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是秦代重要的手工业管理制度。本文根据秦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出土陶文，佐以陶俑制作缺陷，分析了陶文刻勒的特点，提出无论是“勒名”还是“勒数”，与手工管理制度并不是完全的对应关系，俑坑陶俑制作的考核标准是“能用则用”。
　　关键词 陶俑 陶文 物勒工名 考核标准
　　《礼记·月令》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的记载，相同内容另见《吕氏春秋·卷十·孟冬纪》，意为在生产的产品一上刻上工匠或工场名字，并设置了政府中负责质量的官员职位“大工尹”，目的是为了考查质量，如质量不好就要处罚和治罪。三座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马)身上都发现了刻文或戳印，被认为是秦代“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制度的体现，是秦政府管理官府手工业、控制和监督工人生产的一种手段。此种手段运用到兵马俑制作上，以便稽核陶工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其作用一方面是加强了对工匠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作品质量的提高[1]。
　　2009年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开始启动，目前现场清理工作基本结束，新的考古信息层出不穷。本文通过对出土陶俑、陶马的刻文和制作痕迹两方面材料，就秦俑制作“物勒工名”的管理问题再做探讨。
　　一、陶文
　　本次发掘出土陶文均为刻文，初步统计有34例，出土位置包括两足之间的踏板上、臂、脖及体侧甲衣缝隙等处，2例不识。截止目前，俑坑发现陶工人数已增至105人，按出现文字笔迹特点，发掘区有“高”、“展”两组陶工作品在2件以上；数字编号最小为1，最大或为112(附表)。按行文格式分三类。
　　1.工名：共13例，释文有：米(冉)、屈、申、辰、高、陫(非)、衞、悲、蟜、木、马、氏等，代表的是陶工的姓氏(图一)。
　　“申”、“高”、“屈”、“辰”4字第一次发掘曾有先例。“申”见于T2G3：125拓文，笔迹有一致之处，或为一人所写；“高”、“辰”连续出现2例，但笔迹明显有别，不是一人所写，其中G10：15踏板“高”字似同秦陶俑四六一[2]；两例“辰”不仅彼此走笔区别明显，与秦陶俑四六二、四六〇所见均不同，与T2G3：116相较，G10：28左长撇，山上一横为斜笔，山右最后一笔省略笔画(图二：1)，也应是不同书写者所为[3]；G10：67“氏”，近隶书体，笔画刚硬笔直，同名曾见T1K：3，小篆，显然不是同人所书；“衛”见于秦陵食宫遗址板瓦3例，均为戳印，被认为有可能是“制陶工匠的姓氏。衛姓，为河东、陈留之望族。为周文王子衛康叔之后，国灭，因以为氏”[4]，也不能笼统合并。“冉”见于T1G4：17拓文，字迹写法完全不同，拓片显示的上横一笔，实际是一处宽利刃的砍伤痕迹，因此释为“米”为妥；“屈”笔迹不完全一致，不能肯定为一人所写。因此，刻文作者与所勒之名不能完全对应。
　　2.数字与工名：计3例，其中一例(G10：45)数字在上，名在下，上下通读。其中“库”的写法类似元年丞相斯戈[5]，走笔更加随意；2例名位右，数位左。(图三)
　　3.数字编号：共16例(图四)，出现十以上百以下的数字中夹“十”的编号方式。G9：32右袖口刻文方法比较特殊，前文写做“*”，释文“三十”，上下笔画，其右有一竖道，可释为数字“一”，也可能只是一种书写习惯，在标注完成后下意识的划以间隔；其下为“五”，却是左右笔画横写。G10：15、G10：38两例第三字，均为四笔画，不应是笔误勘正，确为一独立字，不释为“午”，俑坑所见所有“午”字的上部笔画为一笔，按字形释为“仐”，意同“今”，查原T22G9：6，释“二千”，似有误，其第二字竖道笔画中段有缺[6]，接近三字组合，或可释为“二仐十”。第四字“四”有不同写法，其一为“四”，其一为“*(四横)”。
