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1996年11月6日至11月21日，我馆考古队副研究员刘占成、馆员朱君孝赴日进行业务考察。考察范围主要是西日本的神户、大阪、奈良、京都、姬路等城市的博物馆、文物研究单位和一些考古工地，计有：神户市立博物馆、白鹤美术馆、神户市出土文物中心、神户淡神文化财长田调查局、兵库县立博物馆、兵库县教育委员会埋藏文化财调查事务所、大阪市立博物馆、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橿原考古研究所、京都东本愿寺、三十三间堂。另外，还参观了世界文化遗产姬路城和神户淡神文化财的新方工地、大阪市文化财协会的考古工地，并有幸参加了第十回野地菊文物保护演讲会及在淡路岛召开的南淡町和中国文物展演讲会。淡神文化财理事长阿部嗣治先生为我们的考察访问提供了很多帮助和条件。通过考察，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和思路，相互交流了国际间的学术信息，加强了中国与日本文化交流的联系。
　　一、考察概况
　　神户市立博物馆 在神户市立博物馆，我们看到了堪称日本国宝的弥生时代(相当于中国的秦汉时期)的铜铎和铜戈。据有关资料，铜铎在日本畿内已发现400多个，大者高1米，小的仅10厘米左右，纹式有几何纹、人形纹、动物纹、流水纹等多种多样。铜铎主要由钮和身组成，形似钟。铜铎形制规整，制作精美，反映了日本弥生时代灿烂的青铜文化。据日本学者研究，弥生时代的铜铎，主要是用于稻作农耕时的一种乐器。日本弥生时期的铜戈，形制比较特殊，无胡无内无刺，身有两穿。特点是既轻又薄，难以用于实战。日本学者认为，它是一种祭祀用器。它的原型应是受中国商周时代铜戈的影响，这是不成问题的。馆陈列说明中也指出，日本弥生时代的金属器制作技术、稻作农耕，是从中国和朝鲜传入的。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日本江户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清代)的望远镜、钟表和怀表，特别是其中一个望远镜长达265厘米，与中国清代海军的望远镜形制非常相似，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日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在神户市立博物馆，我们还看到，由于交流受中国古代社会年号的影响，在日本江户时代以后，出现了明治、大正、昭和等年号。日本明治时代的蓝花大瓷盘，与中国晚清时期的蓝花瓷器一脉相承。明治时代的磁石(罗盘)内圈标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外圈标记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干支在中国商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日本的汉字和干支标记，无疑也是从中国传入的。参观学习中，我们还看到日本明治四年(即公元1871年)政府发布断发令，人们流行散切发，并提倡束发。在中国，从秦兵马俑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秦代，人们已经绾发为髻，把发髻也列入法律条文中予以保护。《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就有这样一条“士五(伍)甲斗，拔剑伐，斩人发结(髻)，可(何)论?当完为城旦”。《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如淳云：“城旦，四年刑。”斗殴断他人发髻，还要判四年徒刑，足见秦人对头发和发髻的重视程度。人类提倡理发、束发，结束披头散发的时代，正是社会文明的发展。中国和日本隔海相望，一衣带水，从秦代开始，两国人民的社会习俗、文化交流开始了相互影响和吸收。日本和中国的一些古代文物，就是最好的见证。
