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秦俑主题思想是秦俑研究诸方面中一个十分重要而且较为复杂的课题。它关系到从总体上真正把握和认识秦俑这一文化遗产的巨大价值。随着秦俑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秦俑主题思想探讨也逐渐被专家学者们所重视，从一般涉及到专文论述，以致初步形成几种不同观点的争鸣。这是秦俑研究不断深入的可喜表现。
　　关于秦俑主题思想，如果对目前学术界的初步研究善作一简要概括的话，大体有如下三种意见。其一，认为秦俑反映了“秦政权的巩固和强大无比”以及“秦军战士积极向上”，“体现着新兴地主阶级武装力量的旺盛战斗精神”(1)。我们不妨把这种对主题的认识称为“强大向上说”，其二，认为秦俑“集中地显示了秦代末世外强中干的虚幻的繁盛强大，反映了秦军森严的等级制度和残酷的阶级压迫，体现了在水深火热劳动人民的怨恚、悲戚、失望和挣扎，基本上是一幅昏惨惨黄泉路近的景象，给人以沉郁阴冷的抑感。这就是秦俑表现的主题思想”(2)。这种观点，可称为“沉郁阴冷说”，第三种意见认为，上述两种观点是“各执一端”，“都有偏颇和简单化的倾向”，“秦俑坑的主题思想应当是统一国家的建立，是‘大统一’的反映”(3)”这种观点，可简称为“统一说”。
　　一 关于艺术作品主题的理论引证
　　面对秦俑这一大型群雕，在主题思想的认识上竟然会有如此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见解，这种状况，简单地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来解释，已失之肤浅，它使那些跃跃欲试想参加秦俑主题讨论，或者想进一步完善补充自己观点的研究者们不得不首先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人们究竟是在那一条路口上分道扬镳的呢?是各自看到的秦俑形象不同，还是对什么是主题，艺术作品的主题究竟如何寻求，这些讨论秦俑主题思想时必须首先解决的基本理论前捉，本身就若明若暗，认识不清，各自挥舞着不同的尺度而交锋呢?显然，秦俑是一种公开展出的客观艺术实体，前种情况是不可能的。从一些对秦俑主题思想的不恰当的阐述看，失足之处恰恰在于对一些基本理论的误解。我们认为，要回答上述问题，就不能不首先弄清楚什么是艺术作品的主题以及艺术作品的主题何处觅的问题。
　　对于什么是艺术作品的主题，如何分析、探求、评价某一艺术作品的主题思想，不少权威的文学艺术理论家有精到而深刻的论述。在此，我们不妨多费些笔墨，加以引证。
　　王朝闻先生指出：“主题是艺术作品反映的一定生活现象的社会意义和艺术家对于这种生活现象的认识与评价”。“作品的主题不是赤裸裸的抽象思想，而是与生动具体的题材和形象的特殊性密切结合着，从形象中自然流露出来或可以觉察得到的思想。”“它是和艺术家的生活经验的深度分不开的，是艺术家在提炼题材的过程中，对生活进行了深入的体验和分析的结果”，它“往往与强烈的情感结合在一起，或通过对事物的情感体验表现出来”(4)。
　　蔡仪先生说：“文学作品主题的形成，关系于作者所选择的题材，更关系于题材描写所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5)。
　　以群同志说；“主题是指通过作品中描绘的社会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中心思想，故又称主题思想。”作者“总是企图把自己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最深刻的问题，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告诉读者，或颂扬赞美它，或暴露贬斥它，……借形象来宣传某一种思想或反对某一种思想”(6)。
　　尤以高尔基的论述最为精彩。他说：“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可是它蓄积在他的印象里还未形成，当它要求用形象来体现时，它会在作者心中唤起一种欲望——赋予它一个形式”(7)。
　　以上所引述权威著作家的论述，帮助我们澄清了这样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主题是指艺术作品中通过其形象体系显示出来的中心思想。它与作品本身的题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主题不能不寓于一定的题材之中，靠具体的题材来体现；另一方面，题材并不等于主题，相同的或者类似的题材，在不同时代不同作者手下，可以创作出主题意义截然不同的作品。正如恩格斯所说：“情节大致相同的同样的题材，在海涅的笔下会变成对德国人的极辛辣的讽刺；而在倍克那里仅仅成了对于把自己和无力地沉溺于幻想的青年人看做同一个人的诗人本身的讽刺。……前者以自己大胆激起了市民的愤怒，后者则因自己和市民意气相投而使市民感到慰籍”(8)。因此，我们在分析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的主题思想时，既不能置题材因素于不顾，也不能把题材社会意义的可能容量同作品的实际思想内容等同起来，强加给作品一些本来没有的思想意义。
