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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黄帝形象演变论析

陈子艾

                                     
  居五帝之首的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伟大先祖。在祖国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黄帝形象经历过不少的演变。历来有关他的研究文字中,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拟就所查阅的史料,对黄帝形象的某些演变,作一粗浅剖析,并就有关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从神话中的神到五帝之首的帝
  作为神话中的神,黄帝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何时才享有显赫声名?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过去不少研究文字,往往根据战国时期铜器《陈侯因*(上次下月)敦》铭文,记有“高祖黄帝,迩嗣桓文”八字,断言应是战国时期。例如肖兵在《楚辞与神话》一书中,就曾谈到:“黄帝只是到战国时才声名显赫起来”。我以为,这种观点可以商榷。
  有关黄帝的记载,早在《山海经》中已有所见。书中各经记录成文时间并不相同。在可能记录最早的《大荒经》中,有关黄帝的记载是:
  《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左豸右虎)。黄帝生禺*(左豸右虎),……”。
  《大荒北经》:“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
  《大荒西经》:“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从以上的神话记述可见:
  (1)禺*(左豸右虎)、北狄、犬戎诸古老氏族部落群体,都曾尊崇黄帝为祖先神。
  (2)由禺*(左豸右虎)和犬戎形象的分别为人面鸟身、人面兽身所显图腾可以推见,作为他们祖先神的黄帝,当时也可能是以半人半兽形为其形象的特征。
  (3)禺*(左豸右虎)形象所呈现出的崇蛇鸟观念,是古东夷文化所具有的特征。据传说,舜出东夷,商的远祖也出自东夷。因此,由禺*(在豸右虎)乃黄帝之子,又可推见,属东夷的舜、商,也可能曾以黄帝作为祖先崇拜的对象。
  (4)居住在北方的北狄人,据考证,他们早在春秋前,就已长期活动于齐、鲁、晋、卫、宋、邢等国之间,与诸国接触频繁。因此他们的北狄之国,有可能早在春秋之前就已存在。
  又据《诗经》记载,商祖契为母狄吞玄鸟卵而孕生,周始祖后稷则为母姜螈履巨帝迹有孕而生。《史记》的《殷本纪》和《周本纪》还记有:简狄、姜螈都是黄帝之孙帝喾的妃子。尧则为帝喾的儿子。尽管这种记录,将彼此相距长达数百年乃至更为久远的尧、商始祖契、周始祖后稷,变成了同辈的兄弟,历史错位十分明显,但却也从中可以窥到一点历史的影子,即:尧、商、周的先民,都曾崇黄帝为祖先神。《史记·三代世表》附录中,更有简明的概括:“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
  以上述析,虽非信史的论证,但的确透露出了这样的历史信息:早在夏、商、周时期,甚至在唐尧、虞舜的传说时代,黄帝不仅在中原地区,并且在东夷、西戎、北狄人中,都已先后享有崇高地位。
  研究黄帝神话时,另一常有分歧的问题是:因黄帝居于轩辕之丘而号轩辕氏呢,还是丘因黄帝轩辕氏居于其上而得名,对这问题,西晋皇甫谧和东晋郭璞的不同看法可为代表。
  晋初皇甫谧著《帝王世纪》云:“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此为名,又以为号”(见北宋刘恕《通鉴外纪》卷一上注引,又见徐宗之辑《帝王世纪辑存》笫19页)。唐司马贞《索隐》中,在引述此文后注曰:“轩辕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
  另一说为:据《山海经·西山经》载:“昆仑之丘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无草木。”东晋郭璞注:“黄帝居此丘,娶西陵氏女,因号轩辕丘。”
