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秦王朝的北方和东北方是匈奴、东胡聚居和游牧的地区。匈奴人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附近。东胡人分布在辽河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直到今辽阳、锦西、旅大一带。匈奴人和胡人早就同中原的华夏族有一定的经济、文化联系，但战国以来，他们趁诸侯国争霸内地不断侵扰边境。战国末年，匈奴部落联盟中已产生了第一个首领单于——头曼，经常袭扰、掠夺北方土地和民众财产。
　　第一节 北伐匈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平定南方百越的同时，还派大将军蒙恬出师北伐。
　　任用戎人隗状为丞相
　　秦始皇为什么任用出生戎狄的隗状为丞相呢?其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这里有秦穆公的先例。《史记·秦本纪》有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记载。由余，其祖先虽为晋人，但他本人已成为精于射骑的戎人。故《汉书·邹阳传》说“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国”。师古曰“伯读曰霸”，即秦穆公用由余为将，达到了称霸西戎的目的。《邹阳狱中上书》则明确写作“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可见戎人由余在秦开国定霸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
　　秦始皇任用戎人隗状还受到历史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影响。赵国东北同东胡相接，北面同匈奴相邻，西北又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游牧部族经常以骑兵侵扰赵国，赵国人原来穿的衣服，袖子长，腰肥，领口宽，下摆大。这种长袍大褂，做起事来很麻烦，特别是骑马射箭极为不便。于是，赵武灵王下令：为了强兵，全军改穿胡服。即把大袖子的长袍改成小袖的短褂，腰里系一根皮带，脚上穿双皮靴，看来是服装改革，实际上关系到赵人的风俗习惯的革新，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因而阻力很大。叔父公子成首先反对说，中原自古以来的礼、教、习俗不好改变，并认为“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战国策·赵策》)。赵武灵王亲自去公子成的家，对公子成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礼服不同，其便一也。……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秦、韩之边。……今骑射之服，近可以备上党之形，远可以报中山之怨。”(《战国策·赵策》)认为服装是为了便用，礼是为了便事，虽然服饰和礼法不同，但都希望便利，这是共同的。如今赵国东边有黄河、薄水、洛水，赵国和齐国、中山共同使用这些水域，但是赵国没有船舶备用，从常山到代地、上党，东边靠着燕国和东胡的边境，西边靠着楼烦、秦国、韩国的边境，但赵国没有骑射的装备。因此，赵国要集聚战船备战，寻找居住水上的人，用来防守黄河、薄水、洛水。变革服装学习骑射，以防守那和三胡、楼烦、秦、韩接壤的边境。赵武灵王把服装改革与富国强兵联系了起来。
　　赵武灵王说服了公子成，但公族赵文、赵造也反对胡服。他们的理由是：“今王易初不修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修礼无邪，臣原王之图之。”赵武灵王回答说：“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吴、越无俊民也。是以圣人利身之谓服，便事之谓教，进退之谓节。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非所以论贤者也。”(《战国策·赵策》)认为古今的习俗不同，没有效法的，帝王不是世袭的，没有礼可循。衣服和器械，看怎么方便就怎么用。所谓穿装异服就会心情淫荡，这样说来邹国和鲁国就不会产生杰出的人物了。所谓风俗怪异就会改变民心，这样说来吴国和越国就没有俊秀的人才了!因此，圣人认为合身的穿戴就是服装，便于行事的就是教化，知进知退就是礼节。赵武灵王的话中含有吸收其他种族的长处，以丰富自己的地区和国家的思想，客观上当然对中华民族各地区之间的文化融合是有好处的。
