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全图鸟瞰及前人之解说
　　汉武梁祠画像，历经古今学人，加以考究，然多从事于前石室之画像。若后石室者，尚多付阙如。后石室所镌之人物故事，较前室为怪诞，其中若第三石之画像，乃又属后室中之尤奇者。如冯云鹏氏兄弟之《石索》所云：“后石室画像，多灵怪之状。此第三石更为怪异。”
　　云云，即此之谓。今者吾人即欲对此第三石之刻画，作一试探。为以下叙说之省目、便利，姑先将此石全面画像，并前人之解说，叙录于下。
　　武氏祠后石室第三石，其刻画共分四层：
　　第一层所刻者，仿佛为一群海马、飞龙、神人者，奔腾前来。当其前有类达官绅士者二人，伏跪于地，如迎祷状，更其后有大官一人，拱而立，表企望之态。本层有题榜二处，未行镌字。
　　第二层所刻者，有乘云被雾如雷神者一人，在后随从魔怪二人。居前者有多人负索挽引而进，再前则为一孔龙，屈曲如桥衡，脊吕之上及左右悬空之间，各有人焉。有持缶以灌溉者，有执锥以进击者。然尤奇者，则为龙桥下之实行锥杀之图。本层亦有题榜一处，未行镌字。
　　第三层所刻者，先为三人执刀前奔。其前有如猿猴者四，俱作奔腾状。猿之前，有持兵器者四人。再前则为一半人半兽形之怪物，虽作人立，而豹首虎爪，计头戴以弓，左右手一持戈，一持剑，左右足一登弩，一蹑矛，睹其形状，至为狞猛。其旁又有一半人半兽形之怪物，一手挺搠，一手横托一小怪物且似作吞噬之状。本层有题榜四处，俱未镌字。
　　第四层所刻者，全是狩猎图画。其人物有负豺虎者，有追逐野牛者，扰扰攘攘各如其态。亦有题榜二处，未行镌字。
　　全幅画像，已概括叙述如上，试再将冯氏《石索》中之解说，要约言之。冯氏谓第一层之神龙，乃伏羲以前九头纪五龙纪之属，《春秋命历序》所云：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驾龙，周密与神通，号曰五龙者是也。谓第二层为雷雨之事，即雷公雷车之描画。谓第三层为异人奇兽，名不可晓。观其吞噬小儿，岂尧时窫窳食人之类欤?又云：“其第三层出乎《山海经》外，《灵光殿赋》所谓杂物奇怪，千变万化，曲得其情者，于斯益信。惜未署其名耳”。渭第四层为田猎搏狩之事。按之以上冯氏之诸解释，自属含糊模棱。然冯氏所以处处与以揣测态度者，正表示此幅画像考证之匪易，固未可妄加菲薄。
　　另外，在《金石索》前后诸金石书，多未著录并论及此幅画像，故未能广辑前人之说，以资参考。据诸陋见，往年日本学人原田淑人、驹井和爱二氏同辑之《支那古器图考》，于1932年所刊之《兵器篇》，曾将此石第三段中手足执持兵器之怪人物，列其书中。原田于汉、唐名物之学属较有研究心得者，然于此怪图像，亦莫之能名。故其解释，极为简略，仅著录其名目曰：“怪兽持兵像”而已。是原田虽曾注意及此，亦只能于古代兵器制度，稍得以辅助之说明，而于此第三石之画像的考释，初无丝毫裨补也。第怪兽持兵像之注意，虽于全幅画像，无所发明，然于继起之研究者，实不无启发。盖吾人今日对于此画像之考释的试探，即系因缘于该怪兽而起也。爰该怪兽几为此全幅历史剧画像中之主角。设第三石无此怪兽之刻画，则全体故事，绝难得以解说线索。反之，若此持兵器怪像，能与以真切认识，而整个故事画，即将有全部了解之可能。怪兽持兵像，即有关于本画像者之如此之巨，故吾人不能不自破文例，将与此怪兽逼肖之另一古代怪兽铜像，记述于下，以供参证。
