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1.让秦始皇好端端躺在地宫里
　　2006年10月6日，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是打开始皇陵墓的时候了》的文章，认为如果打开秦始皇陵，每年仅门票收入就可达25亿元。文章吸引了广泛关注，两周不到的时间，点击量就超过了23万，跟帖评论者很快也分成赞成和反对的两大阵营。
　　赞成者认为，秦始皇陵墓充满了神秘，打开后肯定能给世界一个不小的惊喜。不打开秦始皇之陵，是因为打开会受到氧气的侵蚀，部分文物会受损。问题是如果永远不打开，等于没有，或有等于无。要打开才有价值，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
　　反对者认为，目前国内的文物保护手段和技术还不成熟，无法保证出土的文物万无一失。如果只图一时的冲动与快感去开掘始皇陵墓，那么，后人非但不会赞扬我们的聪明睿智，反而可能会痛责我们这种因急功近利而导致无可挽回损失的愚蠢之举。再说，从现在始皇陵墓的安全性角度来看，那里的安全防范措施、手段到位，大可不必担心会给一些盗墓贼有可乘之机偷走国宝。
　　正当赞成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之际，有位教授站了出来呼喊：别争了，你们这场争论，完全是一场空论，它是建立在虚幻基础上的，因为秦始皇陵地宫已被盗掘一空了。作者一口咬定项羽盗空了秦始皇陵地宫。如此说来，赞成和反对发掘秦始皇陵的立论基础就不存在了。
　　项羽果真盗空了秦始皇陵地宫吗!最早说到项羽发掘秦始皇陵，是楚汉两军对峙广武时，刘邦列举了项羽十大罪状，其中第四条就是“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
　　此后，对于项羽“掘始皇帝冢”的谴责，虽然沸沸扬扬、千年不息，却并没有什么实证的材料。就此问题，笔者在20年前曾先后访问过数十位历史学、考古学家、后来辑其要点以《秦始皇陵地宫猜想》刊于《文汇报》(1993年8月27日)“独家采访”专栏。
　　读《史记》，会发现司马迁在记述秦始皇陵是否曾被盗掘这一事实时，处理得非常巧妙，掌握很有分寸。在《秦始皇本记》、《项羽本纪》中，他对项羽掘陵一事只字不提，仅在《高祖本记》中，记述了刘邦对项羽的指责。至于太史公自己，只说到“项羽遂西；屠烧咸阳宫室，所过无不残破”为止。这位素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史家，对于项羽盗掘秦始皇陵一案所持的分明是一种极为谨慎的保留乃至否定态度。有感于上，现再辩证如下：
　　一、史书的记载有异，让人无法确信项羽盗掘秦始皇陵。《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有楚汉相争之时，刘邦曾列项羽十大罪状，其中第四项是“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水经注·渭水》中说得更详：“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同时，在刘向写给汉成帝的一篇谏书中也有记载，书中说：“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举，羊人其凿，牧煮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椁。”从这些记载来看，秦始皇陵不仅被盗过，而且地宫中的物品似乎也荡然无存了。《汉书》里虽然有些记载中也说到秦始皇陵遭到盗掘，但是发起人与主持人却似乎并非项羽。《论衡》也没有明确讲是项羽盗掘，只是说：“秦始皇葬于郦山，二世末，天下盗贼掘其墓。”白居易《草茫茫》诗有“一朝盗掘坟陵破，龙椁神堂三月火”句。鲍溶《经秦皇墓》诗也写道：“白昼盗开墓，玄冬火焚树。哀哉送死厚，乃为弃身具。”都说秦始皇陵在秦末动乱中被盗掘。而“三月火”一句，暗示“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史事，但没有说盗墓的组织者是项羽，更没有说被盗空。这些史书记载虽各不相同，但从中至少让我们了解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盗发秦始皇陵确有其事，但没有被盗空；再者，并非项羽组织的军事行动。这一点很重要。若是项羽的军事行动，就会产生“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结果。也许是义军部众的盗掘，而且又是在军事活动的匆忙之中，掘不到什么也就走了。也正是这一结果，大多典籍没有肯定说秦始皇陵被项羽盗空。
　　史书中的记载，也不能全部排除含有道听途说的成分。所谓“牧羊儿火烧地宫棺椁”的记载即为一例。说的是一个牧羊的小孩在秦陵一带牧羊，其中有几只羊掉入地洞中，牧羊儿打着火把到地洞中去寻找羊，不料越走越深，看不到底，因为他走进了始皇陵的地宫，最后火把失火，洞内燃烧，竟把秦始皇的棺椁燃烧了，所有洞内的奇珍异宝也在大火中消失了。这可能吗?乍一听，似乎有道理，细细一想，又觉得缺乏一些最基本的常识，牧羊儿单凭一根火把照明就能独自钻入地宫，烧掉了埋藏在地下偌大的棺椁吗?更何况地宫里严重缺氧、水银弥漫，不少专家认为，此牧羊儿不等接近棺椁也许就一命呜呼了。
　　再翻检历朝历代的史籍以及金石著录，两千多年来也没有发现一件被确认为来自秦始皇陵墓内的文物。这种奇特的现象也就更使人们对盗陵说产生怀疑了。
　　二、从项羽的性格来说，他并非一味“以掘秦陵复仇”。项羽与秦始皇确有世仇，发掘仇敌坟墓以雪恨也是在情理之中。据史料，其祖父项燕是被秦将所杀，项羽曾发誓要“取秦而代之”，当他得势以后果然采取了雪恨的措施，一次就活埋了20余万秦军投降的士兵；当他统率大军入关中并杀掉秦王子婴后，便把秦宫也作为发泄仇恨的目标，把秦宫以及秦陵豪华的地面建筑焚烧殆尽。《史记》载曰：“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由此可知，当时秦宫被焚烧所留下的残破景象也是项羽亲眼所见的，仅此而已。
　　至于项羽发掘秦陵地宫就不在推理之中了。在古代社会，掘墓，剖棺，鞭尸，是政治惩罚与政治迫害的一种形式，同时又都用以发泄仇恨，《左传》中就有掘墓复仇的史例。司马迁记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的故事，在民间有相当的影响。项羽从其强烈的复仇心理出发也许会以掘墓、鞭尸来雪恨，但情感问题往往还有人性善的一面，即深受传统礼制影响的项羽不能不受到“谴盗”的社会舆论的制约。“盗墓”毕竟是两个野蛮的字眼，当时也流行着“盗墓时也会遇到崩雷晦雨、狂风大雾或者神异动物”的警示，如果不理会这种警告，据说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报复。对此，在用兵当务之时，项羽当也是有所敬畏的。