　　同名刻勒有聚组成群的现象(图五)。在一号坑第一次发掘中，191例勒名陶文，“宫”字类67例，包括“得”字共12例，有2例(T1G4：12、T1G4：22)为同一俑号，均为印文，文字部位在“衣摆底”的有11例，代表陶俑个体10件，出土位置有两处，6例位于T1第四过洞(俑号11、12、19、22、24、34)，4例位于T1开间部位(俑号17、19、20、23)；“宫藏”共8例，印文，代表8件陶俑个体，6例位于T19第十过洞(俑号40、42、54、44、45、50)，1例在T19第九过洞的(俑号62)，1例在T20第十一过洞(俑号27)。“咸”字类47例，“诩”字最多，共11例，8例位于T10开间部位(俑号29、97、98、102、166、168、170、173)，2例位于T19开间部位(俑号35、135)，1例位于T19第十过洞(俑号22)，均为刻文，文字部位在踏板；另有刻文“羽”1例，位于T19第十一过洞(俑号7)，文字位置在“衣摆后”，刻文“咸诩”1例，位于T1第一过洞(俑号13)，文字部位在左腋下，由于无拓片可查，仅从风格上看，这2例和前11例在勒名位置上有不同。其他类77例，“安”字有6例，均属刻文，文字位置在踏板，其中5例在T19开间(俑号65、136、137、138、206)，1例在T10开间(俑号99)；“北”6例，1例在T1开间(俑号90)的文字位置在俑背中部，4例在T20第九过洞(俑号42、44、48、50)，1例在T19第十一过洞(俑号7)，这5例文字位置均为踏板；“不”7例，文字位置有3类，2例分布在右肩，属于T19开间(俑号133)、T19第十过洞(俑号10)，4例分布在胸甲，属于T20第十过洞(俑号58、59、62、70)，1例在背后，属于T20第十过洞(俑号64)。可见不同探方的同一过洞(开间)内的陶俑东西(南北)连贯相接；同一探方的过洞和开间之间有东西毗邻关系，如“不”字类T19K：133与T19G10：10东西向间隔3件陶俑，属于南北同一位置。
　　勒之“名”，被认为是不同生产小组的代表人物即工长的姓氏[7]。勒名聚组但笔迹并不相同，如据《秦陶文新编》，“屈”录3例(图二：2)，“申”录3例，字体风格各异，走笔特点很少完全一致，说明实际参加工作的人数确实很多。但不同制作小组勒名有自己的习惯，刻文位置比较固定。
　　俑坑中所见勒名，体例不如青铜器规范、严谨。陶工刻勒工长名，虽比较符合情理，能解释书写同名却笔迹各异的原因，但却无法破解另外一些信息。如：
　　第一，同件陶俑“勒名”不同。这种现象在本次发掘中出现2例，一是G10：35，踏板刻文“申”，颈部刻文“木”，左臂编号“八十”；二是G10：15，踏板“高”，颈部“米”，左臂编号“十三仐四”。原发掘T2G1：33中，有四组陶文，分别是“咸阳高”、“栎阳重”、“临晋菲”、“安邑□”[8]，T19G9：18，有三例陶文，分别是“阳”、“亦”、“□”[9]，其勒名代表的考核方式无法对应，或许反映了工组之间的分工协作，陶俑分部制作，而后组装，以提高效率。
　　第二，随意性刻画。如原T19G10：19所见3例刻符、本次发掘G9：13袍部浅刻划的动物图像等(图六)。勒名是为了考核，这种刻画却似工匠们的信手涂鸦，虽为枯燥的劳役生活增添了稍许情趣，但也有失严肃。
　　第三，数字出现概率不均。在《秦陶文新编》中，载录数字类陶文226例，十以内的150例，占总数的66%；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数字22例，占总数的9.7%；二十以上至三十以下的数字7例，占总数不足4%；其后各段数字出现的概率越来越低，很多都是一、二例，是否可以说明工组之间的产量有多有少?按照目前出土勒名百人数计，各组产量远远不够俑坑所含六千件总量，彼此之间的悬殊也过大。
　　数字陶文中，“四”、“五”、“十”居多，分别有20例、40例、26例，尤其是“五”，占十以内数字中的比例近40%，“十”字如考释中忽略了行文方向，可能与“七”混淆。这样看来，“四”、“五”高频率出现似另有隐情，可能计数的方法并不是依次递增，或为分组而计再总计，这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序号的陶俑并列或紧邻，如T19G11：12与13(数编“五”)和T1G3：14与15(数编“四”)等情况。
　　二、“物勒工名”的定位
　　综合上文，可见陶俑所勒“名”、“数”的意义都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尚待分析，将之与“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手工管理制度完全挂钩，尚有一些局限。实际上，目前所见秦陶文，都不能完全视为手工管理制度的体现，如秦都咸阳出土的陶文中，有“咸*(左屈右阝)里段”，研究者认为“印于制陶工具上，当是陶工随意押印”，“属于制陶作坊的印记，而非官府市亭机构人员检查产品合格后盖的官印”[10]，此类陶文说明的是某些“民营作坊的产品到市场上销售已获得官方批准，是合法经营，并按时向官府纳税”，可见常说的勒名，更多的是出自对进入流通环节的商品控制。
