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三
　　俞伟超先生是我国战国秦汉考古学体系的主要奠基者，并为逐步完善这个体系付出了毕生的努力。他对考古学的研究也是从这一领域发轫而且最大贡献也集中在这一领域。尽管他研究的领域非常宽泛，但直到晚年，他仍然自谦地说自己是搞秦汉考古的，其他领域只是偶然涉及，这一领域在他学术生涯中的位置可想而知。
　　战国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分裂走向统一、从学派林立争鸣走向儒术独尊、汉民族和汉文化形成的伟大时期，其所创设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了中国历史长达二千余年。这段历史表现在考古学上，前期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种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猛烈撞击和聚合，后期则是富丽堂皇的主体汉文化阶段性的发展变化。最初俞先生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在这一领域，除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教学需要，恐怕更多的是出于加深对中国古代史认识的考虑。
　　这一研究领域所要探究的问题是如此头绪繁多，而且必然要受到考古资料的限制。因此，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前期，他只能将研究局限在秦汉时期的“亭”、“市”制度、都城规划制度和包括丧葬制度在内的礼制方面，并开始了用考古资料探讨秦汉社会性质的尝试。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我国考古学的飞跃发展和学科整体水平的提高，他又开始了通过研究秦文化和楚文化去寻找汉文化的渊源的探索，同时对这一时期考古资料中所反映的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这些研究，俞先生用他那如椽巨笔，饱蘸考古资料的浓重色彩，为我们勾画出一幅战国秦汉的历史画卷。
　　根据对大量考古资料的分析，俞先生将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秦文化、晋文化(韩赵魏两周文化)、燕文化、齐鲁文化(后来只有齐文化)、楚文化、百越文化[1]和巴蜀文化[2]这七大文化分布区域。在战国早期，除了偏处西南和东南一隅的巴蜀文化、百越文化具有强烈自身特点和礼制外，其余五支考古学文化都继续沿袭着西周以来的礼制。俞先生通过对这一时期各阶层人物墓葬用鼎制度的分析，发现传统礼制正在崩坏：“诸侯之卿僭用天子鼎制(大牢九鼎)和东方诸国的庶人逐渐普遍使用士礼特一鼎，是这阶段变化中最重要的内容”，前者反映了“代表土地私有制利益的新奴隶主贵族，……正在登上历史舞台，把旧的氏族奴隶主贵族排挤下去”；后者即“庶人可用士礼的深刻意义，在于意味着二者之间等级界限的消失”[3]。这一时期，楚文化区域面积最大，而且掌握了以“失蜡法”为代表的精密青铜铸造技术，是实力最强大、最有可能同化、取代其他文化的一支考古学文化。战国晚期的墓葬考古资料表明，东方各文化区域仍然实行着传统的礼制，但用鼎制度更为混乱，表明这种礼制所反映的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已经到了最后崩溃阶段。秦文化区域则呈现出全新的变化，墓葬中“庶人普遍用特一鼎的变化，基本上没有发生，连过去比东方诸国更多出现的部分贵族已用陶礼器的现象，这时也不很突出了”，用日用陶器随葬成为风俗，就连规格很高的贵族大墓也只用铜二鼎，很明显，秦文化已经彻底摈弃了旧礼制，实行了二十等军功爵制。[4]而且秦文化的区域日益扩大，秦军征服到哪里，就把秦文化强制推行到那里。至公元前三世纪末叶，东方各文化区普遍出现了以屈肢葬、随葬日用陶器、墓穴外有围墓沟为特点的秦文化墓葬，而当地旧有的文化几乎突然之间全部销声匿迹。秦人在实现政治统一的同时，也靠专制强制实现了文化统一。
　　现已发现的各种秦代大工程遗迹和近年对秦始皇陵的调查发掘，证明“秦人在土木工程和手工制品方面原来就有喜好巨大体量的作风，在统一六国后更是发挥极致。……其阿房宫前殿基址和秦始皇陵墓的工程之巨及陪葬品之多，远远超出已往的想象，堪称古代奇迹。……所示滥用民力的程度，是当时任何国家都不堪承担的。毋怪乎这样一个财富集中、军事力量空前强大的王朝，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5]。秦俑坑所出大型陶俑手持的实用锋利镀铬铜剑和秦始皇陵西墓道出土的两辆精美绝伦的仿真大型铜车马，证明秦国已将青铜冶铸技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辉煌的秦文化对周边地区特别是日本的文化进程发生了强烈影响。日本古代自进入古坟时代后，建立起国家政权，其显著标志就是规模巨大的周边环绕方形水沟的古坟。多年来，日本考古学界一直在寻找探索古坟的渊源，但始终线索不明。俞伟超先生根据日本弥生时代初期在北九州突然出现的方形周沟墓与秦人的围沟墓惊人相似这一点，精辟地推断这是秦始皇时期东渡日本的秦人移民将这种秦文化葬俗带过去的，这是日本古坟的唯一源头[6]。这一结论，立即得到日本考古界和历史界的公认。本来，秦文化有可能长期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统一文化，但秦代的短促，打断了这个进程，使两汉时期的文化朝着另一种形态发展下去。
　　历时长达四百余年的两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期。俞伟超先生根据两汉考古资料特别是墓葬考古资料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将汉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汉初的六七十年时间，是汉文化的形成期。此时期的文化呈现多元结构：政治制度、度量衡制度及币制沿袭秦制，所谓“汉承秦制”即指此；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则发源于先秦楚文化的黄老道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包括葬俗在内的社会习俗方面，则是先秦六国文化即本质上周文化的复活。这是汉文化内涵的三个最主要的源头。最初，各地的文化差异还是相当大的，经过统一专制政权下数十年的整合，这种差异逐渐缩小，到汉武帝初期，一个完整形态的汉文化形成了。这一时期，土地集中的现象基本尚未出现，政府对工商业的控制逐步加强，由各级政府管理的“亭”、“市”和中央政府在各地设置的工官，垄断了重要手工业制品的生产[7]。从西汉武帝至东汉明、章二帝时期，是汉文化的繁荣期。旧有的文化区消失，全国文化面貌呈现惊人的一致。此期中，出现一批世代占有大量土地的大家族，形成了新的宗族制度；官营手工业发展到了高峰；对盐铁业的垄断，不仅促进了冶铁技术的提高和铁农具的普及，也极大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城市发展到隋唐以前的最高峰；由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得到独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丧葬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按氏族宗法制度安排墓位的族坟墓制度，被家族茔地代替；以皇帝、诸侯王、列侯为代表的高官显贵按新的丧葬等级制度纷纷建造规模巨大的坟墓，随葬陶质明器生活用具成为风俗，壁画墓和画像石墓开始流行。自东汉和帝至汉末，是汉文化的衰落期，但其历史特点却表现得更充分，因而也可视为汉文化的最典型形态。此时，经济领域大土地所有制迅速膨胀，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大庄园经济加强，各种依附关系日益发展，货币商品经济明显萎缩，官营手工业一蹶不振，私工手工业抬头，城市衰落；在意识形态领域，儒家的“天人感应”世界观和“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使战国以来的神仙信仰深入人心。与这种变化相应，丧葬习俗中新出现了多代葬于一墓和模拟庄园生活的模型明器更为完备等现象，画像石墓、壁画墓、画像砖墓更为流行，祥瑞图和神仙图像成为墓室画像的主要题材[8]。
