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兵马俑研究/秦俑军阵再探
刘占成
按语：该论文1991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表在《庆祝武伯伦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论文针对学界流行的秦俑一号坑军阵为“方阵”的学术观点，第一次提出一号坑军阵不是方阵而是圆阵的看法。论文有理有据，值得一读。虽然在学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作为一家之言，可备一说。
秦陵兵马俑坑的发掘和研究，引人注目，秦俑兵阵的研究工作到目前已取得了很大进展①。然而，仍有更多的问题待我们去认识、去解决。本文就秦俑军阵性质、一号坑军阵阵形、秦俑坑的军阵关系三方面予以“再探”，求教于学术界方家。
秦俑军阵性质
古代战争使用的是冷兵器，双方交战之前，一般都要进行战术部署，也就是组织和编列。从定位到展开，经过一定的布阵程序，就形成所谓的“阵”。秦俑坑向我们展现的正是一副强大的军阵阵容。
关于阵，古时名称繁多。《左传》有“五阵”的记载，《孙膑兵法》有“十阵”说。实际上，阵就是一种备战队形。战斗中，人与人、伍与伍能够相互配合，方可显示出阵的巨大优越性。《吕氏春秋·必己篇》：“孟贲过于河，先其五”；《左传》昭公十八年：“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古“五”同“伍”，说明当时军队不论是水战还是野战，不论是攻城还是追击，最少要保证一个小的作战单位伍，以便配合，避免孤身作战。它同林彪当年提倡的军事“三三制”类似，并不是实战中非要“保持一定的队形”。事实上，交战中因敌情、地理环境等具体条件的不同，阵形也要随时变换，是不存在一个确定不变的作战队形的。布阵后的位、列、行，只能是一种备战编列，并不是一种作战姿态。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队无定式，即含此义。那么，阵作为一种备战队形(称作作战队形，不确)，秦俑坑的兵俑编列是否符合这种形式?又何以命名?军阵性质是什么呢?要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阐述一下兵马俑从葬的作用。
关于兵马俑从葬的作用，论政治意图，说它体现了秦国武装力量的强大，象征着秦始皇帝当年统率的千军万马，表彰统一之功，等等，似可讲通。但若仅此，把它置于地上则更显其威，为何偏要置于地下呢?
有的同志提出：“兵马俑实际上也是一种冥器”；也有人认为它应该是“一批送葬的俑群”；还有人说它是“一组从葬坑”。送葬也好，从葬也好，实际均为陪葬。冥器即为象征。冥器陪葬这个前提决定了兵马俑要在地下，而不可能在地上，它应同一切陪葬品一样，只是葬仪制度的一种需要。地下陪葬也只能是一群“阴兵”，这批阴兵，有的穿战袍，有的袍外披甲，配备着各种实战兵器，体现了“严阵以待”的场面，这才是他们真正的陪葬作用!然而，他们又是在待谁?想对付谁?准备和谁开战呢?还是让我们引证几段有关专家的论述，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吧：
“葬仪制度是古人信鬼神的观念形态的反映。认为神鬼的生活和人间一样。人生前有衣食住行之需，以及音乐之好，鬼神也要有。统治者生前有防卫、战争之备，死后也要有。因此，随葬物有衣食、棺椁、鼎簋、钟磬，以及车马、卫队、戈戟，等等。”“生前以大批的军队屯卫京师，死后要以大批的兵马俑群陪葬”。②
“兵马俑是军队的象征，它是秦始皇帝为自己设计的地下王国的军队”，“代表着另一个世界的国家武装力量”。③