　　由俑坑刻勒陶文到“物勒工名”，最矛盾之处在于目前所见的大量制作瑕疵——尽管后人唯恐毁誉了“世界奇迹”而遮遮掩掩，当时秦人确实是“堂而皇之”地把他们摆放在队列中了。
　　本次发掘出土的大量陶俑、陶马存在烧成后再修补的痕迹。修复的方法包括两类：
　　第一类“接骨式”。具体做法是先以织物缠匝、涂青灰色“腻子”尔后施彩遮盖，主要修补位置为腿部；8匹陶马有4件经修补，部位集中在马腿中部最细处，占50%，最甚者为G9：2左服马，腿根部和腹壁上都经过了修补。陶俑修补最严重的为G10：45，裂缝将右小腿分裂成3块，骨面正中裂缝竟有1厘米余，裂缝内灌满“焊泥”。除双腿外，躯干裂缝自袍底两腿分裆处直至后背，最宽处0.4厘米，均以青灰色“焊泥”填塞敷衍(图七：1)。
　　第二类“补丁式”。具体做法是将其他器型的陶片如筒瓦、陶容器等，加工成如残缺部位的大小、形状，敷贴于需修补的陶俑表面，经青灰色“焊泥”涂抹表面、施彩。已见头顶部2例、臂部2例。如G10：23，俑头顶有烧成后修补痕迹，头顶部的陶质表面蒙有黑灰，灰下为“焊泥”粉末，“焊泥”下是一块经修整的红陶网格纹陶片，长条形压在头顶，使得俑头顶部明显突起，造型比例非常不协调(图七：2)；G10东段臂部插接手的空隙过大，残片内填塞板瓦(图七：3)。此现象还见于1999年秦陵K9901出土陶俑：三号俑从右上臂的肘关节向上3厘米至肩胛处、五号俑左裙部内侧、六号俑上举的左臂肘关节至肩胛处和左腿与短裙的交界处，都发现筒瓦“补丁”[11]。
　　制胎方面的缺憾、敷衍现象也很常见。如八匹陶马的文髦，分叉处均有砍凿痕迹，应是装备络头时才发现造型设计有缺陷，文髦分叉处预留的空间不足而采取的补救措施；G10：83左、右短裤厚薄不一致；俑头13嘴部左右不对称，嘴角歪斜，涂抹“腻子”以校正；G9：3两腿粗细不一；G10：46下唇正中有水滴状胡须印痕，但未见陶片；与G10：81共出的俑头残片，塑造出发髻后，未刻划发丝，直接髹褐色漆了事(图七：4)。
　　烧制水平也有良莠。如G10：23俑左手连袖口一段，烧成温度很低，陶色近黄土泥胎。更离谱的当属施彩程序中出现的过失，如G10：36，披膊、壅领下等部位的联甲带是雪青色，身甲部分使用朱红色(图七：5)，还有左、右裤管—红—紫，不是为了“写实”，应是陶工粗心大意。
　　比较第三次发掘所出土的百余件陶俑，身份高者无论是造型、施彩、烧造都好于其它，堪称古代雕塑艺术的精华作品。如G9：9是本次发掘出土的身份最高级别陶俑，其陶质坚硬，陶色青黑光亮，披著的二类三型一式甲衣上不仅周缘描绘精美、繁复的仿织物花边，中心腹甲的人字形联甲带施彩也是一丝不苟，上下、左右交错使用红、雪青两色，以代表连缀甲片的组带(涤条)。雪青色组带清新淡雅，其中还夹杂纤细的丝丝红线，代表组带(涤条)编织原料杂色丝线(图八)。其足履的刻画亦不一般，口沿处阴刻一周，以代表包缘的鞋口。目前出土的此类身份级别陶俑9件，尚未见有“勒名”、“勒数”，制作者应有明确专属。
　　三、考古信息透视的背景
　　根据对陶文的研究，陶俑(马)在雕塑技艺方面良莠不齐。其中宫字类俑的水平较高，造型比例合适，体型魁梧，神态勇猛；咸字类陶俑雕塑的技艺水平尤其是躯干部分塑造比较粗疏，有的双臂过短甚至一长一短，不够协调对称。研究者认为这是两种雕塑作者来源不同之故，前者是中央官府制陶作坊的“御用”美术师，后者是来源于地方的市府制陶作坊和民间私营业者。
　　以往认为，两类作品中宫字类陶工的考核标准较高。本次发掘中出现的陶工名无一例和宫字类相同，“高”见于“咸阳高”，为咸字陶工类，陶马施色特点符合“畲”字陶工类，来源于宫廷；其他均被认为是来源于各地方的陶工。从本次发掘中，可见雕塑缺陷和修补现象在上述几组工匠的制品中都有存在，那么，考核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是根据技艺水准的不同，因人而异，还是整体都充满变数和弹性?通过上文，可见是适合不同来源的工组，之后，整体上保留了唯一的共性：根据产品的最终用途，可用则用。对于制作中“工有不当”的行为，姑且不论最终对人—工匠是不是“必行其罪，以究其情”，但事实上对“物”—残次品却并没有弃之不用，说明对“不当”的结果予以了默认和接受。
　　大量陶工刻划不论是数字编号还是工匠名，都是在未烧成之前留于陶胎表面，烧成、施彩后，陶文被完全遮盖，因此，考核的具体阶段应该是始于制胎、止于施彩。陶俑个体巨大，烧制工艺存在一定的难度，难免会出现残次品，加之如此大数量的烧制任务肯定不是一窑、一工所能承担，烧制阶段如何对工匠、各生产小组进行考核?遮盖陶文后的施彩样品质量及是否按序放置，又该如何进行考核管理?由于考核的时效截止在施彩前，后续工序则无据可察，假有一点是明确的：仍然存在大量的失误。如一号坑T19G11出土的立射俑、二号坑东南角T17出现的跪射俑等现象，应是摆放位置出了差错。