　　华盛顿曾藏有铜质铸成之怪兽像一枚，一臂特长而勾曲，显属古人之带钩无疑。于1929年所出版之《中国古代美术史》之第二册，第十三图版g号之带钩，即为此物。又哈佛学社所辑之《中国美术图谱》其第二集第一二四图版之b图，亦为此物，且亦标其目曰古铜带钩。此古铜兽像之为带钩，固无足奇，古代带钩，无不雕镂为动物形状，所谓鲜卑郭落带之鲜卑，即吉祥动物带钩之谓(见《史记·匈奴传》张晏《注》，是语又有作师比、胥纰者，皆一语之转变)。惟足以使吾人惊讶者，即此怪兽像带钩，不仅其动物形貌与一般带钩有殊，而其头、手、足各部，皆持有兵器，此为一般带钩所绝无者。反之，则与汉画像中之怪兽像，甚为相似。几乎令人一见之下，难于分辨孰为画像，孰为带钩。二者既逼肖若是，则览及汉画像之怪兽者，固易于连想于怪兽带钩，反之，注意于此带钩者，亦必将引起于画像中之怪兽。虽然，如彼著录怪兽带钩之二家图谱，并未涉及此点，且对此怪兽之定名，前者名以持兵器怪物，后者乃名之以熊皆未得正鹄，失实之说也。循是以观，是怪兽带钩，纵属一解决此第三石画像之较直接之关键，而其解说既如是，自亦失其功效无疑。
　　第三石画像之全部，其解决关键，既系诸持兵器之怪动物，而后人对此怪动物之解释，又失诸允当，是以当前之急务，不能不先纠前此之谬说，而与以合理之疏通，真实之定名，以便展开吾人对此第三石之全面画像的论说。按画像中持兵器之半人半动物形象，决不可以“怪兽持兵像”一语了之。至于与此画像中怪物相似之古铜带钩之怪物，亦不得以“持兵器怪物”一言了之。若目之为“熊”兽，则去诸事实尤远。实则此怪物并非一奇怪动物，乃一中国古史上赫赫有声之人物，彼曾于神农、炎帝时代，发动诸侯割据之局面。又曾与黄帝演出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次大战争——涿鹿平原的大战，则斯人之为谁，不言可知矣。
　　蚩尤之传说与本画像中之怪人物
　　为考察此第三石全幅画像，须先决其怪人物之为谁何?今者吾人既经认此怪物为蚩尤，而其论证之根据，约先有两端可言者。
　　第一，为古代蚩尤创作兵器之传说。
　　第二，为古记录所传蚩尤之形象。
　　第一，就武氏祠石画及美术陈列馆所见之怪人物以观，左右手及两足，以至于首脑部，各有弓戟戈矛之像，在表面观之，固为表示此怪人物之狞猛凶暴，而嗜兵黩武。但汉代人士之所以如此雕凿者，初意并不在此，宁谓之由于蚩尤造作兵器之传说始以五种兵器，装饰其身，特用之以表现其人物者为合理，此殆犹之汉画像家对于辟地导流人夏禹，特别与以钁锸钱鎛。对于制定矩度之伏羲，特别与以勾股尺矩者，正同一用意。蚩尤作兵传说，虽属诞妄之谈，然其历史颇古，先如《大戴礼记·用兵》第七十五章云：“公(鲁哀公)曰：蚩尤作兵欤?曰(孔子)否，蚩尤，魔人之贪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虿挟螫而生，见害而校，以卫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与民皆生，圣人利用而弥之，乱人兴之丧厥身。《诗》云：鱼在于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
　　此孔子时代，蚩尤创作兵器之传说。若以著者之时代而论，《管子》一书，较此又略早，乃在其书第七十七之《地数篇》中，亦有言曰：
　　“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伏尸满野，此见戈之本也。”
