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兵马俑研究/试论秦俑战车编制诸问题
刘占成
按语：本文于1996年12月发表在《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1956—1996)》。论文通过对古代文献的梳理，结合兵马俑坑考古的现实资料，对秦俑战车编制问题进行了论证，提出了古代战车编制有平时的“常制”和战时的“扩编制”，并认为秦俑战车编制应为平时的常制。当然，这一问题还需进一步研讨。本文提出问题，引起思考，也感有其意义。
战车，作为古代战争中锐利的进攻武器，问世迄今大约已有三千多年了。它的出现，大大地改变了战争的本来面貌，引起了许多兵家的重视，同时，也促使进攻和防御中一系列战略战术的变化。特别是商周至春秋战国，战车更是做了极其威武雄壮的演出。本文试就秦俑战车编制诸问题略作探讨。
一、战车上的“甲士”配备
甲士是指穿戴盔甲的人。古代战车乘法通制为“一车三人”，即《司马法》所说：“一车甲士三人”。而且，从商周至春秋时期的甲士，一般是从贵族和自由民中选拔出来的①。车战时，立于车上的3名甲士，在左的称“车左”，主射，多使用弓弩等远射兵器；在右的称“车右”，主刺，多使用戈、矛、戟等长兵器；居中的叫御者，主驭车马。《诗·鲁颂·宫》郑笺云：“兵车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秦俑战车上的“甲士”配备，与古制同，亦为3人。但除极个别战车有甲俑站立车上外，一般战车所配备的甲士3人，均成“一”字形横排，列于车后，并不立于车上。例如，三号兵马俑坑战车上的甲士，3人全在车后作横一字形排列，御手居中，车左车右分立于御俑两侧。这很可能是处于备战状态的情况。若一经战斗，他们就会迅速上车，执辔、挽弓、挥戈作战。
与古制还有不同的一点是，秦俑战车的3名甲士配备，并非全按车左、车右、御手分工，也有按军吏、御手和车右配备的情况。他们的位置，车右居于车后右侧，但军吏和御手则或左或中，不拘一格。《左传》和《文献通考》记载的“帅居中”，同秦俑相比，也未必尽然。另外，秦俑战车的军吏，根据其冠饰和甲衣的区别，等级和身份也有高低之分。根据袁仲一先生的研究，秦俑战车的御手俑地位高于车左和车右，应为甲首②。秦陵二号铜车马就是一个级别较高的军吏直接充当御手。虽然这辆车并不是战车，但足以说明当时御手身份地位的提高。至于文献中有记载，秦俑坑中也有个别发现的2人或4人共车制，袁先生也认为“它只是在非常情况下具有特殊作用的乘法”。
以上，车上3名甲士的配备，还远远解决不了战车的编制问题，而对于跟随于战车后面的车下徒兵的研究，才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包括车下徒兵在内的古代战车编制和秦俑战车编制。
一、古代战车编制
《左传》宣公十二年有“车驰卒奔”的记载；《史记·商君列传》也有“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所谓“车驰卒奔”“旁车而趋”，就是指除车上甲士外，战车还配备一定数量的车下徒兵，他们的隶属关系是以车为单位的。作战时，甲士在车上，徒兵则在车下跟进。商周时期，这些车下徒兵，一般是由临时征发来的奴隶而充任的③。这种现象，大概战国以后才随着历史的进程发生了些变化，到了秦代，应该是有较大的改观。
那么，古代战车车下徒兵数目究竟有多少呢?编制情况如何呢?我们就以下面的两条文献记载作为引子吧。
1．《周礼·小司徒》郑玄注引《司马法》：“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2．《左传》成公元年，服虔引《司马法》：“长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两条引文取之于同一本《司马法》，而内容明显不同。这曾引起多年的争论，但最终还是得到合理的解释，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为了避免空泛和重复，本文就不再多作烦琐考证了，仅将有关专家、学者的结论录载于下：
《司马法》乃是战国以前历代军制的汇编，今考“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之制，主要是行之于西周和春秋前期。“长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主要是行之于春秋和战国时代。