　　白鹤美术馆 白鹤美术馆位于神户市东滩区住吉山，该馆号称“青铜器的世界”。收藏的中国商周青铜器13件，计有鼎、卣、甗、爵、簋、尊、觚、罍、彝、斝、盘、匜、鑑、钟、镈等。根据其用途，可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乐器等种类。面对这么多早年失落了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我们沉思良久，心里百念齐涌，五味杂陈，真不是滋味儿。当我们咨询这批文物的来源时，白鹤美术馆财团法人学艺课长山中理先生告诉我们，这批文物是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从中国“购入”的。山中理先生同时还怀有歉意地对我们说，为什么这么多中国文物陈列在日本白鹤馆，对我们现在复杂的不平静的心情，他们是理解的。然而，人之有情，文物无声，一切俱已沉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我们不要忘记中国考古学早期的历史上有过一段这样的耻辱历史。那个年代，各国列强掠夺的中国文物何仅如此?白鹤美术馆，除我们介绍的商周青铜器外，还收藏有汉代的釉陶器、唐代金银器、铜镜、明清字画等等，亦均属珍品。该馆出有《白鹤美术馆名品选》图录一册，感谢山中理先生给我们送该书一本。
　　神户市出土文物中心 神户市出土文物中心开办了日本出土文物的通史展览，特别是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的文物最为丰富。日本的弥生时代正处于石器、陶器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铁器、青铜器的制作技术也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日本弥生时代的新方遗址中就出土有残铁斧。在弥生时代中期的日本头高山遗址中出土的残石剑，形制应为仿中国铜剑之式样。特别是西区春日台出土的一节残石剑，形制与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秦剑极其相似。日本古坟时代的铁镞，喇叭形埴轮陶器，形制上则为日本特色。喇叭形埴轮陶器，一般形体较大，身为镂孔，孔有圆形、三角形、方形等，陶器上口为喇叭形。对于这种陶器的用途，日本人根据出土情况和有关研究，认为它有四种用途：一是陶棺，二是屏扉，三是兵器架，四是标志。在日本舞子浜古坟遗址中，就发现人骨架出土于这种陶器中的情况，把它称为壶形埴轮棺，也是有根据的。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附属博物馆，把这种陶器在院中排列成一圈，作为屏扉，也当不是随意的。至于它是否为兵器架和标志，还有待于论证。在参观学习中，我们还发现了日本祗园遗址出土的吉州窑系玳玻天目小碗，碗口径约10厘米，深腹小圈足，小巧玲珑，晶莹剔透。据该中心热情接待我们的主任专门员多田守先生介绍，这种玳玻天目小碗，全日本只有5件，实属珍贵。
　　淡神文化财长田调查局 长田调查局是淡神文化财会的业务中心，在调查局，我们参观了文物展示厅、文物修复室、文物摄像室。在展示厅里，我们看了一批中国文物、泰国文物和日本文物。泰国文物主要是淡神文化财协会从泰国购入的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日用陶器，计有高领壶、粗瓷印花碗等。中国文物有形制同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青铜戈，有形制与商代相似的青铜爵，秦俑复制品，汉代“长生无极”瓦当，等等。对于两件青铜剑和两件青铜戈，据淡神文化财协会研究员白谷朋世女士介绍，是从日本古董店里所购，全为伪品，其中一件青铜戈，援部较长，尖部较长，尖锋、锋刃前部凸出，方内、胡部铸有花纹。援刃出凸，似为战国中期以后之物，但胡部铸花纹，又具有早期商周时代的特征。我们也认为，此为伪品无疑。另一件青铜戈，援部稍短，圭锋，方内，三穿，应为中国春秋时期，疑为真品。日本的文物，主要是一些遗址出土的器物标本。有弥生时代的、古坟时代的、平安时代的、镰仓时代的、室町时代的，各时代器物数量并不多，主要是一些小陶器。但从这些出土文物中，也可看到中日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像弥生时代加茂遗址出土的石镞、半月形双孔石刀、陶纺轮等等，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同类器物形制一致。在镰仓时代的居住遗址中，还出土有中国制的青白瓷盒子和白瓷碗，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兵库县立博物馆 在该馆，我们受到学艺员主任筱宫正先生的热情接待。