　　文明事业，可以增进文明，助长人间幸福，但在其相对之另端，而实际上，则又往往破坏文明，酿出人间之惨祸，亦其常也。蚩尤所发明(?)诸干戈兵器，固为古代社会文明之一端。然当其顿戟一怒，即伏尸满野，其惨可知。故管仲举此以对齐桓，盖所以戒其黩武之祸也。蚩尤受天与之助，得葛卢、雍狐二山所出铜矿，以制兵械，借之以兼并诸侯，实言之凿凿不能不使后人为之信从。又《吕氏春秋》卷七《荡兵篇》亦云：
　　“又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则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
　　《吕氏春秋》对蚩尤作兵说，仿佛系加以否定。然非否定也。蚩尤作兵传说，乃指铜兵而言。而吕氏意谓在铜器时代之先，固尝有木器时代耳。诚然，文明社会中之诸文明，其体质的色彩大抵皆含有原始文化之野蛮意味。如兵械一项，铜器时代所有者，与石器时代所有者，其演变递袭之迹，殆尤为显见。故蚩尤铸铜作兵之传说，自不可因此而否认。近似《吕氏春秋》之说者，尚有一事，较吕氏所谓蚩尤之以铜为兵，不足为创作兵器之说，乃尤显而明，《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九引《太白阴经》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上古庖羲氏之时，弦木为弓，剡木为矢。神农氏之时，以石为兵。又引《兵书》曰故砮石中矢金族。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蚩尤之时，烁金为兵，割革为甲，始制五兵，建旗帜，树夔鼓。”
　　按：是说与吕氏说，略同而较详。若较之风胡子之石器、玉器、铜器之兵器三时代说，乃为尤近。恐《太白阴经》之文，即为好事之徒，汇纂《吕氏春秋》与《国语》之说而成者，亦未可知。然据此以观，则蚩尤作兵之传说，并被为最初以铜铸兵之传说，固确切可据，而有牢不可技之势。因此而汉季人士，逮至绘画或铸制蚩尤形象之时，于其人物之表现方法，独取重于干戈剑戟之装饰，以为如不与以兵器之装饰，则不足以表现此像之为蚩尤画像。古言谓：传神写真，正在阿堵物者，借用于此，正见其宜。诚如以上所论，则汉季，或又于其先后，所有人物形象之制作，举凡持执兵械者，虽不尽为蚩尤之人物，但凡制作蚩尤形象者，当莫不有兵器之装饰，是所可断言者。因而武氏祠后石室第三石画像间，所见之怪人物画像，左右手左右足，以至于头部，各持置以兵械者，若不为传说创制兵械之蚩尤，而又将属之谁何乎?即彼所谓怪人物持兵像之带钩，所持兵械，虽略与武氏祠所见者少殊，然亦不难即决定其为蚩尤形象，特其制作之手法，少有差异耳。
　　只进而须商讨者，如画像石上所见之蚩尤，其所持兵器，计四肢手足并其头部，统凡五种，而Freer美术陈列馆所藏之带钩蚩尤，其形式虽少殊于彼，并虽属以口衔剑，而异于以手持剑。但其数则皆以五为率。是诚相同，亦诚可怪。若以下所说为不误，则此持五兵之怪人物，愈可决定其为蚩尤之画像，铸像。爰蚩尤形象制作，所以特与以五种兵械之装饰者，系由于蚩尤不独作兵，而由制有五种兵器而然，如上出古代《兵书》所云蚩尤始制五兵者，即祖述此种传说而来也。斯外复有更直接之参考证明，《史记·五帝本纪》第一《黄帝纪》，张守节《正义》引古纬书《龙鱼河图》有云：
　　“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万民钦命。”
　　此蚩尤作兵而且为五事之古记录，若以传说之传记，而究讨传遗之史事，是五兵之说，不得抹煞。即蚩尤制作五兵之说，亦不能不予以认可。夫如是，则古来所传怪人物造像，有如武氏祠石画之持以五兵之怪画像者，殆直为蚩尤其人，乃毫无疑义之决论矣。
