法·十阵》说：“方阵者，所以*也”。*，即截断敌军的意思。这种编组比较坚牢，坐之如盘石，动之如滚雷。
第二种编列，是十九辆战车组成一个竖阵(又名纵阵)，即长方形军阵。其接战面窄，但纵深力量雄厚，利于突破、切断敌军。但其缺点是当敌面窄，另外也易于被对方拦腰截断。所以在这个长方阵的左侧配置有骑兵阵，右侧配有方形车阵，车后并跟随着徒兵，互相配合掩应，才能发挥长方形竖阵的威力。
六十四辆战车分作八列，每列八辆，是以二为基数。十九辆战车组成一个车阵，其中一辆为指挥车，剩下的十八辆车亦以二为基数。两两成双，双车编组。其中一辆车为主车，另一辆车为副车。有的先生曾指出：两两成双的“这样的编组，是为了便于从左右两个方面同时接近敌车的舆侧，以形成对敌车的夹击；而在防御中，两车又能互相掩护一个侧面，不致左右受故，因此主副两车作战时要形影相随，一旦分离，即成‘偏师’，是要打败的”。(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
二号兵马俑坑战车的编组，不见《司马法》佚文所说的小偏(九乘车)、大偏(十五乘车)、尤大偏(二十五乘车)等三种编列；也不见合左右偏为十八乘、三十乘、五十乘等三种车队。它与《六韬·均兵》所说的“五车为列”、“十车为聚，二十车为屯”的记载也不符。古代军事编制是“制卒以州闾，授正以乡曲”(《孙膑兵法·官一》)，意即按地方行政组织编制士卒，任命官长。所以军队的编制多沿用户籍相伍的法则。如“五车一长，十车一吏，五十车一率，百车一将”(《六韬·均兵》，都以五为基数。商鞅变法编制户籍，也是五家为伍，个家为什，以五为单位。但秦俑坑出土的兵马俑却多以四为基数，步卒四人一列，骑兵四马一组，十二匹马为一列，战车八乘一列。《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具，夜出逢盗兰池”，也是以四为基数。为什么秦俑坑兵马俑的编组不见“伍法”，而以四为基数，目前尚难断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战车的编组，好象是一幅生动形象的车阵图谱，有许多不同于前代的新特征，是研究古代军阵与车战的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
六、战车上器械的配备
秦俑坑战车上的武器装备，因俑坑曾被盗扰，原来每乘战车上配备什么兵器和兵器数量的多少，已不可确知。目前在车迹附近发现的兵器，有矛、殳、钺、剑等青铜兵器及铜镞。但不是集中出土，而是散见于各个战车上。其中以铜镞的数量最多，各乘战车附近均有发现，每乘战车上都配备有弓弩是可以确定的。从战车上三件武士俑手的姿势看，御手俑的双手作牵辔状，另外两件武士俑的手都作持戈、殳、矛、钺等长兵器，说明原来每乘战车上亦配备有长兵器。
古人把戈、殳、长戟、短矛、长矛称为车之五兵。这五种兵器扦在车之两旁的輢上或轼前以备用。车战时，远则弓矢射之，近则用戈、矛、戟、殳等兵器搏击之。《司马法》曰：“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长以卫短，短以救长”(山堂考察《车战》《古今图书集成》七四九册)。秦俑坑的战车上配备有弓弩、长兵器，但长兵器中是否五兵俱全，还有待于今后的发掘予以验证。
古代战车上除配备有攻战用的武器外，还有防护性的武器。《诗·秦风·小戎》生动地描述了襄公时秦国战车的装备情况，有龙盾之合”，“*驷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镂膺，交*二弓，竹闭縢昆”。这是夸秦国战车上的步甲之好，有用以蔽车的画龙纹的大盾，四马披着浅薄的金甲，车上扦着三隅的厹(音求)矛并配有鋈金的铜錞；另外还有绘画羽纹的盾牌，虎皮作成的弓韬，韬内装有二弓。一辆战车上配备有弓矢及矛戈等兵器，这与秦俑坑战车上武器的配备情况大体相符。不过秦俑坑中没有发现用以蔽车的大盾及马甲，也没有发现车上甲士手持的盾牌。但是在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一号铜车马的车上，除发现有铜弩、铜矢外，还有一件铜盾，这说明秦国的战车上还是有盾的。