　　第二，作品的主题是艺术家认识生活的结果，它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而决不是什么同他对生活的感情的具体认识相脱离的某种抽象官方或统治阶级“钦定”的观念。艺术家在作品中表现的主题思想，不仅是他理智上接受的东西，同时也必须是他在情感上赞同的东西。因此，在分析作者思想可能对作品主题的影响时，必须注意把作者真实的思想感情与那些根本不属于作者的统治阶级的主观意图区别开来。
　　第三，主题蓄积在作家的印象里“还未形成”，只有在制作过程中——即高尔基所说的“要求用形象来体现时”，才逐渐明晰起来，唤起了“赋予它一个形式”的欲望。所以，任何一部艺术品的主题，是在整个制作过程完成以后最终定型的。它同作家原来的意图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差距以致矛盾。特别是，艺术家往往只能从一定的角度或方面去观察和反映生活，而形象的客观性，可能不受作者认识的局限性的束缚。这就是说，只要作品是按照生活的规律提供了真实的现实画面，它也就为欣赏者和批评家提供了从另外的角度、更新的观点去观察它，重新感受和认识它，因而从中发现比艺术家本人所自觉认识到的更为深广的内容和意义的可能性。因此，在分析一部艺术作品的主题时，决不可简单地把制作者本人的思想等同于作品的主题思想。
　　第四，任何艺术作品的主题思想倾向，都是“从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最终决定作品主题思想的是作品本身。寻求艺术作品的主题，无疑都必须紧紧抓住作品本身，从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中，去获得“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9)的思想实质。
　　二 关于沉郁情绪的时代考察
　　一九八一年，我们在《秦俑主题思想试探》一文中对秦俑的主题思想作了上面第二种表述。我们觉得这种表述是有它的理论根据和事实依据的。理论依据已如上述。事实依据便是秦俑坑本身所向人们显示出的沉郁阴冷的氛围。对这种气氛，不少同志亦有同感。一九八二年，刘骁纯在他的论文中写道：“我们观赏秦俑雕塑时，往往感到一种感伤和压抑的气氛”(10)，有些人在参观中则看到陶俑“眼睛饱含着严峻悲怆的神情”(11)。
　　所有这些，都在向我们追述着一个已经逝去的严酷的时代。列宁曾经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2)。否则，只能是概念的游戏或混乱的推理。
　　秦俑的制作时代，我们认为是公元前二二一年之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明确指出：“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这里的“及并天下”一句，十分重要。秦统一以后，修陵工程大规模展开，调动了全国的劳力。从秦陵秦俑坑出土的陶文中看到的工匠题名，从其籍贯看，亦来自当时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13)。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征调活动。俑坑中大量的实战兵器，其纪年目前所知者为始皇三年至十九年(公元前244年——228年)(14)。大量的兵器入坑，这只能是在全国统一之后，始皇帝踌躇满志地“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送宫中”(15)，以示升平的时期。我们认为俑坑修建的具体时限，是公元前221年以后到公元前210年这十余年中。这时期，他才有力量把投入统一战争的人力转来投入陵墓、宫殿的修筑，他才有可能把大量兵器放置俑坑中。