　　次下，如图所示画像蚩尤所持五种兵器，与带钩蚩尤所持五种兵器，大有异趣，若其方位之变，大抵为势所使然。即带钩蚩尤所饰兵器之位置，势须顾及佩用之便，然又不能不念及铸型艺术之美观，故有此移易，以致与画像人物，不能完全相符，是显而易见的。但此二者所俱有之五种兵器，所以各不相同者，实又有说焉，据以上《管子》所说，蚩尤所造五兵为剑为铠为戈为矛为戟，是汉武氏祠画像蚩尤所具者，为稍近于五兵传说之事实。而带钩蚩尤所挟之斧钺与环头大刀，乃略远于古传说中五兵之名义。虽然，是种差异之是非，不值辨难，盖蚩尤一世之全史，既属传闻，而蚩尤五兵创作说，自亦系望风捕影之词，流为丹青，宁可拘执某某定形称名乎?即《管子》所述蚩尤之五种兵械，亦取诸当时五兵之通说为言，岂堪认为定律。然则，后人于蚩尤形象之制作，自亦可就其一时之兴会、技术，而加以去取变更之功矣。故此二图，蚩尤形象所持之五兵，虽有差异，乃亦情理之自然，不足诧怪也。
　　据想五兵一名之起，与阳阴五行说，当有渊源，即五之数字问题，或由于中国言语学上数词发达之叙，而始生出以五为率之五兵、五行。设谓不然，如《周礼》中所谓司兵掌五兵、五盾者，郑司农之《注》，谓为系戈、殳、戟、酋矛、夷矛五种，再试观步卒所有五兵，则无夷矛，而有弓矢。是五兵名义，即郑氏一家之说，已有分歧抵触之嫌。故五兵一语，系有严格之名，而无决定之实。特属凡百兵器之概言，甚明而显。然则蚩尤画像，与古史所记的武器之差别，固无碍于蚩尤创作五兵之传说，亦昭然矣。
　　第二，即汉季所遗怪人物画像，与古代所传说蚩尤之形貌，亦应作以比较论证。古代帝王英雄诸传说，所有人物，大抵皆半人半神化，因而有莫明其所以然之怪事迹的传说，故于状貌形类，亦有诡奇莫测者，如庖羲、女娲，则蛇身人首，神农炎帝，则牛首人身，乃与古代苏美尔人之印玺上所现象形文字之蛇身人首图像，全无少异。二者之立意虽殊，然彼此之图像则一也。又禹一变而化为黄熊，亦见诸古代传说，试究其所以，盖古人为欲张大表现此诸帝王英雄之朦胧的幻想，故于怪事迹所系属诸人物，亦不得不加以体貌之奇形的粉饰，以称其说，如汉画像及古铜带钩所现之怪人物，即吾人所谓为蚩尤像者，计猿臂虎足，头有大耳，且似有细尾，其面如牛，而周身有毛，令人一见之下，即感其为一狞猛野兽，实不敢视作人类，前人之所以目该形象为怪兽者，即佐此之故。然殊不知此蚩尤形象所以怪奇如此者，其理殆与古人对于女娲、庖羲以至神农、夏禹等之状貌的奇怪想象，乃同出一辙，即古人为求得符合于蚩尤传说之奇谈，而不能不有蚩尤形貌之奇图是出。是以考诸汉代所制蚩尤形貌，显系据其所想象怪诞传说之阴影，而漫加以图绘者也，不计事理之常，以驰骋奇谈，正人之恒性。试览下列蚩尤形貌诸传说，便不难首肯以上之所论。先如前出《龙鱼河图》曰：
　　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
　　《太平御览》二百七十引《春秋纬·元命苞》曰：蚩尤虎卷威文，立兵。卷，手也，手文，威字也。
　　任昉《述异记》上卷云：轩辕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铁石。轩辕诛之于涿鹿之野，蚩尤能作云雾。今在涿鹿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髅如铜铁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齿，长二寸，坚不可碎，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牴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牴。汉造角牴戏，盖其遗制也。