该馆展品以弥生时代的陶器为最富，器形计有壶、罐、钵、杯、瓮等等。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弥生时代的小平底陶器，器形大小虽然有别，但其底部的小平底显得非常小，给人以放不平放不稳的感觉。瓮、罐、壶均如此，在其他博物馆亦常见这种陶器。我们认为，这是日本弥生时代陶器的一个显著特点。至于为什么要制作成这样的小平底器，还有待于研究和探讨。在博物馆，我们还看到日本的稻米标本是公元前3世纪的有关介绍，这不由得使我们联想起到中国南方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现的距今约一万年前的稻米遗存。相互比较，中国原始农业的发生要比日本早七八千年。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先生认为，中国的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及其附近地区，以后逐渐向北发展，至山东辽宁半岛，经朝鲜传入日本。日本最早的稻作农业应发生在北九州。中国稻作农业传入日本的路线大致如此。另外，该馆展出的古坟时代的乳钉纹镜、六铃镜、七铃镜、环首铁刀等等，又反映了中国汉代文化对其的影响。当然，在铜镜周边附加小铜铃，这应是日本铜镜的特点，在中国极少发现。
　　兵库县教育委员会埋藏文化财(出土文物)调查事务所 在该事务所，我们首先受到副所长大村敬通先生、主查冈田章一先生、调查专门员小川良太先生的热情接待。他们向我们介绍了日本考古工作情况，并让我们参观了该所的文物保护实验室。根据他们的介绍，目前，日本全国考古业务人员约5，000多人(私人财团除外)，考古学会会员2，500人左右，日本业务人员也不像中国那样谁搞石器，谁搞秦汉的业务分工，而是有发掘任务就下工地。日本的发掘工地大面积的计划发掘很少，主要是根据基建工地的随工清理。发掘面积很少见中国式的布方画线，而主要是根据建筑规划而确定发掘面积。由于土地的私有制，在发掘区遇到遗迹向外延伸，不经土地主人许可，一般不能再向外扩方。对于日本全国每年的发掘经费，他们没有谈及。但据一个私人文化财团(野地菊文化财)讲，他们每年的发掘经费需4亿日元，耗资可观。调查事务所的同行们还领我们观看了他们的文物保护室，并介绍了保护程序和有关设备。对金属除锈工作，他们的做法是，先用酒精溶液将生锈物体浸泡半年，然后再对其表面进行打磨，处理完后再真空保存。对木质文物的保护处理，他们的做法是，把采集的标本先密封保存，再用溶液浸泡半年至一年，第三步是表面清理打磨，第四步是在真空树脂含浸装置中进行处理，最后恒温保存。看起来，他们对这些文物的科学保护，已积累了切实可行的丰富经验，且严格按照有关规程操作，达到理想的效果。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所的文物修复室，同行们向我们介绍了一种文物修复能够替代石膏的新材料，这种材料比石膏轻，凝固快，原色接近灰陶，使用方便，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大阪市立博物馆 大阪市博物馆是在1960年大阪设市70周年时，作为一项纪念活动而建立的，是大阪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的建筑从外观看来比较古老，这里原先是1931年时大阪市民捐献的钱财而建成的军队第四师团司令部的官舍。停战后，这里作为大阪市以及大阪府的警察总署所在地而被利用。1958年，此地成为大阪市政府所有，转用成博物馆。该馆常设的展览是以“大阪的历史和文化”为题的。同时，还举办特别展、特别陈列等。另外，该馆还进行有关大阪的资料收集，以及面向市民的普及活动、研究活动等。在博物馆参观中，我们受到该馆主任学艺员前田洋子女士的热情接待和讲解，并赠送我们博物馆的有关资料。参观中引起我们注意和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展示室的难波宫建筑大型模型。难波宫一名，见于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史料记载中，但长期以来，并不知其遗址所在。但是，人们却在大阪市中央区法圆阪一带常发现一些古代瓦片之类。根据这一线索，从1954年开始，以日本山根德太郎博士为主，在法圆阪一带进行了40余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终于探明了这里曾经有过早晚两个不同时期的宫殿群遗址。