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二、秦皇汉武封禅文化心态与思想背景
　　(三)探寻受命改制理论及其文化实践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定历史的产物[1]。《史记·历书》曰：“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初始，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祖意。”司马迁的理论很明确，这就是王者改朝换代，受命改制乃是国家头等重要大事。故如何受命改制、应承天意，其理论依据和实践则成了秦汉王朝的关键。秦汉王朝受命改制的理论基础是邹衍阴阳五行学派的五德终始说和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三统循环论。二者均为诞生于齐地的齐学，与上古先秦泰山文化圈有文化渊源。故泰山能从先秦五岳平等地位中脱颖而出，成为五岳独尊，是同地域文化观念有联系的。
　　战国时，出身儒家的邹衍是齐国稷下学宫中极受优礼的学者，并得到各诸侯国的重视。邹衍把金、火、水、木、土演绎成五德、五行，与历史上朝代兴衰更替相结合，以五行相克相胜的理论去解释王朝更替的必然性。其实，邹衍之学乃是儒家的变通之学。《盐铁论·原儒》曰：“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易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故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五德终始论就是以天命、天道与人事相结合来维护王权的学说，为新兴王朝的统治权力寻找合理的解释。这正是每一个新统治者的迫切要求和愿望。秦承周制，周为火德，秦自然是水德、尚黑。故以邹衍理论为基础，秦一统天下后，始皇以“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为据，即令衣服、旄旌、节旗皆用黑色；黑终数六，故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舆六尺，乘六马；又更河名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而西汉名儒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论，也是在邹衍学说与历史观基础上的发展。
　　神道设教的核心是天命论。故阴阳五行学说、五德终始论在秦汉时期是深受统治阶级所尊宠的。如《史记·封禅书》曰：“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记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从五德终始、三统循环的线索来勾勒王朝变迁史从而形成一种历史哲学。从某种意义而论，这也是一个时代探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努力。司马迁出于正史之眼光，可不信怪物，然却对五德终始论却十分崇信。这实际也是受天命神学的制驭。因为自先秦天命[2]已成为政教人伦风俗的本源，崇祀昊天便是鬼神祭祀的核心内容。同样，从汉武帝即位伊始就任用儒生议封禅改制事，直至元封元年才登上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在长达30年的时间中耐性祈盼，就是为了等候天降祥瑞以具备封禅条件。秦汉的封禅理论依据既以存在，那么付诸实践行动便是头等大事。而“礼莫盛于告天”正是对五德终始论的最佳诠释。《礼记·郊特牲》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自上古以来，敬天法祖就是帝王之道的圭臬，祭祀就是敬天法祖的具体实践，就是天神存在的基础。正如《论语·八佾》中孔子所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故选择五岳之尊、群山之宗的泰山封禅也是上古先秦以来巡狩礼仪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万物本乎天”，而祀天作为帝王特权，不仅是表示对天的崇敬，是神权与王权合一的典礼，而且在于承天之序，以明天道。匡衡、张谭在上汉成帝的奏章中就曾曰：“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
　　《汉书·礼乐志》载董仲舒曾对武帝策问曰：“王者欲有所为，宜求瑞于天。天道大者，在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因此，在充溢历史与政治神话的泰山封禅，以作为帝王受命于天、承天之序的特殊盛典，便成为五德终始、受命改制理论最佳政治文化实践。而儒生获得王权天命与天道的解释权，儒家文化提升为统治思想资源则必须通过象征形式而得以表现，具有宗教神圣意义的泰山封禅典礼正是肯定儒家文化思想将负于历史使命的明确标志。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如《尚书·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云云。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