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的“陷陈”
宋 杰
一、“陷陈”的含义
秦汉史籍对作战经过的叙述里，常常会提到“陷陈”一词。例如：
《史记》卷54《曹相国世家》：“……从南攻犨，与南阳守(左齿右奇)战阳城郭东，陷陈，虏(左齿右奇)，尽定南阳郡。”
《汉书》卷90《陈汤传》：“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
《后汉书》卷20《祭遵附肜传》；“拜辽东太守。……(建武)二十一年秋。鲜卑万余骑寇辽东，肜率数千人迎击之，自被甲陷陈，虏大奔，投水死者过半。”
“陷陈”之“陈”，乃“阵”的古字，本义是指战车和徒兵(步卒)的排列，即军阵、战阵的意思。颜师古注《汉书》卷23《刑法志》日：“战陈之义本因陈列为名，而音变耳，字则作陈，更无别体。而末代学者辄改其字旁从车，非经史之本文也。”“陈”以后又引中为军队各种战斗队形的泛称。
“陷”字则有穿透之义，如《韩非子·难一》曰：“楚人有鬻矛与盾者，誉之日；‘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日：‘吾矛之利，于物莫不陷也。”’用于军事作战方面，则引申为攻破；例如；
《史记》卷107《魏其武安侯列传》：“灌孟年老，颍阴侯强请之，郁郁不得志，故战常陷坚，遂死吴军中。”
《三国志》卷7《魏书·臧洪传》：“城陷，(袁)绍生执洪。”“陷陈”则是冲破、打乱敌人的战斗阵形，若《六韬》卷6《犬韬·战车》载太公所言；“敌之前后，行陈未定，即陷之。旌旗挠乱，人马数动，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即陷之。陈不坚固，士卒前后相顾，即陷之。……”
商周至秦汉在我国军事史上属于冷兵器时代，基本作战方式是用戈、矛、戟、刀剑进行白刃格斗和弓箭射击，以近战为主。在当时简陋的武器条件之下，交战双方都采取了排兵布阵，即组编各种战斗队形的方法，来加强军队的作战能力。将领们在战争实践中发现，同样数量的士兵，由于作战队形的差异，会表现出高低不同的战斗力。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的军队，若能组成严格的阵列，施以统一的号令和协同动作，常常可以击败人数众多、队形杂乱的强敌。如战国兵家著作《六韬》卷6《犬韬·均兵》所言：“战则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三军之众成陈而相当。则易战之法：一车当步卒八十人，八十人当一车；一骑当步卒八人，八人当一骑；一车当十骑，十骑当一车。”
从简单的战斗队形发展为组织、纪律严明的方阵，就能够把千万人凝聚成一个协同作战的整体，焕发出凝聚的伟力。而未经阵列训练、各自为战的军队，仅仅是乌合之众；即使人人武艺高超、剽悍狠猛，也不过是徒逞匹夫之勇；“战则蜂至，败则鸟窜”(1)，无法抵御阵势严整的强敌。如荀子曾批评祟尚单兵搏斗技能、忽视阵战的齐国军队，认为他们只能对付弱小之寇，遇到强大的敌人就会涣然崩溃。“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乱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复无日。是亡国之兵也”(2)。
另一方面，军阵不仅仅是战斗人员的排列部署，也是各种兵器的组合。根据长短兵器和远射兵器各自的性能特点，在阵内讲行配置，亦能明显提高部队的战斗效率。如《司马法·定爵》所言：“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
由于阵列对兵员和武器进行合理配置部署，使其密切协同战斗，故此极大地增强了整体作战效能。古代军队在行进、野战、攻城、追击，甚至涉渡江河时，往往都要保持一定的阵形。因为“阵”对于战斗十分重要，所以被著名兵家孙膑放在指挥艺术的首位。“凡兵之道四：日阵，日势、日变，日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敌，取猛将也”(3)。“陈(阵)”甚至成为军事的代名同，见《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日：‘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阵列对于古代作战是如此重要，以致将帅们多把“陷陈”——破坏对方的战斗队形——当成克敌制胜的一种重要手段。从汉代的历史记载来看，“陷陈”一词，不仅仅是泛指攻破敌阵。在许多情况下，它还代表一种战术，即在对阵交锋或突围时，由少数精锐部队发起冲击，突破并打乱其战斗队形。主力随后眼进，击溃敌阵，从而达到获胜或解围的目的。可以参见：
《汉书》卷69《赵充国传》：“武帝时，以假司马从贰师将军击匈奴，大为虏所围。汉军乏食数日，死伤者多，充国乃与壮士百余人溃围陷陈，贰师引兵随之，遂得解。身被二十余创，……拜为中郎，迁车骑将军长史。”
《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王)寻、邑陈乱，乘锐崩之……”
《三国志》卷64《吴书·孙峻传》注引《吴书》；“诸葛恪征东兴，(留)赞为前部，合战先陷陈，大败魏师，迁右将军。”这里需要探讨的是，汉代“陷陈”这一战术的组织与实施情况如何?它反映了怎样的时代特点?这些问题，笔者将在下面进行详细地论述。
二、“陷陈”的起源
1、商周时代尚无“陷陈”战术 就历史记载来看，商代、西周和春秋的各种著作里尚未提到“陷陈”一词；史籍叙述的战斗情况里，也还没有出现用少数精锐部队率先冲击、打乱敌阵的战术，这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有着密切的联系。商周和春秋前期处于青铜时代，使用钝拙的铜戈、矛、戟、短剑和弓矢，甚至还保留着原始的木石兵器——殳和石戈、石镞。(4)在军事史上，这个时期属于以车战为主的阶段，兵员的数量不多，所谓“帝王之兵不过三万，而天下服矣”(5)；军队的组织和战术也比较简单，双方往往“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也”(6)。在交锋中通常不保留预备队，倾注全力于一战，因此在地域上局限于某个狭小的战场，没有绵长的战线；交战的时间也很短暂，不像后代的战争那样旷日持久，例如商汤灭夏的鸣条之役，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乃至春秋时期的一些著名战役(城濮之战、邲之战、(上安下革)之战)等，多是一天之内便结束了战斗。在阵形和进攻的战术上，上述时代有以下特点值得注意：
(1)战斗队形为一线横排方阵 商周军队的阵形基本采取车卒密集混编的横排方阵，战车和徒兵互相掩护，协同战斗，一般分为右、中、左三个方阵(7)，平常情况下，主力部署在中军，左右多配属弱旅。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载前575年鄢陵之战，苗贲皇谓晋侯日：“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李贤亦曰：“凡军事中军将最尊，居中以坚锐自辅，故日中坚也(8)。”兵车和步卒在战阵中具体如何配置，目前学术界尚未统一意见，详见注(9)。据《司马法·仁本》记述当时流行的战法是“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即双方先把战车、徒兵排成整齐的阵列，然后击鼓对攻，交锋时先用弓箭远射，接近后再用戈、矛、戟等长兵器厮杀，冲击敌人的方阵。若有一方的阵列发生动摇、混乱，就会导致全军的溃败，胜者即开始追击或聚歼敌人的散兵。这种车卒混编的阵列，交锋时如果出现溃乱，很难重新整顿排列，所以很快就决定了胜负。
