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四
　　用考古学方法去探究人的本质，寻觅人类发展进步的逻辑过程，是俞伟超先生学术活动后期的最大学术愿望。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历史五种社会形态的论述，基于他们对欧洲历史和古代东方历史的分析和研究，这一结论并不完全符合所有国家和所有民族的发展历史，特别是他们提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人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已经被最新科学研究成果否定以后，有必要重新检讨和研究人类进步的逻辑规律。而中华文明这个全世界唯一的没有中断发展过程又自成体系的悠久文化，是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的最理想的对象。
　　当俞伟超先生带着这个学术愿望走进人类幼年伊甸园的时候，自然科学最新研究成果，已将一百多年来由考古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精心搭建起来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框架体系撞击得七零八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遗传基因技术即DNA技术的研究成果证明，现存人类是二十万年前在东非形成的，其前身是东非的阿法种南方古猿，约在距今十万年前后，东非的人类发生了一次大扩散，其中一支约在六万年前来到今天的中国，现在的中国人就是这支东非人的后裔。根据这一研究成果，全世界各种肤色、各个民族的远古祖先都是东非人，在此以前的一切能人、直立人等人类科的物种，都已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灭绝[1]。从猿人(能人)到直立人再到智人的人类直线发展观，一下子崩溃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在那里?幼儿期的人类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一重大而古老的科学课题重新摆到了社会科学面前。俞伟超先生知道，解决这一重大课题，只能诉诸理论的哲学思辨。经过对图腾制的深入理论研究，他敏锐指出，族外婚和行为的文化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族外婚是人类历史真正的起点，只有实行族外婚制后，才会“出现族群、家庭、氏族、部落、联盟、国家等社会组织和种种不断变化的观念，动物则永远不能产生这些组织和观念。”他认为，实行族外婚制，是生活在严酷生存条件下的原始人群为了不被其他人群所消灭，必须与其他人群结成联盟这一生存需要产生的必然结果。族外婚制的出现，应在早期智人阶段，在此以前实行族内婚的能人和直立人只能看成是古猿向人的过渡形态。人类幼儿期普遍存在的图腾制，实际上是实行族外婚制的氏族从血缘关系认同感产生并用以区别其他氏族的命名制度[2]。当然，这一结论还只是一种假说，但却是一个天才和智慧的科学假说。
　　族外婚制的实行，不仅优化了人类的体质，也促进了人类技术的进步，社会历史进程明显加快了。在地球上最后一个冰川期过后，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起，在欧亚大陆和北非的一些自然条件最优越的河谷地区，被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称为“农业文明”的原始锄耕农业蓬勃兴起。其中，北非尼罗河河谷地区的农业文明直接发展成为古埃及文明，西亚两河流域的文明直接发展成为苏美尔文明。俞伟超先生在考察这一时期中国的“农业文明”发展进程时却惊奇地发现，尽管其发展进程与埃及、两河流域相近，结果却大相径庭。当时，在我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文化面貌迥异的多支新石器文化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壮大。到距今五千至四千年前后，其中的两支新石器文化发展到了高峰。一支是黄河下游的东夷人的山东龙山文化，其发达的陶器轮制技术、精美绝伦的玉器表明其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空前的高度，而数量众多的城址和相当成熟的文字[3]象征着这一文化已经走近文明。另一支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柱的良渚文化，其族群酋领墓中随葬的大量精美玉器和气势恢弘的巨型宫殿式样的居住遗址，证明了这是发展水平与龙山文化不相上下的一支文化。与同时的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相比，这两支文化的发达程度显然要高得多。如果按照考古学文化一般发展规律，这两支文化当然会迈进文明的门槛，建立自己的国家，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但历史却开了一个令人惊愕不置的玩笑。到了接近据今四千年前时，辉煌一时的这两种文化，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继山东龙山文化之后出现的岳石文化、继良渚文化之后出现的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发达程度远为低下。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突然消失，不仅使当时的各支新石器文化人类集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使历史的发展发生了一次巨大错位。河南龙山文化脱颖而出，成为当时最先进的一支文化，并在豫西、晋南地区演变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走上了文明发展道路。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分布面积如此广阔的两支先进文化突然毁灭?俞伟超先生认为，历史上只有大规模的战争和巨大自然灾变才能顷刻毁灭一个文化，从当时所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看，还没有哪一个人类集团有力量发动能同时毁灭两支先进文化的战争，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毁灭肯定由于人类无法抗拒的巨大自然灾变。他推断，这场灾变就是文献记载中记录的发生在尧、舜时期的“洪水滔天”、“下民其忧”的持续多年的巨大水灾。“当洪水泛滥时，大江、大河流域所遭灾难，必以下游为重。