　　再说，项羽也是讲情感、有理智的人。鸿门宴中，范增多次给项羽使眼色，三次举起身上所佩饰的玉示意项羽当机立断杀掉刘邦，可是，项羽“默然不应”。这里充分反映了他的性格并非后世想象的那样“残暴”。范增当时就对项羽性格作了“为人不忍”的评述。应该说，作为贵族后裔的项羽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有一次攻城久攻不下，项羽愤怒不已，一气之下，便下令准备将外黄城中所有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活埋。外黄县令舍人的十三岁小儿，前去劝说项羽：“若此，再也没有人肯投降您了。”项羽听后觉得言之有理，很快就赦免了准备被活埋的外黄人。此为理智之举，很得人心。到了睢阳，人们都争相归附项羽。可见，最为神圣的“复仇”就是宽恕。当项羽处于“四面楚歌”之时，他慷慨悲歌，作诗抒情说：“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唱了好几遍，虞姬作诗应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项羽听后大哭一场，流下了一行行热泪，身边的人也深为感动，跟着哭泣。由此看来，项羽并非铁石心肠。1981年7月28日，笔者访问周谷城先生，讲到项羽盗掘秦陵时，他说：“挖坟雪恨是最不人道的，刘邦就抓住这一点来揭露项羽掘秦陵，以此搞臭项羽。其实，项羽也是有理智、图霸业的人，怎会去干那种傻事呢?”此言正是对“为人不忍”的诠释。
　　三、从防盗的严密性来看，秦始皇陵也难以被盗。从史籍记载中可知，秦始皇陵地宫采取了种种防盗措施。在陵墓修完不久，所有参加修陵的工匠、刑徒都被关在地宫中，成为秦始皇的殉葬者。因为这些工匠、刑徒对地宫构造太熟悉了，杀了他们也是以防后患，此为一。其二，有暗箭防盗。有些史书还记载了秦始皇陵地宫安装弩弓的事实，此种弩弓是否能真正发生作用，也是研究者和好奇者甚感兴趣的话题。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曾出土一种远射程、大张力的劲弩，单靠人的臂力拉开恐怕是困难的。但如果把装有箭矢的弩一个个连接起来，通过机发使之丛射或是连发，就可达到无人操作、自行警戒的目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暗箭。秦始皇陵为了防盗，完全有可能在墓门内、通道口等处安置上这种触发性的武器，一旦有盗墓者进入墓穴，就会被这些暗箭射杀。秦始皇陵的这一做法，被以后汉唐陵墓所继承，有些史书也详尽地记载了这一史实。其三，用毒气防盗。秦始皇陵地宫以水银为“江河大海”，除了象征气势恢宏的大自然景观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防盗。因为水银在常温下的液态极易挥发，而汞本身是剧毒类药物，人一旦吸入高浓度的汞气，即可导致精神失常、肌肉震颤而瘫痪以至死亡。秦始皇陵地宫中“以水银为池”，便可扩大汞的蒸气挥发层面，使毒气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从修建的坚固性来说，盗掘亦并非轻而易举之事。秦始皇在世时着手修建陵墓，以其权势征集了最优秀的工匠，采用了最好的材科，应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所以，地宫开掘极深，建筑得非常坚固。它“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塞以文石，敷以丹漆，深极不可入”，就是说，它不仅远远超出浅层地下水深度，而且穿透深层地下水，采用熔化灌注金属、敷涂生漆等技术手段，浇封缝隙，使之密封。丞相李斯向秦始皇报告说：骊山已经挖得很深了，连火也点不着了，凿时只听到空空的声音，好像到了地底一样，再也挖不下去了。关中地区历史上曾遭受过八级以上的大地震，而秦始皇陵墓室却完好无损，这与地宫宫墙的坚固程度密切相关!宋人卢氏注张华《博物志》说：“秦氏奢侈，自知葬用珍宝多，故高作陵园山麓，从难也。高则难上，固则难攻。项羽争衡之时，发其陵，未详甚至棺否。”事实上，秦始皇陵封土的高度达76米，像一座山一样；而封土下还有墓坑，据记载，墓坑“穿三泉”，既然是穿过了三层泉水，应该是相当深的。结合商周时期墓葬的情况，其深度当在20米以上，也有人认为可能要达到40米。要挖掘近百米深的盗洞，别说古代，就是现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为了比较确切地了解秦始皇陵封土以及地宫的情况，考古人员在陵冢及其周围打了四千多个探孔，这就等于对地宫及其周围地区作了一次非常严密的扫描。钻探结果表明，夯土层清晰规整，既没有大规模被掘开与焚烧的痕迹，也没有发现接近地宫的盗洞或被盗扰的痕迹，仅仅在陵冢东西两侧发现两个深不到9米、直径约1米的盗洞，而且均在远离地宫墙外就废弃了，地宫的宫墙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更没有对地宫造成任何威胁。
　　据考古测量结果显示，在陵区中有广达1.2万平方米的强水银辐射区，为陵外其他地方水银含量的八倍，这一有力证据再次证明了《史记》中秦陵记载的准确性，即地宫中含有大量的水银。考古学家据此认为地宫没有被盗，否则水银早已挥发了。
　　有关秦始皇陵地宫位置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考古工作者通过运用遥感和物探的方法分别进行了探测，表明其实地宫就在封土堆下，墓室宫墙坚固尚未坍塌。地宫是放置棺椁和随葬器物的地方，为秦皇陵建筑的核心。规模宏大的地宫位于封土堆顶台及其周围以下，距离地平面35米深，东西长170米，南北宽145米，主体和墓室均呈矩形状。墓室位于地宫中央，高15米，大小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
　　在勘探中，研究人员发现在封土堆下墓室周围存在着一圈很厚的细夯土墙，即所谓的宫墙。同时，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道石质宫墙。根据探测，发现墓室内并没有进水，而且整个墓室也没有坍塌。这说明秦始皇至今仍好端端躺在地宫里。
　　(原载2006年12月28日东方网)
　　2.秦始皇遗体可能保存完好
　　拙作《让秦始皇好端端躺在地宫里》在东方网刊发后，对秦始皇遗体是否完好，引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持“始皇遗体已腐烂”看法者认为：秦陵地宫虽然没有被盗空，但是秦始皇只剩下一把尸骨了。其理由是秦始皇死在出巡途中，而且正值酷暑，遗体不易保护；当时“尸体”未运多远，便发出了熏人的腥味，为了防止腥味扩散，走漏“风声”，赵高、胡亥立即派人从河中捞了一筐筐鲍鱼，将鲍鱼与“尸体”放在一起以乱其臭。这些说法似乎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说的：“棺载辒辌车中……会暑，上辒车上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不过这里只说到“臭”，并没有说明是秦始皇的遗体腐烂所发出的尸臭。所用鲍鱼“以乱其臭”，必有奚跷，当作别论。按常理说，秦始皇的遗体不至于腐烂到如此地步，对此，后世学者一直持有不同看法。