　　赵武灵王说服了王族、大臣们。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实行军事改革，“胡服骑射”，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借以发展骑兵，训练在马上射箭的作战技术。在不长的时间就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骑兵成为赵国军队的主力，这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作战很有利。公元前306年，赵国攻取胡地到榆中(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黄河北岸)，“辟地千里”。赵武灵王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史记·赵世家》)。所谓致其兵者，即为“致其人而用之”(顾炎武：《日知录》卷29)。也就是说，活动在今内蒙古河套鄂尔多斯以东以北地区的林胡从此便为赵役属，精于骑射的林胡人也充当了赵国的骑兵。
　　秦始皇从自己的先祖秦穆公用由余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得到了启发。秦起用戎人隗状为丞相，使之将西戎与中原地区的统治方式贯通起来，对秦的统一及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无疑是有很大贡献的。
　　命蒙恬率军北击匈奴
　　匈奴，长期以来在蒙古高原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活动于南达阴山，北至贝加尔湖之间，成为北方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奴隶主贵族在战争中掠夺奴隶，供其役使。《史记·匈奴列传》载：“斩首虏，赐一巵酒，而所得卤(虏)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趋)利。”匈奴的社会制度比较落后，又是一种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因此特别富有掠夺性。他们利用骑兵行动迅速的优势，经常深入中原，对以农业为主的内地各族民众进行袭扰和掠夺。当时，秦、赵、燕同与匈奴为邻，经常受其骚扰。但由于各国忙于兼并，一般对匈奴都采取守势，而且各自为战，力量比较单薄。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国力渐强，有条件花较大力量对付匈奴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18年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
　　蒙恬北伐的最早时间是什么时候?有的说，是公元前218年(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有的说，是公元前215年(林剑鸣：《秦史稿》)。究竟为何年?笔者认为比较切合实际的时间应为公元前215年。
　　其一，按照秦始皇的意愿来说，他希望乘统一六国之余烈出击匈奴，可是他的主张受到李斯等大臣们的反对。再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也觉察到社会需要一个“宁息”时间。就是说要有一个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准备时间。所以，他没有在结束统一战争之后马上出师北伐，而是经过相当一个“宁息”时期。这个“宁息”时期，不是一两年所能奏效的，而非得三五年不可。
　　其二，从史书的记载上来说，出兵时间明确讲明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即公元前215年。《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三十二年……始皇巡北边，从上郡人。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这里载明的时间是公元前215年。
　　北伐匈奴有几次?据《史记》记载有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215年，蒙恬率兵三十万，夺回了河套以南地区。第二次是公元前214年，继续进攻，又夺回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第二次北伐是第一次北伐的继续。
　　北伐匈奴的原因
　　北伐匈奴的原因是什么?有不少论著认为是因为秦始皇听信“仙书”中的一句话，这句话谓“亡秦者胡也”。《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秦始皇三十二年，“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从表面上来看，秦始皇好像见到这么一句话便贸然发兵了，其实，这只不过是导火线，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解除匈奴贵族对北方的威肋，以巩固刚刚建立统一的大秦帝国。如果说这句话确实起了某种作用的话，那是因为这话真实而简练地点出了“胡”对“秦”的威胁。应该说，北伐匈奴是秦始皇深谋远虑的一项重大决策和精心筹划的行动。
