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一、礼仪与思想：封禅典礼与儒家文化
　　司马迁《史记》曾谓：“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何谓封禅?封，即到泰山上筑坛祭天；禅，即在泰山下的梁父等小山扫除以祭地。古人对封禅的解释大致如下：“夫揖让受终，必有至德于天下；征伐革命，则有大功于万物。是故王者初基，则有封禅之事，盖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夫东方者，万物之所始；山岳者，灵气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于其始；取其所通，必于其宅。崇其坛场，则谓之封；明其代兴，则谓之禅。然则封禅者，王者开务之大礼也。”[1]从史料可以看出，封禅就是祭祀天地，象征拥有天下四方，其原形可以追溯至上古先秦帝王祭祀天地山川之典。如《管仲·封禅篇》曾曰：“古者封泰山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他例举了无怀氏、*羲、神农、颛顼、帝俈、尧、舜、禹、商汤、周成王，“皆受命然后得封禅”[2]。《墨子·佚文》中也有墨子曰：“太山之上则封禅焉。”《史记·封禅书》谓黄帝时“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而依林沄先生见解，记载周武王克商封祭“天室”(嵩山)之“天亡簋铭是目前所知先秦封禅典礼的唯一实录。”[3]其实这些从无怀氏至周武王对泰山、嵩山的封禅，实际就是在山岳祭祀天地。而真正意义上具有旷世大典、以及国家最高隆盛大礼的“封禅”则是“千古一帝”秦始皇开创的泰山封禅典礼。
　　公元前219年，为构建新政治秩序，秦始皇东巡狩，率文武官员及军队浩浩荡荡行至泰山山麓。他拟以封禅国家盛典的神圣仪式和意义，诠释秦王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天命。时秦虽“以吏为师”，然法家进取性有余而守成性不足，制定礼仪制度构建“王权天授”的思想理论非儒家不可。因此，始皇即召集跟从的齐鲁儒生博士七十余人集议封禅大典之礼仪。然诸儒并不知具体，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以蒲裹车轮)，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而难以使用，“由此绌儒生”。秦始皇遂即自作主张，决定沿用秦国祭祀上帝的隆盛仪式进行封禅大典。“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4]始皇在泰山上封祀后，下山途中遇暴风雨，只得躲在大树下避雨，而“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待秦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年，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戮文字，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然儒生们虽幸灾乐祸，历史却使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秦始皇巡狩赴泰山封禅，已涵有儒家文化的天命思想(包括“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儒家大一统文化思想)以及封禅碑文中凸显了“贵贱分明、男女礼顺”的礼义观念，但是儒生却不仅与泰山封禅大典失之交臂，没有能获得表述王权天命与天道的特权，而且在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关头没有把握住儒家文化登上思想统治舞台的契机。其实，秦始皇在封禅大典中绌诸儒生不用“封事之礼”，正说明自春秋战国以来，先秦之士“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5]“咸作书刺世”[6]，抗礼王侯、危言干政、以君师自重的时代结束。而在大一统的皇帝时代，士阶层只能是君主的御用工具。故儒生们能接受挫折教训，重振旗鼓、东山再起，则是迟在百年后汉武帝的封禅大典的活动中。
　　汉初百废待举，“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阕焉。”[7]汉文帝也曾巡狩太原、陇西等地，却未至泰山封禅。而封禅典礼直到武帝时方得以进行。武帝在位五十余年，却巡狩天下三十多次，遍祭五岳四渎，并且行幸封祀泰山达八次之多[8]。汉初诸帝没能封禅，除因耗费巨大而国力不及之外，还同当时社会发展的文化背景有关。《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即位：“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冶黄老，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赵绾、王臧以儒学思想倡导礼教整顿社会，这与汉兴以来皇帝崇尚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在政治上有所不同。儒家提倡一种道德文化的社会实践，以及“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观念则要比黄老之学更适合宗法封建的农业社会。然而维护汉兴以来政治文化统治的窦太后，在她迟暮之年仍大权在握，扼杀了儒家文化抬头的机会。但儒家还是幸运的，六年后(建元六年，前123年)窦太后终于归天。次年，汉武帝即征召文学之士公孙弘等人。《史记·儒林列传》谓：“(武帝)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百余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而在儒学之士纷纷弹冠相庆、走向政治舞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汉武帝的封禅意愿也在紧锣密鼓的酝酿之中了。
　　汉武帝追随秦始皇进行泰山封禅大礼，除国势日益富强外主要有这样几个直接原因：