(2)进攻速度缓慢 由于方阵是以一个巨大的整体向前运动，混编的战车和步卒必须保持共同的行进速度，兵车不能脱离阵列而长驱疾驰，只是在接战交锋中缓步前进。如《司马法·天子之义》所言：“虽交兵致刃，徒不驱，车不驰。”另外，从《尚书·牧誓》的记载来看，为了严格保护方阵的队形，甲士们行进数步、完成几个击刺动作之后，就需要停顿下来，重新整顿队伍“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从而也使行进速度大大减慢了。受早期方阵进攻的特点所制约，即使是对溃逃之敌，胜者也无法实行长距离、快速的追逐。如《司马法》所言：“古者逐奔不远”，“古者逐奔不过百步”，“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
(3)实施平推战术 因为阵列是一线横排，进攻的速度又相当缓慢，商周时代的攻击方法基本上是实行平推，即所谓“全正面攻击”，也就是沿着作战正面平均分配兵力向前推进，并没有攻击重点和主攻方向。它在军事学上也称为“单纯的正面进攻”，这是文明时代初期中外民族流行的一种死打硬拼的简单战术；如英国军事史学家富勒所言：“足以支配战斗的不是他们的技巧，而是他们以身作则的勇气。战斗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决斗为主，而不是头脑与头脑之间的决斗”(10)”。
综上所述，商周和春秋初期的战斗受到武器装备简陋水平的限制，只能以呆笨不灵的阵列和迟缓的前进速度交锋，在进攻的兵力配置上采取平推的部署，因而无法使用后代流行的“陷陈”作战方法，即集中兵力攻击敌阵的某个部位，由少数精锐率先发动快速的冲击，突破并打乱其战斗队形。因此，“陷陈”一词和它所代表的进攻战术未能在这个时代出现。
2、战国时期的“陷陈之士” “陷陈(阵)”一词与相应的进攻战术，首先出现在战国时期，当时著名的兵家著作《六韬》卷6《犬韬》在讲述“练士之道”时，曾说应该根据作战的需要和士卒本人的特点，将其分别编成若干个小分队；“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之士，聚为一卒，名为冒刃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之士……”然后再进行训练。并且强调说：“此军中服习，不可不守也。”
《吴子·图国》中也谈到同样的主张，即在国中选拔、招募勇武之士，组编成精锐部队，用来执行突围、攻城等危险作战任务；并列举了春秋时期的一些事例。“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陈三万，以服邻敌。故强国之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忠勇者，聚为一卒。有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不过，秦穆公的精锐部队是否以“陷陈”为名?是否有三万之众?春秋文献无徵，这里有些疑问，也许，《吴子》一书的作者为了使自己的主张更有说服力，对其观点的历史根据有所夸张和附会，尚待详细考证。但是，书中所言选募精锐部队执行特殊任务的情况，应该是战国军队组织的真实反映。
《商君书·境内篇》也提到秦国军中选编的类似队伍，称为“陷队之士”；朱师辙注日：“陷队，勇敢陷阵之士，即今之敢死队”(12)。“陷队之土”奋勇作战，每队若能斩获五颗首级，便赏赐每人爵位一级。如果战死，其爵位可由家中一人继承。若是有人畏缩不前，就在千人围观之下，处以黥面、劓鼻的重刑。“陷陈之
士”的组成，是采取个人申请报名的方式。“其陷队也，尽其幾者；幾者不足，乃以欲级益之”。高亨《商君书新笺》注曰：“幾疑皆为祈，二字古通用。……《广雅·释诂》：‘祈，求也。’祈者即自己申请之人。欲级即希望升级之人，此言陷队之士(敢死队)尽用自己申请之人，自己申请之人不足，则以希望升级之人补充之。”
敢死队之类的编制，早在商周时代已经存在，可见：
《吕氏春秋·简选》：“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战于郕，登自鸣条，乃入巢门。”
《尉绦缭·武议》：“武王伐纣，师渡盟津，左旄右钺，死士三百，战士三万。”
《史记》卷4《周本纪》：“(武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集解》孔安国曰：“虎贲，勇士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
《史记》卷42《越王勾践世家》：“元年，吴王阖庐闻允党死，乃行师伐越，越王勾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陈，乎而自刭。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李，射伤吴王阖庐。
……(勾践)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史记正义》：“谓先惯习流利战阵死者二千人也。”但是当时尚未采取“陷陈”的纵队突击战术，“死士”们多聚集在中军，以保护国君或将帅的安全，随同方阵进攻。像春秋韩原之战时，秦穆公被晋军围困，有赖“推锋争死”的岐下三百野人奋勇突围，“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13)。战国时期的敢死队以“ 陷陈”或“陷队”为名，显然是以执行冲锋陷阵的任务为主，如孙膑所言：“纂卒力士者，所以绝阵取将也”(14)；也包括攀城、突围等危险战斗。
3、“陷陈”部队的兵种构成 从当时的文献记载来看，“陷陈”战斗的部队是以车兵为主，《六韬》卷6《犬韬·均兵》日：“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同书同卷《战车篇》还列举了“十害”，即10种不利于车兵作战的地形；以及“八胜”——8种有利于战车陷阵的情况。
“敌之前后，行陈来定，即陷之。旌旗挠乱，人马数动，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即陷之。陈不坚固，士卒前后相顾，即陷之。前往后疑，后恐而怯，即陷之。三军卒惊，皆薄而起，即陷之。战于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远行而暮舍，三军恐惧，即陷之。此八者，车之胜地也，将明于十害、八胜，敌虽围周，千乘万骑，前驱旁驰，万战必胜。”另一部兵学著作《尉缭子·兵教下》也讲到军中的“死士”是车兵，“十一日死士，谓众军之中有材力者，乘于战车，前后纵横出奇制敌也”。
战国时期的骑兵多用于侦察、追击和突袭，“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15)。另一方面，由于骑兵的快速、机动，在当时往往和战车混编战斗，以发挥其行动迅速、冲击力强的优势，称为“轻车锐骑”。如马陵之战后，孙膑曾向田忌建议回师临淄，“背太山，左济，右天唐，军重踵高宛，使轻车锐骑冲雍门。若是，则齐君可正，而成侯可走”(16)。《六韬》卷5《豹韬·敌武》也列举了许多车骑部队的战法，例如；
“伏我材士强弩，武车骁骑，为之左右，常去前后三里。
敌人逐我，发我车骑，冲其左右。如此，则敌人扰乱，吾走者自止。”
“选我材士强弩，伏于左右，车骑坚陈而处。敌人过我伏兵，积弩射其左右，车骑锐兵，疾击其军，或去其前，或击其后；敌人虽众，其将必走。”混编的车骑部队，也被用来从事“陷陈”战斗，见《六韬》卷6《犬韬·战骑》：“地平而易，四面见敌，车骑陷之，敌人必乱。”某些有利的形势下，例如敌人阵势未定、队形混乱、兵无斗志、军心恐怖等等，骑兵可以单独向其发动冲击(17)。不过，骑兵的弱点在于马匹的目标较大，防护薄弱，容易中创受伤。如果对方阵势坚固，士气高涨，是不宜用骑兵进行攻击的。“敌人行陈整齐坚固，士卒欲斗，吾骑翼而勿去”(18)。
关于战国步兵在“陷陈”战斗里所扮演的角色，当时的兵书讲得不甚详备，近世学者们多根据秦俑军阵的考古发拥资料来进行研究。一号坑是秦俑军阵的主体，其正面是三列横队的轻装步兵俑，身着战袍，主要装备弓弩等远射武器，属于车兵和重装步兵(甲士)的辅助部队，被认为是军阵的前锋。横队之后是38路纵队的重装步兵，身着铠甲，装备着戈、矛、戟、铍等格斗武器，被认为是军队的主力。“俑坑军阵据目前出土情况，不见骑兵，而是以俑坑中间第六过洞内的四路纵队的武士俑为中轴线，两侧对称地排列着战车、步兵、战车、战车、步兵”(16)。向敌人发动攻击时，秦俑军阵中哪些兵种担任“陷阵”的任务? 目前看法略有分歧，叙述如下：