称步兵为“卒”或“步卒”，是始于春秋而通行于战国。因此，“步卒七十二人”的《司马法》文，当是春秋和战国前期乘卒制度的记录。而“徒二十人”的《司马法》文恰恰与西周时对步兵的称谓一致，因而它应当是与西周乘卒制度相联系的。④
“被杜预称为‘以二十五人为乘副的旧编法是西周编制，七十五人制则是春秋编制。’”⑤
这样，把《司马法》文的两条不同记载，解释为是不同时代的战车编制，分析甚精当。我们若再将两种编制认真加以比较，还可发现它们的区别是：西周至春秋前期的“三十人”战车编制，除战车上配备的3名甲士外，车下还有7名贵族身份的甲士；春秋至战国前期的“七十五人”制，则仅车上配备3名甲士，车下无甲士，但车后的徒兵数量却大大增加。这完全是一种军制的重大变化，蓝永蔚先生称这种春秋时期的车下徒兵为“隶属步兵”，是有一定道理的。
古代战车编制问题是复杂的，西周“三十人制”和春秋“七十五人制”，是否就完全解决了古车制的编制问题呢?回答是否定的。稽诸历史事实，古代战车编制有平时的“常制”和战时的“扩编制”之分。而对这一重要问题，前人却很少注意和阐发。但这正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之一。
事实上，《司马法》的“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只是西周到春秋前期的战车编制的常制，并不等于战时的编制。请看：
周成王时，曾把鲁地封赐给周公旦的儿子伯禽，特许他拥有兵车千乘⑥。《礼记·明堂位》：“兵车一乘，有徒兵三十人。”这30人理应包括10名甲士。周成王是按平时每车30人的常制封赐伯禽的。
春秋时，鲁国有左、右二军，总兵力仍是兵车千乘，徒兵三万。《诗经·鲁颂·閟宫》：“公车千乘……公徒三万”。说明当时鲁国军制依然照西周每车30人的常制设置。
战时，这种常制则要发生变化。例如，《史记·周本纪》载：“正月，周武王率戎车(兵车)三百乘，虎贲(贵族甲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甲士”应理解为“卒”或“徒”，蓝永蔚先生在所著《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中已指出，甚确。以此计算，每辆战车甲士(虎贲)10人，没有变化。但车后的“隶属步兵”数目，显然是扩大了编制，每车竞达150人之多。因此，我们可以说，西周时期的战车编制有平时的常制，也实行战时扩编制，但扩大的范围只限于车后的徒兵，贵族甲士定员并不发生变化。
《司马法》的“长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否也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战车编制的常制呢?回答也是肯定的。
《墨子·非攻下》：“君子，庶人也必且数千，徒倍十万，然后足以师而动矣。” 这里的“徒”，显指车后徒兵；“倍”即扩大意。说明在春秋时期，为加强战斗力，取得战争的胜利，也是要扩大车下隶属步兵的建制的。《左传》闵公二年：“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每乘车的甲士仍为10人编制，文后虽未提及扩编后的徒兵数目，但也应是超过常制的。
公元前632年的晋楚城濮之战，晋与齐、秦、宋三国联军，楚与陈、蔡二国联军。当时，晋军出动战车700乘，所配兵力有两说，一说两三万人，一说52，500人⑦。前说当属30人的常制，后说则指参战的扩编制，应以后说为是。秦、齐、宋三国联军的部队，因是协助性质，所以均保持原建制参战⑧。有趣的是，晋军参战扩编后的兵力恰好为每乘车75人。大概战车编制由30人变为75人，正是由此逐步演变而固定下来的。后来也就发展为春秋战国战车编制的常制。城濮之战，楚国方面的兵力，同晋国大体相当，也应为扩编后的战斗力。《孙子》也把“兵众孰强”作为作战的战略条件之一⑨。战时扩充编制，加强战斗力，也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笔者对古代战车编制问题，可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西周至春秋前期，每乘战车编制为30人。其中甲士10人，3人立于车上，按左、中、右站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为一车之首，称“车左”；右方甲士执矛，主击刺，称“车右”；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手。车旁甲士7人随车，余20人在车后为徒兵。