可以估计到，在那个时期，黄河、长江的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之地，当是一片汪洋，大雨还会引起海进，人们只能向高处躲避或是逃奔外地，原有的发达的龙山、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顷刻便被摧毁，而其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再也无法以农为生了。残存的居民，在相当的时间之内，恐怕只能勉强维持生命，根本谈不上搞什么有关文化的建设了”。“对于大河、大江的中、上游流域来说，所受灾害当然要小于下游。于是，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仍正常地向前发展，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夏王朝。如果4000多年前不发生这场连续若干年的大洪水，我国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4]此论一出，立刻得到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赞同和公认。巨大自然灾变引起的历史错位和人类发展进程的中断，在人类历史上肯定发生过多次，如何正确估价和解释这种偶然事件中蕴涵的历史必然性，俞先生通过这一研究为学术界作出了表率。
　　为了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规律，俞伟超先生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并结合古史记载，对我国青铜时代各大考古学文化面貌、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历史文明进程的影响，进行了高度概括性的研究。他将公元前第三千纪至二千纪期间的青铜时代早期各大考古学文化，根据其族属归纳为下列九大集团：1.伊洛地区的夏文化集团，考古学文化为二里头文化；2．渤海湾地区东夷集团，考古学文化为岳石文化；3．黄河中游太行山以东的商文化集团；4．内蒙古西部至陕北、山西中部至雁北、冀北的北狄集团，青铜文化众乡，共同特征是三足蛋形陶瓮和青铜兽首刀或铃首刀；5．泾渭先周—周文化集团；6．甘青地区的羌戎集团；7．长江中游的苗蛮集团，楚人被称为“荆蛮”，故无论是三苗还是楚人渊源阶段的遗存，可统称为苗蛮集团的文化；8．东南至南海之滨的百越集团，考古学特点为发达的几何形印纹陶；9．长江三峡至成都平原的巴蜀集团。在这九大集团中，对中国早期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有四大集团，其中夏文化集团、商文化集团、周文化集团自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起相继建立了夏、商、周三个我国历史最早的“统一王朝”，而从“苗蛮集团”中发展起来的楚人集团，虽然未曾建立“统一王朝”，却在从春秋中期开始至战国晚期的数百年时间里称霸南方，并企图问鼎中原，其特有的“黄老”道家学说，还成为汉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俞先生在分析这四个集团的考古学文化资料时发现，这四大集团都在相当长时间内与另一个相邻集团都发生过密切关系。例如，在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腹地，发现了东夷族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而且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的鬶、觚、单耳杯、豆、三足盘、圈足壶等陶器，都源出东夷族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反映出夏文化集团与东夷集团的不寻常关系。在安阳殷墟的商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北狄集团使用的青铜兽首刀；而在一些北狄集团的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很多商式的方唇袋足陶鬲，暗示商狄两大集团的关系非常密切。同样，在陕西的先周墓葬中，发现以瘪裆或联裆为特色的周式鬲与分裆的戎式鬲共存，在丰镐遗址的西周墓葬中，也发现了一批戎式洞室墓，说明周文化集团与羌戎集团的关系相当紧密。而在鄂西、湘西北等地大概是楚人先祖的遗存中，发现了本属于百越集团文化的几何形印纹陶相当发达，表明这两大集团的关系也很密切。通过与古史记载的比对，俞先生发现这四大集团在建立“统一王朝”或国家政权的过程中，都与相邻的另一强大集团缔结过长期稳定的政治军事联盟，即夏夷联盟、商狄联盟、周羌联盟和楚越联盟，其中商狄联盟和周羌联盟是通过联姻的方式实现和维系的。而一旦“统一王朝”或国家政权建立并稳定后，这种联盟或迟或早会瓦解并由此引发政治动荡。夏王朝建立后，禹一死，夏夷联盟即告破裂，以至东夷族酋领后羿赶走夏帝太康，自掌夏政，羿相寒浞又杀羿自立，数十年后，经过激烈斗争，太康之子少康才灭浞复为夏帝。周羌联盟虽然维系时间较长，但联盟的破裂却直接导致了西周王朝的终结。俞先生认为，这种集团联盟，应是中国早期文明发生和发展时期的一个规律性现象[5]。俞伟超先生发现，在四大集团相继建立“统一王朝”和强大政权期间，作为当时最先进科学技术的青铜冶铸技术特别是青铜兵器冶铸技术，被掌权集团当作最高机密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一旦这种技术被其他集团所掌握，掌权集团的“统一王朝”或强大政权就会逐渐削弱萎缩。商代二里岗期，由于商文化集团独掌这种最高机密，势力东达海滨，西至陕甘，北越长城一线，南到长江流域；但一到商代殷墟期，由于这种最先进技术被其他集团所掌握，商文化圈迅速萎缩，只局限于今陕西以东的黄河中下游一带，而且对黄河下游的控制也处在紧张状态[67]。
　　在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一批玉器中，俞伟超先生找到了五千年前的集团联盟的信物。在这批玉器中，有一种一分为二、但又可重新拼合的璜形器。这种璜形器又可据其两端所饰图形的不同分为两组。一组是两端均饰虎头，另一组璜形器一端饰鸟首，另一端饰其他动物。俞伟超先生经研究考证后认为，这是功能不同的两种信物，前者是军事联盟信物即后世虎符的前身，后者是不同部族间联姻的信物，并推测这两种信物的持有者为部族首领。这就证明，早在文明产生之前，不同部族集团通过联姻结成军事联盟就已经是经常性的政治活动了[7]。