并初步确定遗址就是前、后期的难波官宫殿群，年代较早的前期难波宫，推测是645年“大化改新”之际，孝德天皇由飞鸟(今奈良中部)向北迁都时所建的“难波长柄丰碕宫”，它是日本最早的中国式宫殿建筑。建筑方法是以挖穴立柱的方法而成的，屋顶上尚未用瓦，风格古朴。宫殿的中心部由内里和朝堂院组成。内里即皇宫，而其南侧的内里前殿、后殿等建筑，则具有官署性质。在内里南门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与其他宫殿所不同的八角形建筑，其南面的朝堂院内，围列着14栋以上朝堂，院内正中一个大广场。不难想象，当年曾有众多的官员在这里进行过各种仪式。尤其在近年，在朝堂院遗址之南区发现了被推测为宫殿正门的“朱雀门”址。宫殿周围的建筑遗址，也很可能是当年的官署。而西侧的仓库群，则是相当于后期财政部的官署建筑。这个宫殿毁于朱鸟元年(686年)，火灾的痕迹几乎遍及宫殿区遗址。相对较晚的后期难波宫是神龟三年(726年)由圣武天皇始建的。当时，它是作为平城京的陪都而营建的，曾在天平十六年(744年)一并升为首都。与前期难波宫不同的是，皇宫与其南面的朝堂院完全分离，而且中心部的宫殿上还使用了瓦件，装饰性的檐前瓦当以重环纹瓦当为主，也有莲花纹和蔓草纹等纹饰瓦当。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后期难波宫的朝堂院和藤原宫、平城宫(二宫遗址在今奈良县)相同，都是十二堂布局。然而通过考古调查，它的布局与长冈宫(遗址在今京都府南部)相同，均为八堂分布。由此也可推断，始建于延历三年(784年)的长冈宫，实际上应是难波宫朝堂院、太极殿等建筑物的迁移，只有因破损而不能再用的材料，被丢弃在原地上了。如今，难波宫宫殿区中心部已被指定为日本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面积达9万平方米。立柱、台基等也做了相应的复原，西部的仓库群中也复原了一座木柱重檐建筑，成为一处供人们参观、游览的史迹公园。
　　奈良东大寺、正仓院 东大寺在奈良市内，主体建筑大雄宝殿为一座仿唐建筑，宝殿内侍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塑像。寺院内每天都有一些虔诚的佛教徒前来朝拜，上台入殿，要脱鞋进入，以示神圣。东大寺寺院建筑，属木构建筑，斗拱结构，建筑形式都是典型的中国唐代建筑风格，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建筑技术和佛教对日本国的影响。正仓院在东大寺西北，是日本奈良时代的一座古物库。据说，日本国的一些重要精华都存藏在正仓院内，库内文物每年的10月中旬只展示一次。我们去时，展期已过，只好望库兴叹了，想亲眼看一看当年日本遣唐僧、遣唐使从中国带去了许多工艺品的愿望，也未能实现。
　　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 橿原考古所是国家专门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机构，不同于一般的私人财团。该所与我省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建立起了互派学者的文化交流关系。我们去时，见到了正在这里研修的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赵丛苍教授。在该所，我们受到调查研究部长文学博士河上邦彦先生、资料室室长前圆富知雄先生和主任研究员冈林孝作先生热情接待，特别是河上与前圆先生，他们精通汉语，用熟练的标准普通话给我们介绍了本所的业务机构、发掘工地、研究现状等等，并带领我们参观了该所的文物修复室、资料档案室等等。尤其本所考古资料的电脑化管理，对我们印象最深刻，他们将本所几十年的考古发掘的文字、绘图、照相等资料均输入电脑，科学方便，大大提高了研究水平。相比之下，我国考古学资料的计算机管理还比较落后，虽然我们秦俑考古队的计算机资料输入工作和计算机管理系统的初步开发已经开始，并初见成效，但仍需要更大的投入和技术，才能赶上同行的国际水平。考古资料的电脑化管理，应是今后考古工作发展的大方向。看了日本研究所的计算机管理系统，更增加了我们沿着这个大方向加速前进的迫切性和使命感。除过与橿原考古所的同行们进行座谈之外，我们还专门参观了该所的附属博物馆，看到了他们历年来发掘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绳文时代、弥生时代、古坟时代等各个历史时代的展出文物。在展品中，我们看到橿原考古所复原的一件重18公斤的铜铎，形制非常逼真，其铜、锡、铅的合金比例是铜5.6公斤，占87%；锡1.3公斤，占7%；铅1.1公斤，占6%。这种比例想必是有科学研究的依据的。