部分同志认为是由位于阵表的轻装步兵充当前锋，首先用弓弩远射，接近后插入敌阵，打通道路，再由以重装步兵为主的后续部队紧跟其后，扩大战果，以达到重创敌人之目的(20)。有些同志还把秦俑军阵和希腊、罗马的步兵作战情况作了比较，认为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21)；提出秦俑军阵反映的用兵原则，第一是“用射击部队首先接敌开战”，第二是“主力部队作战时首先投入轻装步兵”(21)，并列举了古代西方军队的同类战术。
这是需要注意的是，希腊、罗马军队在对阵交锋时，虽然先用投石兵或弓箭手等轻装步兵接近敌人，发射矢石、标枪；但由于他们没有可靠的防护装备，在近战格斗中处于劣势，因此在逼近敌阵时通常退至重装步兵的身后或两翼，不直接参加攻坚战斗。“重步兵用于冲击对方，对战斗胜负起决定作用”(23)。研究秦俑军阵的一些同志也注意到这个问题。“虽说轻步兵行动轻便，便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重装步兵的防护装备似乎能更有效地抵御敌人的进
攻，保存实力以打击敌人”(24)。“轻装弓弩兵无防护能力，可以远射作战，不宜近战格斗，作战时‘更发更止’交替射箭。短兵相接时，当有撤至阵中或向两翼疏散的动作”(25)，由此分析，战国及秦代的轻装步兵恐怕难以承担攻坚陷阵的主要任务，可能还是由车兵和重装步兵来完成的。笔者比较赞同秦鸣同志的意见，他认为当时战斗队形的编组不是固定的，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在地势平坦广阔的地区作战，则‘轻车先出’，‘以伍次之’。车用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步兵则‘坚阵疾战’。当遇到险峻的地区作战时，则以步兵居前，冲锋陷阵；或凭陵据险，截击敌人；而车稍后，相机配合步兵战斗”(26)。
4、“陷陈”战术的阵形 战国时期“陷陈”战术的出现和应用，还和当时军事思想与阵形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春秋时期，列阵而后交锋的传统战法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典型战例就是在泓之战中，司马子鱼建议宋军利用楚军半渡及未布阵的时机发动进攻，却被保守顽固的宋襄公所拒绝；他甚至在失败后还振振有辞地说：“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27)。战国时期则情况大变，一方面，军事家们极力提倡利用敌阵未定、混乱移动时进行攻击，以便减少牺牲、取得更好的战果；把阵形不稳固看作是兵家大忌，并将其作为作战原则写进兵法著作，奉为经典。例如：
《吴子·料敌》：“凡料敌，有不卜而战者八，……八日
陈而未定，舍而未毕，行阪涉险，半隐半出。诸如此者，击之勿疑。”
“武侯问敌可击之道。起对日：‘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 旌旗乱动可击，阵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凡若此者，选锐冲之，分兵继之，急去勿疑。”’
《吴子·图国》：“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
《六韬·兵征》：“行陈不固，旌旗乱而相绕，逆大风，甚雨之利．士卒恐惧。气绝而不属，戎马惊奔，兵奉折轴，金铎之声下以浊，鼙鼓之声湿如沐，此大败之征也。”另一方面，在敌军布阵已毕的情况下，军事家们注意到，破坏其阵形是野战获胜的关键；敌军的崩溃往往是由战斗队形的混乱而引起的。如《尉缭子·制谈》就认为进攻破阵有三个步骤，即“金鼓所指”，发出攻击的命令；”陷行乱陈”，突破打乱敌人的战斗队形；“覆军杀将”，消灭敌军及其将领。在进攻敌人的坚固阵列时，旧式的横排方阵平推前进被认为是低效率的战术，见《孙膑兵法·威王问》：“威王日：‘地平卒齐，合而北者，何也子日：‘其阵无锋也。”’即应该用精锐兵力实施突击。另外，当时的军事家们还创造出适应“陷陈”战术的纵队进攻队形。
商周及春秋前期的阵法比较简单，主要是方阵和圆阵两种，分别用于攻击和防守。战国时期由于兵器装备与指挥艺术的进步以及作战环境的复杂化，阵法的种类剧增，可以根据不同条件下的需要来选择使用。《孙膑兵法·十阵》说到当时，“凡阵有十，有方阵，有圆阵，有疏阵，有数阵，有银行之阵，有雁行之阵，有钩行之阵，有玄襄之阵，有火阵，有水阵。此皆有所利。”并论述了各种阵法的特点、性能和运用情况。其中的“银行之阵”，是适应“陷陈”突击的纵队阵形，也就是作战正面狭窄而有纵深的、机动灵活的战斗队形，它可以对敌阵的某个局部集中兵力和武器装备，形成明显的优势。孙膑解释道：“锥行之阵者，所以决绝也”。(28)即用于突破和截断敌阵，又说“锥行者，所以冲坚毁锐也”(29)，即用来冲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摧毁其精锐部队。他还对此种阵势的构造和作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银行之阵，卑之若剑，末不锐则不入，刃不薄则不*，本不厚则不可以列阵。是故未必锐，刃必薄，本必鸿。然则锥行之阵可以决绝矣”(30)。是说这种阵形譬若宝剑，剑锋不锐利就无法刺入，剑刃不锋利则无法砍杀，剑身不厚容易折断，则无法用于格斗。所以，部署此阵前锋部队必须精锐勇猛，两翼部队必须灵活机动，后续部队必须兵力雄厚。这样布置的阵势，就可以突破和截断敌阵了。
孙膑在其兵法《势备》一篇里，还借用宝剑的“锋”与“后”来论证“锥行之阵”中“陷陈”的前锋与后续部队。他强调说，军阵没有锐利的前锋犹如剑之无锋，虽有孟贲之勇而不能前；军阵没有强大的后续部队，好像剑之无铤(把柄)，即使巧士也不能进。无锋无后，还硬要向敌人发动进攻，这样的将领是根本不懂用兵之道的。所以军阵既要有前锋，又要有后续部队，才能“相信不动，敌人必走”；即稳定阵势，击溃敌军。
“陷陈之士”的组成、“银行之阵”和纵队突击战术的出现，就意识形态而言，反映了人们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和军事理论认识的深化；从物质基础来说。则是当时军队装备新式武器的结果。战国时期，锋利坚韧的钢铁兵器取代了钝拙的青铜兵器，使其杀伤力和防护性能获得了显著的提高。像楚国的“宛钜铁釶，惨如蜂虿”(31)。秦昭王亦言：“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32)。韩国出产的剑、戟，“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33)。它们为“陷陈”战术的
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与保护手段，使分队勇士能够在矢刃交加之下突入敌阵，打乱对方的作战队形。像《吕氏春秋·贵卒篇》所载的中山力士那样，“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为后续部队的进击开辟道路，从而取得战斗的胜利。
三、汉代的“陷陈”部队及其战术
两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获得了巩固和成长，军队的规模庞大，并拥有完备的组织系统，所运用的阵形和战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关于“陷陈”部队的历史记载也比前代更为详细，以下予以论述：
(一)“陷陈”部队的编制情况
