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酒和酒器的兴盛与商周时代的祭祀活动紧密相连。祭神祭祖是统治者借亡灵的权威来迫使人们绝对服从王权、族权统治的手段。在商周金文中，多有涉及赐酒的记载，通常是以酿酒所用的原料而命名的酒的通名，如“矩鬯”。而“秦酓”酒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出土古文字及古文献里，唯一一个以酒的产地命名的西周国家名酒，它是居住在宝鸡一带的秦人发明的，用在国家重大的祭祀、庆典仪式上。
　　关键词 西周 国酒 秦酓
　　一、酒在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秩序，是建立在以“礼”为核心的政治信条之上的。作为礼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酒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历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酒文化源远流长，我们目前见到的最早的酒具，是陶质酒器。大约在距今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有了用途明显为酒具的陶器。
　　商周时期，作为体现礼仪的重要器物，就是青铜礼器。而酒和酒器的兴盛是与商周时代的祭祀活动紧密相连的。在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酒器是大宗，以酒器命名的青铜礼器，几乎占到礼器器名的一半。
　　祭神祭祖是商周时期的政治核心，是借亡灵的权威来迫使人们绝对服从王权、族权统治的手段，祭祀也有食物，但酒更为重要。酒有香气溢出，古人设想它很容易飘升通天神；饮酒使人兴奋、迷醉，容易致幻而通神；甚至可以设想，让神多饮酒而醉，神就会于高兴迷乱之中，多多降福给献祭人。
　　酒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所显示出来的重要性，先秦文献早有记载。早期经典中“酒”字的出现率很高。《尚书》有专门的《酒诰》篇，《仪礼》有专门的《乡饮酒礼》篇，《周礼》有“酒正”、“酒人”、“女酒”等专门酒官。《仪礼》“酒”字最多见，是因为酒最先主要用于礼仪。早期汉字构形体系中也隐含了不少的相关信息，如《说文》有形义与酒直接相涉的字，大约有100来个。
　　古时飨宴酹酒祭神时，必须由一位尊者或长者举酒祭地，于是就称位尊者或年长者为祭酒。生活在战国间的荀子就多次被举为祭酒。到汉平帝时置六经祭酒，“祭酒”就正式成为了官名。隋唐以后称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监祭酒，至清末才废。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酒与祭祀密不可分的关系及其对传统政治、文化生活的深远影响。
　　二、秦酓——最早以地名命名的国家名酒
　　酒通神，酒是政治工具，酒是权力象征，所以酒是庄严的、神秘的。以食物祭神，看不到神食用；以酒祭神，酒味上腾，正好飘摇而达神祇，故酒为祭祀上品。
　　(一)早期文献及商周金文里所赐之酒多是以酿造酒的原料为名的通名
　　在商周金文中，祭祀祖先的铭文内容比比皆是，其中铭文中也有涉及赐酒的记载，但多是以酿造酒的原料为名的通名。如：盂鼎：“赐汝鬯一卣。”毛公鼎：“赐汝矩鬯一卣。”录伯簋：“余赐汝矩鬯一卣。”古文献也有类似表达，《尚书·洛诰》：“矩鬯二卣。”《诗·大雅·江汉》：“矩鬯一卣。”
　　“矩鬯”，就是用“矩”(黑黍)酿造的酒，用以祭祀。“矩鬯”，是商周时期天子乃至大臣祭祀用的专用酒，它是以酿酒所用的原料而命名的酒的通名，没有地域特色，大概凡是掌握了酿酒技术的都能生产这种酒，这种酒通叫“矩鬯”。当时还有一种调和酒，叫“鬱鬯”，简写做“郁鬯”，所谓“郁鬯”，就是用郁金香草煮出来的汁水与矩鬯调和而成的一种调和酒。这种酒是当时诸侯朝拜天子宴飨时用的专用酒，同样也是以酿酒所用的原料而命名的酒的通名。
　　(二)“秦酓”酒是唯一以酒的产地命名的西周国家名酒
　　商周时期，虽然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及人们商品意识淡漠影响，酒业还没有形成强烈的竞争态势，但酒在当时的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却是毋庸置疑的。在长期、反复的实践中，必然会形成大家一致公认的好酒，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有品牌效应的名酒。这种好酒应是以地名命名，而以区别用制造原料命名的普通酒。在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出土古文字资料里，“秦酓”酒是唯一一个以酒的产地命名的西周国家名酒，用在国家重大的祭祀、庆典仪式上。