　　京都东本愿寺 京都是日本的故都，也称西京，自794年定都后，至1869年长期为首都。如今的京都市与中国的西安市一样，保持着古都风貌，号称“千年古都”。据日本和中国学者研究，日本京都城是模仿平城京建造的，当时称为平安京，而平城京则是仿照中国唐代长安城的布局而建造的，反映了中国唐代建筑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京都市内遍布故宫、寺院、神社，大小古迹近百，寺院有中国传入的佛教、道教寺院，也有日本的神道寺院。这里每天都有人前来点香拜神，以求积善修德，反映了宗教信仰在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中，有着深刻的烙印。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在京都仅仅游览了东本愿寺和八阪神社两个古迹点。现存的东本愿寺是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再建的，正殿称为御影堂，是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在八阪神社，我们观赏了日本的国花樱花树，可惜正是秋风落叶时，我们只是摘下几片红叶留做纪念。
　　三十三间堂 三十三间堂在京都莲花院内，距今已八百年历史，是日本较大的一座寺院，建筑面阔三十三间而得名。三十三间堂内有涂金木造像1，001尊，被列为日本国宝。现在，被建筑墙所包围起来的三十三间堂内，有东大门、回廊、太阁墙，还有反映镰仓时代造园风格的水池中的两个喷泉。御堂是一个瓦房顶，单层进出的正堂属和式建筑，建筑用的三十三根大柱，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更体现了建筑的刚健有力。三十三间堂的中央三间，设计了一个八角七重莲花须弥座坛，坛上安坐着十一面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尊巨像，高335厘米，据像上铭文记载，造像开始于建长三年(1251年)，建长六年(1254年)一月完成，是大佛师运庆的长子法印湛庆晚年的杰作。以这尊巨像为中心，左右各排列着500尊千手观音群像，这些群像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美，形象逼真。当日光移进内堂，给灰暗的大堂增添了几分微弱的光芒时，似乎使人产生了佛光再现的感觉，大慈大悲的千手观音容颜充满了慈善和智慧，显得稳重和坦然。前来这里参拜的人们，谁不希望菩萨显灵，拯救世界，解除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和危险……在回廊的展品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件“庆安三年”的瓦当，推测应是1649年重建三十三间堂时所用的瓦当。
　　姬路城 姬路城在日本姬路市北区，是日本国宝，1992年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是日本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城堡建筑。其主体木构建筑群错落有致，秀丽古雅，与其周围的丘陵自然景观遥相辉映。姬路城作为一座完整的防御体系城郭，城堡墙是用一大块、一大块的石头所砌成。城堡本身在暮色里就像一尊静伏的巨兽，不但宏伟，而且还具有慑人的力量。坐落在台地上的像钟楼的五层木构建筑姬路城高出周围石墙不少，少说也在二三十米以上，那座建筑实际上也起着瞭望塔的作用。我们沿着盘旋而上的木梯，拾级而上，观看了堡内的武器库、兵器架等古遗存。从瞭望孔中向外张望，姬路城区尽收眼底。据说，从赤松政则(1467年)开始，姬路城主历经11位，第9城主为池田辉政(1600年)，他对姬路城的建筑有较大建树，最后一位城主是洒井忠郎(1869年)。对于这座古城，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在昭和年间，曾拨款5亿5千万日元，历时8年，进行了大规模修葺。今天，来这里参观的国际友人、日本人络绎不绝。人们进城登楼参观，必须脱鞋进入，显示了当今日本政府对这世界遗产的高度重视和爱护。