第二，春秋战国时期，每乘战车编制为75人，其中车上甲士3人，车下隶属徒兵72人。
第三，“三十人制”与“七十五人制”均为平时常制，战时还实行扩编制，主要是扩大隶属步兵的数量，每乘战车的扩编制人数可达百人以上。
第四，“常制”与“扩编制”的兵力，并不包括随行服务和供应军需物资的勤杂人员，如文献记载的炊家、厩养、樵汲、固守衣装者等。
三、秦俑战车编制
春秋中期的城濮之战时，秦国保持原建制参战，到战国时，秦国兵力猛增。据《战国策·韩策》载：纵横家张仪游韩，曾吓唬韩国，他说：“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挚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若按“百万”“千乘”的比例计算，显然不确。一是张仪不免有夸大之辞，如公元前224年秦灭楚，王翦用兵“六十万”，已“空国中之甲士”⑩。在此之前，秦国兵力充其量“六十万”而已，岂有百万?二是此时已出现脱离战车的骑兵、独立步兵，且占一定比例。即使“百万”属实，也不全为车兵编制。文意本身交待的也是很明白的。但是，战国秦的战车兵力配备，已突破原建制，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
秦俑战车的兵力配备和编列，可视为秦代战车编制的缩影。现我们利用兵马俑坑的材料，阐述一下秦俑战车的具体编制问题。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秦俑战车兵力配备和编列的特点：
第一，秦俑是车、步、骑混合编组的军阵形式，隶属步兵和独立步兵共存，它不同于春秋前单纯车战的编制。
第二，秦俑是以“四人为队”，不见“伍法”，大体是按四进位制形成的各个级别。
第三，一号坑位于阵前的战车、车前都有3列徒兵俑，每列4件，计12件，比较特殊。我们暂称其为“前导”。而二、三号坑及一号坑阵中的战车，则一律无“前导”编列。
第四，战车所配备的三名“甲士”，冠饰和甲衣与普通兵卒有别，当有一定军爵。
第五，位于战车后的隶属步兵，一律为身穿铠甲的“重装型”。说明秦代的隶属步兵，身份已有所变化。而位于战车前的“前导”或有穿铠甲的“重装型”，或有穿战袍的“轻装型”。编列另有讲究。
其次，我们再讨论一下秦俑战车“隶属步兵”的配备。
目前，秦俑一号坑从南向北数第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八个过洞过洞均发现战车。若把每个过洞内的战车由东向西编号(用Ⅰ、Ⅱ、Ⅲ、Ⅳ、Ⅴ……表示)，根据以前发掘清理的陶俑排列密度推算，则每乘战车隶属步兵的配备情况大致如下表：
依表中粗略统计，秦俑一号坑39乘战车共有隶属步兵俑约4，580件，平均每乘约117件，加上按古制配备的3名车上甲士，秦俑战车的编制应在120人左右。用平均数计算，只是一种研究方法。除此之外，若根据每乘战车隶属步兵的具体数目，则很难找出秦俑战车编制的规律，如有的两车间仅有4排16件俑，有的车后竞达100多排400余件俑。为什么如此编制?还需今后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但我们讨论的每辆战车120人的编制，根据俑坑“备战守阵”的性质，编制理应为“常制”，非战阵扩编制，这是本文要说明的又一要点。
二号坑的战车编制与一号坑又有不同。根据试掘简报中的《秦始皇陵第二号兵马俑坑的形制和出土的军阵平面示意图》，从南向北第一至第十四过洞均有战车，共计89辆(11)。除第九过洞至第十一过洞战车配备有隶属步兵外，剩余的第一至第八过洞，每过洞战车8辆，均只配备3名甲士；第十二至十四过洞，每过洞战车2辆，只配备2名甲士。若把第九至第十一过洞的战车，由东向西编号(用Ⅰ，Ⅱ，Ⅲ……表示)，二号坑战车隶属步兵配备情况如下表：
从上表战车兵力配备情况，再加上战车上的3名甲士看，似乎更接近于“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这种西周至春秋前期的编制。为什么秦时还有这种编制，值得研究。当然，它与战时的扩编制、兵力更是相差甚远，只能属于本文研究中的“常制”编制。不过，从二号坑战车集中编列、战车的隶属步兵又不同于当时的兵力配备情况分析，笔者认为，二号坑战车可能是为战斗部队提供车源的军营，其本身并非“战车阵”。这一问题，欢迎学者们进一步探讨。
通过以上战车编制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战车编制，有平时的“常制”，战时则为“扩编制”；秦俑战车编制，每车属步兵约120人，可视为秦时战车平时的常制编制；二号坑的“战车阵”实际上只是为车战部队提供车源的军营；战车后的隶属步兵已由春秋时的“布衣”变为秦时的甲士。所有这些，都是秦俑兵营中给我们所透露的研究古代战车编制问题的宝贵信息。