1．主将为陷陈都尉 汉代军中，亦有以“陷陈”为名的作战分队，主将为“陷陈都尉”。这一官职在《史记》、《汉书》里未有记载，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文物室藏有一件汉代青铜弩机，上有铭文四行23字日：“陷陈都尉马士乍 (作) 紫赤间间郭师任居建武十年丙午日造。”文中的“建武十年”，当是指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年号。汉晋南北朝诸帝虽然多有用“建武”年号者，但历时十年以上者只有刘秀和后赵石虎，而铭文所载的“都尉”又系汉代武官职称，故应断定为汉代遗物。按建武十年天下未定，多有征伐，特别是东汉政府与蜀地公孙述、陇西隗嚣父子的战斗已持续数岁。这一年的八月，刘秀亲率大军征讨陇西，至十月，隗纯降汉，才班师回朝。弩机铭文中的陷陈都尉马士，《后汉书》不载其名，事迹无考，很可能是东汉政府对公孙述或隗器作战中任职的一位武将，属于临时的职务，不同于边郡郎尉、属国都尉等常设的地方军政长官。
据《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记载，秦及汉初，郡皆设尉一人，“掌佐守典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汉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后来武帝又置三辅都尉、关都尉，以及长官屯田事务的农都尉、主蛮夷者的属国都尉等等，都是地方驻军的长官，东汉建武六年罢郡都尉，九年省关都尉(34)，“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35)。后世“每有剧贼，郡临时置都尉，事讫罢之”(36)。
两汉郡国维持地方治安的常设都尉，其称呼多带有辖区的地名，如泰山都尉、上河农都尉、张掖属国都尉等。但是在作战部队里亦有都尉，属于将军、将统辖之下的中级武官，与校尉等秩，掌军之一部，往往冠以所辖兵种的名称，如车骑都尉、骁骑都尉、骑都尉、长铍都尉等。汉代军中的骁勇敢死之士也称为“陷陈士”(37)，看来，“陷陈都尉”应是专门率领“陷陈士”的武官。据《三国志》卷17《魏书·乐进传》记载，东汉兴平元年，曹操领兖州牧后，曾任命乐进为陷陈都尉。同书同卷《于禁传》亦载：“拜军司马，使将兵诣徐州，攻广威，拔之，拜陷陈都尉。”按曹操此时既为汉臣，其部队组织、官职应为汉制，他所设置的“陷陈都尉”，自然是沿袭东汉的军事制度，故与上述建武十年弩机铭文所载官名相合。
2、属官有陷陈司马 陷陈都尉的属官，据传世汉印反映，有“陷阵司马”、“陷阵破虏司马”(38)。《后汉书·百官志一》记载司马是将军属下各部校尉的副职，如该部未设校尉，则由司马统领。“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都尉与校尉属于同一级别，为军中一部的长官，故司马也是其副职，代理司马职务者称为“假司马”。例如居延汉简多载边郡军事组织的情况，可以见到都尉部下设有司马、骑司马、假司马、千人和候等属官(39)。汉简中还有司马随同都尉作战的记述：
“本始元年九月庚子，虏可九十骑入夹渠止北隧，略得卒一人，盗取官三石弩一、藁矢十二、牛一、衣物、去城，司马宜昌将骑百八十二人从都尉追”(40)。《史记》卷98《傅靳蒯成列传》载信武侯靳歙：“入梁地，别将击邢说军菑南，破之，身得说都尉二人，司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一百八十人。”也提到司马、候是都尉的下级，前引《三国志》卷17《乐进传》、《于禁传》也记载二人是由军司马、假司马升迁为陷陈都尉的。
司马统辖的兵数，约在于人左右。《尉缭子·制淡》：“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马，万人一将。”《汉书》卷52《灌夫传》亦裁：“请孟为校尉，夫以千人与父俱。”孟康注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马也。”但也有率领数千人的记载，见《后汉书》卷65《段熲传》：“乃分遣骑司马田晏将五千人，假司马夏育将二千人……”属于特殊事例。
3、“陷陈”部队的规模 汉代每支“陷陈”部队的兵员有多少?有关这个问题的记载很繁杂。如果仅从都尉领兵的人数来看，大约有数千人。见：
《汉书》卷69《赵充国传》：“(义渠)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榖，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
如果从“陷陈”部队作战的事例来看，人数少者有百余人，如前引《汉书》卷69《赵充国传》载其与匈奴作战时突围事。
多者为数千人，例如《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载“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余人。”
《后汉书》卷21《耿纯传》：“选敢死二千人，俱持强弩，……”
昆阳之战，“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王)寻、邑陈乱”(41)。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古籍里记载的“死士”队伍有许多也是三千人(42)。而东汉后期的许多“陷陈”部队则为数百人到千人左右，举例如下：
《后汉书》卷74《袁绍传》载界桥之战时(42)，绍先令麹义领精兵八百，强弩千张，以为前登”。
《三国志》卷7《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载其部 将高顺，“所将七百余人，号为千人，铠甲斗具皆精练齐整，每所攻击无不破者，号为陷陈营。”
看来，汉代“陷陈”部队的人数多少不等，这要根据当时军队与战场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另外，“陷陈”部队的战斗力强，其装备的武器也很精良。秦汉兵器铭文内多有制造官署、监作官吏与匠师的名称，通常是为了保证兵器的质量，以便事后追究责任，如《礼记·月令》所言：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究其情。”郑玄注：“勒，刻也。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前引“建武十年弩机铭文”曰；“陷陈都尉马士乍作紫赤间……”，这里的“作”，也应理解为监作，而不是亲自制作的意思。从两汉其他弩机铭文的内容来看，它们大多是中央少府的尚方和考工室(东汉属太仆)，或各郡的工官、铜官制造的，监作官吏是这些机构的令、丞、护工掾、史等等。像都尉这样的军官，本来是不管兵器制造事务的。但因国家草创，百废待举，或是受战乱的影响，官府手工业的生产活动脱离正规，未必能够保证供给，所以出现军队部门自己组织武器生产的情况是不足为奇的。如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的建武卅二年弩机，铭文就有虎贲官治铜弩机百一十枚的记载(43)。虎贲官即虎贲中郎将，主宫廷宿卫，此时却也兼管制造兵器。武将监作弩机的现象还可以参见《汉金文录》卷6，“永初三年□月，右将谭君造□石鐖……”。
另外，部分兵器铭文中的官名，还有表示这些物品所属的官府或军队部门的意思，以示与其他机构或私人的兵器有别。见《秦律·工律》：“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漆书之。”在出借时必须登记武器的标记，再按照标记收回。“陷陈士”等精锐部队装备的武器通常较好，像高顺的“陷陈营”，“铠甲斗具皆精练齐整”，需要专门供给。由此看来，陷陈都尉、虎贲官、右将等武官监作的弩机，很可能是专为装备其所辖部队而制造的。