　　持“始皇遗体完好”看法者认为，就当时的防腐水平以及秦始皇至尊的身份而言，始皇死后乃至入葬时的遗体是保护完好的。此说在20世纪70年代初更加盛行。因为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发现西汉辛追遗尸形体完整，全身润泽，皮肤仍有弹性，关节还可以活动。这是震惊世界的首例历史悠久的湿尸。
　　西汉辛追女尸为何能保存如此完好?解释颇多。
　　有的说，这是木炭、石灰、白膏泥密封的作用，让其处于如同沙漠干燥的环境之中，细菌无法繁殖。
　　有的说，棺木密封很好，与外界空气完全隔绝，避免了细菌对尸体的侵蚀；再者，马王堆墓一直没有被盗。地质条件加上人为因素，使得辛追的尸体奇迹般保存下来。
　　有的说，辛追生前追求长生，有服用丹药的习惯。虽然生前滥服丹药没能长寿，但丹药的毒性对于细菌却有杀灭作用，使得她的尸骨能长久保存下来。
　　有的说，在陪葬品里，有大量的中草药，一定程度上为配制防腐药水准备了条件，成为古尸保存的重要原因。
　　有的说，从墓壁上雕刻的道家养生图和出土的目前最完整的两部老子《道德经》，不难推测，辛追夫人是道学养生方法的研究者，并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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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很自然联想到秦始皇遗体的保存，认为上述条件都为秦始皇时代所具备，并可能更加优越。中南大学马王堆汉墓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罗学港教授认为，单从遗体保护技术来讲，相距秦代不足百年的西汉女尸能够很好地保护下来，秦代也应具备保护遗体的防腐技术。
　　1980年10月初，笔者曾就此问题访问过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见1980年10月9日《文汇报》)，他对于学术的探讨是广博而严谨的。他明确地说：“从马王堆女尸保护完整，皮肤仍有弹性，可以想象到秦始皇的遗体，说秦始皇遗体保护完好，就当时的防腐水平，以及中央集权、秦始皇的独尊身份来说，并非不可能。”
　　李先生说，在马王堆女尸出土的时候，棺材里注满了一种红色的棺液。科学家们相信，这种液体是使辛追两千多年来不腐的“神液”。棺液之所以是红色的，是因为掺加了朱砂，朱砂的化学成分中含有汞。可以肯定，这种红色液体具有杀菌作用，可以保证尸体不腐。
　　联想，不会使认识固化。狄德罗说过：“想象是提高智慧的翅膀，可以使人摆脱因时空束缚而造成的苦恼。”由西汉女尸联想到秦始皇的遗体，会扫除一些心头上的认识尘积。
　　从地点来说，秦始皇病死在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县西北)。这里的七月(丙寅日)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不像今人所想象的那么酷热难熬。
　　从乘舆的设备来说，秦始皇的遗体放在辒凉车里，即有窗牖的车，闭之则温，开之则凉。
　　从秦始皇自身的条件来说，他是去海滨寻找长生不死之药的，路途中有所不适，也吃了不少“长生不死之药”，这些中药虽不能救命，但能杀菌，这对遗体的保护也能起作用。
　　这里还有两点不可忽视：一是死亡之地，二是死亡时身边的人。
　　死亡之地在沙丘。沙丘乃商代后期商王的离宫所在。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的地方即在此。战国时，沙丘成为赵国名城，著名的沙丘宫就在这里，自然也成了秦始皇的离宫。应该说，其生活设施乃至必要的治疗药物是具备的。御医在始皇病危时，必施丹药之方。在古代中国，方士炼丹，吹嘘水银“久服神仙不死”。炼丹术是人们追求长生的主要方式之一，也许秦始皇妄想长寿，竟然服食多量丹药，而炼出的丹药，本身都含有汞等对人体有毒有害的物质。当时人们意识不到，但是汞对于细菌却有杀灭作用。所以，虽然秦始皇生前以及病危时大量服用丹药没有疗效，身后却阴差阳错，丹药的毒性却使得他的遗体得以防腐而长久保存下来。
　　再说，秦王朝的核心高官胡亥、李斯、赵高个个都在场。丞相李斯掌握朝廷大权，赵高是秦始皇贴身宦官，胡亥是典型的孝子。秦始皇身边还有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医术高超的御医夏无且，面对突发事件，他自会运用当时所掌握的杀菌防腐知识。
　　秦始皇暴病而亡，他们甚为担心，“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便当机立断，决定“秘之，不发丧”。这是出于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一策。
　　接着，最为重要的是竭尽全力保存好遗体，以免失孝、生变。孟子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亲人死后，即对亲人的尸体视为活人，也谓“事死为生”。所以说，保存好遗体是孝道的重要表现。
　　这是先秦时代的“鬼魂崇拜”思想的影响。“鬼魂崇拜”发生之前，人们对尸体弃之不管，如同野兽对待同群的尸体一样。《周易·系辞》中所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正是描写在产生鬼魂崇拜之前人们对尸体处理的情形。最初的“鬼魂崇拜”，实际上是崇拜活人的自然本质所产生的活动能力，认为肉体的那个地方负伤，灵魂也同样受伤。此时人们认为死者的灵魂能单独存在，同活人一样生活，所以必须把遗体处理妥当，使它如同活人、真人。人死后，无论埋葬、火葬、水葬，先要把遗体保护好，这是厚葬之首举。
　　追溯得远一点，山顶洞人时，就开始了对人体不腐烂的探索了。考古学家发现，当时人死了之后，在尸体的四周撒上一种赤铁矿，这不完全是一种吉利或驱邪的象征，可能这样做也可会使尸体比较好地保存下来的重要措施。秦汉时期的一段时间，通过所谓炼丹的方式，来服用使自己长生不老的这样一种药品。这些，实际上都表明了当时的一种理念，就是希望自己死了之后，第一是不死，第二即便是死了以后肉身不能腐烂。
　　其实，古代社会有不少很好的保存尸体的经验和方法。鲁迅先生还说到使遗体不烂的办法，那就是“屁塞”。何谓“屁塞”?即古时人死后常用小型的玉、石等塞在死者的口、耳、鼻、肛门等处，据称如此可以防腐不烂。又古人大殓时，常用水银粉涂在尸体上，“屁塞，就是古人大殓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见《鲁迅全集·彷徨》)，以求保持尸体长久不朽。