　　1976年2月，陕西周原考古队在陕西歧山凤雏村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宫室(宗庙)建筑基址。1977年7月在发掘该建筑基址西厢房第二号房基时，发掘了两个窖穴，出土了大批西周甲骨。其中甲骨(H11：132)云：“王酓秦……”。从“酓”字的构造结构看，与酒有关。该甲骨的年代在西周早期成王时期(前1042—前1021)，距今大约有3050年的历史。遗憾的是，由于此片残缺，具体内容不详。学者认为，此甲骨片虽残，却很重要，秦应是当时活跃在周原一带的早期秦人，所记礼制同于1929年出土于宝鸡戴家湾的*鼎[1]。
　　*鼎也叫周公东征方鼎，器壁铸有铭文五行三十五字：“唯周公于征伐东夷，丰伯、薄姑，咸斩。公归，获于周庙。戊辰，酓秦酓。公赏*贝百朋，用作尊鼎。”大意是：周公在征伐东夷时，灭了丰国、薄姑国。周公回来，在周(歧周，今周原)宗庙里，举行了向祖先报告俘获情况的祭祀。戊辰这天，举行了饮酒礼，饮的是秦地出产的清酒(秦酓)。周公征伐东夷的时间发生在成王时期，与周原甲骨(H11：132)的时代相当，距今大约3000多年。
　　周公东征方鼎有“酓秦酓”句，与周原甲骨(H11：132)云：“王酓秦……”说的是一回事。根据古文字学家研究，“酓”通“饮”，第一个“酓”字是酒礼，第二个“酓”字是清酒，“秦酓”当是秦地出产的清酒。从周公东征方鼎铭文看，“酓(饮)秦酓(饮)”是庆祝凯旋的礼仪[2]。
　　“秦酓”作为一种酒名，是首次在金文、甲骨文献里见到。周原甲骨是3000年前的王室档案，在商周时期有限的记录手段下，赫然出现在国家档案里(甲骨文)和青铜重器铭文里，显示了“秦酓”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周公东征是西周历史的一件大事。周灭商后第二年(约前1045)，周武王病逝，其子即位，是为周成王。因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摄政，代成王行事。其弟管叔、蔡叔不满，勾结殷商旧贵族及东方诸侯发起叛乱。周公率兵平定了叛乱，这对周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周公东征鼎说的就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铭文说，周公平定东夷叛乱大获全胜后凯旋，亲自来到在周原的祖庙里，举行告庙仪式，告诉列祖列宗在军事、政治上取得的胜利。祭祀作为国家大事，与战争同样重要，在这样庄重的场合里用的酒不是金文、古文献常说的“秬鬯”、“郁鬯”，而是以地名命名的“秦酓”酒，今天我们无论怎样评价“秦酓”酒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都不过分，甚至可以说它是西周时期的国家名酒。
　　三、“秦酓”之秦就是今天的宝鸡一带
　　“秦酓”是西周时期的国家名酒，是目前见到的唯一一种西周王朝国酒。那么，它的产地在什么地方?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西周金文里出现的“秦”、“秦夷”、“秦人”、“戍秦人”、“秦邑”这几个概念。
　　“秦”，《说文》云：“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秦”字在甲骨文里象两手持杵打禾之形，表明秦地农业生产发达。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秦”字，在金文里出现最早的秦字，大概就是*鼎的“秦酓”。两者在时代上相当，都是西周早期，即周成王时期。西周中期《询簋》、《师酉簋》也出现了“秦夷”、“秦人”、“戍秦人”。《史记·秦本纪》在叙述非子被周孝王召之“汧渭之间”牧马，因成绩突出而封为附庸，“邑之秦”。其六世孙秦文公100年以后，率700人东猎至“汧渭之会”，在非子建城的地方营建秦邑。
　　秦人祖先来自东方，至迟在商代末年就已活动于陕甘一带。关于嬴秦西迁大体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夏末商初；第二次约在商代末年；第三次在周初[3]。发生在周初的秦族西迁，是因为其参与了东土叛乱，周王朝采取了强迫政策使嬴秦族背井离乡，有一部分被安置于宗周京畿地区[4]。