“秦始皇帝驱动着这些英勇的士卒，完成了统一大业，他死后，则将这些人安排在墓道之旁，使他的灵魂在‘天国’中能够安心。因此，他在秦陵东部以军队屯聚的形式，安放了三个兵马俑坑，以象仪卫。”④
上面所引证的论述，意在强调：(1)俑就是俑，它是死的，不是活的，模拟只是模拟，而不等于本体，一味地把它作为活生生的秦代军人去研究，势必给人以抽象的印象。当然，我们并不拒绝对兵马俑作更深一步的探索，但从其本体、现状研究则更为必要。兵马俑距今已两千多年了，好多问题要把眼光放到两千多年前人们的思维方式去。以今喻古也难以说清真相。(2)从总体上讲，兵马俑的主要作用是守陵，其陪葬意图是守卫秦始皇的灵魂，即它是一支防御力量，充其量只是“列兵场”中的集合体。(3)作为另一个世界的一支具有有限防御能力的武装，它防守的绝不是“临战之敌”，而只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鬼神，它本身仅起一个象征意义而已。除过鬼神，又有谁会去进攻秦始皇帝地宫中的灵魂呢?以上几点，对考证秦俑军阵性质，是十分紧要的。
搞清了当年兵马俑陪葬的作用，然后言归正题，讨论秦俑军阵性质。所谓军阵性质，就是指所布军阵，是攻阵还是守阵。因受攻守性质的制约，攻阵有攻阵的编法，守阵有守阵的编法。从动与静的关系讲，战阵(战斗之阵)、行阵(行军之阵)、守阵(守备之阵)形式都有不同。秦陵兵马俑军阵，既然是象征着阴间世界拱卫秦始皇帝灵魂、守卫陵墓地宫的一支武装，那么，它的性质为守阵无疑。
从形式上看，一号俑坑，虽然受到坑圹的限制，兵俑编列为长方形，但并不等于它就是进攻性的长方形方阵。因为，方在古代是一种攻击队形，而攻击队形展开一般为作战横队。一号坑则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有纵深(230米)、面宽仅62米的屯居纵列队形。二是据兵书《孙子兵法》“方阵者，所以剸也”，剸即攻击敌军，截断敌阵。而一号俑坑并不具备这种进攻能力，它只是屯守而已。三是《孙膑兵法·十阵》说：方阵的特点是“薄中厚方”，而一号坑兵力部署反为“厚中薄方”。四是俑坑内所有兵俑配备武器，全部为剑入鞘、镞入箙、戟铍入室、弓入囊，并非弓上弦、剑出鞘的战斗攻击姿态。从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秦俑坑军阵的性质，只能是守阵，不是攻阵，其性质是由它陪葬的作用而决定了的。
一号俑坑军阵阵形
古代的“五阵”“八阵”“十阵’，均根据所布阵形而言。实际上，诸多阵形的基本形态都是由方阵和圆阵变化而来，方阵就是攻阵，圆阵就是守阵。
我们对秦俑军阵的研究，由作用而性质，由性质而阵形，由阵形而名称。如前述，性质既为守阵，那么，作为主力军阵的一号坑军阵阵形，自然隶属于类似防守之阵——圆阵的阵形。可以算作是一个完成了布阵程序的处于备战状态的防御阵容。
《说文》：“圆，全也。”圆无首无尾，无起点和终点。《孙子兵法·势篇》：“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淮南子·兵略训》：“体圆而法方……得一之原，以应无方”。《孙子兵法》还说：“形圆而不可败。”可见，圆阵是为了保持戒备，以防敌人突袭的守阵。《史记·李将军列传》就记载了李广曾以外向的“圆阵”同胡虏展开一场死战的史实。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的木简，军事布阵术语中有“前当”“后当”“左当”“右当”之称。白建钢同志在论文中指出：“‘当’构成的军阵左当面左，右当面右，前当处正面，后当面后，能随时迎击来自左右前后任何一方的进攻，使敌人无懈可击。”⑤秦俑一号坑军阵的前锋、后卫、侧翼，其实正同汉代军阵的前当、后当、左当、右当一样，它是“圆阵”的编列组成单位。真正地用于进攻的方阵，除前锋外，侧翼、后卫只是一种兵力部署的划分，并不必后卫面向后，两侧翼队分别面向左右。