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陵步兵俑的“行滕”
王子今
秦始皇陵兵马俑作为高度仿真的军阵模型，可以提供丰富的体现当时军事制度细节和军人生活实况的多方面的信息。
例如，在表现秦军将士装备的有关资料中，我们看到当时工匠专意精心刻画的“行縢”。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1号坑发掘报告在关于陶俑“服饰”的内容中谈到“下裳”，其中涉及“行縢”：
已出土的武士俑，有的腿部扎着行滕。行縢的表现方式是用阴线刻划出缠扎的旋纹，从足腕到膝下由下而上右旋三周，然后用两条纽带分别于足腕和膝下束扎，带头于腿的前侧各自绾成花结。标本T1G2：8号俑的腿上用阴线刻着缠扎的行縢，从足腕到膝下旋转缠绕三周，旋纹最大间距14厘米。在足腕和膝下各有一根条带束扎，带头十字相交绾结。束扎后，从表面仍可看到腿部肌肉和骨骼的关系，说明行縢为单层布作成。
行縢原名“邪幅”。《诗经·小雅·采菽》；“邪幅在下。”郑笺：“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胫，自足至膝。”其作用：一是御寒，二是行动轻捷(1)。不仅l号坑出土了有关“行縢”的实物资料，2号坑和3号坑也有类似的发现。
据钻探试掘简报记录，2号俑坑战车后排列的所谓“车士”和“徒手步兵俑”有“胫著护腿”的情形。而T9战车后跟随徒兵32人，都“腿扎行縢”(2)。
3号俑坑清理简报中也有如下内容：
该坑出土的武士俑，依据其装束大体可分为二式：I式武士俑三十件，均身穿短褐，上披黑色铠甲，腿扎行縢(即裹腿)，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Ⅱ式武士俑三十件，身穿短褐，披甲，腿缚絮衣，足登单梁长靴。其余四件，装束不明(3)。
看来，“行縢”是当时秦军的基本装备之一，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军人都采用这一装束。
有的学者在秦俑研究论著中，已经注意到这种主要用意在于便利行走的特殊的装束。
袁仲一先生在讨论秦俑服饰时，谈到“有的步兵俑”“腿扎行滕或缚护腿”的情形(4)。
王学理先生也对于这种军人装束有所研究，而称之为“下体的防护设施”：
在膝下用两幅宽约10厘米的帛带由里向外地缠绕，至于脚踝下。在帛带起讫的上下两端，均用纽带绑扎，对称地垂结胫前。这种护腿高度29—44.5，上部周长33—66，下部周长只有24—33厘米。帛带多褐色，组带朱红，也有粉紫色者。
《诗·小雅·采菽》郑玄笺和《左传·桓公二年》杜预集解都指出儒学经典中说到的“邪幅”就是“行縢”。王学理先生说：
幅，本是布帛宽度的统称，因为采用螺旋式的缠绕腿胫，才有邪幅的称呼。这应当说是很早的一种护腿设施，至少在西周时代的武士是如此。它的实战作用正如《释名》说的那样：“幅，所以自偪束，今谓行縢，言以裹腿，所以跳腾，轻便也”。所以，秦武士俑的此式护腿是“行縢”无疑，也就是俗称的“绑腿”、“裹腿”(5)。
这样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
有的学者根据前引《诗·小雅·采菽》郑笺、《释名·释衣服》诸说以及《汉官仪》所谓“鼓吏赤帻行縢”，认为“行縢之名最早见于汉，当为汉服之制”(6)。
有的学者还较为具体地分析了“行縢”在秦俑军阵中应用的范围：
行縢的使用对象大部分为轻装、上体无铠装备的步兵俑，尤其更突出地用于军阵前锋的三排弓弩兵中。这些弓弩兵是秦军阵中步兵力量的重要表现，更是战斗的先锋队。
论者还指出《商君书·境内》曾经说到所谓“陷队之士”，认为一号坑中前锋弓弩兵就是这种“陷队之士”，“一号俑坑中的前锋弓弩兵上、下都着轻装，胫部扎行縢原因也即缘于自身的战术特长”。
论者还分析说，“在秦代，行縢与胫衣的使用有兵种上的区别，前者主要用于步兵中的弩兵装备，后者较多地使用于车兵；二者之间又有等级上的适用范围，前者使用等级较低，中级以上军吏基本不用，而较多的使用胫衣。”
综合此前关于秦陵步兵俑“行滕”的研究，尚有若干问题可以继续讨论。
第一，说“行滕”非“汉服之制”
所谓“行縢”“为汉服之制”的说法，可能未必符合历史事实。
虽然“行縢”其名的明确出现，现在看来始见于汉代，然而“行滕”其实，却已见于秦俑装备。不仅秦代考古资料已经能够提供物证，此前《诗经》“邪幅”之说，多有人解释为“行縢”，王学理先生说，“因为采用螺旋式的缠绕腿胫，才有邪幅的称呼。这应当说是很早的一种护腿设施，至少在西周时代的武士是如此，”虽所谓“至少在西周时代”有推论的成分，但否定此说，也需要论证。
《诗·小雅·采菽》说到“邪幅”的全句是：“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纾，天子所予。”毛亨传：“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纾，缓也。”郑玄笺：“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谓之‘芾’，他服谓之‘韠’。以韦为之，其制上广一尺，下广二尺，长三尺。其颈五寸，肩革带博二寸。胫本曰股。‘邪幅’，如今行偪也。偪束其胫，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彼与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则非有解怠纾缓之心，天子以是故赐予之。”汉儒的解说，引申至于道德约束，未免求之过深。而我们就此可以知道，在《诗经》成书的时代之前，“邪幅”已经通行，而人们对于其“自足至股”的形式和“所以自偪束也”的作用，已经相当熟悉。