　　马王堆辛追不朽令人吃惊、连云港“惠平”不烂使人感叹，尽管至今仍然扑朔迷离，但许多防腐措施，古人是知晓的，并在施用着：鲁迅先生所言“屁塞”以及用水银粉涂在尸体上，这是常用法。有的使用含酒精、甲醛量的浓酒来涂之。有的使用蜂蜜、沙砾、盐来抹之。
　　如今，某些少数民族对尸体作防腐处理亦有多法，其巫术传统给人凭空添上了神秘莫测的诡异色彩，可经有关人士的观察，终于揭开了其中防腐防烂的秘密：第一法是以添加一定朱砂特别是水银的药物，或塗或蒸发熏蒸它以后，全身有了一层保护膜。第二法是使用草药熏蒸的方法，把死者装进蒸桶里放上消炎杀菌的草药。熏蒸以后尸体可放很长时间，也不会腐烂。第三法是对尸体进行脱水。第四法是使用盐花椒。有的边远地区，按照生辰八字计算，死者要等十五天才能上山下葬，这十五天如果正好是大热天，那怎么办?那就是经常更换被子，去掉身上的一些水，而且那亡者也是越来越干，不像一般人死了以后会胀起来。
　　有的专家认为，秦始皇死后，初采降温之法，寻得水银之后再将遗体“洁身”，以多层丝绸包扎起来，再浸泡在水银棺之中。如此想象，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秦始皇死在沙丘行宫，经一番处理后再入棺。入了棺之后才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言：“棺载辒凉车中。”
　　若是秦始皇遗体在途中就开始腐烂，尸体运回咸阳等不到处理恐怕早已面目全非了。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当时天下独尊的始皇身上，自然是不允许、也是不可能的。
　　其实，水银也是那个时代常用的防腐剂，炼丹术所生成的水银，是金属物质却呈液体状态，圆转流动，容易挥发，显得与寻常物质相异。怪异现象使得古人感到神奇，因此炼丹家一直想利用这些物质制成具有神奇效用的“还丹”，又称“神丹”。《抱朴子·金丹篇》说：“神丹既成，不但长生，又可以作黄金。”就是说，这种“神丹”是兼有使人“长生”和“点铁成金”作用的方应灵丹。
　　自古炼丹和医药有着密切的关系，炼丹家往往都兼通医药，许多医家也兼通炼丹，如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古的本草学著作，人们视之为医家的书，但是书中把丹砂列为上品第一，把炼丹所用的四十多味金石药分别列入上、中、下三品，而且明确说划分等级的标准是“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天、神仙……”，这就颇有炼丹术的意味。整天拿着药囊的御医夏无且应该是掌握这些医技的。
　　最令人神往的就是“不败朽”，盖因水银有杀毒灭菌之效，故谓“金性不败朽，胡为万物宝”(《周易参同契》)。炼丹家认为服用金银矿物等“不败朽”的东西，可以使人的血肉之躯也同样“不败朽”。因此，他们不仅要设法服用这些东西，还要用人工方法炼制药用的金、银。包括秦始皇在内的许多帝王将相豪门贵族都征招炼丹家替他们炼金。
　　当时时值暑天，把秦始皇遗体保护好，也是为臣者当务之急的大事、难事。不过，保护遗体的办法在古代流传多种。那时就出现“水银浸泡”办法了，别说“至尊”之秦始皇，就是春秋战国的贵族墓冢，以“水银为池”并不鲜见。由此推测，秦始皇的遗体也是“水银浸泡”；死亡入棺直至地宫入葬，皆为水银浸泡。
　　根据何在?综上所述，可概括三点：一、秦始皇时代的贵族墓冢都使用水银等“不败朽”之药了；二，秦王朝高官李斯、赵高、胡亥以及御医夏无且等有权有术者个个在场；三、如今在秦始皇陵地宫里测有大量的水银。
　　20世纪末，中国考古专家在秦陵地宫表面检测出大片强汞区域，其结论是，秦始皇陵地宫里隐藏着大量的水银。水银的分布走向，分明就是一幅大秦帝国的疆域版图。这也可从史书中得到印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这样一段记载：秦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2003年，中国考古队再次利用地球物理勘查技术，对秦始皇陵进行了无损勘查。经过周密分析，陕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学理推论，地宫中里的水银正如司马迁所描绘的那样：以百川、江河，大海为蓝本。保守的估计至少有一百吨的水银。
　　一百吨的水银，不是一百吨的水泥!可能吗?
　　有可能。
　　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专家也在反复梳理史料并两次实地取样检测后确认：秦始皇陵地宫水银藏量是有根据的。考古的发掘也多次证明，《史记》对秦陵的记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一些专家分析，在陵墓中使用水银，目的不仅是营造恢弘的气象，更有保护始皇帝遗体的意图，甚至可以利用硫化汞(水银)的有毒气体防止盗墓贼入侵。当时的贵族墓冢以“水银为池”并不少见。但是，在地宫里用水银象征“百川江河大海”并“相机灌输”，却是秦始皇陵所独有。
　　说实话，上百吨水银，别说古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个令人瞠目的数字。
　　如此水银，来自何方?也许是多渠道。因为炼丹术是古人为求“长生不老”而炼制丹药的方术，这种方术起源很早，而且“多处出丹”。据《汉书·刘向传》载，淮南王刘安在他的《枕中鸿宝秘苑书》中说，战国时邹衍(约前305—前240)有“重追延命方”。《战国策》有方士向荆王献“不死之药”的事实。《周书》更有西周时巴人向周成王“献丹”的记载。
　　除了散落的零星炼制外，还有规模较大的矿区。《史记·货殖列传》说，秦代的巴郡有个寡妇名叫“清”，数代垄断丹砂开采的生意，秦始皇曾为她修筑了一座豪华的纪念碑——“怀清台”，以表彰她的“贞节”。《史记》又说：“江南”出丹砂。丹砂是提炼水银的主要原料。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北师大教授王子今提出了“江南丹砂”的概念，他认为，从今天了解的中国汞矿分布看，以重庆南部及黔东北、湘西，即乌江左近地区，如酉阳、秀山、务川、铜仁、万山、新晃、凤凰等地最为集中。川东南一带是春秋战国时汞矿的主要产地。
　　《汉书·食货志》也说，巴寡妇清，其家族数代垄断丹砂经营，成为巨富。秦始皇将其奉为上宾，并为她修建“怀清台”。自后，史书中凡涉及丹砂无不提到巴寡妇清。以水银为主要成分的丹砂，在古代，除了用作书写、绘画和化妆的颜料外，另一个主要用途是用于医药或提炼水银。由于天然水银非常稀少，当时水银的主要获取渠道，就是用丹砂提炼。
　　史书中记载了巴郡的寡妇清经营丹砂水银盛况，尽管没有提到她与秦始皇陵的关系，但是秦始皇为她修建“怀清台”之举，这多少带出了秦始皇陵与巴寡妇清的某种关系。若不是提供了秦陵地宫的大量水银，秦始皇又怎会为其修建“怀清台”，并表彰她为“贞妇”呢?