　　这个时期，一方面，以秦始皇帝为首的统治者庆祝胜利，制定法度，维护统治；一方面，广大人民在盼望全国“定于一”(16)，“四海之内若一家”(17)，以便安居乐业，以勤农桑，过几天太平日子。秦统一以后，需要的是有一套措施和政策，以扩大政权的凝聚力。“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也”。“故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18)。荀子的话是对的。但是，秦统一以后，不是这样。浩大的修陵工程，建筑宫殿的工程，一个接一个，搞得人民无法进行生产活动。正如伍被所说：秦“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父不宁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惨”(19)。这里他没有安民。此外，统一后不久的焚书坑儒，造成一代文化浩劫，又岂能使“上服”。希望变成了失望，人们总有一种失落感。再加上横征暴敛，严刑峻法，失落变成了愤怒。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自然不会同秦始皇帝相一致，这是不言自明的，这也是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必然相反的政治心理。所以，有人就说这时“民皆引颈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怨上，欲为乱者，十室而八”(20)。毋讳庸言，秦初是强大的。但是，正因为它一开始便播种下了这些尖锐的矛盾的种子，所以它迅速地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我们说它是“虚幻的繁盛和强大”，正说明它强大繁盛中隐含危机。不是吗?从秦统一一开始直到灭亡，人民以各种形式所进行的反对和抗争，几乎没有间断过。
　　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童谣：“阿旁，阿旁，亡始皇”(21)。
　　二十九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游至博浪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命天下大索十日”。
　　三十一年(公元前217年)“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
　　三十二年(公元前216年)，“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篆图，书曰：亡秦者胡也。”
　　三十四年到三十五年(公元前215年至214年)，是因不同政见者的反对而焚书、坑儒。
　　三十六年(公元前213年)，“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上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
　　同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水神)，因言曰：今年祖龙死”(22)。
　　政不平，人心思动，所以扶苏早就向始皇提出了“天下不安”的警告。警告不成，被贬北方监蒙恬军(23)。其实，始皇帝也明白，或者也察觉到政局不稳，所以多次巡行郡县，封山刻石，想用强大的舆论、皇威，来镇压图谋不轨的人。他的刻辞便是他的法律。他在刻辞中一方面粉饰太平，一方面又要人民遵守封建法制。他所禁止的，正是当时社会存在的，或者说是正在发生发展的。正是这样的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的状况，影响着制俑者的思想和行为。制作秦俑的工匠面对社会的现实，观察着社会中最活跃、最众多、最有感情的人，这些人的感情不会同这些工匠们不沟通、不共鸣、不心心相印。正是在这种环境刺激下，工匠们的感情中渗入了人民的感情，或者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感情，使秦俑总体显得沉郁阴冷，面容中显露了“怨恚、悲戚、失望和挣扎”。这就是在那个“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24)中所形成的具体艺术作品本身的情况。这就是我们据之以探索它的主题的直接的最有发言权的当事者，即艺术作品本身。它的主题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艺术作品所告诉给我们的思想。我们之所以再探索它的时代，是为了探究沉郁情绪的背景。
　　三 关于帝王意志和逆反心理
　　有的同志说，秦法甚严，秦始皇帝让他们作出赫赫军威，他们敢乱作吗?是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不敢乱作吗?是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敢为此冒险的，但这个问题，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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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来推论。形式逻辑在这里是不够用的。