  我认为,皇甫谧的说法较为妥当,郭璞的说法不大经得起推敲。为了便于论证,还需引几段相关的记录:《山海经·海外西经》:“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
  郭璞之说不妥在于:(1)《西山经》中的“轩辕之丘”,是“无草木”的生态环境;(2)《海外西经》轩辕之丘是方丘,是只要有四蛇就可相绕的不算大的方丘,人怎能生活于其上?其上“无草木”,也是备受尊崇的黄帝难以居住生活的。
  从《大荒西经》《海外西经》所记:由四蛇保护,人们敬畏不敢西射看,倒很像是崇蛇先民的祭丘。这种祭丘,在世界各大州原始先民的祭仪中并不难见到,从今天我国蒙古族于草原上垒土石等而成祭坛的祭敖包,也可窥见类似的古文化遗存。而称其为轩辕之丘或台,则有可能与祭轩辕十七星有关。天文学界认为:今之计算表明,中国二十八宿与天球赤道相吻合的年代,距今已约5000年。可认为这是二十八宿体系创立时代的上限(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的轩辕十七星条)。既然早在5000年前人们已能创立二十八宿体系,那么,也自然有可能已定轩辕十七星之名,而民间也有可能对其立丘坛以祭,因名之为轩辕之丘,并敬畏之不敢西射。
  如果再进一步考察,古代虽流传有黄帝是其母附宝感“秘电绕斗轩而震”,并长孕达二十四个月才生的感孕神话(可参阅《路史》有关记载),注意到作为“北斗权星”下凡的黄帝与轩辕星的关系密切,如:“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如龙之体,主雷雨之神……,此十四变,皆轩辕主之”(《大象列星图》)。“轩辕,主雷雨之神”(《春秋合诚图》)。“黄帝以雷精起”(《河图帝纪通》)等等,则也可以理解为:处此极西之处的轩辕之丘,是古西戎等先民祭其祖先轩辕氏的祭丘、祭台。当然,这也仅限于是作为祭祀用的轩辕之丘,而绝非黄帝居于其上的轩辕之丘。黄帝所居之处,自应以在其国都河南新郑西北的轩辕之丘为妥。至于后来战国时期《穆天子传》中所言:“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我以为,也以作这样的理解为宜,即:黄帝之宫是天子敬祭黄帝的祖庙,而非黄帝居住之宫。
  《山海经》神话中半人半鸟兽形的黄帝,是原始先民以“万物有灵观”为其基本特征的原始思维的必然产物,是神话在向传说演变进程中,神的形象往往要经历由兽形——半人半兽形——人形这种过程的合乎规律的表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先民对自己是万物之灵自觉意识的不断增强,对客观事物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有学识的文人对黄帝神话有意地加以历史化,作为神性形象的黄帝,也就日益向人皇的形象演变。这种演变的痕迹,在后来众多的古籍文字资料中,可以大致窥其概略。
  战国时问世的《尸子》中记有:“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太平御览》卷七九所引。尸子生活年代为前396—前330年)。子贡是就黄帝那一个头却有四张面孔的神怪形象而向老师发问的,经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一解释,就成了正常的一个人头一张面孔的常人形象,就成了有四个合己意的臣子来帮他治理四方而王天下的人皇。
  从战国时齐鲁学者撰集的《大戴礼记·五帝德》中,还可见:“宰我问孔子曰:‘予闻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战国时,神仙之说盛行,活三百年,寿八百岁的说法,可常见于《山海经》等书中。荣伊讲的黄帝寿三百岁,正是被传为神的黄帝的特征,现经孔子一解释,黄帝也就成了正常长寿百年的帝王,成为有功于民,令后人怀念且要传其教化的贤明帝王。
  作为记述人皇黄帝生平事迹早而又较完整的古文字记载,应首推《史记·五帝本纪》书中记述的黄帝,其人皇的基本特征十分突出,也体现出太史公的史笔与汉文化的某些特色。现仅择述以下三点:
  一是无“不雅驯”“怪物”之词,黄帝形象能给人以较强的可信感。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明确声称:“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而自己是“择其言尤雅者”才入书的。对百家言的“不雅驯”“怪物”之处,他的确是予以摒弃的。例如:《韩非子·十过》中的:“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复上……”。尽管黄帝形象威风凛凛,他决不予以采用。又如:《山海经》所记:“黄帝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在《史记》中,则为嫘祖“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元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显然,《史记》选述的是《大戴礼记》等书的记录,为了与作为人皇与文化创造英雄的黄帝相匹配,其妻的名字也由“嫘祖”改为教人养蚕的“嫘祖”。