　　战国后期，匈奴已进入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利用骑兵行动迅速的优势，经常深入中原，对以农业为主的内地各族人民进行掠夺。当时。秦、赵、燕同与匈奴为邻，经常发生战争。战国时期，秦国在向东发展的同时，继续向西北拓展，不断从匈奴人那里夺取大片土地，设郡立县，并修筑长城，以作防备匈奴侵扰的屏障。可以这样说，对匈奴争斗最多、了解最深的就是秦国。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务胜不休，欲攻匈奴”(《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李斯持反对意见，他说：“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看来，李斯反对秦始皇北伐匈奴的原因主要是两条：一是认为击匈奴“难得而制”，二是认为击匈奴“不足以为利”。秦始皇不同意李斯的看法，认为对待匈奴靠一般的防守是不行的，只有坚决的出击才能使边境安宁。这一主张，也是秦国先王所留下的经验教训。他们两人说的都有一定道理。李斯其实也不是完全反对伐匈奴，而只是说不可轻举妄动；而秦始皇则重在看到匈奴对秦王朝的危害迫在眉睫。为主和亲政策的西汉名臣汲黯也赞同李斯的主张。
　　义渠是西戎中比较强大的一支。当时秦国对付义渠的策略，就是公孙衍对义渠君所说的那样：“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焫获君之国；中国为有事于秦，则秦且轻使重币而事君之国也。”就是说，秦没有外来威胁时，就对义渠采取烧荒和掠夺财物的办法；秦有外来威胁时，就送重礼给义渠君加以拉拢。公元前318年东方五国合纵攻秦，秦为了拉拢义渠，便送义渠君“文绣千纯，妇女百人”(《史记·张仪列传》)。义渠君想到公孙衍对他讲的话，就判断“中国为有事于秦”，于是乘机袭击秦兵。义渠戎成了影响秦国争霸的隐患。后来秦王下定决心灭除义渠戎。当昭王初立时，义渠王前来朝贺，昭王之母宣太后利用色相，与义渠王私通。此后，宣太后与义渠王长期保持苟且的关系，竟至生二子。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趁义渠王完全解除戎备之后，将其诱杀于甘泉宫。按着又发兵向义渠戎进攻，“因赵兵灭之”(《后汉书·西羌传》)，在这里开始置陇西、北地和上郡三郡。义渠戎的最后灭亡，使秦国解除了一个长期的隐患。此后，使秦国得以集中兵力向东方进攻。对于这一段不远的历史，秦始皇是了解的。他从中得到启发，隐患务必除尽。秦始皇深感北方边患来自匈奴，所以，当他统一六国之后主张乘胜进攻匈奴，以图一举消灭匈奴。由于考虑到李斯的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秦始皇没有马上发兵攻匈奴，可他的脑海里一直在盘算着如何发动对匈奴进攻这个问题。当所谓仙书出现“亡秦者胡也”几个字时，秦始皇敏感地想到匈奴的侵犯将会使秦朝灭亡。于是他下定决心对匈奴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派蒙恬率领三十万人军北伐匈奴，再说主帅所统之兵是统一六国、久经战阵的劲旅，此时土气正旺。
　　重建九原郡
　　这次北伐匈奴，不仅夺回河套以南地区，而且夺回了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设置了三十四个县，重新设置九原郡。《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了这次北伐的成果：“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在这里重建了九原郡。在此之前，赵国为了抵制匈奴袭扰，赵武灵王“率骑入胡”，攻破林胡、楼烦，“辟地千里”，并在这里设置过云中和九原郡(《史记·赵世家》)，今日的呼和浩特市当时便属赵武灵王之云中郡，包头则属于九原郡。后来赵孝成王又派大将李牧驻守北方边境，并大破匈奴十余万骑，牢牢守住了北方重郡。秦始皇灭赵时，赵国调回李牧及所带的边防军与秦作战，匈奴又乘机南下，夺取了九原郡。
　　秦始皇为了巩固北方民族地区，在新设立的郡县里，采取两条重大的措施，第一是用“谪戍”和“拜爵”的办法，把数以万计的中原内地人，迁到北方新设立的郡县来充实户籍和开垦土地。《史记·匈奴列传》说：“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建立起阻挡匈奴南下的防卫体系。第二是开通直道，加强北方新郡同秦朝首都的联系。取得河南地，将秦军的防线推进到黄河以北的阳山、阴山一带，就使秦军进可越过两山同匈奴在草原上角逐，退则坚守河上要塞，使匈奴不能渡河南下。这两条措施在秦始皇本人来说是为了加强统治，而客观上却解除匈奴的威胁，有利于国家的进一步统一。
　　第二节 “亡秦者胡也”解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出师北伐，抗击匈奴，解除北方边境的祸患，赢得了一个时期的安定局面，对于保障大秦帝国的巩固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现代史学家无不给予高度评价。但是，有的论著在讨论秦代历史发展时，总是把北伐匈奴看成导致秦朝暴亡的重要原因。其理由有三：(一)北伐匈奴是与人心背离的；(二)秦朝步卒难敌匈奴骑旅；(三)北伐加速了匈奴的崛起。
　　北伐匈奴是与人心背离吗?