　　又曰：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不用牛头。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汉武时太原有蚩尤昼见，龟足蛇首，疾其里人，遂为立祠。
　　据以上诸说，知蚩尤形象之古传说甚多，且各个不同。或如爬虫，或类走兽，或谓纯系动物，或谓为人兽合体。既言兽身而人语，又曰人体而牛足，实令人莫知所从。但似此诸种蚩尤之形貌，后世曾否各如其形象，而图之于丹青，传之于金石?固不可知。惟若武氏祠所现怪人物画像，又如古代所遗，持兵像之铜铸怪物形带钩者，乃确属蚩尤多种形象传说中，所实际表现于吾人目前者之一种，实大无疑义。如《龙鱼河图》所谓兽身人语，据图所示，即为兽身，且蚩尤终为人而兽形者，自不能不操人间言语。《述异记》又传其头似若牛首，故人不以牛头是祭。与图像所现，亦相符合。《春秋纬·元命苞》谓其虎卷威文，比诸图像所现之虎爪，尤为允洽。是外如蚩尤耳目牙齿之怪谈，于其画像之间，虽不能得以十分吻合之比拟，然不难使人意会其象征。是外又若铜头铁额，龟足蛇首传说，与吾人今日所得见之二蚩尤形象，大不相侔。然揆之兽身虎爪传说，既得与此图相符，是此种传说，亦难保其必无表现于画像者，惜黄帝时之蚩尤画像，与梁武帝时之铸像(详见后文)未传于后世，无得加以比照，设传之今日，则安敢证其与汉画像所现者为必同，而不有新奇形式之变易?蚩尤古形貌之所见于武氏祠画像者，与历史上蚩尤形貌之古传说，其比较考究之结果，既吻合如此。则前人视为最属诡奇，最不可思议之武氏祠画像中，所列有之持五兵怪物之画像，其为蚩尤甚明。若舍此人而他求，其能有更允洽于此古传说之人物者，实所未见。
　　关乎武氏祠画像之怪物持兵像，由其形貌的，及装饰的两端论证，既已证明其为蚩尤之古画像无疑，是下敢进入于其第三石之全幅画像的研究，即黄帝蚩尤涿鹿大战之古战图的考核是也。
　　涿鹿战图之论定
　　蚩尤人物画像之决定，去此第三石全幅画像之解决尚远，只可谓为此全幅历史剧研究之锁钥。既承认全幅画像为黄帝与蚩尤之涿鹿战古战图，则先此不能不有涿鹿大战战史之检讨。并于涿鹿战中之奇怪的战斗术，尤须加以考索，何也?怪人必有怪战术，怪人之怪战术，必更有其怪传说。根据此怪战术之传奇，而做成之涿鹿战图，亦必形奇特。此乃有先后连续之关系，是以不得不先加考察。一俟其战史及战术说明后，若再与武氏祠石室所现之战斗画像，加以比较，则其为黄帝与蚩尤之古战图与否?庶不难一见冰释。
　　揆诸古籍所纪，黄帝初期时代之中国政治舞台上，有权力者三人焉：一为神农炎帝帝室之本干。二为黄帝。黄帝乃皇室枝族，伶俐有谋，且受封有领土，爵列诸侯，故后日得继承神农帝系。三则为蚩尤。当亦系朝廷之皇族，故亦有爵土之受封。然其时方当炎帝第八王朝榆罔之世，政治军事，已濒慵怠状态，故天下诸侯思乱者久矣。而蚩尤既有兵有士，又如后世所传，则其性复贪戾莫甚，不识正义善恶，是以亦趁此天下兵马朝廷动摇之季，遂以皇族诸侯之尊贵，不仅秣马厉兵，揭干裹甲而起，欲胁天子以命诸侯，而称霸天下而已。且欲并天子而加以杀戮，图掩有海内，受禅皇天子之宝座矣。于是而神农第八世王朝榆罔帝，无足以应，然危急已迫诸眉睫，于无可奈何之下，乃顾其他诸侯，俱无足与谋，唯有大略之黄帝轩辕，独可寄以大事，故终之乃谋诸轩辕，命其举兵以讨蚩尤，此黄帝与蚩尤大战之起因。是说虽属谬悠，或更如古人所谓书如不信，不如无书之说，则拙论便有可疑。但今日之历史科学的研究，尚未能证明全部古书之不足信赖。故兹仍依据古传记之明文，以考究涿鹿战画像图之原委。