  关于黄帝征蚩尤的重大战功,《大荒北经》的描述,有不少神奇之笔,诸如黄帝命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等等。《史记》的记述则十分简朴:因蚩尤暴虐百姓,作乱不用帝命,所以黄帝与之战于涿鹿之野,擒杀之。无一神怪的情节。因此,司马迁笔下的黄帝就比《山海经》《庄子》《韩非子》等书中的黄帝,显得真实可信多了。
  二是阴阳家的“阴阳五行说”,强化了黄帝作为人皇的中央帝地位。
  司马迁十分看重阴阳家。他在论六家要旨时,将其列为六家之首。司马迁的黄帝因“有土德之瑞,故号曰黄帝”(历来尚有多种解释:如丁山认为,黄帝名称,是春秋士大夫揉合后土‘黄示’与‘皇天上帝’两个天神地祗为一神的创举”。古史辨派的顾颉刚认为:“黄帝即‘皇天上帝’的别名;周代才以黄帝代之”。都可供研究参考)之说,正是出自阴阳家的学说。
  这种类似观念的表述,当时比较多见。例如:秦《吕览·季夏纪》曰:“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淮南子·天文训》有:“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其神为镇星。”
  秦汉之时的这类论述,都源于战国时以邹衍为代表所创的五德终始说。这种学说在其发展中,形成了按五行配五色、五方与五帝等相对应的理论体系。其主要的对应如: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五方 东 南 中 西 北
  五帝 太皞 炎帝 黄帝 少皞 颛顼
  五神 句芒 祝融 后土 蓐收 玄冥
  考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以土、木、金、火、水为排列次序的。作为五帝之首的,按对应表,自应为土德、色黄、方位居中的黄帝。而现实生活中的黄帝,其活动的主要地域,正是北方的黄土地带,也恰好正处于有利于威镇四方的华夏大地的中央地位,因此,“以土德之瑞,故号曰黄帝”之说,就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汉代盛行的五行学说,强化了黄帝作为人皇的中央帝的地位。
  三是有关黄帝配偶的记述,打上了汉代民俗的烙印。
  《史记》中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女,谓之嫘祖”的记述,在早于《史记》的《晋语·帝系》中的原文是:“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两书记述之所以不同,原因在于姓名习俗的发展变异。
  春秋时期,“子”与“女”二字可通用,如《论语·公冶长》中,就有“以其兄之子妻之”的说法。当时,“氏”字加在人名之后,是表示尊称。这种习俗,早在夏、商、周三代以前就已存在。据《通志·氏族略序》中所记:三代以前,“氏”与“姓”’是严格区分的。“男子称氏,妇人称性。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所以出现了《晋语》中的记述:以“子”表“女”,“嫘祖”名字后加“氏”。待到司马迁写《史记》的汉代,姓名习俗在长期演进中有了变异。不但“子”与“女”二字不再通用,“姓”与“氏”也不再分开而是联用。伴随“姓”“氏”的混用,“氏”加于人名之后表尊称的民俗内涵,也就日益衰微而终被改易。司马迁对《晋语》中所记的改易,于留下汉代姓名习俗烙印的同时,也反映出了女性地位的下降。
  道教神仙谱中的黄帝
  神性形象的黄帝,经日益的历史化,特别经司马迁的史笔,成了地地道道的人皇,更多地接近于远古时代部落联盟大首领的形象。再经后来的发展,其作为人帝的形象就更加充实和丰富,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公认的伟大文化英雄、创业始祖之一,至今中华儿女还常以“炎黄子孙”自称,并引以为骄傲。同时,另一方面,由于土生土长道教的影响与利用,又使黄帝仙化为一位神仙皇帝,既有世俗化人皇帝性的一面,又有作为道教神仙仙性的一面。这在宋代道士张君房写的道书《云笈七签》(此书为宋真宗命道士张君房修《大宋天宫宝藏》(又名《小道藏》)的精要本。有“习之可以降云汉之游,览之可以极天人之际”的赞语)中,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