《左传·桓公二年》记载臧哀伯谏言，说“君人”的衣食住行诸种规范，都有“昭德塞违”的警示意义，如：“衮、冕、黻、*(左王右延)、带、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俱而不敢易纪律。”杜预集解；“黻，韦韠，以蔽膝也。”“幅，若分行縢者。”孔颖达疏：“邪缠束之，故名‘邪幅’。”于所有服饰细节都刻求道德深意的思路固然不足取，而君主的“幅”，推想也必定与步兵士卒的“行縢”有所不同，但是所谓“幅”有相当久远的渊源，是我们在讨论“行縢”时应当参考的。
第二，“行滕”使用“兵种”说及“等级”说补议
秦俑士兵形象有的使用“行縢”，有的却并不使用“行縢”。注意到秦俑是否使用“行縢”的区别，是有值得肯定的意义的。“等级上”以及“兵种上的区别”的分析，都大体切近事实，当然，如果有更充分的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则可能做出更科学的结论。
秦军当由各地方征发而来，兵源成分亦各不同，秦俑的形象，体现了不同地域、不同出身甚至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是不是可以进行这样的推测，使用“行縢”的步兵，以这种装束表现了来自某一地区或某些地区的服用习惯呢?我们现在还不能明确秦军编制的基本构成，如果如后世制度，有按征发地区编队的情形，则一个编制单位按照地域传统采用“行縢”一类装束，应当也是合乎情理的。
第三，关于“行縢”的形制
从秦俑资料所提供的信息看，秦军步兵使用“行滕”的形式是大体一致的。也就是说，秦军“行縢”有确定的形制。不过，有关表述却有所差异。
1.质料
有的学者以为是“帛带”，有的学者以为是“布条”。
看来，“帛带”的说法不似“布条”更为接近下层士兵的装备实况，是显然无疑的。所谓“帛带”的推测，可能与当时“行縢”所使用织物的质料，以麻布的可能性最大。“行縢”“多褐色”的描述，也符合这一分析。
2．宽度
有“宽约10厘米”之说，也有“宽12厘米”之说。对于实物的测定，看来还需要认真进行，以取得更准确的数据。
近世军队使用的绑腿，宽度也大约在10厘米上下。看来这一宽度是比较适宜于满足缠绕胫部的需要的。
3．长度
有学者写道：“经过实体验证，一个身高1.70米的人用宽12厘米的布条缠绕，自足腕至膝所需长度为l～1.5米，折秦之6.5尺之多，这也符合我国民间流传的‘一个裹腿三尺布’之俗说”(8)。
这一尺度数据，看来也需要准确测定。按照《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所谓“旋三周”、“旋转缠绕三周”的记录，据王学理先生“上部周长33—66，下部周长只有24—33厘米”说，大约不会长至1．5米。而近世军队使用的绑腿，长度大约在2米左右。
4.缠束方向
现有的研究论著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自上而下，即所谓“在膝下……由里向外地缠绕，至于脚踝下”；一种则是自下而上，即所谓“从足腕到膝下”，“自足腕至膝”。
自下而上的方向，符合《诗·小雅·采菽》郑玄笺所谓“自足至膝”之说，也确实易于“自偪束”而不致轻易散脱，缠绕的接缝向下，也不会在行走时进入过多的雨露和尘土。近世军人使用绑腿，依然是“自足至膝”缠绕。看来，自下而上或“从足腕到膝下”，“自足腕至膝”的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第四，“行滕”于交通史的意义
讨论者大多强调了这种装备的应用便利作战的意义，对于“行縢”提高交通效率的作用则似乎肯定不足。
汉代人刘熙《释名·释衣服》说，“行縢”的作用在于逼束腿脚，因而“可以跳腾轻便也”。正是因为如此，徒步行走使用“行縢”这种装束形式，对于步兵的行军作战尤为有利。而秦军长于远征奔袭，即所谓”径数国千里而袭人”(9)，步兵装备有适应这种战争需要的特征，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装备除了可以防寒，又能够有所“偪束”，使腿部肌肉时常处于振奋状态，不致“解(懈)怠纾缓”，即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中所说，“其作用：一是御寒，二是行动轻捷”而外，又有防止蛇虫侵犯，防止荆棘刺伤，防止木石危害的功用。因而对于步兵于山林间的行军作战，有特殊的实际价值。步兵是秦军的主力兵种，在秦统一战争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0)“行縢”在若干秦军步兵部队中得到应用，对于战斗力的提高无疑有积极的意义。
《淮南子·览冥》说；“质壮轻足者为甲卒千里之外。”又《齐俗》篇：“争升陵贩，上高丘，轻足先升。”云梦睡虎地秦简《田律》说，传递雨量、灾情等生产信息，“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这种“轻足”，应当也会使用“行縢”。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说，吕蒙的部队军容严整，“为兵作绛衣行縢。”秦陵步兵俑的“行縢”色彩统一，又“用两条组带分别于足腕和膝下束扎，带头于腿的前侧各自绾成花结”，或说“上下两端，均用组带绑扎，对称地垂结胫前”，“组带朱红，也有粉紫色者”，也值得注意。由于秦俑军阵特殊的性质，“行縢”对于军容的作用自然也受到特殊的重视。
不过，“行縢”首先是一种行具，是为便利行走而得以普遍应用的。
《资治通鉴》唐德宗贞元三年记载，唐德宗行经骆谷道时，“值霖雨，道途险滑”，卫士大多叛逃，幸有李升、郭曙、令狐建等六人，“著行幐，钉鞋”，交替为唐德宗牵引乘马，于是才平安抵达梁州。胡三省解释说，所谓“行幐”，就是“行縢”。