　　俞伟超先生极为重视对前文明时期和文明时代早期人类精神活动的研究，认为思想意识是高级性质的物质运动，可以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影响或改变历史进程。在文明时代早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前文明时期，祭祀更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因此俞先生多次强调，必须重视对古代的祭祀遗迹和祭祀遗物的研究，探索古代人的信仰和精神活动。往往这些遗迹、遗物刚一发现，马上就吸引住了他的研究目光。根据文献记载和甲骨文、金文资料，他将三代及其以前人们信仰的诸神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天地，一类是山川河泽，一类是先祖，并在祭祀遗迹、遗物中寻觅他们的踪迹[8]。他通过对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和凌家滩、良渚文化玉器的研究，确认在前文明时期，诡秘的萨满教笼罩着整个社会生活，对天地之神和生育之神的信仰已经普遍发生。他从喀左东山嘴祭祀遗址的位置、规模及所出裸身女神陶像推断，这是红山文化某个部落联盟的祭坛，祭祀对象既有土地之神地母，又有生育神或农神[9]。在凌家滩大量玉器中，他识别出了用于早期龟卜的由背甲和腹甲组成的玉龟甲，证明了当时巫卜之风的盛行；同时，他还根据一件玉牌上的太阳树叶纹图案，推测其为宇宙之神或天地之神的象征，推测另一件树叶形玉件为社神即地母的象征[10]。他还通过对良渚文化大量玉琮图案的研究，确认玉琮外侧四角琢出的两个圆形凸起，实际上是地母神高隆双乳的余痕，但仍然是地母神的象征，这与“黄琮礼地”的古代祭俗完全相符[11]。这些祭俗，几乎被夏、商、周三代全盘继承下来，不过更加礼制化罢了。对古代祭社风俗深有研究的俞先生，在江苏铜山丘湾的立石杀殉遗址刚一发现，立刻就著文指出，这是商代东夷人的一处社祀遗迹[12]；对连云港将军崖的立石岩画遗存，他实地观察后也作出了同样的推断[13]。他在观察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鎏金大铜树后，立刻敏锐地指出，这是商代蜀国王社中社祀时使用的社树[14]。对三代青铜器上铸出的诡秘图像，俞先生进行了突破性研究。他运用排除法，确认了商周青铜器上最常见的饕餮纹即兽面纹，就是甲骨文中“帝”即天帝的形象；他还通过对两件出自长江中游的“虎食人卣”的观察和分析，认为器形的图像表现的是人虎交合，虎形占据主导地位，应是甲骨文中记述的商代“虎方”的祖神形象[15]。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人面具和人头像，俞先生根据最大青铜人面具的柱状突出双目与文献记载蜀人始祖蚕丛“目纵”相合，推测他们是蜀人历世祖神之像[16]。这样，中国前文明时期和文明时代早期的诸神信仰就大体被我们所了解了。
　　通过上述一系列研究，俞伟超先生从思想家的高度，用粗犷的线条，为我们清晰地勾画出了中国“人”从诞生到走进文明的前进轨迹。如果俞先生不过早地逝世，这条轨迹线将会画得更加精巧和完美。
　　需要指出的是，俞先生的学术贡献决不限于考古学，对于博物馆学和文物保护学，都卓有建树。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用生命和智慧为自己熔铸了一座巍然屹立的学术丰碑。他的学说和著述，必将成为我国社会科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永传后世!
　　注释
　　[1]俞伟超：《考古学体系与人类历史进程关系的新思考》，《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第27—42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2]俞伟超、汤惠生：《图腾制与人类历史的起点》，《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1期。
　　[3]俞伟超：《丁公陶文是已亡佚的东夷文字》，《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第108—113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4]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第114—116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5]俞伟超：《早期中国的四大联盟集团》，《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第124—137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6]俞伟超：《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背景的新思考》，《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第138—143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7]俞伟超：《凌家滩璜形玉器是结盟、联姻的信物》，《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第95—102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8]俞伟超：《五千年中国艺术的文化基础》，《文物》1998年第2期。
　　[9]俞伟超：《喀左东山嘴遗址是红山文化部落联盟的祭祀场地》，《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第103—105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10]俞伟超：《含山凌家滩玉器反映的信仰状况》，《文物研究》总第5辑第57—60页，黄山书社，1989年。
　　[11]俞伟超：《“神面卣”上的人格化“天帝”图像》，《保利藏金》第349—352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12]俞伟超：《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的推定》，《考古》1973年第5期。
　　[13]俞伟超：《连云港将军崖东夷社祀遗迹的推定》，《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第59—6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4]俞伟超：《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及其崇拜内容》，《文物》1997年第5期。
　　[15]同注[10]。
　　[16]俞伟超：《长江上游古巴蜀信仰及其文化背景的探索》，《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第292—308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