  《云笈七签》中,有关黄帝的记述相当详具,也相当庞杂,可谓是融神话、史实、仙话于一炉。其黄帝形象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对神仙黄帝原有人皇的文治武功一面有进一步的强化。
  以历史上伟大的联盟首领为原型的黄帝,经道士们的造神,形象愈传愈神异,既是富有仙性的神仙,又是极有本领的创造本土文化的箭垛式的人皇,他与众臣创造文化事项众多,真无愧于“人文之祖”的称号,堪称中华民族创造远古文化众多祖先英雄的代表。
  他率领群臣,创制衣、裳、履、冠冕,始去毛草之弊;发明弓、矢、舂杵,特别是灶的创造,使先民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活;他始作屋,又构楼,并筑城邑,一改巢居穴处的原始面貌;造舟车,教人骑马,方便了人们的行走。由于其美德,引来凤凰,从而启迪了仓颉观鸟迹而作文字;又使伶伦创黄钟之音;其他如天文、算术、占候、权量的创造,占日占月卜书的著作,测天象盖天仪的出现,都是造福于民之举。他还采首山之金,始铸刀造弩;取夔皮以制鼓,又制骨角,还著兵法三卷。又与名医扁鹊等著《脉书上下经》《鍼经》等医书,甚至连训练武士的蹴踘之戏的发明,也离不开黄帝的名字。
  在相传为黄帝所创造的文化中,有不少与道家、道教相关,如各种托名黄帝的医书;以道教五行观等为指导而作甲乙十干以名日,立子丑十二辰以名月,以鸟兽配为十二辰属之以成六旬而造甲子,还有作纪历以定年等。同时,从中也还可见儒家的影响。如飞来的凤凰,头上有字曰“慎德”,背上的字是“信义”,皮肤刻字为“仁智”等。这种宣传儒家学说的词语出现于道教经书中,并非偶然。因为道教发展到宋时,已成了与儒、释二教大融合的新道派。“三教一家”“万善归一”的调和论方兴未艾。儒家逐渐发展成融合释道学说的理学。上述儒家伦理观被硬加入到道教神仙黄帝的生平中,其时间误差虽然过大,但却正是宋代这种文化大背景的必然反映,时代烙印是深刻的。
  将非黄帝所处时代的事或同时代他人的事,都归列到黄帝身上,这在有关文字中并非少见,虽非历史的本来面目,却是民间传说中的常见现象。胡适曾将这种塑造人物的方法,名之为“箭垛式”(胡适在1922年写的《读楚辞》中,提出了“箭垛式人物塑造法”。1925年写的《三侠五义考证》中,具体总结了包公传说和李宸妃传说的演变过程,概括归纳了“箭垛式”方法的特点)方法。这就如同春秋时的巧匠公鲁班,由于后人将许多能工巧匠的创造,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从而塑造出了巧匠鲁班这一传说人物一样。
  二是曾被奉为道教始祖的黄帝,是一位富有仙性的皇帝,最后升天成为天仙。
  首先,他的降生极富神性。除史笔性描述外,又增添有:母附宝“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于郊野,附宝感之而有娠,以枢星降又名曰天枢。怀之廿四月,生轩辕”。对其形象,也加添了“龙颜日角,河目隆颡,苍色大肩”的描绘,这明显是在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描述的基础上又稍有增添的。
  所述母感电光绕北斗而生,这种“感孕”情节,为古代帝王诞生神话中所习见。汉代盛行谶纬学,在汉纬书《诗纬含神雾》等书中,就记录有不少这类神话。诸如华胥履巨人迹生伏羲,安登感神龙而生神农,姜螈履巨人迹生后稷,庆都感龙生唐尧,简狄吞卵生契,女节感流星生少昊,女枢感瑶光贯月生颛瑞等。这种感生情节,往往是古代“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氏族族外群婚婚姻形态的折射,也是巫术观念与帝王自应异于常人观念等的综合产物。
  在司马迁生活的汉代,这类神话虽可能仍盛传于民间并被记入书籍,但由于他写史宗旨的不信怪物神异,并未被他录入《史记》之中。只是在后来的道教仙话中,才或被照录或稍加变化地予以转述。神话与仙话,前者出自万物有灵、灵魂不灭观念,后者以灵魂肉体均要长生为主旨,二者颇不相同。此外,在产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与心理、创造意识自觉与否、社会作用等方面,也各有异。但神话中的神与仙话中的仙,在具有超于凡人的能力或有异于常人这些方面则是相同的。正是在这个结合点上,古老的非自觉创作的神话,被运用于后来自觉造神的道教仙话中。