　　西周铜器铭文表明，当时在关中西部散居着一些非姬姓部族，他们是西迁到关中西部的东夷族部落，由于他们来自东方，周人统称他们为夷，又由于散居各处，因此，夷字前冠以地名以示区分，如西门夷、秦夷、京夷等等[5]。
　　《史记·秦本纪》说大骆之庶子因给周孝王养马于汧渭间有功，而被封于秦地作为附属。非子之秦嬴是否在汧渭之间，《秦本纪》记述更明确：“(文公)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
　　文公之所以在汧渭之会建新都，是因为其祖先曾在此建过城邑。(文公说)从前，周王室让我们祖先秦嬴(指非子时期)把这个地方作为城邑。这个地方显然是指汧渭之会，即非子“邑之秦”之秦地。秦地是一古老的地名，至迟在周初就已存在，其具体方位在今宝鸡市东戴家湾一带。孝王把秦地赐给非子，让他以秦作为邑城，接续嬴氏的庙祀，非子一支成为法定的嬴姓正统一支，秦、嬴第一次结合在一起，秦正式成为嬴姓的封号[6]。
　　秦地问题解决了，那“秦夷”应是居住在汧渭之会一带的夷人。“戍秦人”应是守边的秦地之人。有学者指出“戍秦人”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周王朝西北部局势的恶化[7]。
　　四、秦地发达的酿酒业
　　富足的粮食是酿酒的前提。秦人早期活动的汧渭之间，历来是农业发达地区。这里气候温和，山水相连，平野出乎期间，被古书誉为九州上上等土地。《诗经》里说，这片土地长出来的庄稼格外丰茂，即使苦菜，也味甘如饴。
　　(一)3000年前宝鸡一带盛产酿酒的主要原料高粱
　　高粱是白酒生产的主要原料，高粱籽粒中除含有酿酒所需的大量淀粉、适量蛋白质及矿物质外，还含有一定量的单宁。研究表明，适量的单宁对发酵过程中的有害微生物有一定抑制作用，能提高出酒率，其衍生物又能增加白酒的芳香风味。因此，含有适量单宁的高粱品种是酿制优质酒的佳料。商周时期宝鸡一带种植高粱吗?
　　传统观点认为，高粱的原产地是非洲，辽金时期才引进中国。但裘锡圭先生认为，在甲骨文中，“稷”就是高粱[8]。1985—1986年，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研究员李璠等，先后两次到甘肃河西走廊民乐县城以北27公里外的荒漠沙滩上，对东灰山遗址进行详细考察。他们在遗址剖面的灰层带中，发现并采集了几百粒已碳化粮食，其中就有小麦和高粱。经碳14测年，年代为前5000±159。考古研究表明，五千年前我国西北地区就已种植小麦和高粱等粮食作物[9]。
　　1977年8月，扶风县黄堆公社云塘村发现了一件西周青铜器白公簠，底盖各有铭文61字，其中有四种农作物：“粟、稻、黍、粱”，“粟”就是小米，“稻”即水稻，“黍”俗称糜子，“粱”就是高粱[10]。这四种农作物除水稻外，其他三种在今天陕西关中西部还有种植，水稻只在渭河盆地有零星点缀，渭北高原早已绝迹。但根据考古发现，在距今四千年前，扶风一带就已种植水稻。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距今四千年前的扶风案板龙山文化遗址发掘中，在遗址灰土中发现了水稻的灰像[11]。周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白公簠铭文里记载的四种农作物应该是当时这一带的主要粮食作物。高粱的种植大大推动了优质酒的发展。
　　(二)秦人的祖先善于酿酒
　　酿酒在当时算是高科技了，秦地能生产优质酒，技术来自哪里?也就是说“秦酓”酒是谁酿造的呢?历史及考古研究证明，秦人至迟在商末已活动于陕甘一带，其一支在中潏时已归顺于周，并为周保西垂。秦人是东夷族的后裔，东夷人善于酿酒既有文献记录，又有考古实物证明。
　　据《后汉书·东夷纪》载：“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在史前诸系文化中，酒器的发达以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最为突出，亦最引人注目，由山东营县陵阳河六号墓随葬40个酒杯，可证当时东夷人酗酒之甚[12]。有学者认为，我国酿酒业产生于距今大约7000年的北辛文化时期，东夷人很可能是我国人工酿酒业的最早发明者[13]。
　　秦人先祖伯益曾是东夷酋长，西迁的秦人祖先把先进的酿酒技术，带到关中西部而擅长酿酒，应该说是顺理成章之事。
　　(三)考古资料佐证商周时期秦地发达的酿酒业
　　1975年扶风县法门公社庄白村村民在耕地时，发现一座西周穆王时期的墓葬，墓葬共出土铜器14件，其中一件体型似尊，腹部却有两耳如象鼻上卷的器物，该器底部有铭文：“白作酓壶”。这件自名为“酓壶”的酒器，其实就是一件尊。尊是陈设于宗庙，以祭酒礼宾的专门礼器，体现了酒的主要功能。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商周青铜器中，唯一一件自名为“酓壶”的酒器。“酓”其实就是酒，让人容易与“酓秦酓”联系在一起，很可能此器当时是专门用来盛放“秦酓”酒，用以祭祀祖先。
