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一、与墓道相关的概念
　　两汉之前，涉及墓葬的出入通道时，墓道、羡道的名称同时并用，但不见隧道之称。虽然晋候请隧中的隧不是墓道，但从东汉开始，也有以隧指墓道的现象，在其后的时期内，墓道还有羡、埏、埏道、埏路、埏隧的称呼，也有隧、隧路、隧道等称呼，与之相关的还有隧口、隧志、羡门、隧户等称谓。
　　由于在词语用法上缺乏严格的界定，古往今来，人们对与墓道相关联的部位，指代不严，名称不一；现代考古教学中也没有认真地将之区分开来，于是名称混用的现象在墓道而言就显得比较多，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与墓道相关的名词予以界定。
　　墓道，是墓葬与地面之间通道的一种泛称，或者俗称，而不仅仅是由地表通向地下并与埋葬设施相连接的露天通道。①墓道一词的出现很早，几乎与羡道同时，《左传·定公元年(前509年)》：“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孔子家语》也记载了同样的事情，直到现在，该词仍然是考古学上最常应用的词汇之一，墓道有斜坡状和竖穴状之分，斜坡状墓道中又有台阶式和坡面状两种形式。
　　羡道，是墓道的另一种称谓，早期似乎比较多地用在级别较高的贵族墓葬中，是最流行的一种墓道形式，多指斜坡状，高级贵族墓葬羡道顶部有覆顶结构，或以木为之，或以石为之，或以砖为之。羡道上开辟的门扉为羡门，少者一道，多者达三道，秦始皇帝陵和明崇祯皇帝陵均设有三道羡门。②黄晓芬认为羡道是“采用石材或砖、木材筑成连接墓道和玄室的隧道状通路，其特点是有顶部构造及排水设施”③，或“是露天墓道连通墓室的隧道式空间，采用石砖木或土筑成，其特点是有顶部结构”，④实际上是把我们常用的甬道当作羡道来理解。羡道一词传入日本后被学者广泛地应用，但被认为在中国墓道顶部未必一定要有覆盖物；而在日本，羡道所指相当于中国学者所称的甬道⑤。
　　汉代文献上还能见到更早时期的卫釐侯的墓葬、吴王阖闾女儿的墓葬中也有羡的称谓。⑥羡道上开辟的门称羡门⑦。羡又通埏，亦是墓道的代称，后代文献上还有埏、埏路、埏道、埏闼(墓门)⑧，将埏、隧合起来并用的“埏隧”在文献上也不是孤例⑨，埏隧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甬道。东汉赵宣为父守孝，在埏隧中居住长达20余年，实际上就是居住在甬道之内，西汉早期以西安北郊“陈请示”墓为代表的甬道式土洞墓可能是最早的实例⑩，这种墓葬形制是竖穴洞室墓和斜坡墓道融合的产物，其间以隧道相通，故有合并羡道、隧道并用埏隧的称谓。
　　隧道，通常指穿凿在山岭河流及地面以下的通道，是墓道的一种别称，特指依山为陵的墓道。将隧用在墓道上出现的时间较晚，最早的文献是成书时间复杂的《礼记》(11)，隧道一词用在墓葬中出现的就更晚了(12)，南北朝才开始常用。隧、隧道指称墓道后(13)，还有以隧路为墓道的称法(14)，墓道的入口称作隧口(15)，墓道上的门称作隧户(16)，墓志称为隧志(17)。
　　甬道，据《辞海》(18)，一指高楼间有棚顶的通道，一指两旁有墙的驰道或通道。现代考古学术语上借用了这个词语，但是并不确切。考古学上的甬道多指墓道与墓室相连接的通道，或为土洞式，或为砖石结构的，并不仅仅是“连接室内各埋葬空间的通道”(19)。唐代墓葬中的墓志多置放在甬道近墓室处，唐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猗与啄石为二碑，一藏幽隧一临岐”，或可说明甬道即隧的一部分。
　　①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汉墓与汉墓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5页。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闭中羡，下外羡门。”
　　③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汉墓与汉墓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5页。
　　④ 李银德：《始皇陵地宫原始文献的考古学解读》，《秦文化论丛》第十二辑，第665页。
　　⑤ [日]水野清一、小林行雄：《图解考古学辞典》，东京创元社昭和五十七年版。
　　⑥ 《史记·卫康叔世家》：“共伯弟和有宠于釐侯，多予之赂，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司马贞索隐：“羡，音延。延，墓道。”(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伐员外传》：“越王葬种于国之西山，楼船之卒三千余人，造鼎足之羡。”