  其次,在描述其生平时,也融入了神仙色彩。例如,他的形象是:衣黄服、戴黄冕,驾黄龙之车,载交龙之旗,与天老五圣游于河洛之间。他以风后、力牧为将相,也是靠占梦而获得。尽管他作为道教最早始祖的地位,后来很快为老子所取代,但人们仍不忘述其创造之功。如继伏羲,完善八卦之说,制归藏书以为易之始,敬大挠为师始创阴阳之法。还与群臣一起创著道教经书,如《黄帝内外经》《黄帝阴阳经》《黄帝泰素》等(据《汉志》所载,有关黄帝之书共有十二类二十六种之多。而属于道家的书占主要部分。十二类为:道家、阴阳家、小说家、兵阴阳、天文、历谱、五行、杂占、医经、经方、房中、神仙)。从这些书要“托名”为黄帝之作,也可窥见黄帝在道教中影响之大。他的政治理想也是道教化的:“庶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无羡欲之心。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无求欲也”。
  从黄帝理想的华胥国,也可见其神仙思想。作为早期道教四子之一的列子,在《列子·黄帝》中,描述了华胥国的特点:“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民无嗜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天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憎,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乘空若履实,寝虚若处床。云雾不硋其势,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这种被茅盾认为已是神话哲学化了的描述,我以为其核心内容,可说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由于道教的极力推崇“无为而治”,所以写黄帝乘龙升天时,除基本同于《史记·封禅书》的描述外,在提到与黄帝一同飞升的70多位臣子时,硬是又加入了一个“无为子”。
  三是黄帝一生事业的成功,离不开道教的法力,特别是女仙的帮助。
  道书中的黄帝,为求真访隐,问道求仙,曾到过华山、首山、泰山、霍山、潜山、王屋山、青城山、青丘山、天台山、五台山、衡山、具茨山、九嶷山、崆峒山、荆山等道教名山,其中不少属于道教所尊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中的仙山。而先后访求师事的仙人,如广成子、九元子、青鸟子、黄盖童子、紫符先生、宁先生、西王母、玄女、素女、造五城十二楼以候的有宁子以及务光子、赤蒋子、容成公等,大都是有名的道教神仙。可以说,所写帮他获得事业成功、以成天仙的神仙们,除与他时差相距太大的道教有名历史人物如张天师等未见外,历来道教神仙体系中的各方面人物,都已包罗在内。
  从以上所述,明显可见黄帝的一生,是极大地得助于众仙人与仙山的。如果再看黄帝战蚩尤这一重大战事,对照《云笈七签》与《山海经》的描述,就更可见道教是怎样夸张地描写道教法力和特别尊崇女仙的。
  《云笈七签》中写道:“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战败,惨然而寐,梦见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表,以符授帝,曰:‘太乙在前,天乙在后,得之者胜,战则克矣’”。帝投坛稽首再拜,才得符。又稽首再拜于人首鸟身的玄女前,曰:“蚩尤暴人残物,小于欲万战万胜也”。后“元玄教帝三宫秘略、五音权谋阴阳之术,元玄传《阴符经》三百言,帝观之十句,计伏蚩尤;授帝灵宝五符真文及兵信符,帝服佩之,灭蚩尤。……”(《云笈七签》的此段引文中,也有蚩尤命应龙蓄水、黄帝请风伯雨师及天上女祅及擒杀蚩尤等情节,大致与《山海经》相同,故用省略号)
  而《山海经·大荒北经》是这样写的:“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于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显然,《云笈七签》中的增写,有两点特别引人注意:(1)黄帝在西王母派来的道人前,是稽首再拜才受符的,而帝稽首再拜于元女前时,竟还自称为“小子”。贵为五帝之首,备受众人崇仰的黄帝,这种表现所衬托出的西王母与元女两位女仙的地位是何等地高尊!(2)帝观《阴符经》十句,就可计伏蚩尤,服佩灵宝五符真文及兵信符,就灭了蚩尤。道教的经和符,又是何等地法力无边!