　　《史记·五帝本纪》有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又曰：“蚩尤作乱，不用帝(轩辕)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汲冢《周书·尝麦解》有云：“王若曰：宗掩大正，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神农八世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炎帝八世榆罔)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
　　从此看来，蚩尤不满于正二卿之职，遂不履正轨，背国法，振兵以动干戈。朝廷慑惧，束手莫能为，遂命轩辕出兵，是征是讨，但黄帝究属后进，故第一次未能称旨，讨灭蚩尤。逮至修甲畜兵，养德安民之绩，行之三年以后，再举则方将其讨灭。此古史明白陈述涿鹿战争之起因及其序幕者。由此可知后世于涿鹿战争，所以传说之盛，言之凿凿者，信非诞妄之谈。但如前所出孔子《三朝记》，孔子谓蚩尤为庶人，非系有爵禄，与此说不无径庭，然《三朝记》究为小说家言，何足信凭。即蚩尤纵系庶人，而能酿出此种大干戈，虽非楚汉项刘之流亚，则亦足豪杰千古。战争之序幕既奏，以下试观其战争之进行为如何。
　　蚩尤、黄帝皆介居于人神之间者，所以在涿鹿战中，各得上天神灵之助力，及地下一般动物之驱使，故此种战斗实为人神混合之战争，并其胜败之结局，且亦将视诸其所邀请之魔神的多寡，以至其法术修养之优劣为定，先如《山海经》所记者言：
　　《大荒东经》下曰：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郭《注》曰应龙有翼者)杀蚩尤与夸父(郭《注》曰蚩尤作兵者)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大荒北经》下有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
　　按《山海经》所传各端，就中如黄帝所使之天女曰魃以及应龙，蚩尤所驱使之风伯、雨师等，乃最值注意，殆究考武氏祠所镌涿鹿古战图之重要证凭。但助战诸神之诡奇，尚不止此。更别有奇闻传流于世，按诸下文可知。
　　《文选》颜延年《赭白马赋》李善《注》引《春秋纬合诚图》有曰：“黄帝先致白狐、白虎，诸神乃下。”
　　崔豹《古今注》有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将士皆迷四方，黄帝于是作指南车以示方，故后尝建焉。”
　　罗泌《路史》卷四《蚩尤传》，其子罗苹之《注》有曰：“黄帝以车战，蚩尤以骑战。蚩尤作雾，黄帝作指南车。《通典》(杜佑著)云：蚩尤氏帅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命吹角作龙吟以御之。”