　　⑦ (汉)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阖闾痛之，葬于国西阊门外……乃舞白鹤，令万民随而观之，俱入羡门，因发机以掩之。”《西京杂记》卷6：“幽王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宋)司马光《令公掩圹祭文》：“掩坎聚坟，身不亲在，羡门既键，长夜无晨。”
　　⑧ 《仪礼·既夕礼》：“主人西面北上，妇人东面，皆不哭。”(汉)郑玄注：“侠羡道为位。”贾公彦疏：“羡道谓入圹道，上无负土为羡道。”《周礼·春官宗伯·冢人》“及竁，以度为丘隧”，郑玄注：“隧，羡道也。”(唐) 贾公彦疏：“天子有隧，诸侯已下有羡道……羡道上无负土。”埏，墓道。《文选·潘岳〈哀永逝文〉》：“抚灵榇兮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窕。”李善注引杜预曰：“埏，墓隧也。”《新唐书·忠主传上·李源》：“自营墓为终制，时时偃埏中。”埏道，墓道。(晋)陆机《大墓赋》：“屯送客于山足，伏埏道而哭之。”《新五代史·杂传·温韬》：“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埏路，墓道。《南齐书·明帝纪》：“希中京沦覆，鼎玉东迁，晋元缔构之始，简文遗咏在民，而松门夷替，埏路榛芜。”埏隧，墓道。《后汉书·陈蕃传》：“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李贤注：‘今人某道也。’杜预注《左传》云：‘掘地通路曰隧。’”埏闼，墓道的门。(三国魏)曹植《仲雍哀辞》：“临埏闼以欷，泪流射而沾巾。”
　　⑨ 《后汉书·陈蕃传》：“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延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相与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晋)潘岳《杨仲武诔》：“龟筮既袭，埏隧既开。”《晋书·恭帝纪》：“臣推毂阃外，将革寒暑，不获展情埏，私心罔极。”《南史·褚彦回传》：“又诏彦回妻宋故巴西主埏暂启，宜赠南康郡公夫人。”
　　⑩ 程林泉等：《西汉陈请示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6期。
　　(11) 《礼记·春官》“以度为丘隧”。
　　(12) 《南史·齐豫章文献王嶷传》：“上数幸嶷第，宋长宁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内寻人。’”
　　(宋)王安石《检校太尉赠侍中正惠马公神道碑》：“刻趺篆首，作此铭诗，陈之隧道，永矣其诒。”
　　(清)昭梿《啸亭杂录·裕陵闻香》：“甫启地宫石门，闻有异香自隧道出。”
　　(13) 《说文玉篇·阜部》：“隧，墓道也。”又指地道，“隧，地通路也”。
　　(14) 《文选·谢庄〈宋孝武宣贵妃诔〉》：“山庭寝日，隧路抽阴。”李善注引郑玄《周礼》注：“隧，墓道也。”(宋)王安石《神宗皇帝挽辞》之二：“城阙宫车转，山林隧路归。”
　　(15)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碑碣》：“臣子或书君父勋伐于碑上，后又立之于隧口，故谓之‘神道碑’，言神灵之道也。”
　　(16) (明)高启《穆陵行》：“鱼灯夜灭隧户开，弓剑已出空幽台。”
　　(17) (清)周亮工《送王庭一入楚序》：“秋往虞山，乞先人隧志。”
　　(18)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0页。
　　(19)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汉墓与汉墓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5页。
　　二、古代墓道演变过程
　　墓道作为墓葬结构的一部分，最早出现在黄河上游的马厂文化墓葬中。在墓道和墓室之间用木板或木棍封门，以青海乐都柳湾墓地中最为典型，此时除形制之外还看不出文明时代那种更多的文化内涵①。