简单的逻辑推理和线性因果思维，不能准确地认识社会历史的复杂现象。它需要对历史上的现象进行多元的考察，寻找它的多维性质，建立它的立体网络结构。秦俑在制作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因果关系，也存在着多种影响。首先是主事者多次易人，客观地便使它不能一丝不苟地贯彻帝王意志。按古代制度说，帝王陵墓的建筑，丞相不能不参与和主导其事。河北中山王墓即是“王命赒为逃(兆)乏(法)，阔迥(狭)少(小)大之*(制)，又(有)事者官*(上图下心)(图)之。”说的是让赒来主持修墓之事(铜圆壶铭文)。而铜方壶上则说“佳十*(四)年，中山王璺命相邦赒”云云，说明赒是当时的相邦(25)。这是相邦主持国王陵墓修建的可靠记载。始皇三十七年，李斯在上书中云：“臣丞相斯昧死言，臣所将徒隶七十二万人，治骊山者”(26)云云，也是丞相与谋帝陵事。一般人都说是李斯主持修秦陵，其实是一个误解。如果治陵应以相邦主之，则吕不韦(元年至十年)、昌平君(十年至二十一年)、隗状、王绾(前右相、后左相皆二十一至三十四年)以及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为右相的冯去疾，为左相的李斯(27)，都应先后主其事。主持者多次易人，便造成陵墓建筑只能按兆域图依样画葫芦。对陶俑的制作也是一样，庞大的军容有了，至于面部表情一方面不可能检查得那么细，否则，有些不合比例，制作较粗糙者(28)，便不可能入坑。其次，更重要的是广大制作者的逆反心理要起很大的作用。制作陶俑，有皇帝、主持者、具体负责官吏、工师、工匠五个层次，甚至超过这五个层次，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具体制作的工匠。所谓逆反心理，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某些人的言行跟当事人的愿望正相反，产生一种与常态性质相反的逆向反应。这种情况，在艺术创作中是太多了。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时曾指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保皇党。”但他赞赏的“正是他的政治死敌”(29)。这种政治态度和创作的作品的矛盾，正是作者心理上的逆性反应的结果，严肃的现实主义的创作，使作者连自己的政治意志都加以违背，更不要说什么帝王的钦定意志了。秦俑的沉郁气氛，正是这种逆反心理的情绪表现。秦代社会中人民的苦难和呻吟，反抗和呐喊，则是这种逆反心理的客观社会基础。陶俑的表情则是这种逆反心理体现。如果有同志认为这些制作者的心理同秦始皇的心理是同向进程的话，那才真是不可理解的了。以上这些因素，就造成了秦始皇帝想达到的效果却没有达到的这种历史实际。帝王的意志，不能指挥人民的感情。
　　“难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就不起作用了吗?”有的同志又这样诘难了。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这里要注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30)。他们在这里指的是整个的思想体系，是物质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形式。而这种思想形式是“占统治”的地位，处于“支配”地位。这不意味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人民的思想，也不意味着统治阶级想什么人民就想什么。同时，所谓统治阶级的思想，也不能认为就是这个阶级当权者的思想。如果不作为支配地位来讲，则历史上与统治阶级的思想不同者比比皆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哪一个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些革命阶级的思想往往突破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又作何解释?所以说，只能从占据统治地位、支配地位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具有指导意义的话，而不能认为所谓统治思想就是这个社会中清一色的思想，自然，秦始皇帝希望能宣扬威德的思想，在制俑者的思想上也不能没有一丝的影响。正象社会的罪恶在制俑者心灵上的影响一样，始皇帝的思想对制俑者本身也有影响，尤其在那个充斥着愚昧思想的时代更应是这样。因此，就出现了确实有极少数含笑的表情，自然，认真观察，他们笑得也不自然。更多的则是以严厉代替了雄伟，以肃杀代替了庄重，以哀怨代替恭顺。这种代替，这种反映，恰恰都是秦始皇帝本人性格和爱好的一种折光。谁又说他的意愿不起作用呢?