4、“陷陈”亦称“敢死”、“勇敢”或“先登” 汉代的“陷陈”部队还有一些其他名称，如“敢死”，见前引《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李贤注“谓果敢而死者”；及《后汉书》卷21《耿纯传》。“勇敢”，见《汉书》卷84《翟方进附子义传》。另外，常见的则是“先登”，见《史记》卷95《樊郦滕灌列传》、《后汉书》卷17《岑彭传》、《后汉书》卷65《段熲传》、《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等。
“陷陈士”即敢死队，他们执行的作战任务有许多种，突击敌阵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较为多见的就是在攻城中率先攀登，它和前锋冲阵都是最危险艰苦的战斗；如《六韬》卷3《龙韬·厉军》所言：“攻城争先登，野战争先赴”。《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所讲的“攻城先登，陷阵却敌”。因此“陷陈”和“先登”在当时的历史著作中往往相提并论，例如：
《史记》卷95《樊郦滕灌列传》：“(樊哙》击章平军好畤，攻城，先登陷阵，斩县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级，虏二十人。”
“其秋，燕王臧茶反，(郦)商以将军从击茶，战龙脱，先登陷阵，破荼军易下，却敌，迁为右丞相，赐爵列侯，”
《后汉书》卷20《铫期传》：“从击王郎将儿宏、刘奉于钜鹿下，期先登陷陈，手杀五十余人，被创中额，摄帻复战，遂大破之，”
《三国志》卷18《魏书，典韦传》：“韦既壮武，其所将皆选卒，每战斗，常先登陷阵。”
他们所从事的任务不只是攻城，还包括夺取浮桥；
《后汉书》卷l7《岑彭传》：“彭乃令军中募攻浮桥，先登者上赏。于是偏将军鲁奇应募而前。时天风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冲浮桥，而欑柱钩不得去，奇等乘势殊死战，因飞炬焚之，风怒火盛，桥楼崩烧。彭复悉军顺风并进，所向无前。蜀兵大乱，溺死者数千人。”悬索渡河：
《后汉书》卷65《段熲传》：“追讨(羌寇)南度河，使军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悬索相引，复战于罗亭，大破之。”甚至是“陷陈”的战斗，也可以称为“先登”。可见：
《后汉书》卷17《贾复传》；“从击青犊于射犬，大战至日中，贼陈坚不却。光武传召复曰；‘吏士皆饥，可且朝饭。’
复曰；‘先破之，然后食耳。’于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贼乃败走。诸将咸服其勇。”
因此，可以认为这两个词在当时是互通的，“陷陈”部队或是“陷陈”战斗有时也叫做“先登”。
(二)“陷陈”部队的组织方式
汉代的“陷陈”部队是由哪些人、通过何种方式编组而成的?从史籍记载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1，简选 在军队将士当中考察选拔勇猛健壮、武艺高强之人，组成精锐分队。如《后汉书》卷2l《耿纯传》载：“贼忽忑攻纯，雨射营中，士多死伤。纯勒部曲，坚守不动。选敢死二千人，俱持强弩，各傅三矢，使衔枚间行，绕出贼后，齐声呼噪，强弩并发，贼众惊走，追击，遂破之。”这是从商周沿袭而来的传统制度，《吕氏春秋·简选篇》有专论，还可以参见《吴子·料敌》：
然则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陈之士，可与持久。能审料此，可以击倍。”《荀子·议兵》还提到当时魏国考核“武卒”的具体办法，“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2，招募 就汉代情况而言，“陷陈”部队的组成，更多的是采用招募的方式。即在战前颁布重赏，吸引军中的将士报名参加。
《汉书》卷84《翟方进附义传》：“于是以九月都试日斩观令，因勒其车骑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将帅。”
《后汉书》卷17《岑彭传》；“彭乃令军中募攻浮桥，先登者上赏。于是偏将军鲁奇应募而前。”
《三国志·魏书·典韦传》裁汉末曹操与吕布交战时，“……募陷陈，韦先占，将应募者教十人”。
这种办法利用了人们发财致富的思想，诱使他们自愿担任危险的战斗任务，故而能有较高的士气和求战欲望。正如《史记》卷l29《货殖列传》所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
汉代兵书《黄石公三略·上略》亦引《军谶》日；“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
招募办法的流行，和战国以来商品货币经济、雇用关系的普遍发展，以及人们对金钱的渴望追求迅速升级有关。汉代俗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拜金主义至上的社会环境下，为了让利益成为一种驱动力量，传统的“简选”办法有时也和募赏结合起来，称为“简募”。见《后汉书》卷73《刘虞传》：“(初平)四年冬，遂自率诸屯兵众合十万人以攻(公孙)瓒。……瓒乃简募锐士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突之。虞遂大败，与官属北奔居庸县。”
但是，生命毕竟比金钱更为重要，所以在战斗里也会出现贪财应募，却临阵丧胆、畏惧不前的可笑现象。如《史记》卷107《魏其武安侯列传》载：“于是灌夫披甲持戟，募军牛壮士所善愿从者数十人。及出壁门，莫敢前，独二人及从奴十数骑驰入吴军中，……”
3．强制征调 这种办法主要用于少数民族。古代的国家往往也是多民族政权，民族关系是不平等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存在着剥削、压迫。统治民族为了减少自身的伤亡，经常强制性地征调附属民族参战，并且命令他们在阵前接敌。例如夏桀征汤，曾发“九夷之师”(41)”。武王伐纣时，有羌、卢、*、彭、巴、濮、邓、蜀等八国军队随从。这些民族文明程度较低，保持着勇猛无畏的蛮性，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有时敌人的阵列就是由他们首先突破的。如牧野之战当中，“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日：武王伐付，前歌后舞也”(45)。
汉代军队里也经常包括少数民族，像楚汉战争双方都有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楼烦”将土(46)。还有用于“陷陈”的巴人，见《华阳国志》卷1《巴志》：“阆中有渝水，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锋，陷阵，锐气善舞。(高)帝善之，日：‘此武王伐纣之歌也。”’
西汉中央常备军“八校尉”之中，越骑校尉专门掌管由越人组成的骑兵；长水校尉负责掌管由长水胡人组成而驻扎于宣曲(今西安西)的骑兵；胡骑校尉专管由匈奴人组成而驻扎于池阳(今泾阳西)的骑兵。东汉时期，政府曾征调乌桓骑兵参战，冲锋陷阵，屡立战功。例如：
《后汉书》卷18《吴汉传》：“旦日，(周)建、(苏)茂出兵围汉。汉选四部精兵黄头吴河等，及乌桓突骑三千余人，齐鼓而进。建军大溃，反还奔城。汉长驱追击，争门并入，大破之，茂、建突走。”东汉政府对役使的羌族骑兵不付酬劳，还美其名日；“义从”。
《后汉书》卷65《段熲传》：“延熹二年，迁护羌校尉。会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种羌寇陇西、金城塞，熲将兵及湟中义从羌万二千骑出湟谷，击破之。”甚至发生过“义从”因为服役太久，心怀怨愤而激起叛乱的事件。“(延熹)四年冬，上郡沈氐、陇西牢姐、乌吾诸种羌共寇并凉二州，(段)熲寇将湟中义从讨之。凉州刺史郭闳贪共其功，稽固寇军，使不得进。义从役久，恋乡旧，皆悉反叛”(47)。
(三)“陷阵”部队的兵种构成