　　墓道之于墓葬形制，其意义到了商代得到凸显，此时墓道的有无及数量的多寡成为黄河中下游墓葬形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代晚期的殷墟一带曾发现大量的墓葬，墓道的数量急剧增加，有4条、2条和1条墓道之分②。商代殷墟侯家庄1001、1002、1003号墓均为亚字形的商王级别的四条墓道大墓，1965年发掘的山东苏埠屯1号墓也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大型墓。武官村大墓属双墓道的中字形商墓，北墓道长15米，南墓道长15.6米；辉县琉璃阁150号墓、山东滕州前掌大1区4号墓、殷墟西北岗1129号墓亦为中字形大墓。甲字形的单墓道有山东滕州前掌大205号墓，墓道长约10米。
　　过去有种观点认为，“墓道只有天子才能用，在殷代并没有这样的限制，而是周朝特定的制度”。③这一观点的产生是受到东汉以后多数学者对“晋侯请隧”注释的影响，上述资料说明，商代墓道不论是在墓葬中的数量还是规模，都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分，而不是从周代才开始形成制度的。
　　两周时期带墓道的墓葬发现较多，陕西岐山周公庙墓地发现10座“亚”字形的大墓，其规模远远大于过去所知的西周墓葬；另外，还发现三条、两条、一条墓道的墓葬各4座④。考古发掘的西周诸侯墓大多是有墓道的，多数为双墓道，也有少量的单墓道者。伯一级的贵族使用的是无墓道的竖穴墓。
　　西安沣西张家坡157号墓是一座双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墓主井叔为西周中期的王室重臣⑤；河南浚县辛村卫侯墓地中有8座墓带有较长的双墓道，墓道长达70余米⑥；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中共发现17座晋侯及夫人墓，仅有一座晋侯帮父的次夫人墓为双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其余为单墓道的甲字形墓，包括晋侯帮父及其正夫人在内亦为单墓道；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燕侯墓地中有10余座较大规模的墓葬，多为单墓道，个别较大的墓有南北两个墓道，只有1193号墓为四角带墓道的大墓，属例外现象⑦；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95号墓为单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的北部有长10米的斜坡墓道⑧。从晋侯墓地的情况分析，西周时期墓道的多寡与墓主人的身份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卫侯墓地的发掘表明，《史记·卫康叔世家》所记的“卫侯羡”，其形式当为敞口的斜坡墓道。
　　西周时期属伯一级的墓葬有的带墓道，有的则没有墓道。宝鸡茹家庄*(左弓右鱼)伯及夫人墓均为带一条墓道的大墓⑨；而甘肃灵台白草坡1号、2号墓分属潶伯、隟伯，俱无墓道⑩。
　　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春秋时期四条墓道的大墓，各诸侯国的国君普遍采用南北向双墓道的墓葬形制，但也有例外，上村岭虢国墓地是春秋早期的公墓，虽然贵为虢国国君，2001号墓却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更遑论虢太子墓了。(11)秦国不论是甘肃礼县的西山墓地，还是陕西凤翔的墓地，国君墓葬几乎全是东西向的双墓道中字形大墓，西山墓地中M2坐西向东，全长88米，有东西两条墓道，东墓道呈斜坡状，长37.9米，宽6米、最深11米；西墓道长38.2米、宽4.5—5.5米，有8个沟槽状的台阶；M3为东西向的中字形大墓，全长115米；东墓道长48.85米、宽8.3米、最深13.5米；西墓道呈台阶状，长41.5米、宽8.2米，填土中埋殉人7个。凤翔陵区自1977年开始，经过勘探陆续发现了13座陵园，内有东西向的中字形大墓21座、甲字形大墓3座以及凸字形、目字形墓葬(陪葬坑)的附属车马坑21座；中字形墓墓室呈长方形，东西各有一条墓道，东墓道较西墓道长而且坡度平缓，是主墓道。最大的中字形墓是一号陵园的M1，东西全长300米；最小的中字形墓是十一号陵园的M31，全长59.2米。中字形不带耳室的墓早于单耳室墓，单耳室墓早于双耳室墓；甲字形墓墓室为长方形，仅有东墓道(12)。
　　2005年发现的陕西韩城梁代村春秋早期芮国国君墓地，共发现两周墓葬103座，其中4座为带斜坡墓道的大型墓葬，既有南北向“中”字形的双墓道，也有南向的“甲”字形单墓道。(13)