　　人们很自然形成这样的看法：秦陵地宫水银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巴郡的寡妇清。北京大学考古学院秦陵研究专家、“汉唐陵墓制度研究”课题组组长赵化成教授对秦始皇陵的水银来源专门做了研究。他说：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这样解释丹砂——丹砂，巴(巴郡)与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之红色矿石。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丹砂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巴郡和南越两地。《华阳国志·巴志》说，涪陵郡出茶叶、丹砂。魏晋时期的刘琳引述《续汉志》对这项记载作注释：涪陵出丹砂。魏晋时代的涪陵郡，就在秦朝巴郡的范围内。
　　重庆川东南地质队总工邓富银作了更详尽的说明，他说：贵州丹砂矿占据全国重要地位，渝东南地区的丹砂矿属于贵州汞矿脉的延伸，具有开发价值。
　　巴郡应是古时丹砂的最大供应地，同时，巴郡又是距离咸阳最近的一个丹砂产地，所以专家们推断，秦陵地宫的水银相当大的部分很可能是由巴寡妇清提供的。如明代散文家归有光说：巴寡妇清坐拥丹砂矿，做成天下第一的大生意。
　　巴郡的寡妇清经营丹砂水银，支持了秦始皇遗体保护完好的看法。
　　(原载2007年01月16日东方网)
　　3.秦有精湛的防腐技能
　　讲到秦始皇遗体可能保护完好，有人就反驳说，这简直是神活传说，现代科学对防腐都有难度，更何况在两千多年前的秦代。
　　其实，中国古代在尸体防腐方面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对此，文献多有记载，如：
　　幽公(按：幽公死于公元前423年)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拔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得百余尸，纵横相枕籍，皆不朽。唯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西京杂记》)
　　刘表(按：刘表死于公元208年)冢在高平郡，表之子琮捣四方珍香药物数十石，著棺中。苏合消疾之香，莫不毕备。永嘉中(310年)，郡人发其墓，表貌如生，香闻数十里。”“城(襄阳)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太康中为人所发，见表夫妻，其尸俨然，颜色不异，犹如平生。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水经注·沔水》及《三国志·刘表传注》)
　　吴景帝时(258—262年)，于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后发一大冢，内有重阁石扉，皆枢转开闭。四周徼道通事具，高可乘马。又铸铜为人数十枚，长五尺……。破其棺，棺中有人，鬓已斑白，鲜明面体如生人，棺中有白玉壁三十枚藉尸。(《太平御览》卷五五八引《抱朴子》)
　　《晋书·愍帝纪》：建兴三年(315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彩帛不可胜记。”
　　《西京杂记》：“魏王子且渠冢……床上两尸，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许，俱东首，裸卧无衣衾，肌肤颜色如生人，鬓发齿爪亦如生人。”
　　《晋书·卞壼传》：晋义熙九年(413年)，“盗发故骠骑将军卞壼(按：公元327年，卞壼被杀)墓，尸僵，鬓发苍白，面如生，两手悉拳，爪甲穿达手背”。
　　《后汉书·刘盆子传》叙述西汉末诸陵墓被挖后总结说：“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
　　《后汉书·五行志五》：“汉末关中大乱，有发前汉宫人冢者，宫人犹活。”“发范明友奴冢，奴犹活。”
　　《世语》里记载着这样的故事：三国时期，东吴在长沙为孙坚修庙，一时搞不到木料。有人出主意挖开西汉时长沙王吴芮的墓，取其棺椁之木来用，却发现吴芮的尸体不仅没有腐烂，而且“面目如生”，甚至连衣服也完好如新。长沙王吴芮死于公元前202年，距给孙坚修庙时已有三四百年，尸体不腐，且“面目如生”，这当为一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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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记述可见，在中国古代，古尸的完整保留，不是个别地方也不是某一时期的现象。可有的人偏偏认为这些文献记载是“虚幻的传说”、“离奇的神话”；有的说“这是好事者的编文”、“荒诞的劝诫之说”，更有某些历史考古学家、医学家也以“不足为信”予以否定。
　　可是，到了1972年马王堆一号汉墓辛追女尸出土，才令疑者对古代确有保存尸体的事实惊叹而服。辛追尸体身长1.45米，体重34.3公斤，外形保存完整，皮肤浅褐黄色，润泽，有弹性。
　　当时的《发掘简报》这样描绘：
　　这具尸体不仅保存了完整的外形，而且内脏器官完整，主要病变尚可确认。硬脑膜完好，脑组织散碎呈渣滓状。肢体内血管结构清楚，腹壁和筋膜层次分明，脂肪虽有分解，但脂肪酸部分保存良好，作为器官支架的纤维结缔组织保存甚好，且有肌组织存在。在光学显微镜下，纤维性结缔组织中占主要地位的胶原纤维外形完整，染色正常，而且保存了胶原蛋白的化学成份。……电子显微镜的观察结果与以上基本相符，骨组织和软骨组织保存也较好，骨组织的结构形式近似新鲜骨组织。……这些精细的显微结构，一般在尸体腐败过程中由于蛋白质的分解很容易破坏和消失，并且这种变化在皮肉明显腐溶之前就早已发生，而这具尸体还能保存一部分这种精细的显微结构，足可说明尸体保存的质量有很高的水平。从年代的悠久和组织结构保存的程度来说，这是世界上尸体保存记录中十分罕见的。
　　以上报告，用古代文献语言来表述，就是“表貌如生”、“犹如平生”或“不异生人”。
　　无独有偶。1973年发掘的凤凰山168号汉墓的男尸体，又是“俨然生人”。报告说：男尸“身长1.657米，体重52.5公斤，浸泡在棺液中，下为绛红色堆积物。尸体外形保存基本完整。……全身无一根毛发，皮肤基本完整。……肌肉有弹性，颅骨很结实，硬脑膜很完整，且有光泽，脑膜血管清晰可见，十二对脑神经几乎都能辨认。脑髓尚在，重达970克，占整个颅腔的五分之四。内脏保存也很好。……体腔液无细菌，并且可能有一定的抑菌作用。”
　　铁铮铮的事实揭示了中国古代不仅早就完好保存尸体的科学技术手段，同时，对于“金玉使尸不朽”的说法作了纠正。
　　古代确实盛行“金玉使尸不朽”的说法，尤其是春秋战国到秦汉间，企图用黄金、玉石等使尸体不腐的尝试是相当普遍的。大量文献记载和大量古墓发掘出土的相关实物，也都表明其普遍性，如金缕玉衣，含金，含玉，金玉塞九窍，随葬金玉、玉器，以玉石为床等等，无不出于保护尸体的动机。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虽然对金、玉在临床治疗上的效果提出了疑问，但对金、玉等可以使尸体不朽却深信不疑。上海自然博物馆古尸研究专家何惠琴女士对此作了深入研究，她认为，考古发掘发现，大量应用金、玉的防腐者并无一例得不朽之效果。因为黄金、玉石等的化学性质十分稳定，它们几乎不与其他元素化合。因此金、玉用于治疗疾病，由于根本不为人体所消化和吸收，是毫无意义的。同样道理，金、玉作为随葬用于尸体防腐也是毫无效果的。
　　对于尸体防腐真正有作用的，在于有效灭菌、形成缺氧环境及恒定的温度、湿度。就此问题，笔者访问了不少这方面的专家，专家认为其技术主要有：
　　一、香药的抑菌和杀菌。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是相当讲究的，如周王室的制度更为严格，专设有主祭祀的官员——小宗伯，而且在小宗伯下设有专门管理用郁金香等酿酒的人以专门管理用芬香的酒沐浴尸体的人。“掌岁时，祓除衅浴”(《周礼·春官·女巫》卷二六。郑玄注：“斗，所以沃尸也……使之香美者”，“以香涂身曰衅”。可见中国两千多年前对尸体的沐浴是十分重视的，许多香料药物都有较好的抑制或杀灭某些细菌、真菌、病毒的作用。徐永庆、何惠琴两位专家在《中国古尸》一书说：“值得一提的是，某些香药的气态处理或浸泡，还对新鲜组织有着固定作用，不但对肌肉有固定作用，对难以完全固定的脂肪组织，也有较好的固定作用。”所以古人用特制的香酒沐浴，达到了尸体的防腐败和防自溶的作用。