　　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有一种称为“禁”的案形器，尤为珍贵，不仅因为它是周代贵族在祭祀或宴飨时置放酒器的用具，而且还很少发现。“禁”最早见于东汉郑玄作注的《仪礼士冠礼》，郑玄说：“禁，承尊之器也，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也就是警戒饮酒者的意思。文献记载，商人嗜酒成风，到商纣王时期达到顶峰。荒淫无度的侈靡生活导致商被周武王所灭。西周王朝为维护其长期统治，坚决禁止周人酗酒。酒要饮，又不能失度，所以，就把这种盛放酒器的案形器叫做“禁”。而目前所发现的三起商周青铜酒器禁事件，均发生在宝鸡。
　　最早发现的青铜“禁”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当时宝鸡市斗鸡台戴家湾村的农民在村北的坡地上挖地时，挖出了各种青铜器30多件，其中有一件青铜“禁”，属首次发现。该青铜禁现收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第二起是在1927年秋天至1928年春。当时盘踞西府凤翔的土著军阀党玉琨，为筹措军饷，征发宝鸡、凤翔、岐山等县的民众上千人在戴家湾持续进行了半年之久的大肆盗掘文物活动，共挖出青铜器上千件，举世罕见的青铜“禁”再次出土。其中一件“禁”很快流入日本，但最终又传入国内，现被天津博物馆收藏。
　　第三起是2012年6月。宝鸡市渭滨区石嘴头村民在挖掘房屋地基时，发现了一座西周贵族大墓，这里与当年出土青铜禁的戴家湾仅一河之隔。该墓所有青铜礼器都放置在壁龛里，共有6个龛，经过考古工作者清理，共出土青铜礼器31件，其中酒器18件，占58％；可分14类，其中酒器类11种，占78．6％。3号龛出土器物最多，共出青铜礼器10种，16件，均为酒器，有铜禁2、方彝1、卣5、壶1、罍1、尊1、盉1、爵1、觯1、斗2。从这里可以看出酒器在当时青铜礼器中的地位，也反映出酒文化对于西周社会的影响。
　　石嘴头墓葬是经过考古科学发掘的，保留许多珍贵信息，而墓葬出土的青铜禁是1949年以后首次发现的商周青铜禁；户方彝是目前所发现商周方彝中体积最大的一件，通高64厘米，重35.5千克；户卣甲，通高50厘米，重17.85千克，也是目前发现商周时期卣中体积最大的。
　　卣是盛酒器，金文、文献里常有天子用卣盛酒，赏赐给大臣的记载。学者把形制相同、大小有别的成组铜卣称之为“列卣”。“列卣”源于商文化，但它没有在殷墟乃至河南地区广泛流行起来，却相对集中在陕西地区，特别是陕西宝鸡地区流行起来[14]。可能与宝鸡地区酒文化发达有必然关系。学者认为，随葬有列卣的墓葬它们的主人往往是方国首领，或高级贵族。石嘴头墓葬出土的3组列卣，集中在一座的墓里，这是比较少见的，表明墓主人的身份不一般，至少是一个高等级贵族。戴家湾与石嘴头墓葬年代均在西周早期，与周公东征方鼎的时代大致相当。石嘴头高等级贵族墓里随葬的大量高规格酒器，很可能当时盛放的就是当地的名酒——西周国酒“秦酓”酒。
　　青铜禁接二连三在宝鸡发现，说明3000年前宝鸡地区酒文化的繁荣与兴盛，也说明西周国酒之所以产生在宝鸡，是有着深厚的基础与社会背景的。同时铜禁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由于酒业繁荣，可能影响了日常生活，国家不得不采取某种禁酒措施，而这种法令在宝鸡得到落实。
　　(四)“秦酓”对后世的影响
　　西周时期，这里紧邻岐都周原，是当时生产力最先进的地区。繁复的祭祀、觥筹交错的宴飨，频繁的往来，必然刺激了对酒的需求，也促进了酒业的繁荣与发展，造就了西周时期祭祀所用的国酒——秦酓。西周的灭亡，“秦酓”的命运并未随着王朝的东迁而没落，相反，随着秦文公东猎陈仓，秦人在宝鸡崛起，秦地的酿酒业伴随着秦人独特的畤祭文化而蓬勃地发展起来，曾经作为西周国家祭祀所用的“秦酓”酒，自然是秦国祭祀用酒的首选。
　　秦国先后在汧渭之会、平阳、雍城建都立国，长达400多年。秦到穆公时，其农业经济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周边诸国了。为了释放劳动的艰辛或抒发心中的快乐，秦人一边敲打身边的酒器，一边歌唱，作为发泄或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久而久之便成为秦音乐代表。《说文》：“瓦器(陶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可见，酒与秦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