汉代用于“陷陈”的部队，其兵种构成前后有所变化，大致可分成以下几个阶段：车兵为主——车骑混编——骑兵、步兵。
1．秦楚之际——车兵为主据历史记载，汉高祖刘邦在反秦战斗里多次获胜，得力于其帐下的车兵。这支部队由他的亲信、后任太仆的夏侯婴指挥，自沛县起兵后转战千里，进入关中，屡次建立功绩，陷阵破敌多是“以兵车趣攻战疾”。可见《史记》卷95《樊郦滕灌列传》：
“从击秦军砀东，攻洛阳，下户牖，玻李由军雍丘下，以兵车趣攻战疾，赐爵执帛。常以太仆奉车从击章邯军东阿、濮阳下。以兵车趣攻战疾，破之，赐爵执圭。复常奉车从击赵贲军开封，杨熊军曲遇。婴从捕虏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匮。 因复常奉车从击秦军洛阳东，以兵车趣攻战疾，赐爵封转为滕公。因复奉车从攻南阳，战于蓝田、芷阳，以兵车趣攻战疾，至霸上。”参与陷阵战斗的还有曹参、樊哙所率的步兵，可见：
《史记》卷54《曹相国世家》：“……从南攻犨，与南阳守(左齿右奇)战阳城郭东，陷陈，虏(左齿右奇)，尽定南阳郡。”
《史记》卷95《樊郦滕灌列传》：“从攻围东郡守尉于成武，却敌，斩首十四级，捕虏十一人，赐爵五大夫。从击秦军，出亳南。河间守军于杠里，破之。击玻赵贲军于开封北，以却敌先登，斩候一人，首六个八级，捕虏二十七人。赐爵卿。从攻破杨熊军于曲遇。攻宛陵，先登，斩首八级，捕虏 四十四人，赐爵封号贤成君。”据《史记》卷95《樊郦滕灌列传》记载，在这一阶段，刘邦军中的骑兵数量很有限，尚未设有骑将，最高指挥官仅是校尉；在反秦战争里也没有看到刘邦所部有车骑混编部队作战的记述。这可能和农民军中缺乏马匹和骑术训练有关，例如，陈胜的部队“比
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48)；骑兵人数也很少，在比例上远低于步兵、乃至车兵。而其对手、秦朝主力章邯所部却拥有混编的车骑部队，和起义军屡次交锋。可见：
《史记》卷54《曹相国世家》：“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章邯车骑。”
《史记》卷57《绛候世家》；“击章邯车骑，殿。定魏地。……”
《史记》卷95《樊郦滕灌列传》：“(樊哙)还定三秦，别击西丞白水北，雍轻车骑于雍南，破之。……从击秦车骑壤东，却敌，迁为将军。”
2．楚汉战争至文景时期——扩建骑兵、车骑混编 楚汉战争开始后，由于项羽拥有一支数量众多的骑兵，而刘邦这方面的力量薄弱，部下的车兵及步兵机动性较差，与其交锋处于被动。形势所迫，汉军不得不扩建自己的骑兵部队。与之抗衡并扭转了不利的局面。事见《史记》卷95《樊郦滕灌列传》：
“(汉王)攻下黄，西收兵，军于荥阳。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中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
事后，这支部队在与敌人的骑兵交战和进行奇袭、追击时频频告捷，(48)为汉王朝的建立屡创功勋。西汉初年的战车部队和骑兵经常混编作战，逐渐成为精锐主力。灌婴多次率领车骑大军与敌对势力交锋，他本人的官职也是车骑将军。
“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汉王立为皇帝，赐益婴邑三千户，其秋，以车骑将军从击破燕王臧茶。……以车骑将军从击反韩王信于代，至马邑，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斩代左相，破胡骑于武泉北。
刘邦扩建骑兵后，夏候婴仍以太仆的职务率领车兵作战，但从其所参加的战役来看，基本上是和灌婴的骑兵共同行动的。
“(夏侯婴)复常奉车从击项籍，追至陈，卒定楚。……
汉王立为帝。其秋，燕王臧茶反，婴以太仆从击荼。明年……以太仆从击代，至武泉、云中，益食千户。因从击韩信军胡骑晋阳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遗阏氏，冒顿开围一角。高帝出欲驰，婴固徐行，弩皆持满外向，卒得脱。……”
刘邦晚年反击匈奴和镇压异姓诸侯王叛乱，除了依靠中央政府的车骑，还大量征发各诸侯国的车骑参战。如灌婴“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于砂石”(50)。《史记》卷54《曹相国世家》曰：“黥布反，(曹)参以齐相国从悼惠王将兵车骑十二万人，与高祖会击黥布军，大破之。”
据《汉官仪》所载：“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武，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51)。说明当时平原野战主要使用车骑部队。
直至景帝在位时，汉朝中央政府的精锐部队仍以车骑为主。见《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吴少将桓将军日；‘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大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
有关汉初“陷陈”部队的具体史料记载很少，根据以上情况来判断，笔者认为当时用于冲锋陷阵的军队主要应由车兵和骑兵共同构成。
3．武帝至东汉时期——以骑兵为主 随着中央集权力最的巩固壮大，与地方割据势力的日益削弱，西汉王朝与匈奴的军事冲突逐渐上升到首要地位。匈奴全用骑兵，能够长途、迅速地运动作战。汉朝的车骑混编部队则相形见绌，战车的速度较慢，其行驶又要受到地形的许多限制，不如骑兵那样具备良好的机动性；作战时车辆的动员集结工作繁琐拖沓，骑兵则要简便迅捷得多；战车部队还无法出塞做远程、快速的进击。以上种种车兵弊病，使与其混编的骑兵受到拖累，往往贻误战机。例如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十余万骑入塞，“杀北地都尉印，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文帝)大发车骑往击胡。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52)。由于汉朝长期陷于被动不利的局面，“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汉患之”(53)。
屡次失败的教训，使西汉王朝的统治者认识到必须加强军队建设，大力发展骑兵。文帝曾颁布“马复令”，鼓励百姓养马，“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54)。景帝时又在西部、北部边郡设立“牧师苑”，饲养官马数十万匹。这些措施都有力地促进了马匹的繁殖增长，为大规模扩建骑兵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至汉武帝时，骑兵已然成为对匈奴作战的主力，一次能够出动数万骑、十万骑，甚至十八万骑(55)；而笨重的战车则逐步退出了战争舞台。虽然军队还配备有车辆，但是以混编车骑作为精锐突击力量的做法基本上不复存在了。从西汉武帝时到东汉末年，军队主要是以
步兵和骑兵混编作战，在多数情况下，由骑兵充当冲锋陷阵的主力。例如，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的战斗过程中屡屡获胜，和他拥有当时最强劲的骑兵——渔阳、上谷突骑，并多次用其攻破敌阵有一定关系。事见：
《后汉书》卷19《耿弇传》：“(张步)乃与三弟蓝、弘、寿及故大彤渠帅重异等兵，号二十万，至临淄大城东，将攻弇。弇先出淄水上，与重异遇，突骑欲纵，弇恐挫其锋，令步不敢进，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归小城，陈兵于内”后出其不意发动冲击，大败敌军。
