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三)陵墓陪葬坑象征研究的新思路
　　秦汉帝陵除了地面建筑遗存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地下陪葬坑。在讨论陵园内的这类遗迹象征意义时，还有一种思路值得探讨。这一思路其实早在兵马俑坑发现后就为学者所用，近年来似乎走得更远，值得专门讨论其形成、发展与收获。总体上这一思路从属于陵墓与都城、宫室象征研究思路的探索，但是如果我们将墓葬与都邑、宫室对应的研究置于物质层面的话，则这一层次的讨论稍具有形而上的意味。
　　该思路也是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而逐步深入的。早期在仅发现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与西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时，就有学者采用这一思路讨论这些陪葬坑的象征意义。兵马俑坑被发现后，其军事内容的性质逐渐为学者所公认，但是其所象征的军队的定位大家有不同的认识。袁仲一先生在陵园象征都城的基础上提出，兵马俑象征京师宿卫军。黄今言先生曾在兵马俑所象征军队的问题上认为，兵马俑三坑不是象征左、中、右三军，而是象征秦代中央军三系统的兵卫。[1]同样，在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的定位上，发掘者认为帝陵南、西两处军事内容的从葬坑是汉北军的缩影，南区和西区这两处从葬坑拟或象征着西汉北军的两个部分，或者就是北军的左、右两翼。[2]焦南峰也认为其可能与西汉当时的“南军”、“北军”有一定关系。[3]由于秦始皇陵与西汉阳陵最先发现的地下陪葬内容均为军事性质的陪葬坑，对这些军事内容象征意义的讨论最为深入，从公认的结论看，这些陪葬坑均是都城某支军队的象征，而这一推论的思路则来自于陪葬坑与制度层面的职官内容的象征理解。
　　在上世纪，秦始皇陵东侧的上焦村曾先后发现过100余座小型马厩坑，这些坑出土器物上的刻文有“中厩”、“左厩”、“宫厩”、“小厩”、“大厩”、“大厩四斗三升”、“左厩容八斗”等[4]，袁仲一先生认为这处陪葬坑象征了秦的宫廷厩苑[5]。这种由明确的文字材料对比得出的结论，多为学者所接受。同样的思路与认识也将大量的陪葬坑与其他秦代国家职官内容进行了联系，比如铜车马坑、曲尺形马厩坑、动物坑等。但是，秦始皇陵范围内出土的这种可以表明陪葬坑象征意义的文字材料实在太少，有相当多的关于陪葬坑象征意义的结论并不能被学界广为接受。尽管如此，这一将陪葬坑与宫室、都邑职官架构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在现在看来确实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前瞻性。
　　而随着秦始皇陵、西汉帝陵(特别是汉景帝阳陵)的考古发现逐步深入和系统化，学者沿着这一思路的思考也更宏观和全面。段清波、张颖岚曾讨论了秦始皇陵陪葬坑可作为这一大型墓葬的外藏系统，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认为秦始皇陵陪葬坑是秦帝国兴盛时期中央政权及皇权的各类运作机构在地下的模拟。[6]在这种研究思路下，K0006坑被认为是秦王朝中央政府中的一个官府机构在地下的模拟反映，其性质可能为秦代主管监狱与司法的廷尉。[7]封土西南角的K0003是一座形制较为复杂的陪葬坑，勘探结论认为该陪葬坑可能属于为皇室、甚或秦始皇本人提供饮食的官府机构。[8]对K0007陪葬坑内容的认识也沿袭了这一思路。[9]笔者也曾著文讨论在目前的秦始皇陵考古材料基础上，陪葬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在三个层次上均有表现少府属官的内容、两个层次中具有太仆属官内容[10]。近来有学者将秦始皇陵的一些地下陪葬坑特别是兵马俑坑与郎官等秦汉职官系统结合起来讨论，也应是这一模式下的思考。[11]
　　在西汉帝陵的研究中，焦南峰先生认为汉阳陵不同的陪葬坑不是笼统地代表或象征“婢妾”、“厨”、“厩”之属，它还代表和象征了“宫观及百官位次”，代表不同的政府机构及设施(包括军队在内)。考古发现的空间、规模、内涵等方面的差异反映了它所代表的各个政府机构及设施在等级、功能及其与皇权之间关系的不同和区别，是西汉帝国各个政府机构、各种设施的真实再现。[12]后来他们还从汉阳陵DK11—21出土的封泥、印章角度讨论了这些陪葬坑的象征意义，包括有“卫尉”属下的“旅贲”，有“宗正”，有“少府”下属的“导官”、“徒府”、“太官”、“宦者”、“永巷”、“东织室”等官署机构。[13]在他们的论证系统中包括有一些文字证据，有一定的说服力。
　　这一将秦汉陵墓陪葬内容与国家职官架构结合起来进行思考的方法，不失为一种新的突破。但是如何将物质层面的考古发现与形而上的国家运作架构关联起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需要突破一些问题。如焦南峰等先生的研究中，视陪葬坑与政府机构、设施有着对应关系，但并没有突破物——物的层面，而有的学者将这一认识上升到物质——制度层面，似乎很难在理论上站得住脚。
　　从近三十年来对秦始皇陵以及西汉帝陵的研究思路来看，无论是陵园布局的若都邑说、若宫室说，还是陪葬坑的官署说，实际上还是遵循了考古学以物见人的思维方式，学者们还是努力复原物质遗存所反应的社会内容。同时这些思考也符合考古学特有的缜密逻辑推断，并未超出物质层面的内容。但是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将大量的物质层面的内容上达制度或系统这一层面，似乎已不属于考古学研究的思维模式。
　　中国古代的墓葬特别是大汶口文化以来墓葬中开始出现的棺椁制度具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一直困扰着学界。虽然从两汉时期的丧葬习俗看，其对居室的象征越来越明确，但是其从发生到定形，其中演变的具体细节及背后的信仰、思维的依据，还需要逐步厘清。而作为墓葬中最高级别的帝陵，在一般规律下还有其特殊的方面，以秦始皇陵为代表的秦汉帝陵的研究在思路与方法上取得的收获，或许对认识墓葬研究的一般理论与方法能够提供借鉴。
　　注释
　　[1]a．黄今言：《秦代中央军的组成和优势地位——兼说秦兵马俑所反映的军制内涵》，《文博》1994年第6期。b．黄今言：《论秦始皇兵马俑的主体精神及相关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月。
　　[2]王学理、梁云：《论阳陵南区从莽坑的军事属性》，《考古与文物增刊·汉唐考古》，2004年。
　　[3]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文博》1999年6期。b．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2年。
　　[4]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5]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6]段清波、张颖岚：《秦始皇帝陵的外藏系统》，《考古》2003年第11期。
　　[7]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文物出版社，2006年。b．秦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园K0006陪葬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3期。
　　[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文物出版社，2006年。
　　[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文物出版社，2007年。
　　[10]張衛星：《秦始皇帝陵陪葬坑に関する新研究》，《東洋文化研究(第九号)》，学習院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2007年。
　　[11]刘九生：《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唐都学刊》2009年第2期。
　　[12]焦南峰：《西汉帝陵建设理念》，《考古》2007年第11期。
　　[13]焦南峰、马永赢：《汉阳陵帝陵DK11—21号外藏坑性质推定》，《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08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