　　畤祭是对天神的祭祀，从秦襄公立西畤到秦献公立畦畤，甚至还延续到西汉时期，这种祭祀活动前后持续了大约700多年，畤祭是秦汉王朝重要的国家行为，以至于届时天子要亲自来到雍地。据《史记·封禅书》，从开国君秦襄公到秦孝公徙出雍都，秦诸公共置六畤，其中就有四畤分布在雍地[15]。秦表面上的畤祭活动，其背后是扩展实力、开疆拓土的企图，秦的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也促进了秦地酒业的发展与繁荣。
　　成书于宋代的《酒谱》说，秦穆公在秦晋韩原大战获胜后，“投酒于河以劳师”，表明秦人对酒的钟爱，也说明了饮酒已成为当时秦国军队的奖赏习惯。《史记·秦本纪》则明确讲到，当年穆公的几匹良马，被三百余“岐下野人”盗走宰杀吃掉了，穆公知道后不仅不治罪，反而赐予美酒，以防“野人”只因吃马肉不饮酒而伤及身体。在后来的秦晋韩原大战中，出现了三百“野人”杀入重围，舍命救穆公的惊险一幕。秦穆公所赐的酒，应是当时秦国最好的美酒，非秦酓酒不可。
　　注 释
　　[1] a.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古文字研究》(第四辑)第253页，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0年。b.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第1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c.辛怡华：《早期嬴秦与姬周关系初探》，《秦俑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2]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第41～44页，中华书局，1986年。
　　[3] 尚志儒：《早期嬴秦西迁史迹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
　　[4] 郭向东：《嬴秦西迁问题新探》，《秦文化论丛》(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
　　[5] 辛怡华：《西周时期关中西部的“秦夷”及相关问题》，《秦文化论丛》第十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
　　[6] 辛怡华：《非子一支在“汧渭之间”的崛起》，《秦文化论丛》第十五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
　　[7] 弓建中等：《秦夷·秦人·秦胡》，《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七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
　　[8] 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古文字论集》第154～189页，中华书局，1992年。
　　[9] 莫杰：《考古证实小麦高粱原产我国》，《化石》1988年第2期。
　　[10] 辛怡华：《白公父盙铭文中的农作物名称考》，《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
　　[11] 谢伟：《案板遗址灰土中所见到的农作物》，《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12] 王震中：《夏商周文化中的东方渊源》，《华夏文明》(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13] 逄振镐：《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东夷古国史研究》(第1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
　　[14] 张懋镕：《关于扶风红卫村出土“列卣”的思考》，《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15] 王晖：《秦人崇尚水德之源与不立黑帝畤之谜》，《秦文化论丛》(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