　　新方工地 作为考古工作者，在日本很想亲临现场，了解一下他们的考古方法和具体操作。淡神文化财协会理事长专门为我们安排了新方考古工地的考察之行。在翻译丁毅先生的陪同下，我们从三宫出发，乘新快速列车，渡神户，迄明石，进入新方工地。这个遗址是一片较大的开阔地，在这里发掘的有野地菊文化财保护研究财团和兵库县国家文物考古机构。这是与中国不同的，在中国是不允许成立私人考古工作队的。招待我们的是野地菊私人财团主任研究员川吉廉二先生。川吉先生领我们观看了工地和有关出土文物，从已发掘暴露的遗存看，有墓坑、柱洞、灰坑，文化层堆积也比较简单，厚度仅1米左右，出土遗物主要是日本弥生时代和江户时代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文物有典型的弥生时代的小平底陶器，还有残小铜镜、小铜钱等等。另外，在见到的一枚小青铜方印上，还发现有“天下一”的印文。对于这些能够反映日本时代特征的文物，实在有加以系统整理的必要。站在这个遗址上，看到这些遗迹和遗物，使人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不也就是古代日本人民的伟大创造和智慧的结晶吗?在新方工地，我们发现，日本考古发掘工具与中国也有很大不同。他们并不使用中国式的平头铲、桃形铲，而主要是带直柄或折柄的尖头三角形刮器。在考古方法上，对地层和遗迹，日本人也不像中国那样使用探铲进行钻探，只是在平面上根据土质土色的不同，画线下挖，下挖的遗迹单位底部以出小石头、破碎陶片为标志。遗迹单位中很少见有中国窖穴式的成组完整陶器出土。由于土质土色的不同，日本主要是沙土，不像中国的黄土，清理出的遗迹单位原边一般都不大清楚，只是在它的坑边平面上洒上白灰，划出它的范围。至于整个遗迹是否像中国考古发掘那样，最后一直要清理到生土，不得而知。考古绘图资料方面，由于日本工地不划探方，无隔梁控制线，所以，绘画一般不像中国那样在遗迹上拉基线，而主要是用平面仪器测量。我们看到日本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测量工作都是很认真的，印象很深。
　　难波宫遗址工地 在大阪市文化财协会，我们受到该协会调查课课长代理、难波宫调查事务所所长松尾信裕先生、调查员积山洋先生和宫本佐知子女士的热情接待，他们让我们参观了正在发掘的难波宫遗址南部的发掘工地。发掘的面积并不大，遗迹主要是几个灰坑，遗物是一些瓦片和陶片。遗址中发掘出土有一个小型的传送机设备，比起中国的人拉车，显然是先进多了。看起来，田野考古发掘配套机械化设备，也应是发掘工作的发展方向。更使我们感动的是，接待我们的三位日本同行，用私款招待了我们一顿丰盛的中国料理晚餐(在日本没有公款请客)。特别是宫本佐知子女士放下家事，专门陪我们吃饭，表现了日本人的热情好客和同行间的友好。席间，积山洋先生和宫本佐知子女士告诉我们，他们正学习汉语，并用不大熟练的汉语与我们交谈，反映了他们渴望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的思想。语言的沟通，无形中缩短了我们彼此间的距离。日月匆匆，白驹过隙，人生在世，只有相互间的缘分与友情，能够长久地留在天地之间。在大阪市文化财协会的这一天，至今使我们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第十次野地菊文物保护演讲会 在日期间，我们有幸参加了野地菊文化财保护研究财团(即淡神文化财协会)主办的第十次文物演讲会，主讲人是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田边昭三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发掘古代的丝绸之路。田边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多次来中国参观和访问，对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也多次进行实地考察，研究颇深。在演讲中，田边先生指出，两千多年后，丝绸之路的环境保护情况很差，垃圾成堆……这无疑是对我国古代遗迹保护问题的一个批评，难道不应当引我们的注意和重视吗?