　　有一种说法：秦始皇不顾民众的厌战情绪，在统一战争刚结束后就大举兴兵北伐，这是与人心背离的。(李福泉：《北伐匈奴是秦亡的重要原因》，《学术月刊》1985年第9期)
　　一切战争都意味着血和火的较量，意味着民众和财物的消耗。秦始皇所进行的统一战争也不例外。但是，评述战争不能也不应该用简单的伤亡状况来衡量，而首先要看它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应当说秦始皇的统一战争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匈奴的社会组织、经济基础、生活状况等都相当落后。他们“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于飞鸟走兽于广袤，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汉书·晁错传》)。李斯也指出：“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史记·平津候主父列传》)没有城郭，没有定居，这是非常落后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主要经济生活是畜牧和狩猎。由于牧民迁徙无常，艰苦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大大地锻炼了匈奴民众的性格，他们吃苦耐劳，善于骑马射箭。匈奴的青年和壮丁，绝大部分都做了“控弦之士”的骑兵，“士能弯弓，尽为甲骑”，“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史记·匈奴列传》)
　　经济的落后性，还带来了政治上的凶残性。匈奴人不仅肆意抢劫，而且视民众为草芥，动辄杀人。这是同他们随水草而迁徙的特点相关的。流动的生产方式，不容易束缚奴隶劳动，使奴隶易于逃亡。再者，草原牧民的生产，不像农业、商业劳动的个体进行，而是具有很大的集体行动，一大群人在一起赶着一大群牛羊。这样集体性的生产，如果把大批奴隶集中在一起劳动，最容易引起反抗奴隶主、杀死牲畜的奴隶起义。所以，匈奴贵族每侵占一地就大量屠杀当地被俘获的人民。
　　事实就是这样。匈奴对秦王朝的财富垂涎三尺，妄图实现其鲸吞秦朝、牧马中原的野心。秦始皇刚刚完成统一战争，匈奴的侵扰活动就很猖狂，他们经常对秦朝北部进行武装掠夺，给民众带来极大的痛苦，对秦王朝构成严重的威胁。开始，秦王朝由于进军岭南的牵制和经济力量不足，曾向匈奴贵族赠送大量财物来缓和同匈奴的矛盾，用以积蓄抗击力量。但是，厚币重赂并没有买到边境的安全，相反，却助长了掠夺者的野心。此时，北边诸郡，惨遭蹂躏，民众迫切要求解除匈奴进骚所造成的痛苦。应该说，秦始皇北伐匈奴是顺应民心，而不是背离民心的。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秦始皇对匈奴采取坚决讨伐的态度，北方民众的苦难还要深重。
　　秦朝步卒难敌匈奴骑旅吗?
　　又一种说法：匈奴在浩瀚的沙漠草原上奔袭千里，训练出强大的善于骑射的骑兵队，秦朝步卒之师显然难以对付匈奴之骑旅。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说匈奴以骑战为长，这是事实。他们“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史记·匈奴列传》)。游牧民族的确善于骑射，但是，应当看到，与此同时，秦王朝在统一战争中，除了有一支精良的步兵队伍外，也训练出了一支强大的骑兵，这一点往往被人所忽视。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原国家在军事上重大的改革，华夏诸国都把建立骑兵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战国时各国的兵力大小均以战车、马骑数的多寡为标志。可见，不只秦国，实际上中原各国都已不是单品种的步兵队伍了。秦始皇把骑兵的训练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在统一战争中，除了步兵作用外，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全国统一后，军事力量也统一了。应该说，秦始皇的兵力是强大的，此其一。
　　在战争中，战车也起着重大的作用。屈原在《国殇》里描写了车战的悲壮情景：车轴头相碰，短兵相接，阵势乱了，马死人伤，战鼓冬冬，鬼哭神号，尸骨遍野。可见，战国时的车战是很激烈的。李牧在和匈奴进行的一次大战中“选车千三百乘”，结果取得了胜利，可见，战车也是抗击骑兵的重要手段。湖北随县出土的车马器中，有一件带矛的车軎，此为少见之物，其作用是使战车横冲直撞时杀伤靠近战车的骑兵。秦始皇军队还普遍使用“弩”。“矢，卒也；弩，将也”。据《孙膑兵法》称，箭，是一般士兵使用的，弩是军官使用的。随着铁器业的发展，秦军队广泛使用铁兵器。铁兵器的使用较之青铜兵器，杀伤能力大为提高。弩，便是秦军普遍使用的兵器。据载，秦军有“十二石之弩”，是说弓弦拉开相当十二石的重量。史称劲弩能“射六百步之外”，可见弩的巨大威力。这些杀伤力较大的铁制武器的使用，也大大增强了秦王朝的军事力量。在兵器上秦王朝要比匈奴先进，此其二。
　　秦始皇还实行动员广大将士勇敢杀敌的军功爵。秦始皇反对“无功受禄”。他继承商鞅变法以来奖励军功的办法：凡有军功者，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如：得一甲首者，若为官者可当五十石俸禄之官，得二甲首者可为百石之官。这些规定极大地动员了军人勇敢杀敌，这对发挥秦军战斗力起了极大的作用。此其三。