秦俑坑出土的战车的三名武士俑都身穿铠甲。如二号兵马俑坑出土的一般战车，御手俑身穿铠甲，披膊长及手腕，手上有护手甲，颈部有盆领(即颈甲)，胫缚护腿。身甲、盆领和护腿三者合称三属之甲，是重装备。其余两名武士俑亦身穿铠甲，但披膊较短，仅盖住双肩，颈部也无盆领，其防护设施没有御手俑周全。在战场上车的进退周旋全靠御手，职责重大。且御手立于车上目标大，又不便躲避弓矢，所以装备要好。另两名武士要持兵与敌格斗，有时还要下车推毂或与敌周旋，所以装备较御手轻。指挥车上的武士俑的甲衣与一般战车上武士俑的铠甲又略有不同。军吏俑身穿彩色鱼鳞甲或护胸甲，胫著护腿。御手俑的铠甲双肩无披膊，颈部无盆领，手上无护手甲。车右俑的甲衣则与一般战车上的甲士的甲衣相同。指挥车上的御手的防护装备没有一般战车上的御手的防护装备完善，这可能是因为一般战车要冲锋陷阵，而指挥车责在掌握金、鼓，在军吏受伤时御者要代替其执掌金鼓，如衣三属之甲则感不便。再者，指挥车的周围有护卫的军队，所以防护装备没有前者好。
秦俑坑出土的战车的附近，往往伴出有修车用的工具。如三号兵马俑坑战车的附近出土大小有别的小铜凿三件，大小铁锤各一件。二号兵马俑坑的T1方和T11方的战车附近，各出土铜凿一件，T2方的战车上出土铜锥一件。另外，一、二号兵马俑坑战车的附近，还伴出有铁锸。战车上为什么要配备这些金属工具呢?因为战车长途行军及驰骋疆场，不可避免地要有损坏。因此，每辆战车配备一定数量的修车工具是必要的，这和今天的每辆汽车上都带几件修理工具的意义是一样的。另外，战车上备有铁锸，以便遇到坎坷或泥泞的道路，用来开道修路，保证战车畅行无阻。
注解：
(1)此处根据秦陵二号铜车马的轭复原，参见《秦陵二号铜车马》，《考古与文物》丛刊第l辑，1983年。
(2)一号兵马俑坑T19方九过洞的车迹上出土的髹漆绳环一个，接口处略残，环径26×21厘米，绳径3厘米，系用三股麻绳扭结而成，即此环。
(3)孙机《从胸式系驾法到鞍套式系驾法——我国古代车制略说》，《考古》1980年5期。
(4)一号兵马俑坑T2方二过洞出土的左骖马的外辔遗迹保存较好，残长25厘米，宽1.8厘米，系于马口外侧的铜衔环上。另外，一号坑T10方七过洞御手俑附近出土皮条遗迹六根，长21.5—38.5厘米，宽1.5厘米，似为辔的残迹。
(5)一号俑坑T19方九过洞御手俑前，出土瓜形皮条炭迹一处，形状完整，有四个扭鼻，末端系扎一起，纽鼻长11.2—12.5厘米，上髹黑漆。
(6)秦陵二号铜车马上的铜策，长74.6厘米，径0.25—0.9厘米。二号铜车马约相当于真车、真马、真人的二分之一。策长二倍之当为真实的实物之长，即149.2厘米《列子说符》记载：“白公胜虑乱，罢朝出，倒杖策，錣上贯颐，血流至地而弗知”。策錣既然能刺伤面颊。其长度当在1.5米左右。
(7)一号俑坑T19方九过洞右服马前腿附近，出土木胁驱一件，呈横丁字形。其柺部木的断面为方形，长17厘米。宽和厚各3厘米；横木为圆形，通长19.6厘米，径3厘米，末端套一长4.9厘米的骨管，骨管的末端有三个尖齿。通体髹漆，上系一残长11，宽2.5厘米的皮条。其他探方内还出土多件，形状与上相同。
(8)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版。
(9)金鹗《求古录礼说》中的《军制车乘士卒考》。
(10)一号俑坑T2方二过洞和T10方五过洞的指挥车上，各出土鼓的遗迹一处，鼓系扁圆形，已朽，面径50厘米，高约20厘米。鼓腔上有等距的三个铜环，以备悬挂，鼓出土时已脱离原位，悬挂方法不明。另外，一号俑坑T10方五过洞和T19方过洞的指挥车上，各出土铜甬钟一件，钟通高27厘米，上饰变相凤纹。
(11)《左传·成公元年》，服虔注：“司马法云：四邑为邱，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邱牛。四邱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备，谓之乘马”。又《周礼·小司徒》注引《司马法》：“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疏：“彼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内有异故也”。
(原载《文博》1989年第5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