《旧唐书·南蛮西南蛮列传·东谢蛮》说，“贞观三年，元深入朝，冠乌熊皮冠，若今之髦头，以金银络额，身披毛帔，韦皮行縢而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王时，天下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书其事为《王会》篇。今万国来朝，至于此辈章服，实可图写，今请撰为《王会图》。’从之。”所谓“韦皮行縢”，《新唐书·南蛮列传下·东谢蛮》作“韦行縢”。元深的“行縢”为内地人们所惊异，主要因为是皮质的缘故。这是由于依照中原传统，“行縢”通常是以布质为主的。
“韦皮行縢”，有更强的防护功能，然而较为沉重，“偪束”的作用也一定不如布质的“行縢”。中原人通常以使用布质“行縢”为主，然而使用质地较强固的“行縢”对于安全有一定意义，已经受到重视。如《后汉书·马援传》有“援中矢贯胫，帝以玺书劳之”的记录。箭镞射穿胫部，形成重伤，是由于防护不理想的缘故。《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说，王莽统治后期，各地农民纷纷暴动，起义军中有以“铁胫”作为名号者，也说明了当时军人对于“胫”的保护的重视。
“行縢”见于居延汉简，如所谓“缇行縢”：
缇行縢二□ E.P．T51：457
《说文·糸部》：“缇，帛单黄色。”《急就篇》第二章：“绛缇絓紬丝絮绵。”颜师古注：“缇，黄赤色也。”《后汉书·应劭传》李贤注：“缇，赤色缯也。” “缇”，其实又是汉代军服的颜色。如《周礼·春官·司服》写道：“凡兵事，韦弁服。”郑玄注：“今时伍佰缇衣，古兵服之遗色。”贾公彦又解释说，“言‘伍百’者，‘伍’行也。‘百’，长也。谓宿卫者之行长，见服纁赤之衣，是古兵服赤色遗象至汉时，是其兵服赤之验也。”“缇”作为军服通用颜色，又用以代指武装人员，如汉史文献中所见“缇骑”(11)。居延汉简所谓“缇行縢”，应是标准的军服装束。
又有将“行縢”写作“行*(左巾右券)”的。如：
行(左巾右券)一枚已 卩 E.P．T52：92
行(左巾右券)二枚卩 E.P．T52：93，
行(左巾右券)帻二枚已 E.P．T52：94
“行縢”与军人服装一并清点登记。“行縢”称“一枚”、“二枚”而不称“一两”也值得注意。
“行縢”这种装束在民间沿用年代非常长久。陆游《夜话赠华师》诗，“犹能便参在，为我买行縢。”又清人赵翼《亿生乞假南归》诗：“自是名流怜臭味，相思何日办行縢。”都说明这种行旅装束在民间长期流行的事实。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八说道，“今之村民”仍往往使用这种绑腿布而不着袜，以为“古之遗制也”。
有关“行縢”早期应用的文字记载见于先秦时代，然而较集中的文物资料则以秦始皇陵兵马俑为最早。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史、交通史和服饰史的学者，都可以借取这一资料进行有意义的学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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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99页至第100页。
(2)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
(3)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12期。
(4)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98页。
(5)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三秦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498页。
(6)陈春晖：《秦俑服饰二札》，《文博》1990年5期，收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俑学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652页至第657页。
(7)许卫红：《秦俑下体防护装备杂谈》《文博》1994年6期，收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俑学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566页至第571页。
(8)许卫红：《秦俑下体防护装备杂谈》《文博》1994年6期，收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俑学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566页至第571页。
(9)《史记·秦本纪》。
(10)郭淑珍、王关成：《秦军事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338—845页。
(11)如《后汉书·安帝纪》：“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李贤注引《续汉志》：“执金吾，缇骑二百人。”《续汉书·百官志四》说，执金吾属下有“缇骑二百人”。贵族高官的随从卫士也通称“缇骑”。《后汉书·张酺传》：“遣缇骑侯海等五百人欧伤市丞。”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