《后汉书》卷24《马援传》；“帝乃召援计事，援具言谋画。因使援将突骑五千，往来游说嚣将高峻、任禹之属，下及羌豪，为陈祸福，以离嚣［正支］党。”再如东汉未年，各路军阀的精锐部队亦多是骑兵，如前引吕布之“陷陈营”，公孙瓒之“白马义从”、“进骑”(56)，曹操之“虎豹骑”(57)，在战斗中直突敌阵，摧枯拉朽。
4，东汉三国的“陷阵”步兵 汉代的步兵由于装备了甲盾、利刃和强弩等武器，也具备了“陷陈”的能力。从史籍记载来看，这个时期也出现了由单纯步兵兵种组成的“陷陈”部队，井能在对阵中屡屡获胜。例如昆阳之战中刘秀率领敢死者三千人冲破新芥敌阵；汉末界桥之战，“(袁)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陈于后”，公孙瓒骑兵逼近时，“义兵皆伏盾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俱起，扬生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临陈斩瓒所署冀州刺史严纲甲首千余级。瓒军败绩，步骑奔走，不复回营”(58)。三国孙吴有“丹杨锐卒刀盾五千，号曰青巾兵，前后屡陷坚陈”(59)，魏吴东兴之战，“(丁奉)乃使兵解铠著胄，持短兵。敌人从而笑焉，不为设备。奉纵兵斫之，大破敌前屯。会(吕)据等至，魏军遂溃”(60)。都是著名的战例。不过，骑兵行进的速度快，冲击力强，适于野战，仍是这一时期“陷陈”部队的主力兵种。
(四)“陷陈”部队的部署和战术
汉代自武帝以降，车兵退出主力兵种的位置，作战部队多是步骑混编(也有纯用步兵或骑兵的)。阵列之内的兵力部署，通常分为阵首(前锋)、中坚、殿后和两翼。在野战对阵厮杀时，“陷陈”部队的部署通常有两种：
甲、置于阵首 即对敌正面，作为前锋，承担冲阵和反冲阵的任务。例如，前引昆阳之战中刘秀的敢死士，界桥之战中袁绍的800名先登步卒，孙吴的丹杨锐卒刀盾五千等等。《通典》卷149
引曹操《步战令》，也讲到其阵中兵力分为前、中、后三部，“前陷，阵骑次之，游骑在后。”“前陷”即部署在阵前，赋予陷阵任务的部队。
乙、置于两翼 汉代骑兵通常布置在方阵的两翼，以便发挥快速机动的特点，这是沿袭古时列阵将轻车锐骑置于两旁的习惯(60)。交战时，往往也使用两翼的骑兵作为“陷陈”部队，来突击敌阵。例如：
《后汉书》卷15《段熲传》；“建宁元年春，熲将兵万余人，赍十五日粮，从彭阳直指高平，与先零诸种战于逢义山。
虏兵盛，熲众恐。熲乃令军中张镞利刃，长矛三重，挟以强弩，列轻骑为左右翼。激怒兵将曰：‘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众皆应声腾赴，熲驰骑于旁，突而击之，虏众大溃，斩首八千余级，获牛马羊二十八万头。”再如界桥之战，“(公孙)瓒兵三万，列为方阵，分突骑万匹，翼军左右，其锋甚锐。绍先令麹义领精兵八百，强弩千张，以为前登。瓒轻其兵少，纵骑腾之”(62)。
汉代战争规模的扩大，参战人数、兵种的增加，以及作战地域的扩展，促使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也发生了明显的进步。它的反映之一，就是“陷陈”战术的复杂化，将领根据不同的形势需要而采取各种战法。这个时期的“陷陈”战术，除了使用简单的步骑纵队正面的冲击，大致还包括以下几种：
1．斩将搴旗 司马迁日：”陷阵却敌，斩将搴旗”(63)。即用少数精锐将士冲击敌阵，擒杀主将．夺取军旗，破坏其指挥系统，引起对方阵列的崩溃。例如吴楚七国之乱时，汉军勇将灌夫披甲持戟，率领所募壮士，“及从奴十数骑弛入吴军中，至吴将麾下，所杀伤数十人，不得前，复驰还”(64)。
昆阳之战中刘秀率三千敢死队突击敌阵中坚，斩杀主帅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燕百余里间”(65)。
汉末袁曹白马之战，“(袁)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66)。
2，横击 避开敌人阵势强固的正面，从较为薄弱的侧翼发动攻击。例如东汉耿弇与军阀张步战于临淄，“(张)步气盛，直攻弇营，与刘歆等合战，弇升王宫坏台望之，视歆等锋交，乃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陈于东城下，大破之”(67)。
3．阵后攻击 敌人的注意力和主要兵力通常是在阵列的正面，背后防御薄弱，不太重视。故选择这一方位作为突破口。战国兵书《六韬》卷6《犬韬·战骑》就谈到过这种战术，“武王曰；‘九败奈何?’太公曰：‘凡以骑陷敌，而不能破陈，敌人佯走，以车骑返击其后，此骑之败地也。’
汉代亦有此种战例，如《后汉书》卷12《彭宠传》：“宠果盛兵林河以拒(邓)隆，又别发轻骑三千袭其后，大破隆军。”
建武四年王霸、马武与周建、苏茂交战。“乃开营后，出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后受敌，惊乱败走”(68)。
《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载：“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余人，以配(延)岑于市桥，伪建旗帜，鸣鼓挑战，而潜遣奇兵出吴汉军后，袭击破汉。汉堕水，缘马尾得出。”
4，后发制人 此种战术是把“陷陈”部队当作预备队，并不在交战之初投入战斗，而是等到双方激战正酣，敌军力量减耗时，突然发起冲击，打乱敌人阵形，以此获胜。如东汉建武十二年吴汉、臧宫伐蜀，公孙述“乃自将数万人攻汉，使延岑拒宫。大战，岑三合三胜。自旦及日中，军士不得食，并疲，汉因令壮士突之，述兵大乱……(69)。
前引建武四年王霸、马武讨伐周建、苏茂之役，“(马)武恃霸之援，战不甚力，为茂、建所败。武军奔过霸营，大呼求救。霸日：‘贼兵盛，出必两败，努力而已。’乃闭营坚壁。……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战良久，霸军中壮士路润等数十人断发请战”(70)。此时王霸才果断派兵出击，击溃敌军。
以上各种“陷阵”的战术，倘若得手，随后的主力部队便会跟进攻击，歼灭敌人。如果冲阵不利，遭到对方的反击，或发生混战，就难说鹿死谁手了。
综上所述，“陷陈”一词在战国秦汉的出现，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它不仅代表着一般意义上的冲锋陷阵，而且反映了当
时军中普遍设置的敢死分队组织与纵队突击敌阵的各种战术，属于铁器时代军事领域的新生事物，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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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
(2)《荀子·议兵》。
(3)《孙膑兵法·势备》
(4)杨泓；《中国古代兵器史论丛》，第8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5)《战国策·赵策三》。
(6)《公羊传》桓公十五年何休注。
(7)商周春秋的方阵往往分为右、中、左三个，见商代卜辞；“丁酉卜，王作三师，右中左。”《左传》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载繻葛之战：“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
“(郑军)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亦称为上、中、下军，见《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晋国任命三军之将事。
(8)《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注。
(9)商周时代战阵中兵车与步卒的配置，大致有以下四种看法：