　　二、用新衣、被缠裹尸体，以形成缺氧环境。《礼记·外传》：“绞、衾、帽死而后制。”《丧大记》：“君锦衾，大夫缟衾，士缁衾。皆一衣十有九称。”所谓“衣十有九称”就是给死人穿上十九套衣服，这个记载也为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女尸由贴身内衣“信期绣”到最外的“乘云绣”绵被共20层所证明(湖南省博物馆等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这是密封之措，除了棺椁的密封，还有裹尸上的密封，这样能更有效地隔绝外界对尸体的侵蚀和损害。这对保持肌肤的洁净和防止外部因素造成肌肤的腐败也有着肯定的作用，因为这些衣被均经薰香“消毒”且紧密包扎。
　　三、薰香对尸体有防腐作用。中国先民利用薰香以祛邪有着悠久的历史，《楚辞补注》记有“佩炜”，佩炜就是佩带香囊。《礼记》也有“鸡初鸣，咸盥漱……皆佩容臭”。容臭，香物也。……后世香囊即其遗制。古墓发掘中各式各样殉葬品的薰炉也是这一遗制的发展。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长安中大疫，宫人得疫”，烧了辟疫气的月支香以后，“宫中病者差”。有充分理由认为，古人殉丧以香料药物绝不只是图其气味香窜，而是积累了用以防虫、去蠹、祛邪的丰富经验，并且日益成为自觉不自觉用以防止尸体腐败、霉变所采取的措施。
　　四、汞、砷与酒精为防腐香料药物的强化。中国古代应用水银以防尸体腐败的记载，甚至多于香药仅次于玉、金。“(吴王)阖庐死，葬于国西北，名虎丘。穿土为川，积壤为丘。……冢池四周，水深丈余。椁三重，倾水银为池，池广六十步。”这对香料药物的作用是一种强化和补充。
　　五、棺椁的坚实以有效隔绝外界的物化损坏。人死后装殓以棺椁的礼制，从考古发掘证实，早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就已开始。《礼记》记载帝王的棺要四重，而且要用水牛、雌犀牛的皮革作棺被，一层一层用漆咬合，各厚三寸，合为六寸，此为一重，因此才有如下效果，“棺柩黑光照人，刀所不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之棺木用梓属，椁用质致密的杉木：棺板均为整块，四层棺木均相紧密套合，棺椁之间除边箱空隙放香药等殉葬品外，也都套合紧密，棺椁壁的总厚度达到一米左右，共用木料达50立方米，其中一块最大的椁木达1500斤，油漆精良，从而防止了水湿和虫蛀。只要棺椁不朽，尸体就处于密封状态中，造成一个缺氧环境，使尸体有可能不腐。这在诸种防腐作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六、深埋以形成恒定温、湿度。墓穴往往有地下10米、20米的深度。一般说来，地下越深，温差变化越小，具有恒定的温、湿度，对于防止尸体腐败有作用。因为深埋可以避免大气空间不利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对棺椁、尸体及殉葬品的影响。同时墓穴里的木炭、白膏泥把椁室紧密包住，构成了恒温、恒湿及缺氧的环境。据有关专家说，木炭具有很多细孔的无定形碳，吸水防潮性能强，白膏泥的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氧化铁及硫等等，它的粘性强，可塑性好，以构筑墓室的周壁，具有极好的密封性能。
　　由上可见，春秋战国到秦汉间的尸体处理与尸体防腐技术已达到世所罕见的水平。一般贵族、诸侯王的遗体尚且能够这样获得保护，作为一个至尊者就不能获得保护而一路臭到咸阳吗?!说“秦始皇遗体腐烂发臭”就当时而言，于理于情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原载2007年12月10日东方网)
　　4.“臭”为防腐剂之异味
　　有网友发帖说：“司马迁在《史记》写道：‘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这说明秦始皇的遗体已经腐烂了。”其实，这里所说之“臭”并非秦始皇遗体之腐臭。
　　前文已经介绍了秦汉时期尸体的防腐技术，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有的学者还说，辛追的尸体，既不同于干尸，又不同于冰尸，是一种湿润的尸体，在长沙马王堆这样一个温热带地区，经过了两千多年，竟然像刚死去几个月的一样，确实是个奇迹。辛追的关节能够活动，肌肉具有弹性，这是现代防腐技术也难以企及的保存程度。
　　辛追都能保存两千多年而不腐，秦王朝至尊者始皇帝更能动用全国当时所能提供的一切防腐技术来保护遗体，使其不会腐烂发臭。
　　同时，还可以从秦始皇身边高官的思想、始皇帝的“遗嘱”以及当年的墓葬制度三个层面来作进一步推论：
　　其一，从秦王朝高官的思想来看，不会让始皇帝遗体腐败发臭。春秋战国以来至秦汉一直盛行厚葬之风，其表现为“事死如生，死亡如存，仁智备也”(《中庸》)，“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也就是说，死与生同等重要，慎重处理并办好丧事是孝的体现。在此问题上，李斯的老师荀子讲最为明白：“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他又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逆之心也。”(《荀子·礼论》)也就是说，“礼”道理在于讲究养生送死。既然生死同等重要，那么“厚其生而薄其死”的做法就是一种对于死去的亲长和君王的背逆，真正的忠、孝，无论其在世之时，如何地忠孝，如果不能体面隆重办好丧事，那就不算善始善终，更不算忠孝。这些保护遗体的厚葬观念必然影响秦人，特别是深受老师荀子思想影响的李斯，必然会奉行荀子“棺椁必重”的主张。荀子曾不厌其烦地重复古之礼制：“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土再重。”这里“七重”的意义就在于对遗体的保护。老师如此强调，难道学生李斯会充耳不闻吗?在此厚葬思想下，难道会眼巴巴看着秦始皇遗体腐烂发臭吗?
　　其二，从始皇帝的遗嘱来看，不允许让始皇帝自己的遗体腐烂发臭。秦始皇“恶言死”，群臣在他面前“莫敢言死事”，待到病重之时，给公子扶苏玺书：“與丧会咸阳而葬。”这七个字，表明秦始皇是极为注重自己的丧事，即“视死如生”，这里显然有保护遗体的含义。这是秦始皇弥留之际所留下的唯一遗嘱，要扶苏速回咸阳办理他的丧事，遗嘱中的“葬”，显然是“厚葬”，而不是“薄葬”。此“厚葬”，就是要保护好遗体，身边的赵高、李斯等人当然是明白的。还有一个日日夜夜、年年岁岁实施的“一号工程”——骊山墓，其实也可视为始皇帝不成文的“遗嘱”，即死后葬于骊山。此墓筑了38年，营建时间所以那么长久，其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固若金汤”，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始皇帝的遗体。从筑墓史实推测，尸体防腐技术也是早有预设和充分准备的。当秦始皇病重至病逝，高官们的心态是恐惧的。司马迁在《史记》说了他们忧心忡忡的心态，当时“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保护好遗体，应是防“变”的有力措施。也就是把遗体完好地运到咸阳，以免被诸公子或天下人抓住把柄。所以，他们一面尽管忧心忡忡，但没有由此而乱了手脚，他们明白此时此刻是不允许有任何闪失的，一则不发丧，二则要让遗体保护完好。所以在不断地采用措施，加强防范，以便得以永远保存始皇帝的遗体。
　　其三，从当时的墓葬制度看，也完全有可能不让始皇帝遗体腐烂发臭。古代贵族讲求棺椁的制造，要求采用具有芳香防虫功效的樟、松、柏、桐等材质。古人认为“金玉生寒”，以金玉殓葬可使遗体不坏。《汉书·杨王孙传》中有“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的说法，于是出现了“玉衣”、“玉棺”。徐州狮子山楚王刘戊墓的漆棺镶有菱形、三角等图案的玉板，是至今能见到的玉棺遗迹。西汉贵族还盛行玉衣殓葬，天子用“金缕玉衣”，诸侯士大夫依次用“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丧葬制度很重视深埋，深埋可以基本上甚至完全避免大气空间不利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对棺椁、殉葬品、尸体的影响。而且在椁围填充与保护棺椁、随葬品、尸体直接有关的木炭及草药。《吕氏春秋》也记载了这一事实：“家弥富，葬弥厚，……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文献记载如此，古今发掘启示亦如此。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椁外填充物对保存棺椁及维持棺内恒温、恒湿等有着明显的作用。
　　综上所述，当时即使处在忙于篡位的紧张状况中，秦始皇原来所相信的人也不会放弃对始皇帝遗体的保护，更不会让秦始皇遗体腐烂发臭。
　　那么司马迁在《史记》所说用鲍鱼“以乱其臭”，其“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什么臭味?又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呢?