　　战国高等级贵族墓葬形制沿用了西周以来的制度，但是从战国后期开始这一现象有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秦国国君墓地中开始出现四条墓道的墓葬，墓葬的规模和结构已经变得庞大和复杂。(14)芷阳陵区已发现的四座陵园均为长方形，陵园的界限以隍壕为标志，隍壕最充分地利用了自然沟壑，个别区位采取人工开挖的形式与沟壑连通，不见地面以上的墙垣。陵墓墓室上方存在较低的封土现象，这是秦国发现最早的陵墓封土迹象。四座陵园共发现“亚”字形大墓三座、“中”字形大墓两座、“甲”字形大墓5座、陪葬坑三座。一号陵园M1东西通长220、南北长128米；墓室略呈正方形，东西57、南北58米，面积3286平方米，深26米。四条斜坡状墓道均位于墓室四边的正中部位，东墓道最长，达120米，靠近墓室处宽34米、东端宽13米，墓道南侧壁有一耳室；西墓道通长43米，近墓室处宽32米、顶端宽13.5米；北墓道长42米，宽度在12—33.5米之间，墓道东壁有一耳室；南墓道长28米，宽18.5—31.8米。东、西、南、北四条墓道的坡度分别是8°、14°、16°、14°；M2东西长220、宽137米，墓室东西长58、宽56米，面积3248平方米，深23—26米。东墓道长122.5米，宽16—36.5米，墓道南侧有一个耳室；西墓道长40米，宽12—31.5米；北墓道长42米，宽14.5—31米，墓道东侧北端有一个耳室；南墓道长37米，宽13.5—33米。东西两条墓道的坡度依次为13°、20°。属于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的浙江绍兴印山越王大墓，墓葬形制兼具江南土墩墓和中原椁墓的因素，为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是江南地区此阶段少见的墓型(15)。
　　1928年洛阳金村被盗的可能是东周王室墓葬(16)，8座大墓都是甲字形的单墓道大墓(17)；1959年发掘的洛阳西郊1号战国墓出土了带“天子”字样的石圭，为单墓道的积石积炭墓，墓道位于墓室南端，长40米，可能属战国中期的周王墓。(18)最近对河南洛阳西郊周山考古调查显示，四座大墓中的一座夯筑封土高约20米，仅发现一条南向的长斜坡墓道；另外三座墓葬夯筑封土彼此相连，高约14米，均为中字形的南北向长斜坡墓道，这四座大墓有可能是东周王陵。(19)河南辉县固围村魏王室墓、河北中山王墓均为南北向的双墓道结构，固围村1号墓北墓道长47米，南墓道长125米以上；中山王墓属战国晚期，1号墓为南北双墓道，通长约110米。河北邯郸市三陵乡战国时代的赵王墓地中一座发掘过的墓葬为中字形的双墓道(20)，其余的未曾发掘。齐鲁两国没有发掘过双墓道的大墓。
　　2005年在西安市长安区贾里村东神禾塬上发现一座带4个斜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陵园整体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310米。外设兆沟、内筑夯土陵墙，东、南、西、北陵墙中部各置一门，并建有门阙。“亚”字形大墓位于陵园北区。其中墓口东西长29米、南北宽28米。4个斜坡墓道中东墓道最长，约67米；发掘者认为该墓可能属于战国晚期秦始皇帝祖母夏太后之墓(21)，但从陵园制度诸方面考察，该墓的时代可能属于西汉前期。
　　东西两汉帝陵墓葬形制可能由于王莽改制的影响而发生了的变化，伴随着大一统带来埋葬观念上的逐渐趋同，两汉之际，高等级的墓葬多以羡道指称墓道，《后汉书·礼仪志》引《汉旧仪》“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东汉皇帝陵墓的墓道也称羡道。(22)西汉墓道数目方面的变化不大，等级制的基本内容清晰，这就是皇帝、皇后使用四条墓道，诸侯王使用两条墓道，等而下之者使用一条墓道；因山为陵的墓葬因为自然原因多使用一条墓道，文帝霸陵、满城中山王墓、徐州楚王陵、南越王墓等皆属此类，只有个别崖墓使用双墓道。(23)两条墓道的诸侯王陵墓在早期较多，如石家庄赵王张耳墓(前202年)、章丘吕国吕台墓(前186年)、临淄齐王刘襄墓(前179年)、保安山2号墓(前125—前124年)、获鹿常山国刘舜墓(公元前179年)(24)，自西汉中后期开始，诸侯王的中字形双墓道几乎绝迹，逐渐演变成甲字形的单墓道，如山东长青济北王墓，属西汉中期的甲字形墓(25)，就此现象，黄展岳认为“墓道一条或两条，可能是出于造墓是否出入方便，而不是身份级别的差别”。(26)保安山2号墓开始出现在墓室内设造仓、灶、井、厕等生活化设施，标志着此时诸侯王墓葬的埋葬观念开始发生了变化。
　　西汉皇帝墓葬以汉景帝阳陵所做的考古工作最多，帝陵东、西、南、北四条斜坡墓道分别长69米、21米、17米、23.1米，墓道的宽度越近墓室变得越宽，作为主墓道的东墓道最窄处宽8米、最宽处32米，并且更重要的是在东墓道的北侧发现四处间距有序的石柱础，据说有的柱础上还有木柱炭化的痕迹。