甲：步卒在战车的左右和后边，见《周礼正义》卷54引金鹗曰：“甲(士)七人盖在车之左右，步卒五人盖在车之后也，”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部编写的《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第一册中也认为，牧野之战时，“战车后面和两旁跟随徒兵，他们是临时征发来的奴隶”。第2页，中
华书局1981年。
乙：蓝永蔚认为商周的徒兵部署在战车的前方，“在采用鱼丽之阵以前，战车的后方和两侧是没有步卒掩护的，也就是说，那时的步卒只集中配置在战车前方，成一个密集的方阵。”《春秋时期的步兵》，第178页，中华书局1979年。
丙：卢林认为步兵部署在战车与战车之间，“车步相间成一线配置队形，非常符合当时的作战情况。这样配置起来，车步既能互相掩护，同时作战，而且步兵也不影响战车的冲驰”，《战术纲要》第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丁：王辉强则认为战车与步卒有多种配置，可以根据战况需要而采取不同的形式。“其一 ‘乘’战斗队形有多利：形式。有以步兵进攻为主的形式，《曹公新书》说：‘攻车一乘，前拒一对，左右角二队，共七十五人‘。作战时将步兵分为三部，配置在战车的前部和左右两侧，
成前三角队形，‘品’字形，再据《逸周书·武顺解》，‘五伍二十五为元卒，一卒居前日开，一卒居后日墩，左、右一角曰闾，四卒成卫曰伯’。将步兵分为四部，配置在战车的前、后、左、右，成“十”字形。车后步兵可作机动力量。这种队形可以变换进攻方向，也可用于防守。还
有发挥战车威力的冲锋队形。《周礼·夏官·大司马》郑玄注有‘易野车为主居前’。《中国军事史·兵法》图示为，将三部步兵配置在战车的左、右、后方，成后三角形，倒‘品’字形。”《秦兵马俑与秦军阵法》，《文博》1994年6期。
(10)《司马法》卷上《仁本》、《天子之义》。
(11)《西洋世界军事史》第1卷，第17页，战士出版社1981年。
(12)《商君书解诂》
(13)《史记》卷5《秦本纪》。
(14)《孙膑兵法·威王问》
(15)《六韬》卷6《犬韬·均兵》。
(16)《战国策·齐策一》。
(17)《六韬》卷6《犬韬·战骑》。
(18)《六韬》卷6《犬韬·战骑》。
(19)秦鸣；《秦俑坑兵马俑军阵内容及兵器试探》，《文物》1975年11期。
(20)彭文：《秦代步兵浅析》，《文博》1992年5期。
(21)白建钢：《论秦俑军阵的轻、重装步兵》，《西北大学学报》1988年l期。
(22)白建钢、李琳：《论秦俑军阵的基本战术》，《唐都学刊》1987年4期。
(23)卢林：《战术史纲要》第7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24)彭文：《秦代步兵浅析》，《文博》1992年5期。
(25)王辉强：《秦兵马俑与秦军阵法》《文博》1994年6期。
(26)秦鸣；《秦俑坑兵马俑军阵内容及兵器试探》，《文物》1975年11期。
(25)王辉强：《秦兵马俑与秦军阵法》《文博》1994年6期。
(27)《左传》僖公二年。
(28)《孙膑兵法·威王问》
(29)(30)《孙膑兵法·十阵》。
(31)《荀子·议兵》。
(32)《史记》卷79《范睢列传》。
(33)《战国策·韩策一》。
(34)《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35)《后汉书·百官志五》。
(36)《后汉书·百官志五》注引应劭语。
(37)《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元初三年秋，“任尚又遣假司马募陷陈士，击零昌于北地”。
(38)罗福颐：《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徵存》，第1336～1337印，第791—794印，文物出版社1987年。
(39)参见陈梦家；《汉简缀述》，第39—45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40)《居延汉简释文合校》57·29简。
(41)《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42)《史记》卷69《苏秦列传》：“汤武之士不过三千，车不过百乘，卒不过三万，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
《史记》卷4《周本记》：“(武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集解》孔安国曰：“虎贲，勇士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
《吴子·图国》：“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愈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
(43)《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
(44)《说苑·权谋》。
(45)《华阳国志》卷1《巴志》。
(46)《史记》卷8《项羽本纪》：“汉有善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台，楼烦辄射杀之。”《史记》卷95《灌婴列传》：“击破柘公王武，军于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连尹一人。……东从韩信攻龙且，留公旋于高密，卒斩龙且，生得右司马、连尹各一人，楼烦将十人。”
(47)《后汉书》卷65《段*传》。
(48)《史记》卷48《陈涉世家》。
(49)参见《史记》卷8《高祖本纪》、卷95《樊郦滕灌列传》所载灌婴率领骑兵在楚汉战争的战绩。
(50)《史记》卷95《樊郦滕灌列传》。
(51)《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建武七年注。
(52)(53)(55)《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54)《汉书》卷24《食货志》。
(56)《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
(57)参见《三国志》卷9《魏书，曹休传》：“常从征伐，使领虎豹骑宿卫。刘备遣将吴兰屯下辩，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为骑都尉。”
《三国志》卷9《魏书·曹真传》：“太祖壮其鸷勇，使将虎豹骑。……以偏将军将兵击刘备则将于下辩，破之，拜中坚将军。”
《三国志》卷9《魏书·曹仁附纯传》：“初以议郎参司空军事，督虎豹骑从围南皮。”注引《魏书》日：“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
(58)《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
(59)《三国志》卷48《三嗣主孙皓传》注引干宝 《晋纪》。
(60)《三国志》卷55《吴书·丁奉传》。
(61)参见《孙子兵法·行军篇》：“轻车先出居厕(侧)者，阵也。”《孙膑兵法·八阵》亦曰：“车骑与战者，分以为三，一在于左，一在于右，一在于后。”
(62)《后汉书》卷74《袁绍传》。
(63)《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64)《史记》卷107《魏其武安侯列传》。
(65)《三国志》卷36《蜀书·关羽传》。
(67)《后汉书》卷19《耿弇传》。
(67)《后汉书》卷20《王霸传》。
(69)《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
(70)《后汉书》卷20《王霸传》。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