　　“如此说来，又如何评价秦俑的艺术价值呢?它还有没有艺术价值?”有艺术价值，而且具有更高的意义。艺术作品本身的价值应在作品本身中去追求，去探讨，不在于它是否反映了哪一个制作者的愿望或帝王的什么指令。《离骚》、《天问》没有反映楚王的意志，它的价值永垂不朽。杨雄、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羽猎赋》，虽然为“当今”所赏识，却不如汉代民歌更为人民所欢迎。《红楼梦》不仅为清之乾隆所不容，更有悖于整个封建制度的大礼，但它却具有着极大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不仅为中国人民，而且为世界人民所接受。这里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现实主义的作品，它充分地揭示和暴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就具有不朽的美学价值和认识价值，它的生命是不朽的。秦俑的作者把众多的士兵卒伍这些凡人庸夫的形象塑造出来，把现实的军旅生活塑造出来，这种情况在秦以前及秦以后都不多见。
　　秦俑以它雄奇的风姿，磅礴的气势，阔大的场面，精美的形式，曲折地反映了秦代人民内心的幽怨和抗争，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它都是人类艺术的不朽杰作，堪与希腊、罗马雕塑媲美，东西交映，各呈异彩。从这一点上说，秦俑也可以说是秦代社会的一角。它是现实的写照，它对我们认识秦代社会风貌、军事、艺术都提供了绝好的教材，对我们进行美的欣赏，历史的反思，也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它的矛盾之处，恰恰在于他是帝王陵墓的明器，受到了较大约束力，使当时的艺术工匠不能充分张开想象的羽翼，发扬娴熟的技艺。这就形成了它既是深刻的，也有浅显的一面；既有精美的，也有粗糙的一面；既是宏大的，也有失调的一面；既是多样的，也有单调的一面。这是社会的矛盾曲曲折折的反映到陶俑制作中的结果。对这种矛盾，制俑者可能是有所知觉，也可能是无所知觉。它只是社会加给人们的情感印记的反映。总的说，这几个方面的矛盾中，前者是主导的，后者是次要的。所以，秦俑是伟大的，因为它的制作者伟大，而不是发动者的动机伟大，所以，它才引来了世界千百万崇拜者；所以，诗人们才吟哦出：
　　不过被黄土埋去千载日月
　　而日月不会死
　　走出来依旧是八百里秦川壮士
　　而八百里秦川不会死
　　分明陶土却天然有一种青铜之气
　　想来这便是轩辕宝鼎之光
　　而轩辕宝鼎不会死
　　由是便知始皇帝可以死
　　而兵马俑不死(31)
　　注解：
　　(1)闻枚言、秦中行《秦俑艺术》，《文物》1975年第12期，袁仲一《秦俑艺术初探》，《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秦中行《秦始皇毁灭文化论可以休矣一评临潼新出图秦俑的艺术成就》《西北大学学报》1975年第3期。
　　(2)张文立、吴晓丛《秦俑主题思想试探》《陕西省文物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1981年)。
　　(3)林剑鸣《秦俑主题何处觅一秦俑之谜之二》，《文博》1986年第2期。
　　(4)《美学概论》第209页。
　　(5)《文学概论》第148页。
　　(6)《文学基础原理》第311页。
　　(7)《和青年作家谈话》，见高尔基《论文学》第334页。
　　(8)转引自《文学理论争鸣辑要》下册797页。
　　(9)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54页。
　　(10)刘骁纯《致广大与尽精微—秦俑艺术略论》，《美术史论》1982年第3期。
　　(11)汤师尧《致将军武士俑群》，《文物报》1986年2月7日。
　　(12)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
　　(13)袁仲一、程学华《秦代中央官署制陶业的陶文》，《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李铨、晓颖《修建秦陵的人们—漫谈秦陵出土的陶文》，《陕西日报》1985年7月25日；袁仲一《秦陵兵马俑的作者》，《文博》1986年第4期。
　　(14)王学理《秦俑兵器刍论》，《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刘占成《秦俑坑出土的铜铍》，《文物》1982年第3期。
　　(15)《史记·秦始皇本纪》。
　　(16)《孟子·梁惠王上》。
　　(17)《荀子·王制》。
　　(18)《荀子·议兵》。
　　(19)《汉书·蒯伍江息夫传》。
　　(20)《汉书·蒯伍江息夫传》。
　　(21)《述异记》转《秦会要订补》卷十三。
　　(22)以上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23)《史记·秦始皇本纪》。 (24)《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21页。
　　(25)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期。
　　(26)《秦会要订补》卷八。
　　(27)此采马非百先生说。见先生所著《秦集史·丞相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67——869页。
　　(28)又金维诺《秦汉雕塑艺术》，《中国美术》1981年第1期。
　　(29)马恩列斯《论文学》第20页。
　　(30)马恩列斯《论文学》第20页。
　　(31)乔良《秦俑祭》，《昆仑》1986年第3期。
　　(原载《文博》1987年第1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