　　有的文章这样写道：五十岁的秦始皇死在了沙丘野外，丞相李斯秘不发丧，怕的是天下大乱，尸首就放在原来皇上坐的凉车里。这凉车尽管是冬暖夏凉，可那时相当酷暑，离京城两千里路的路程，昼夜旅程，也遏制不住始皇帝的身体腐烂的自然规律，车过处，自然弥漫起阵阵腐败臭气。这却是令人狐疑的气味。于是，丞相等人急令采购来一石鲍鱼，混淆其味。
　　这种说法至少有三处与事实有出入：
　　其一，秦始皇不是死于沙丘野外，而是沙丘平台。此平台为行宫。唐代张守节在《正义》有按：“始皇崩在沙丘之宫。”离长安两千余里，为帝王之行宫。其设备不错。那种以“沙丘”为荒郊野外的望文生义说法，是不合事实的。
　　其二，并非将秦始皇的尸首直接放在辒辌车里。司马迁在《史记》里的用词是非常严谨的，他明白指出：“棺载辒辌车中。”这里特别提到“棺”，即秦始皇遗体经防腐处理后才放进具有防腐作用的棺材里，再搬上辒辌车。
　　其三，《史记·秦始皇本纪》只是说“上辒车臭”，没有讲始皇帝的遗体腐烂发臭，更没有说弥漫起阵阵腐败臭气。说“弥漫起阵阵腐败臭气”，是文学笔法。
　　关于“臭”，《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棺载辒辌车中，……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
　　这一段记载中，司马迁没有说秦始皇遗体腐烂所发生的臭味，只是说辒辌车臭，这里究竟为何臭!根据前文所言，只是说“会暑”。由此产生一种说法，估计封闭起来，五六个人又上上下下，所造成的空气污秽。这种可能并不能排斥。
　　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棺中防腐剂，经路途的颠簸有所泄漏而散发出的一种异味。对此，可以从马王堆尸体防腐的措施进行推论。
　　辛追尸体的关节能够活动，肌肉具有弹性，这是现代防腐药水也难以获得的保存程度。科学家的目光一直聚集在浸泡尸体的液体里，早在棺木打开之初，人们就发现尸体浸泡在散发异味的茶色液体中。尽管许多的疑点也困扰着科学家们。但是，经过多年研究，科学家认为，棺材中的液体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尸体的腐败，是尸体千年不腐的重要原因。认为，辛追被保存于福尔马林、酒精等化学药水里，这些药水在医学上被称为固定剂，有着消毒、灭菌的作用，合理的配制可以使蛋白质失去活性，从而达到防腐的目的。
　　这些防腐剂或香或臭都是一种异味。这种异味确实是刺激难闻的。司马迁用“棺载”两字，说明秦始皇的遗体进了棺材之后才上辒辌车的，这里自然让人推测，进棺材之前，已经作了洁身处理，并作防腐处理之后再进了棺材，此防腐剂也许是福尔马林之类的防腐剂，经路途的颠簸有所泄漏而散发出的一种刺激臭味。
　　所以说，此臭味，并非遗体腐烂之臭味，而是防腐剂的异味。正是为了掩盖或是冲淡防腐剂之异味，要来了一石“鲍鱼”，是“秘不发丧”之一策。
　　(原裁2007年12月11日东方网)
　　5.秦陵地宫不掘说
　　神秘诱人的秦始皇陵地宫，一直令世人关注。不久前，张五常先生为打开秦陵地宫算起了一笔经济账，他说：“如果打开秦始皇陵，每年仅门票收入就可达25亿元人民币。”这是好大的增长点。于是，又引发了一场“尽快发掘秦陵地宫”的大讨论，经检索，力主发掘秦陵地宫的理由有如下种种：
　　一曰“资源浪费”论，认为秦陵如果不加发掘，只是黄土一堆，对旅游资源也是一种巨大浪费。要打开才有价值，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如果永远不打开，等于没有价值。
　　二曰“激励自豪”论，认为发掘秦陵可以吸引国民的目光，并带动全民参与，凝聚民心，随之激发对中华文化的热情与关注，同时还可以吸引世界优秀的专家和科研机构献计献策，对于向全世界弘扬中华文化，对于培养中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大有好处。
　　三曰“证实文献”论，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对秦陵地宫有所记载，如说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墓室中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用机械使之流动灌输；令工匠制作弩机弓箭，以防盗墓之贼，等等。打开地宫，以证实《史记》记载的可信度和准确性。
　　四曰“有效保护”论，认为秦陵如果不及早发掘，地宫里的文物只会逐渐腐烂，因为地宫浸水是很常见的事，同时还有其他不测和未知因素的存在，让其一直深埋地下又何谈保护?唯有发掘，才能有效保护。
　　五曰“阶段发掘”论，认为对于打开不打开秦始皇陵，并非完全是技术问题，打开后到底需要怎样的技术，谁能说得清呢?唯有阶段性地渐进式发掘秦陵，方可随时发现问题，随时研究所需要的保护技术，做到“有的放矢”。
　　六曰“学习外国”论，认为外国有发掘帝陵的经验，值得借鉴，有的还以埃及的金字塔的发掘为成功的典范，既弘扬了文明，又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七曰“满足民意”论，认为秦始皇陵是一座充满了神奇色彩的地下“王国”。那幽深的地宫更是谜团重重，地宫形制及内部结构至今尚不清楚，千百年来引发了多少文人墨客的猜测与遐想。如今民众有十分强烈的动机和愿望，不能不考虑这一民意。
　　对以上种种议论，考古界人士说，秦始皇陵墓是不是打开、什么时候打开，不是由经济学家或是部分民众的意愿所决定的。考古，毕竟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考古发掘工作，也是非常复杂的工程。
　　秦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研究员说：“在当前的环境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构成发掘秦始皇陵墓的借口。以发掘帝王陵墓为切入点，以文物带动旅游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观点，是一种幻想，是一种杀鸡取卵的做法。此生也许看不到地宫的秘密，但仍愿把一生献给秦始皇陵的考古事业!”
　　段清波也称，除了技术不具备外，还必须考虑社会心态问题。目前国内的考古技术还不成熟，谁可保证出土的文物万无一失呢?我们当代人如果不遵循客观规律，只图一时的冲动与快感去发掘秦始皇陵墓，那么，后人非但不会赞扬我们的聪明睿智，反而可能会痛责我们因急功近利而导致后患无穷的愚蠢之举。
　　上文提及力主发掘秦陵的“学习外国”论，其实，外国对于帝陵也是多加保护的。复旦大学文博学院陈淳教授说：“如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主动开掘帝陵。”他指出，考古界对现在打开秦始皇陵均持反对态度，因为发掘后，从技术上来说，不能保证能保护好这些文物。特别是壁画、陶器、纸质、绢质、丝质等文物的保护现在还是难题。
　　技术上的瓶颈常常会使文物的开掘成为破坏。秦始皇陵兵马俑在刚开始发掘出来时，表面有艳丽陶彩，但现在已经逐渐黯淡甚至变黑；在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发掘中，千年鲜桃却转眼化成一摊水。因此，“尽量不主动发掘”的理念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国际考古界的共识。
　　听到这样一种议论：“赶快把秦陵挖开，还是考古界发出的呼声呢?”还以老山汉墓和埃及金字塔的电视直播热为例说，考古工作者坐了多年冷板凳，突然到了聚光灯下，一时难免冲动：这是“富矿”啊!秦陵为何不开掘?