　　无论是“勒名”的随意，还是陶俑制作的缺陷，与“考其诚”的对应结果，并不意味着对秦代手工业的管理制度全盘否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追究根源有二：一是俑坑陶俑的“偶人”性质，二是秦人传统的民族精神：功利、实用。
　　秦文化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重结果，为了取得结果到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一段时期内，秦人重法家，法家思想标志性的行动指南是言必信，信必果，因此商鞅变法中有“徙木千金”的故事，但通过一些事件的细节，可见察觉到这里的“信”是小信、浮信，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达到目的非“信”不可，那就用“信”，如果信变成达到目标的障碍，那又会坚决抛弃“信”。《史记·秦本纪》一段秦穆公与由余的对话充分表明了秦统治阶层对所谓法度的观念，(穆公)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狄无此，何以为政?”由余笑曰：“此乃中国之所以乱也。……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政，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政也。”[12]所谓淳德，其实就是淳朴之德，即凭感觉、直觉行事，不必自己给自己设置道德障碍从而作茧自缚。事实上，有些政策律令的制定也是从实际出发，如《秦律十八种·厩苑律》：“叚(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本来按照秦律的规定，百姓损坏官府器物要照价赔偿，但为了提供生产力，推广铁制农具，有益于国，无害于人，铁器损坏只需呈交书面报告说明情况就可以免于赔偿。同理，今日所见俑坑陶俑塑造作品的良莠，实际上仅仅反映了陶工的个人雕塑水平。作品的最终用途是埋于地下，以慰礼仪和神灵，不具有现实使用的作用，因此，只要产品能满足设计上的一般要求，也就是“可用”。有多位先生对秦人的价值取向做过研究，比较一致地认为，秦人的价值取向比较注重实利实惠，[13]从此也可见一斑。
　　释文：许卫红 刘春华
　　陶俑分布统计：扈晓梅
　　摹拓：刘群
　　执笔：许卫红
　　注释
　　[1]袁仲一：《秦始皇兵马俑研究》第363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2]袁仲一：《秦文字类编》第418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3]同[2]第378页。
　　[4]同[2]第47页。
　　[5]同[2]第347页。
　　[6]同[2]第129页。
　　[7]见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等著作。
　　[8]袁仲一：《秦陶文新编》第357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9]同[8]第366页。
　　[10]同[8]第115页。
　　[11]a.张益：《中国生漆》，2008年第1期。b.刘江卫：《浅议秦陵百戏俑的夹纻工艺》，《秦文化论丛》第十辑第502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12]《史记·秦本纪》第192页，中华书局。
　　[13]参阅林剑鸣：《从秦人的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黄留珠：《秦文化概说》(《秦文化论丛》第一辑第1、7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龙显昭：《论秦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秦文化论丛》第三辑第37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论著。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2/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