四、秦俑战车的指挥系统
(一)战车上的金、鼓配备
兵书《吴子》记载：“教战之令……一鼓整兵，二鼓习阵，三鼓趋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鼓之则进，金之则止”。可见，古代战车上用于指挥的器具有金、鼓和旗。
据考证，旗、鼓、金在车战时，作用不同：战鼓主要用于指挥进攻，即“击鼓而进”；战旗主要是标明主将们的指挥位置和指挥总兵力的运动方向，即“低旗则趋……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则主要用于停战或收兵，即“击金而退”。(12)
除旗外，战车上的指挥物金、鼓在秦俑一号坑中均有发现。(图一)鼓呈扁圆形，高约20厘米，面径约50～65厘米。鼓壁外有涂漆彩绘花纹。色别可见者为朱红、天蓝、黑、白四种。鼓周围还发现每1厘米许有骨钉1枚，当是固定蒙面鼓皮的钉子。另外，鼓圆周等距离约50厘米远分布3个鼓环，且在环上往往会有当时拴吊鼓环的皮条遗迹。清理中于第七过洞Ⅳ号战车遗迹附近和第九过洞Ⅱ号战车后还发现了擂鼓用的“鼓槌”遗迹，鼓槌表面涂有漆皮，通长约68厘米，柄径2厘米，槌头长圆形，长9厘米，径6厘米。发现的鼓迹，位置多在战车的右侧前方。
秦俑坑的“金”，实物已出土6件，其形似钟带有长柄，以前命名曰：“甬钟”。有人正其名为“铙”或“钲”(13)。实际上，它就是柄上带有环钮的铜铎，身表面多有精致的花纹，敲击可响。一般通高28厘米，柄长10厘米，底口径为15厘米×10厘米。(图二)
根据一号俑坑东部科学清理的16辆战车遗迹，发现有金、鼓的7辆，约为清理战车总数的1/2。其中既出金、又出鼓的有第五过洞的Ⅰ号车、Ⅱ号车、Ⅳ号车，第七过洞的Ⅲ号车；仅发现鼓迹的有第二过洞Ⅱ号车；鼓毁铎存的有第九过洞Ⅰ号车和第十过洞Ⅲ号车。为简明起见，列表于下：
通过一号俑坑金、鼓的发现，我们不难看出秦俑战车金、鼓配备的一些特点：
第一，秦俑战车总数约半配备有用于指挥的金、鼓，而另一半则不配备这些指挥物。
第二，金、鼓同时伴出，说明当时凡配备鼓者，必配备金，原则上金鼓齐备。少数车迹旁仅出或鼓或铎者，当与俑坑被扰有关。
第三，配备金、鼓的战车上，一般都有头戴帅冠的指挥将俑。
由以上便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果若按1/2比例，整个一号俑坑配备有金、鼓的战车将达20乘左右。这样，它们就不具备总指挥的特征，而分别应为某一区域的指挥车。真正指挥全军战车和徒兵作战的，该是标明有大旗的主将所乘车辆。《尉缭子卷第四·勒卒令第十八》：“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就是指的大旗总指挥。事实上，古代战争规模巨大，一次战争双方兵力往往多至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旷日持久，在偌大的战场上，必是有总指挥，也有单元的区域指挥。像秦俑坑出土的小鼓、小金铎，在千军万马、杀声震天的战场上，显然只能用于小单位的局部指挥。至于秦俑坑内是否配备树有战旗的总指挥车?或许还有其他标志，因目前还尚未发现旌旗和有关遗迹，只好待今后进一步的工作和研究。
(二)战车上的指挥者
《周礼·夏官·大司马》：“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马振铎，群吏作旗”。郑玄注：“中军，中军之将也。”《吴子卷下·论将第四》：“吴子曰：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故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
文献中的“将”和“公”，是指位于战车上擂鼓的指挥者。如前述，一号俑坑约20乘配备金、鼓指挥的战车，其所配头戴帅冠的军吏也正是车上击鼓的指挥者。有人考证他们为八级军爵——公乘，官至校尉或郡尉(14)。《汉书·百官表》载：“卫尉，秦官，掌宫门屯卫兵”。秦军队中的带兵军官，都带有一个“尉”字，或许他们还可称为卫尉或将尉。这些指挥俑形象，装束等与众俑风格有别。它们均头戴帅冠，身穿双重战袍，有的外披三角形鱼鳞甲，甲的札叶小，编缀细密，且周边带有彩绘的几何形图案花纹。所用擂鼓指挥的工具正是我们已发现的鼓槌。《尉缭子卷第四·勒卒令第十八》：“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司马法卷下·严位第四》也讲：鼓除在战斗中有促进进攻之作用外，还有“凡鼓，鼓旌旗、鼓车、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鼓兼并。”说明击鼓也有一定的技法，所击快慢缓急的不同程序和不同的击点鼓声，是针对不同的指挥对象和不同的要求。因此，用鼓指挥作战，对指挥者来说，是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不是每个军吏都可胜任的。