蓝永蔚先生也指出：“方阵是进攻的队形，它的翼侧暴露，易遭人攻击。”说明了方阵的两侧根本没有分别面向左右的戒备部队。道理很简单，兵阵力量部署之后，主攻方向已十分明确，应全部面向敌军。守阵就大不相同了，不知敌人将从哪个方向而来，也可能会受敌军包围，四面八方皆敌兵力，故需列成四面外向的圆阵，阵中主体可随时策变。秦俑一号坑中的三十八路面东的主体部队，正是可随时应变、左右旋转的屯聚力量。《孙膑兵法·十阵》：“圆阵者，所以槫也。”注：“槫，借为团，结聚。”所以，像一号坑这种有左当、右当、前当、后当的“屯居环卫”兵阵阵容，阵形当名为圆阵较妥，并非用于进攻的方阵阵形。
另外，我们还需讨论一个问题，即古代的立阵、坐阵又是什么意思?原来，过去步兵的单兵动作其中包括立姿和坐姿。《尉缭子》载：“有立阵，有坐阵”，“立阵，所以行也；坐阵，所以止也”，“坐之兵剑斧，立之兵戟弩”。研究者认为：坐姿是采取守势的姿态，坐阵是处于守势的兵阵。一般讲，立阵就是方阵，坐阵就是圆阵。那么，一号坑兵阵既然是处于守势的圆阵，为什么会不见坐姿兵俑?⑥拙见以为，这一疑问可在究竟遇到什么情况下，才运用坐阵中去找解释。根据研究，坐阵大概在这样三种情况下运用，一是已经(或者正在)遭到敌军攻击时，需要稳定军心，整顿队伍，即所谓的“甲恐则坐”“甲乱则坐”“危则坐”。甲卒采用坐姿，为的是减少他们恐惧心理和混乱现象。二是未曾遭到敌军攻击之前，即将接战之际，有计划地屯居列阵，以待战机，带有诱敌，以守为攻的战略。这种情况下，甲士的战斗动作就不一定非采用坐姿不可了，立姿则更有利于接战。三是据《尉缭子》：“坐之兵剑斧，立之兵戟弩”，似说明短兵坐，长兵立，并不是圆阵中都是些坐兵，而是有立者，有坐者。秦俑一号坑兵阵如第二种情况，它是未接战前的“以待战机”的屯守兵阵，虽然从整体上是守势，但兵俑的姿态则为立姿。若仅以兵俑为立姿就否定秦俑军阵为守阵，是不足以服人的。
总之，通过讨论，我们再把方阵和圆阵从总体上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方阵的特点是：(1)进攻性，(2)“薄中厚方”；圆阵的特点是：(1)防守性，(2)有四面环卫的“前当”“后当”“左当”“右当”。而一号兵马俑坑军阵阵形，不管从性质上，还是从形式上，都较多地具备了圆阵的特点。因此，我们将一号坑判定为圆阵，似乎更确切一些。
秦俑坑的军阵关系
秦陵东侧共发现三个兵马俑坑，编号分别为一、二、三号坑，后来又在二、三号坑间探出一“废弃坑”，编为“四号坑”。关于这些坑的关系，学术界认为是古代的左、中、右三军。三号坑是三军指挥部。笔者亲自参加秦俑发掘多年，想对此提出一点新的认识，可能谬之又谬，但又欲收到引玉之效，向方家请教了。
秦俑一、二、三号坑，根据其相同的构筑方法、相同的陶文刻记、相同的兵器类型、相同的兵器刻铭，足证它们为同时施工的一组工程。即同时挖坑筑框，同时制作兵俑、陶马，同时配备兵器，同时放置，似乎不存在先后关系。事实上，当时数十万秦陵劳役人员在此做工，分工同时建造三个俑坑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并不能因发现兵马俑坑的迟早，以及俑坑的形制大小，去判断它们的先后关系。秦俑三号坑简报也认为：“秦始皇陵东侧的一、二、三号坑是一个整体”。西北大学林剑鸣教授也指出：“这是一个大型的雕塑群。而这一组大型雕塑应是在一个统一的设计之下建成的。这样大规模的工程所需时间和人力，绝非一朝一夕和少数人可以胜任的”⑦。
三个俑坑既然是一个整体，那么三坑就应属一不可分割的同一军事体系，三坑共同组成一个完成了布阵程序的军阵。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是相互配合的问题，任务虽然各有侧重，但并不等于各自独立为阵。