　　一是“缙绅之属皆望天下封禅改正度也”。司马迁的这句话，实际上不仅代表了儒家士人和他自己的思想，而且也表现了汉朝统治阶级的愿望。如元狩时汉武获麒麟，“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9]；而济南人终军上书谓获麟“此天之所以示飨，而上通之符合也”。[10]为什么儒生百官皆对封禅孜孜不倦、梦寐一求呢?这在于儒家吸取秦始皇封禅时之教训，期望通过为封禅大典的思想理论准备，达到使儒学正统化、成为统治思想之目的。而百官统治阶级希望通过封禅大典，确立汉朝“天命”，牢牢保住与汉王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既得统治利益。因为汉兴时，由于刘邦袭用秦正朔服色，并无封禅大礼。同时，秦祚颇短，汉初人不承认其天命占五德之运，视汉兴为直接从周火德转移之结果，乃自古第一个当水德的。此后文帝时，贾谊认为汉灭秦，应是土德，色尚黄，数用五，悉改秦水德制，但却遭到周勃、灌婴等老臣的鄙视，被赶出朝廷。虽后又有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当土德之事，终无被重视，致汉家之德运归属，仍悬而未决。故武帝即位后，应天命改正朔已是当务之急。如再不“顺天应民”举行有关国运兴衰之封禅大典，势必给汉政权的合法性遗留阴影。故儒生百官要求举行封禅的呼声日高，这乃统治阶级根本利益之要求。
　　二是齐鲁方士们鼓吹封禅可升仙的诱惑。《史记·封禅书》谓，齐人公孙卿对武帝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史记·武帝本纪》谓，方士李少君对武帝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以成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方士们的游说和煽动，是想以所谓成仙长生之术在汉代的宗教思想领域占有重要席位，而这与汉武帝长久已有的祈求福寿的欲念一拍即合。这也促成上古以来祭天祀地典礼演绎成为汉家封禅大礼之一个原因。
　　三是祥瑞吉兆促动了汉武帝的封禅愿望。《史记·封禅书》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而不臻乎泰山者也。”其意乃指没有神异符瑞显现于世，帝王不应封禅。司马迁还举历史例子，谓齐桓公称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劝止说古帝王“皆受命然后得封禅”。故按管仲的理论，无祥瑞出现，封禅是无意义的。汉武帝即位后，各地不断有麒麟、宝鼎、天马等祥瑞显现，儒生方士又鼓吹“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等等，汉武帝亦更加相信天命在汉，进行封禅大典的社会思想条件日益成熟。
　　四是封禅乃是上古以来的天命神授的王权神话。封禅原本就涵有“告天地以成”，庆祝成功的意义，汉武帝开拓四边、南征北讨、征战频繁，又多次赴泰山封祀，因而对天命神授深信不疑。又《路史·后纪四·蚩尤传》谓：“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而喜乱，逐帝而居于涿鹿，兴封禅，号炎帝。”蚩尤为秦皇汉武礼祠的、古齐地八神之一兵主——战神，其“兴封禅”，不免同武功军事会有联系。汉武封禅故也有庆祝战功、保佑社稷之动机。
　　至元封时，汉武帝文治武功已达到了极盛，抑相权、削诸侯、迁豪族、行告缗、逐匈奴、平南越、通西域等均告成功，儒生鼓吹“建汉家封禅”以成一代之典的热潮再次兴起。《汉书·艺文志》所载录的《古封禅群祀》22篇、《封禅议对》19篇和《汉封禅群祀》36篇中，就记录有其讨论封禅礼仪的内容。按司马迁《封禅书》所言封禅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受命帝王，符瑞显现，有功，有德。汉武帝也自以为所有条件皆已具备，唯有封禅礼仪不堪了了。《史记·孝武本纪》载，汉武帝“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上于是乃令诸儒生射牛，草封禅仪。……群儒既以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汉武帝又以封禅祠器示群儒，儒生有曰：“与古不同。”儒生各说一套，意见不统一，结果武帝也“尽罢诸儒不用”[11]。
　　汉武帝以封禅仪礼之事征询左内史倪宽。倪宽为当时名儒、《尚书》学的重要传人，坚决支持武帝行封禅大典。据《汉书》记载“天地并应，符瑞昭明”，天子应顺天地之意而行封禅，何况“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又言：“今将举大事，优游数年，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倪宽这番话的意思是指封禅大礼唯圣明天子方能制定，此同武帝心意不谋而合。从而不仅避免了儒家文化重蹈秦始皇封禅时的覆辙，而且使“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其实，封禅大典本身就是儒家寄托大一统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
　　元封元年，汉武帝认为“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后封禅”[12]，遂置十二部将军，亲率十八万军骑，旌旗连绵千余里，出长城，北巡边陲，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威震匈奴。后又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夏四月时，武帝队伍至泰山郡治奉高，开始进行封禅祭礼仪式。《封禅书》谓：“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神，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阯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籍。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礼。兕牛犀象之属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这段史料最后一句，意为封禅时天气极佳。这同始皇封禅遇暴雨的狼狈尴尬情景相比，似乎汉朝国运更合天意。因此，汉武帝作《泰山鼎文》中云：“登于泰山，万寿无疆，四海宁谧，神鼎传芳。”