　　南淡町和中国文物演讲会 在离日之前，淡神文化协会理事长阿部嗣治先生领我们去日本淡路岛观光。在这里，我们应邀参加了在南淡町图书馆召开的南淡町与中国文化的展示说明会，图书馆馆长藤本泰朗先生和主查松本典浩先生接待了我们。与会代表观看了展示的石斧、铜镜等中国文物。理事长阿部嗣治先生作了“中国文物与秦兵马俑”的专题演讲，从考古学角度阐明了中日文化交流从日本的弥生时代已经开始的学术观点。野地菊文化财保护研究财团主任研究员川吉谦二，做了“平松遗址的发掘的调查”的发言。三原郡町村会埋藏文化财调查事务所调查员山崎裕司先生，做了“护国寺东遗址的发掘和调查”的报道。淡神文化财协会调查研究局局长岩崎直也演示了幻灯片，汇报了他主持的发掘工地调查成果。与会代表对演讲者还提出了一些咨询问题，演讲者都一一作了解答。会议气氛活跃，开得很成功。会后，代表们各自回家，并不像中国那样，每一次大会都需举办宴请不可。
　　二、主要收获及体会
　　1．日本不管博物馆、考古所，还是考古工地，对我们都极为热情，对他们的文物，让拍照、让记录、让描绘，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感觉到他们对我们完全是开放型的。联想到中国传统的考古学存在的保守性、神秘感，以及资料没有发表，不能让人看、让人描，自己研究不了，又不让别人研究的状况，不是显得太小家子气了吗?我们认为，中国的考古学也应改变现状，对外开放，具体地讲，应向自然科学开放，向国内同行开放，向国际开放。只有实行考古学的开放政策，才能走出狭窄胡同，才能与国际考古学接轨。
　　2．日本博物馆、研究所的管理电脑化，考古工地的设备机械化，在硬件上比我国馆、所显然领先一步。这一方面，虽然要考虑到当前中国的财力物力，但这毕竟是文博考古事业的发展方向，政府主管部门应积极支持开发，加大拨出相应的款项和投入。
　　3．日本一些重要的文物古迹点，都要求前来观光者脱鞋进入参观区，以示庄重、严肃和对古迹的爱护。我国的秦兵马俑铜车马展室、法门寺寺院、故宫皇宫等等，是否也应学习和效法这种做法?我们有责任拯救和保护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
　　4．日本的业务人员出国考察、访问，非常方便。据淡神文化财的普通职员户村小姐讲，她曾去过泰国、韩国、中国等国家，有的名教授、专家考察的国家和地区更多。这对加强彼此间的文化交流、社会交流，开阔视野，不无裨益。不知中国何时才能解决“业务人员出国难”的问题。
　　5．日本的学术团体能从国外收购一些文物标本，供国人参观和研究，我们中国为何不能从国外收购或交换一些有价值的文物珍品，让我们了解外国的文化，研究外国的文明呢?
　　6．秦兵马俑在国外影响很大，在亚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中21个国家43个城市中曾巡回展出，日本与中国是友好邻邦，秦兵马俑在日本的东京、福冈、鸟趣、群马、富山、名占屋、北九州、北海道等城市和地区都展示过其雄姿。目前，在大阪还正在举办着一个兵马俑展览。但愿兵马俑能成为构架中日友好的一座桥梁，在这座桥上，友好往来，不断加深我们的友谊。
　　二、文后感谢说明
　　1．我们这一次的访日成功，归功于日方野地菊文物保护研究财团理事长、淡神文化财协会理事长、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阿部嗣治先生，是阿部嗣治先生与我馆副馆长吴永琪先生，促成了日本野地菊文物保护研究财团与秦俑博物馆，在考古、文物保护及博物馆等研究、管理的合作意向，双方每年互派学者访问。应该说，二位先生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一件好事。借此，我们再一次表示感谢。
　　2．在日期间，淡神文化财的户村小姐、片山小姐，不辞劳苦，一直陪同我们，给予我们很大的方便和帮助。也借此向二位小姐再一次表示谢意。
　　3．向在日结识并热情接待我们的每一位日本朋友、同行，表示衷心的感谢。
　　

耕播集/刘占成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