一号坑，兵员数量大，四面环卫，兵车相间。主要担任警戒、防守任务。它属于三坑中的主力军，指挥全军防守作战的主将亦应在一号坑，即有待发现的那辆“载旗”战车上的“大将”。
二号坑配备战车89乘，车士步兵261人，骑兵116人。它很大程度上属一支“伏兵”，主要任务是配合主力一号坑实施侧翼攻击，出其不意地冲乱敌方的阵脚。设伏战术，《六韬》有“材士强弩隐伏而处。审候敌人追我，伏兵疾击其后”，“绝道遮街，则有材士强弩卫其两旁”；《战国策·赵策》有“秦以三军强弩坐羊唐之上”。说明设伏多以弩兵为主要实施者。二号坑正有这种情况，如第一单元多设跪射武士俑，二号坑出土的铜镞特大，杀伤力强。张仲立同志也认为二号坑是“轻车、锐骑、材士”，“应视作秦国轻锐兵种的再现”。因此，二号坑是援助一号坑正面作战，以车兵、弩兵、骑兵为主的设伏“奇”兵。⑧
三号坑，独立于一、二号坑，位于一号坑西部左侧，二号坑之后。内置木质战车1乘，车士4件，步兵铠甲武士俑64件，出土兵器以铜殳、铜镞为主。三号坑内既未出土级别较高的“将军俑”，战车上又未发现旗帜、战鼓之类的指挥系统，仅车为髹漆彩绘，上建华盖。此类迹象在一、二号坑中也有发现。所以，也尚难判定它是统率第一、二号兵马俑坑的指挥部，起码缺乏确凿的证据。从武士俑环绕周壁面内相向排列的情况分析，绝非是“备战”或“战斗”队形的编组，倒恰似在休整议事的场面。因此，三号坑似应属军队休整之所，不是指挥之地。指挥作战的大将在主军一号坑中的推断，是不成问题的。
所谓的“四号坑”，位于二、三号坑之间，仅有土圹。内部既未筑隔墙，又未见木构建筑迹象，也没有砖铺地，更不见兵马俑，我们也就很难说，它是否和其他三坑一样，也属兵马俑坑。或许它是后期人为的某一回填废弃坑，与其他三坑毫无关系。假若其为俑坑工程之一，当年也理所当然地与其他三坑一同设计、一起动工，岂能形成今日“空坑”现象?我们把它作为“骊山之作未成”的依据，也是很勉强的。至于有人说它是“后勤部队”“作战阵形”“骑兵部队”，也仅仅只是推测而已。实际上，它什么也不是，因为，它根本不是兵马俑坑!
综上所述，我们对秦俑坑的军阵关系或许可以这样归结：秦俑三坑属同一军阵体系，“四号坑”应另当别论。三坑的主次、隶属关系只是配合防守作战。一号坑为主力，二号坑为伏击骑兵，三号坑为整休之所。
由兵马俑陪葬的作用知秦俑军阵性质为守阵，由军阵性质知主军一号坑军阵阵形为圆阵，由一号坑圆阵知其三坑为统一完整的防守军事体系，并非各自为“阵”。这就是“再探”全文的结论。
注释
①已发表研究秦俑军阵的文章有：
庞齐：《观秦俑、谈方阵》，载《文博》1986年第2期。
张占民：《秦俑一号坑与古代方阵》，载《文博》1986年第5期。
秦鸣：《秦俑坑兵马俑军阵内容及兵器试探》，载《文物》1975年第11期。
袁仲一：《始皇陵东侧第二、三号俑坑军阵内容试探》，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1980年，第315页。
白建钢：《秦俑军阵初探》，载《西北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版)1980年第3期。
文中有关引文取自以上各篇，不另注。
②袁仲一：《秦俑兵马俑的作者》，载《文博》1986年第4期。
③李铨：《秦陵布局与兵马俑坑》，载《文博》1986年第5期。
④春材：《跪射俑考》，载《文博》1986年第4期。
⑤白建钢：《青海木简与汉代军队》，载《文博》1986年第1期。
⑥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第165页。
⑦林剑鸣：《秦俑主题何处觅—— <秦俑之谜>之二》，载《文博》1986年第2期。
⑧王辉强：《秦兵马俑与秦军作战方式》，载《文博》1987年第1期。文中对秦俑“营垒”及“奇”“正”配备，多有阐述。
耕播集/刘占成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