　　对于战国秦汉时期的都城规划，俞伟超先生作了经典式的研究。他根据积累的城市考古资料，将中国古代的都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商和西周都城遗址内各种活动区分散存在，是初期阶段都城的特征；东周至两汉都城的密封式规划，是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确立后中国都城发展的第二阶段形态；从曹魏邺都北城到隋唐东西两京的棋盘格形封闭式规划，是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后封建等级制森严时期的都城形态；北宋汴梁至明、清北京的开放式街道布局，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最后阶段的形态。俞先生认为，处于第二发展阶段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都城规划，在我国城市和都城史上地位极其重要，影响中国城市特别是都城规划达二千余年。他将这一时期的都城特点归纳为五点：1．都有城墙包围，面积一般为二十多平方公里；2．全城主要由宫城和郭城两大部分组成，郭城只有一个，宫城往往不止一个；3．无论是宫城内还是郭城内，都有许多手工业区；4．郭城内新出现了市，即由官府管理的特定商业区；5．主要宫殿皆设于制高点，便于控制全城。在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都城规划如此一致，显然有明确的都城设计思想。战国时成书的《考工记》将这种都城设计思想进行了高度概括：“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社，市、朝一夫(郑玄注：方各百步)。”大大强化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是形成这一时期封闭式都城规划的重要原因[9]。
　　关于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性质，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史学界见仁见智，长期争论不休，至今迄无定论。考古界因忙于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基本上没有参加这场讨论。但俞先生却一直审视着这场争辩，并在对大量考古资料深入分析研究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10]。他从青铜时代和初期铁器时代农业生产条件与社会经济形态的适应程度、奴隶劳动价值的历史变化、奴隶数量和奴隶来源的变化、土地所有制的变迁等角度，解剖分析了商周至两汉时期的社会形态。他认为，商周至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时代，这个时代划分为两个阶段，商代到西周处于家内奴隶制阶段，战国秦汉时期为典型的罪犯劳动奴隶制，春秋时期为两个阶段的过渡期。尽管这一结论并非定论，但俞先生毕竟是用考古学资料去探索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第一个拓荒者，他的这种研究带给我们的启迪将是极为深远的。
　　通过上述一系列研究，俞伟超先生为新中国考古学构建起了战国秦汉考古学的基本框架体系，而且这一框架体系的科学性正被日益增多的考古新发现和历史研究的新成果所证明。
　　注释
　　[1]俞伟超：《中国考古学中夏、商、周文化的新认识》，《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第123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2]俞伟超：《三峡与四川考古新收获以及对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新思考》，《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第321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3]俞伟超：《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99—10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4]同上注引书第105—107页。
　　[5]俞伟超：《秦汉时代考古》，宿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1999年。
　　[6]a.俞伟超：《日本方形周沟墓与秦文化的关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年第2期。b.《中国魏晋墓制并非日本古坟之源》，《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第359—369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7]a.俞伟超：《秦汉的“亭”、“市”陶文》，《文物》1963年第2期。b.《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制地诸问题——从成都市府作坊到蜀郡工官作坊的历史变化》，《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8]见《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与《秦汉考古学文化的历史特征》，《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第180—197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9]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文物》1985年第2期。
　　[10]俞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文物》1981年第5、6期。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