　　在统一战争中，秦与各国频频交战，战争给秦造成的损失确是不小的。这一点，秦始皇也是清楚的。当他谈到“废分封”时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上，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宁息”社会，以此巩固统一的局面。有的论著还说，秦始皇迷恋武功，统一刚完成，就急忙派蒙恬率兵北伐。其实，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结束统一战争之后并没有马上派兵北伐，而是如前文所述，过了五六年。到了公元前215年才派蒙恬率兵北伐。而这种出兵也是出于不得已，出于民众的意愿。在此期间，社会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宁息”。应该说，军队也得到充实和整编。将士们养精蓄锐之后，士气高昂，斗志旺盛，这也就大大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此其四。
　　概而言之，秦始皇统治下的秦帝国的军事力量是强大的。事实上，北方匈奴骑旅也常常败于秦军。匈奴并不是无敌的，它甚至连弱于秦国的赵国也敌不过。赵国大将李牧，曾驻守在雁门，防卫匈奴。他挑选了精壮的骑兵，并派兵士赶着大批牲畜引诱匈奴来攻，李牧军佯败，让匈奴深入，匈奴以为得胜，便大举进攻李牧军。匈奴军队陷入了包围圈，李牧骑兵四面冲杀，大破匈奴，歼灭十多万骑。此后十多年时间里，“匈奴不敢入赵边”(《史记·匈奴列传》)，杜佑把这次战争列为“示怯”取胜的战例(《通典》153卷)。李牧的军队尚且能够击败匈奴，而超过李牧军队数倍的蒙恬军队更是势不可当。所以，当秦始皇使将军蒙恬发兵之后，便一举夺回了河套以南地区。接着，又夺回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重新设置九原郡。对于这次胜利，连对秦始皇多所指责的汉代思想家贾谊也不能不承认，秦始皇“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过秦论》)。可见，秦始皇对匈奴用兵的后果是积极的，消除了匈奴的侵扰，也就有利北方边境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
　　北伐加速了匈奴的崛起吗?
　　还有一种说法：秦始皇北伐匈奴，谈不上臣服匈奴，适得其反，加速了匈奴的崛起。因为面对着蒙恬的三十万大军，仗他们反而认识到，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对付当时大军压境的严重局势(舒振邦：《秦之兴替与戎狄和胡的关系》，《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这是值得商榷的推论。
　　秦始皇派蒙恬北伐匈奴，使匈奴失去了南侵的能力，至少保障了秦王朝北部边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盐铁论·伐功》指出：“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汉书·匈奴传》也指出：“头曼不胜秦，北徙十有余年。”秦始皇北伐匈奴，使匈奴势慑，而且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不敢南下侵扰，虽谈不到臣服匈奴，但至少说明，这两次北伐沉重地打击了匈奴。
　　所谓“加速了匈奴的崛起”，这完全是一种推论，其根据是《晋书·北狄·匈奴传》的一句话，即谓“嬴刘之际，匈奴最强”。嬴为嬴秦，刘为刘汉。这里并未说明北伐匈奴和匈奴崛起的因果关系，而只是点明匈奴最为强盛的时间是在秦汉之际。说秦汉之际，正是匈奴最强盛的时候，这是有道理的。正是秦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乘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相争之机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征丁令、坚昆等部 (约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灭楼烦、白羊(约在今内蒙南部)，重新占领了河套地区，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拥有骑兵三十余万，势力十分强大。而这种强大，与秦始皇的北伐匈奴根本不存在因果关系。
　　这里要说明的是冒顿单于不是在秦始皇北击匈奴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而是早在秦始皇北伐匈奴之前就登台了。《史记·匈奴列传》明确指出：秦始皇使蒙恬将三十万之众北击匈奴，匈奴冒顿单于“不胜秦”。这说明，北伐匈奴之前，匈奴冒顿单于就出现了，并不是由于秦军北伐匈奴，促使匈奴首领的产生。对于匈奴的崛起，司马迁的评论是正确的。他说：“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这里讲得很清楚，正是由于楚汉相争，中原地区又没有在北部边疆驻重兵防守，致使匈奴得以“自强”。

秦始皇帝大传/郭志坤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