  对西王母、元女地位如此之高尊的夸张描写,除了宣传神权高于皇权,从而大树道家权威的需要外,也表现出了道教崇拜女仙尊重女性的特点。
  四是神仙黄帝地位的变迁和他的拜老子为师。
  作为道教前身的战国时方仙道的神仙家们,是崇奉黄帝的。这与当时诸子百家争言黄帝、托黄帝而述作密不可分。汉武帝后,伴随黄老道的形成,其所崇奉的最高神逐渐由黄帝向老子过渡。当时宫廷上层“诵黄老之微言”(《后汉书·楚王英传》)以及边韶作《老子铭》等推崇神化老子,加速了这种过渡。至东汉末道教形成时,五斗米道明确以老子为教主,且奉之以“太上老君”的尊称(太上:初期道教以天、地、人的神学为指导思想,认为天者主生,地者主养,人者主治。以天、皇天为最高神。“太上”,可理解为天、皇天的代词)。黄帝地位明显下降。
  东晋中叶,葛洪之孙葛巢甫创灵宝派,由盘古真人演变成的元始天尊与太上大道君及太上老君(即老子)被尊为该教派的三位至高神。这种至高神的地位,在南梁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中,也有所反映。该图列出了道教最早的神仙谱系。该神仙谱系将神仙分为七等级,每级有一个中位神仙,其旁分别立左右位神仙若干。上述三位神仙分别为第一、第二、第四中位神仙,而“元圃真人轩辕黄帝”,则与颛顼、帝舜、夏禹、风后、安期生、尹喜(为老子徒弟)等同处于第三左位的40余位神仙之中。这一体系,由于过于庞杂琐细,也缺理论说服力,所以,对后世影响不大。加以道教又先后出现了重玄派、龙虎山天师派、紫阳派、神霄派、真大道教派、太一教派、全真教派、正一派等诸多派别,由于各派教义不尽相同,所尊之神也各自有异。这就更削弱了该神仙谱系的影响。但从后来发展的整体看,玉清、上清、太清即老子这“三清”,是相当普遍地被尊为道教最高神的。因此,老子被定位为“太清太上老君”,也就当然远高于与老子徒弟尹喜居同等地位的“元圃真人轩辕黄帝”了。
  那么张君房笔下对黄帝与广成子(老子的化名)关系的描写又如何呢?他是这样叙写的:黄帝“登崆峒山见广成子,问至道,广成子不答。帝退捐天下,筑特室,籍白茅闲居三月方往,再问修身之道,乃授以自然经一卷”。不难看出,这段记事,引自《庄子·在宥》篇,但引用时却删去了原有的这种细节:“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这种删节,与张君房的道士身份密切相关。战国时的哲学家庄子,他否认有神的主宰,可自由地任意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而作为道教信徒的张君房,却既要尊重老子(即广成子),可也不能对居于神仙谱系中的元圃真人轩辕黄帝失敬,就不能不省去膝行求教的细节描述了。
  老子的名字,在道教经书中常有变化,但不管名字如何变化,在与黄帝的关系中,由他帮助黄帝战胜蚩尤等情节,基本上是没有多大变化的。
  五是由神仙黄帝演变为玉皇大帝,并取代东王公的地位而与西王母相配对。
  《云笈七签》对《庄子·在宥》中黄帝膝行求教于老子细节所作的删节,到了明万历《有象列仙全传》等道书中,却又被转录引用了。这又该怎样理解呢?我以为,这可能与宋真宗时尊轩辕黄帝为圣祖,称之为“昊天玉皇上帝”,后又封以“太上开天执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尊号有关。到宋徽宗(1105—1125)时,这封号已基本固定下来,通过皇权力量的推行,民间逐渐熟悉起来的是前述尊号的简称“玉皇上帝”,后来更演变成“玉皇大帝”,对其原名“轩辕皇帝”倒反而日益淡化直到二者完全脱离。道观中,虽仍按道教经书的传统,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等“三清”为至高神,但伴随流传变异的规律,道观的玉皇大帝,一方面日益与元始天尊混而为一,有时,还与道教三官之一的天官相混同。另一方面,他又有了各种异名并流行于民间,诸如天公、玉皇、大帝、天帝、昊天上帝、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等。这些异称,在今天的台湾同胞和东南亚的华人中,仍保留甚多。