　　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正是考古界认识了文物的特性及其珍贵，才始终反对发掘秦始皇陵。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化成教授说：“保护是第一的，保护好了才能研究。两害相权取其轻，做任何事情都要看利弊。文物中有许多有机物的保护比较困难，虽然有很多办法，但还没有找到完美无缺的手段。帝陵不发掘，这是考古界的共识。”
　　秦陵考古专家张占民说：“如果有人问我的态度如何?我实话实说，迟一天挖，比早一天挖更好。如果把地宫保存了两千两百多年的珍贵文物毁在现代考古学家手上，那不成了千古罪人!”
　　秦俑博物馆副馆长田静研究员说：“现在急于发掘秦始皇陵，那完全是一种短视的行为，既没有迫切性，技术上也不能过关。两千多年来，秦始皇陵地宫中的各种因素，已经达到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发掘将是更佳的保护环境。”
　　根据专家的推算，如果使用传统的考古钻探技术，要想全面了解秦始皇陵区地下埋藏情况，至少还需要两百年!值得庆幸的是，现代高科技手段在考古学上的应用可以大大加快这一进程。然而对于人们最为关心的焦点话题——何时发掘秦陵地宫，文物主管部门和保护专家却给出了一个异常简洁明确且出乎绝大多数人意料之外的答复：短时间内不可能挖!
　　这是什么缘故?前文已述，不完全是技术和资金问题。如果说几十年前不发掘帝王陵墓，很重要的原因是资金和技术问题，而现在不挖帝王陵，更多的是出于文物保护理念的进步。
　　至于何时发掘秦始皇帝陵，从目前来看，是遥远的将来了，有的说五十年内是不可能发掘，有的说一百年内不可能发掘。这是为什么?就此问题，笔者专访了秦俑博物馆馆长吴永琪研究员，他说了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贯彻文物保护政策的需要。现在文物保护政策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对帝王陵一般不主动去发掘。此项文物保护政策是从国内外的教训中吸取的。当今世界各国的文物考古机构，对于保存状况较好的大型遗址和墓葬都制订政策，尽可能保持文物的原生环境，一般不进行主动发掘。
　　其二，世界遗产保护的特殊要求。发掘秦陵费工费时费财，在没有十分必要的时候，应该不予考虑，加之秦始皇陵已经成为世界遗产名单中的一员，因此更要慎而又慎。埋于地下两千多年的文物，氧化、腐败只是下葬后的最初几年，后来有微量的氧化，现在相当隐定了。若贸然打开，文物受到湿度、温度、风、光以及外界震动的影响，难免发生变化。
　　其三，发掘秦陵确有难度。发掘秦陵必须是“大揭顶”的，要取掉封土，才能发掘，这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揭开封土以后，地宫面积二十多万平方米，又不是短期内可以发掘得完的，如何保证在发掘中地宫的遗迹及文物不受风、雨、日光等自然因素的破坏?揭开封土发掘完后，封土如何再覆盖上去，保持原来的面貌?发掘出来的文物又怎样保护?等等，这些都是实际问题。
　　其四，从民族尊重祖先的道德取向来说，也是不允许随意挖掘祖坟的。旧社会那种挖坟鞭尸之为是一种仇恨发泄。秦始皇虽然是暴君，但毕竟是祖先。应该说，秦始皇功大于过，“过”也是从“功”中导致出来的。人都有一种好奇心，希望挖开来看个究竟，这可理解，但更要从尊祖道德上来考虑。
　　说到这里，吴馆长动情地说：“葬者，藏也，中国帝王陵是秘而不宣。对于帝陵不可主动发掘，再也不能取悦于洋人去发掘。外国对于帝陵保护也有一套措施，不让人靠近观看，而在陵的周围用栅栏隔开，只能远距离观看，而秦陵不仅零距离观看，而且可以登陵观看。”还说：“冒然打开，墓里的文物将会顷刻发生变化，如此发掘等于破坏。在马王堆挖掘时，我亲眼看到墓室确有耦片，从左边拿到右边，瞬间就没有了，这就是文物出土之后的变化。再说，祖先留下来的遗产，不能让我们这一代都给发掘了，要给子孙后代留着。”
　　是啊，文物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它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一旦损坏将永远消失。而文物保护的难度又相当大，诸如壁画、彩绘、简牍、织物等有机质文物的保护，更是世界性的难题。很多保护技术即使当时效果很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无法预测长久的负面影响。其实，开挖的同时就意味着历史传奇魅力的失落，或者失望的开始。如果乾陵里什么都没有，像那个在亿万世人面前打开的空荡荡的金字塔一样，从此再也没了与想象同在的魅力。
　　对此，中国文物考古学界曾有过惨痛的教训!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有专家私下里心存渴望：研究了这么多年，有生之年能看看“真相”多好!在一批历史学家的坚持下，明万历皇帝的定陵地宫被打开了。但这次鲁莽行动的后果，被一直持反对态度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不幸言中：色彩鲜艳的丝绸类织物在接触空气的瞬间化为灰烬，大量有机质文物遭到毁灭性破坏，连万历皇帝的尸骨，后来也被“红卫兵”焚毁。定陵发掘的考古报告，也是时隔三十多年以后才得以完成。因此，在十余年后，当郭沫若再次向国务院报请发掘明长陵及唐乾陵时，被周恩来总理坚决否定，为此郭老曾题诗“待到幽宫重启日，延期翻案续新篇”，写出了他的失落与不甘。
　　时光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借鉴国内外文物保护先进经验和理念后，中国政府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为今后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确定了基本方向。因此，在面对国内外舆论和社会各界对发掘秦始皇陵地宫的关注时，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及文物考古界的专家学者，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的意见。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副司长宋新潮说：“把它们留在没有开掘过的墓葬里更好，墓内稳定的状态更适合文物长时间保存，至少目前的技术能力和人工环境远远不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说：“发掘秦始皇陵必须具备这么几个条件：其一，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帝王陵墓，是我们的，也是我们子孙的，对它的发掘必须要具备好的条件；其二，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特别是像秦始皇陵这样极其重要的文物，保护条件不好，损失就会很大。也就是说，必须有万无一失的保护条件；其三，国际上，对一切考古发掘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对古遗址都是不主动去发掘。正因为如此，在短期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会主动对秦始皇陵进行发掘的。”
　　在文物考古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努力下，陕西省政府正通过立法等程序对秦始皇陵进行保护。将秦始皇陵区划分为重点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对可能影响文物安全、环境景观的各种行为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和规范。
　　基于上述原因，秦俑博物馆研究室原主任张文立和他女儿张敏合著的《秦始皇帝陵》一书中指出：“秦始皇帝陵的发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个方面的因素，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就决定了它是遥远的未来，只能耐心地等待，甚至要等待几代人。当然，如果出现某种偶然的奇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原载2007年6月21日东方网)

秦始皇帝大传/郭志坤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