其次，战车上的指挥者，不但要掌握擂鼓的技法，准确指挥，而且必须具备勇敢精神。《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15)提出了将帅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有智谋，讲信用，善良，勇敢，能严格要求自己。勇敢精神和行为尤为重要。因为随从的战车和车下之徒“都是跟着主将的鼓声向前冲锋的，所以在战斗开始以后，主将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保证鼓声不停、不乱，自己的军队才不致失去指挥。”(16)《左传》成公二年晋齐鞍之战，“克伤于矢，流血及履，未绝鼓音。”即是“伤未及死，不可不勉力趋战”的实例。当然，秦俑战车上的指挥者，也应是身经百战、临危不惧的老将。
五、秦俑战车的兵器配备与车战
(一)兵器的配备
古代战争，无论是车战还是步战，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是要靠手中的兵器来杀伤敌人的。《吴子》曰：“师徒之众，兵甲之精”(17)，“锋锐甲坚，则人轻战”(18)。指出了武器装备的重要性。
据《考工记》记载，周代配备兵器有车兵、步兵之分，各按“五兵”配套使用。车兵五兵为：戈、殳、戟、酋矛、夷矛；步兵五兵则是“无夷矛而有弓矢”。
“夷矛”有人考证为“铍”(19)。铜铍，秦俑一号坑已有实物出土。
我们取“夷矛”为“铍”说，就会发现，秦俑兵器配备，不管是车兵还是车下步兵，均与周代不同。第一，车上的3名“甲士”，车右手势为持长兵状，秦俑坑的长兵有戈、矛、戟、铍，而铍均出土于车后戴介帻的徒兵俑中，战车旁并不见，说明秦俑战车是不配备长铍(夷矛)的。二号坑还发现除驭手外，其余两车士均为手持长兵状，可见秦人车战时，并不拘于“左持弓，右持矛”的死教条，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用，协同作战。第二，战车遗迹上多发现散乱箭头，在T13第六过洞Ⅱ号战车遗迹上，还出土了承弓器(20)，秦陵一号铜车马(高车)也有弓弩、承弓器、箭等，说明秦代战车上是配备远射兵器弓矢的。第三，殳，这种盛行于商周的砸击兵器，秦俑战车上已无踪迹，只在三号俑坑作为仪仗兵器而出现。第四，秦俑战车上的军吏俑，左手掌伸张作按剑状，车迹上又往往出土剑等，又说明秦俑战车上还配备有护体格头的短兵——剑。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笔者可以认为：秦俑战车上甲士的兵器配备是戈、矛、戟、弓弩、剑，古代远射、长兵、短兵均有，反映了“兵惟杂”“兵不杂则不利”的军事战术思想。
车下步兵的兵器配备与战车情况大体相近，体现了一个“杂”字。只是“铍”这种长兵器似乎仅供车后戴介帻的徒兵俑使用。恩格斯在讲古代埃及的情况时曾说：“军队中还有使用不同武器而且按不同武器类型分编为营的。各种步兵队、长矛队、短剑队、狼牙棒队、投石队等。”(21)秦俑兵阵与此情况类似。我们是否可以由此而总结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呢?对于头戴介帻陶俑，笔者曾指出他们的身份等级要高于头绾发髻的兵俑(22)，可供参考。
(二)关于“车战”
车战历史，从秦俑坑仍出土相当数量的战车分析，商周到秦代，用四马驾的木制战车，还是一直驰骋在中国古代战场上。两军交锋，车毂相错，白刃格斗。《六韬·均兵》认为：“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更说明战车在发动进攻和掩护撤退时所起的重要作用。
谈到车战，我们首先弄清两个概念：
其一，车战是指有战车参加的战役或战斗。
其二，车战时代，参战的战车，一般具有指挥的性质。