  再者,道教经书中,西王金母(即西王母)本来是与后造的东王木公(即东王公)共理阴阳二气,养育天地、陶钧万物的,但在民间的长期流传中,东王公的位置却也逐渐被玉皇大帝所取代,从而出现了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即西王母)配对,成为共同主宰人们命运的一对夫妻大神。
  这种流传变异现象启示我们:(1)封建社会中宗教信仰的推行,皇权(即政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10世纪以后,玉皇大帝之所以能较快地在民间和道教中扩大其影响,是与宋真宗的赐予封号并经后来皇朝的大力推行分不开的。(2)在文盲甚多的民间,口头的传播力可以超过书本的扩散能量。民间口头流传的玉皇大帝,就远比录于古书的黄帝本纪的事迹要扩播得快而广。当然,这也还因有宗教组织的促力在内。
  虔诚而又有学问的宋代道士张君房,出于对中华祖先、宗教领袖的信仰崇拜,加以宗教造神的需要,将口传与史书上的许多文化创造之功以及仙人求道得道之说,都“箭垛式”地归于黄帝之身,写出了这样一位富有神力大有作为的神仙帝王,这应是他的重要文化贡献。当然,这是从宗教文化着眼的,若从信史角度看,自不免有许多失真之处。
  综上所述,黄帝,作为我国古代氏族社会中功绩昭著、众望所归的联盟首领,通过远古先民所具原始思维的非自觉的创造,就成了可能是以半人半鸟兽形为其形象特征的男性大神。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思维认识能力的提高,又经孔子、司马迁等文人对他自觉地加以历史化,再加人们不断地对他进行“箭垛式”的传说加工,从而逐渐演变为声名显赫的文化创造英雄和贤明的人皇。此后,他一方面沿着这人皇形象的轨道不断发展,日益成为中华民族公认的伟大先祖,并以“人文之祖”的崇高形象,至今仍活在海内外亿万子孙们的心中。
  另一方面,又因道教的需要和利用,使他日益神仙化,成了一位富有仙力的道教大神。自宋真宗后近千年来,又以玉皇大帝之名,日益扩大其影响,成为民间最熟知的道教尊神,并与由西王母演变而来的王母娘娘配对,成为上天主宰人们命运的一对夫妻大神。
  我们应在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针的指引下,努力发扬黄帝作为“人文之祖”的精神力量,尽力克服其作为“玉皇大帝”的某些消极因素,使他在增强人们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强化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在促进祖国的统一事业、丰富人们的文化知识(包括宗教文化);在活跃国际文化交流以及发展旅游事业等方面,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使伟大先祖的形象,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更添新彩。
  选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3年第4期
  

黄陵文典 黄帝研究卷/《黄陵文典》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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