　　从文献史料分析，秦始皇封禅，是一封一禅。汉武帝封禅，则是两封两禅。可见，这是汉武帝自定封禅礼仪要明显区别于秦之处。而汉武帝在封禅后下诏书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礼乐，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著见景象，然如有闻。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后升禅术肃然。自新，嘉于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13]此诏书与始皇封禅碑文对比，也可见前者表现出克谨克恭、敬畏天命的心境，后者则显出夸耀功勋、不可一世的心态。由此可知，汉武封禅的思想核心蕴涵着儒家的受天命观念。
　　封禅礼毕，汉武帝在泰山东北麓的古明堂遗址里，接受群臣祝贺颂扬。明堂为先秦帝王通天、祭祀、朝见诸侯、宣明政教之处。故考其源流，探其蕴奥，明堂可称为天子祭祀布政、政教弥合的综合性场所，是鬼神观念与人伦思想参融的具有多重政教神学功能的特殊产物。按阮元《阅问子堂集赠言》考论，明堂与封禅同为先秦的大典礼。而明堂制度也正是儒家视为王权与礼乐教化的一个象征。《礼记·明堂位》谓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这是春秋以来儒家所称颂的盛举。如汉蔡邕在《明堂论》中所描绘的明堂建筑各部分，皆象征着儒家思想观念：“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崇礼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室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中曰太……故虽有五名而立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庙，谨承天随时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礼，明前功百辟之劳，起尊老敬长之义，显教稚诲幼之学，朝诸侯选造士于其中……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论其功而祭。故为大教之官，而四学具焉，官司备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万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变化之所由来，明一统也。故言明堂，事之大，义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向明，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故儒家梦寐以求的明堂制度以及其重要的宗教礼仪功能和教化秩序，终于在汉武帝封禅大典仪式的象征意义中得到实现。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古代东方各民族“主要靠建筑去表达他们的宗教观念和最深刻的需要”。
　　汉武帝上泰山封禅，其具体礼仪皆秘不示众，以显天命、皇权之神圣、神秘，然却对儒家积极推崇的明堂制度与礼仪大肆铺张，这正是儒学得到统治阶级首肯赞许而正统化的标志。因为这些礼仪背后的精神支撑和深厚文化背景，正是儒家的精神思想。公元前104年夏五月，在完成对皇权和帝国的旷世大典之后以及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倪宽、壶遂、司马迁等修订新律为《太初历》。汉武帝遂正式宣布改制，改元为太初元年，以寅月为岁首，服色尚黄，数用五，官名印章改用五字，并定官名、协音律、修订宗庙百官礼仪，以为典常，垂之后世万代。自此，汉朝当运之德经贾谊、公孙臣、赵绾、王臧至司马迁等人近百年的努力方改为土德。
　　现代社会学、人类学者的研究往往将仪式作为探讨社会变迁的视角，“将仪式作为文化时空中人的活动的累积与过程，关注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行动者参与构造活动的相互关系”，将仪式与象征作为“表现和参与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变量”。[14]如果我们把这一种学术文化的视野和思考转移到历史学研究中，就可以看到秦汉封禅典礼仪式正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为现实的社会秩序提供了一个可以仿效的理想模式。这正如林剑鸣先生指出：“武帝时所行封禅与秦始皇之封禅不同之处，在于汉代封禅已经从属儒家学说的礼制思想体系，而不仅仅是一种神仙方士的迷信举动。通过这种神秘而庄严的封禅活动，不仅使统治者的权力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而且使儒学涂上一道‘神圣’的光环，与宗教更加接近了。所以儒学又称为‘儒术’。”[15]因此，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的泰山封禅，可以看到封禅不仅是国家最隆盛大礼，而且实际上具有思想史转型的重大意义，是新统治王朝开创新的思想制度的崇高精神大典和神圣政治大典。宗教神权和王权政治思想正是通过这种仪式宣布了它们之间的汇通、融摄。因此，如果说秦始皇泰山封禅是正在有意识地创造大一统的新历史，那么汉武帝泰山封禅则是掀开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地位的思想文化与学术史上的新篇章。
　　注释
　　[1]袁宏：《后汉纪》卷八。
　　[2]《史记·封禅书》。
　　[3]林沄：《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
　　[4]同[2]。
　　[5]《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6]刘向：《荀子序录》。
　　[7]《汉书·武帝纪》。
　　[8]据《史记》、《汉书》“封禅书”、“郊祀志”、“武帝纪”等记载汉武帝行幸封祀泰山八次。时间分别于元封元年、元封二年夏四月、元封五年春三月，太初元年冬、太初三年夏四月，天汉三年三月，太始四年三月，征和四年三月。
　　[9]同[2]。
　　[10]《汉书·终军传》。
　　[11]同[2]。
　　[12]同[2]。
　　[13]同[7]。
　　[14]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5]林剑鸣：《秦汉史》上册第3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