以上两个简单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这样的认识：古代车战，并非车与车、兵与兵的对战。车兵的主要作战对象，实际上是利用战车，居高临下，进攻敌方的车下徒兵，消灭有生力量，保护自己的步卒。这就是《六韬·均兵》所说：“一车当步卒八十人，八十人当一车。”只有在作战前进中，双方二车相错时，车上甲士才相互格杀，但又不可能是车与车旋回长时间的“车战”。当然，这种能够凭借和发挥战车特长的车战，只有在开阔的地域才可进行，对战车来说，是“易战之法”。随着车战的发展，西周开始出现了具有战斗性能的车器，这些车器主要装置在战车的车轴两端、辕头及衡未两端，它可以增加战车本身冲撞敌方的杀伤效能，可得到杀伤敌方车下徒卒的意外效果。自是比一般兵车威力强大(图三)。但是，从秦俑坑出土战车来看，这种具有战斗性能的车器秦时已经消失，说明战车在古代战争舞台上的演出已到了最后一幕。
关于战车和车战，从公元前541年的“毁车以为行”开始，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23)。“到了汉武帝的时候……纵横驰骋在广大战场上的是大量的骑兵，他们成了军队的主力，与他们配合的是步兵，但是再也看不到那些四马单辕的巨大战车了。”(24)“那些高踞战车之上的贵族甲士，终于被轻装执锐的步兵赶出了战争的舞台。”(25)“大规模的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已代替了整齐的车阵的冲击战。(26)总之，骑兵的产生，建制步兵的建立，为而后大规模的步骑战吹响了进军的前奏，翻开了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与四马单辕战车完全不同的瑰丽奇伟的一页新篇。
注释
①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第44页。
②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92页。
③《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编写组：《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
④杨英粟：《先秦战车制度考述》，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⑤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第99-100页。
⑥《礼记·明堂位》。
⑦《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编写组：《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6页。
⑧同⑦。
⑨《礼记·计篇》。
⑩《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二十一年。
(11)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载《文物》1978年第5期。
(12)《尉缭子卷第五·兵教上第二十一》；又见杨泓：《战车与车战》，载《文物》1977年第5期。
(13)党士学：《“甬钟”正名》，载《文博》1986年第3期。
(14)陈孟东，卢桂兰：《秦陵兵马俑爵级考》，载《文博》1985年第2期。
(15)《孙子·计篇》。
(16)杨泓：《战车与车战》，载《文物》1977年第5期。
(17)《吴子·料敌第二》。
(18)《吴子·治兵第三》。
(19)张占民：《长铍初探》，见《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1983年。
(20)刘占成：《承弓及其用法》，载《文博》1988年第3期。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
(22)刘占成：《秦俑陶环新探》，载《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4年第2期。
(23)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第25-26页。
(24)同(16)。
(25)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第27页。
(26)杨宽：《春秋战国间封建的军事组织和战争的变化》，载《历史教学》1954年4月号。
耕播集/刘占成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