　　而东汉陵墓形制完全有异于西汉，包括皇帝陵在内的墓葬几乎全部是一条墓道，而且墓向也从西汉陵墓的东向变成南向，砖室的券顶、穹隆顶代替了木构的玄室构造，甬道(埏隧)结构为适应合葬、守孝的需求而筑造得更加成熟，形制从西汉初年的土洞式发展成为小砖或石材筑造的券顶。
　　从上述资料看，商周以来多墓道的墓葬形制退出埋葬领域始于东汉，自此帝陵开始出现的单墓道以及圜丘状封土影响深远，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两宋，莫不采用这一方式，因山为陵的墓葬也不例外，自北魏开始出现长斜坡墓道上带天井的现象，到唐代兴盛起来。西汉出现的甬道，其长度随时代的演进逐渐开始变长，高等级墓葬的墓道两侧流行装饰壁画。到了唐朝后期长斜坡墓道的形制逐渐变少，开始流行竖井和斜坡相结合或者竖井墓道的墓。而墓道之名中的隧、隧道、埏隧自东汉以后开始激增，相对而言，以山为墓的墓道多称隧、隧道或陵隧，开口式的斜坡墓道因为甬道的出现而多称埏隧。(27)南北朝开始在羡道中的甬道内置放墓志，最早的记载见《南史》。(28)
　　唐代关中十八陵除献陵、庄陵、端陵、靖陵四座陵墓属平地起冢有封土外，其余的十四座陵墓均属因山为陵。因山为陵的唐高宗乾陵、唐睿宗桥陵的墓道经过试掘，形制为隧道式，其内填塞石条石块，石材间用铁栓板套接；发掘后唐僖宗靖陵的墓道为开口式的斜坡状。等而下之的太子墓、公主墓和号墓为陵的大墓，其墓道为隧道式，但在墓道上开凿有数量不等的天井和壁龛。在名称使用上，唐代既有把因山为陵的墓道称为羡道的，也有称为隧道的，或称埏道，似乎并没有认真地予以区分。太宗昭陵的墓道口至今还没有找到，但五代温韬盗掘关中唐陵时，从墓道进入过墓室，墓道上设有五道石门，“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29)；太子李宏的陵墓开始建造的狭小，后来“于隧道左右开便房四所”(30)。
　　北宋皇陵的建设因袭唐代积土为冢的帝陵制度，但没有预作寿陵的现象，唯其规模受“七月葬期”的制约，较之唐陵要小得多。帝后同茔合葬，但不合陵，各自有墓，和西汉帝陵同制；甬道和墓室(宋代称皇堂)既有砖砌的，也有石造的；皇帝陵墓没有发掘，但其形制据考察应和元德李皇后陵大致相同。元德皇后陵墓道为南向的斜坡状甲字形，水平长34米，墓道中部挖有台阶，墓道北段与甬道相连接的部位发现加固墓道的方木痕迹；长9.1米的砖券拱形顶甬道与墓道相通；石质墓门位于甬道中部，砖砌穹隆顶的单墓室平面呈圆形，“地宫的建造顺序是：先在地面挖一略呈甲字形的竖坑，并把南部挖成长斜坡作为墓道……北部用砖垒砌甬道和墓室，然后向土框内填土，然后夯筑直至地面”(31)。对于这种墓道形制，宋代或称隧道(32)，或称埏。宋代也有将敞口式的覆顶墓道称作隧的事例。明清陵墓制度大同小异，墓道开挖后再以砖石拱券，其名称是隧道、羡道并用(33)。
　　通过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古代中国墓葬中的墓道及形制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最初没有墓道，逐渐演化成有敞口斜坡墓道，从单一墓道发展到多墓道；在多墓道使用阶段，墓道的数量有一条、两条、四条之分；自东汉开始，墓道的数量和形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多墓道形制退出历史舞台，上自皇帝，下到一般贵族，均实行一条墓道的形制。斜坡式的敞口墓道形制在墓道流行的年代里，一直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隧道式的墓道形制开创于汉文帝的霸陵，并且长期应用在依山为陵的墓葬中；竖井式的墓道形制秦汉以后一般为平民所用。
　　墓道的称谓方面也存在着发展变化的轨迹，羡道是墓道名称中最常用的，西汉文帝之前墓道的形制除竖井式外，全是敞口斜坡式，在漫长的历史阶段，羡道还有埏道一类的称呼；隧道式墓道创制以来，墓道的称谓变得复杂多样，尤其是二者结合式的墓道，即前半部分墓道为敞口式的斜坡状，后一部分和墓室相连接的墓道或土洞或砖石构造，在现代考古学中称之甬道，对这种墓道有称其为羡道的，也有隧道的，还有埏隧的；究其原因，可能是此种形制的墓道既有羡道敞口式的特征，又有隧道式的特征，于是人们的称谓便显得随意。当然，直呼为墓道者在历史上也不少见。
　　自东汉开始，由于墓道形制结构方面剧烈的变化，导致东汉及其后人们对先秦文献中墓道形制的理解出现偏差，造成偏差的原因是各代诠释无不以诠释者生活时代的墓道形制为依据。
　　①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孟宪武：《殷墟南区墓葬发掘述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③ 顾铁符：《随县曾侯乙墓无遂解》，《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④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4考古年报》。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1期。
　　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⑦ 《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琉璃河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1992年天马一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第3期；《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94年第1期；《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报告》，《文物》1994年第8期；《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报告》，《文物》1994年第8期；《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报告》，《文物》1995年第7期。
　　⑧ 河南文物研究所：《平顶山应国墓地95号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⑨ 《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4期。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灵台白草坡西周墓》，《文物》1972年第12期。
　　(1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第2001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12) 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述评》，《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1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5年考古快报》。
　　(14) 程学华：《秦东陵考察述略》，《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2年第1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二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
　　(1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印山越王大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1期。
　　(16) 梅原末治：《洛阳金村古墓聚英》。
　　(17) William Charles White，Tombs of Old Luo_Yang，Kelly and Walsh Ltd，Shanghai，1934．
　　(18) 《洛阳西郊1号战国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2期；谭洛风：《东周王陵》，《洛阳师专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4期。
　　(19)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西郊周山东周王陵调查记》，《中原文物》2005年第6期。
　　(20)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平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邯郸赵王陵》，《考古》1982年第6期。
　　(21) 张天恩、侯宁彬、丁岩：《陕西长安发现战国秦陵园遗址》，《中国文物报》2006年1月25日。
　　(22) 《后汉书·礼仪志下》：“皇帝白布幕素里，夹羡道东，西向如礼。”
　　(23) 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24) 石家庄市文物保管所、获鹿县文物保管所：《河北获鹿高庄出土西汉常山国文物》，《考古》1994年第4期。崔大庸：《聚焦洛庄》，《中国文物报》2001年3月18日。山东省临淄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葬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25) 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长青县双乳山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3期。
　　(26) 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27) 《后汉书·郡国三》注曰：“金乡《晋地道记》曰：‘山北有凿石为冢，深十余丈，隧长三十丈，傍却入为堂三方。’”
　　《晋书·杜预传》：“预先为遗令，曰：‘……山上有冢，问耕父，云是郑大夫祭仲，或云子产之冢也，遂率从者祭而观焉。……其隧道唯塞其后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无珍宝，不取于重深也……’”
　　《晋书·殷浩传》：“浩后将改葬，其故吏顾悦之上疏讼浩曰：‘方今宅兆已成，埏隧已开，悬棺而窆，礼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无自诉。’”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六月，戊寅，葬首阳陵。”注引《魏氏春秋》曰：“明帝将送葬，曹真、陈群、王朗等以暑热固谏，乃止。”又引孙盛曰：“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极痛也。人伦之道，于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夫以义感之情，犹尽临隧之哀，况乎天性发中，敦礼者重之哉!”
　　《日知录》卷18：“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诏曰：‘先贤列圣，道冠生民，仁风盛德，焕乎图史，暨历数永终，迹随物变，陵隧杳霭，鞠为茂草。’”
　　《新唐书·礼乐十》：“丧至于墓所，下柩。进輴车于柩车之后，张帷，下柩于輴。丈夫在西，凭以哭。卑者拜辞，主人以下妇人皆障以行帷，哭于羡道西，东面北上。”
　　(28) 《南史·裴子野传》：“于野……又欲撰《齐梁春秋》，始草创，未就而卒。及葬，湘东王为之墓志铭，陈于藏内。邵陵王又立墓志，堙于羡道。羡道列志，自此始焉。”
　　(29) 《新五代史·温韬传》：“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
　　(30) 《唐会要·诸陵杂录》：“(司农卿韦)机始于隧道左右开便房四所，以贮明器。”
　　(3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元德李皇后陵地宫的清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2) 《宋史·本纪第一》：“丁巳，治安陵，隧坏，役兵压死者二百人，命有司瘗恤。”(宋)李攸《宋朝事实》卷13“英宗葬永厚陵条”，“隧道长四百七十尺”，《丛书组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1937年。北宋皇陵的陪葬墓往往实行夫妻同穴合葬，宋太宗第八子俨死后，与七年前病死的妻子合葬，“启魏国之埏，从礼而合诸墓”。(宋)宋祁《景文集·荆王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33) 明万历皇帝定陵的墓道即称隧道，1956年发掘时，发现以砖砌券的隧道，且自称“隧道”。崇祯皇帝思陵的墓道称羡道。《清史稿》卷499《孝义三》：“至初四日，羡道开通，启圹宫门入。……久之，事毕，掩中羡，闭外羡门，复土与地平。”
　　

秦始皇陵园考古研究/段清波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