　　中国古代指南车之发明者及其时代，虽莫能详考，但据传说，则多与黄帝有关，试再究黄帝之所以有指南车发明之必要者，则不能不谓之系缘于涿鹿之战，若换言之，即为求得破除蚩尤所使用之烟幕术，而始有此种发明。又所谓黄帝先致白熊、白虎，然后诸天神如应龙、曰魃者方下而助战，亦值注意，唯所谓蚩尤统帅之魑魅，恐即为风伯、雨师。至黄帝模拟龙吟以压蚩尤之说，大抵与应龙杀蚩尤，为同一传说。要之龙为天界灵虫主神，下地即为人间之吉祥神物。即黄帝仙升之际，犹系借诸龙体而腾空。故应龙居于此次战争，及战争画像中之地位，颇为重要云。
　　自蚩尤用烟幕术以来，黄帝为之束手无策，虽有指南车之造，但亦无济于事，旋乃又得天界玄女女神之助力，破除烟幕障碍后，方克由应龙之手，以诛杀蚩尤。如上所引《龙鱼河图》云：
　　“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符，伏蚩尤。”
　　《路史》注引《玄女战经》云：“帝(黄帝)与蚩尤战，九战九不胜，引归太山。三日夜雾，帝仰天而叹，遇玄女授以兵符。”
　　天遣玄女之说，据想与《山海经》天女魃说，当为一事而分歧昔。原来黄帝曰魃之请，为避免敌方风伯、雨师之攻击而然。是曰魃为光明神，容即为太阳神者甚明。而此玄女之下界，据《玄女战经》所云，显当黄帝困于蚩尤烟幕之时，则玄女径至。是玄女所授黄帝之兵符，殆即专为破除蚩尤烟幕之经典矣。否则，何必专授之于黄帝，窘于烟幕雾帐之际?其经术既以破除云雾之晦冥为能事，其人物当亦与曰魃神相类同，兹疑其为天女曰魃之传说的分化，固不无可能。
　　涿鹿斗争中之神怪战术，既据浅见所及之二三，述于上方，兹再总括斯幕战剧中，双方所驱使之神兵神将于此，以便与汉画像战图中之诸人物，作一更显明之比较发现。计黄帝方面，有天女魃、玄女、应龙、白狐、白虎，或其他神兵。魃、玄女，为制止敌方风伯、雨师者，其最大战绩，即为能破除敌人之烟幕，而应龙始得杀蚩尤，亦黄帝所以制胜之原因。蚩尤方面，计有风伯、雨师，其兄弟及诸神怪。风伯、雨师二神之战术，既见制于魃、玄女。其他将卒，又无能为，故不免终成黄帝之俘虏，此又蚩尤战败被杀之原因。
　　涿鹿战之诸传说，既粗论如上，而斯下所亟待言者，即据此传说之要点，不能不与武氏祠后石室第三石之画像，作一比较研究。就第三石全幅画像之概观，画像之组织，较诸涿鹿战之传说，乃多形异趣，其唯一特点，即全幅画像大抵皆为黄帝所设，为蚩尤设者甚少，若吾辈之观察为不谬，蚩尤部分所应有之车马人物，全未与表现。仅有蚩尤方面一二人现于图中，而他则全系黄帝麾下所有，但为何于蚩尤所有之风伯、雨师，以及其他一般侍卫战士，不列入于此画像?而于黄帝部分之神将灵兵，独多多表出?试究其故，此画像之独侧重于黄帝方面者，并非为技术上之牵制，始有此偏重不一，取舍不齐之病，乃全由于当时人士，受诸历史影响，对黄帝与蚩尤之信仰心之异趣，所构成而至此者。自来相传，黄帝，正人也，蚩尤，恶人也，又特如涿鹿之战，黄帝，优胜之师也，蚩尤，惨败之师也，据是种心理而论，故武梁祠之画像者，关于黄帝方面，所有逞武扬威之优胜点，无不加以表现，非为眩惑后人耳目，直系对蚩尤作示威运动。反之于蚩尤方面，不仅其所谓风伯、雨师等神兵魔将，不加以列入，且几独显蚩尤一人，是蚩尤不能不陷于包围穷迫之势。故此第三石全石画像，虽系描画涿鹿战图者，至其寄意与表现，初不外为涿鹿战之最后一幕，即会战最终之结果，所谓应龙杀蚩尤之场面者是。然此正古人诱善惩恶之表露，武氏子孙画像此图之用心也。
　　全图布局之特殊情形固如上说，然尚待从详之解释，方得证明。且其更奥妙之处，尤非加以逐层考按而不得知，兹试逐一论之。
　　第一层画像之表现，当为黄帝祈祷天神之形。计右端凡有三人，一人后立，二人伏跪，皆冠冕整齐。而当其前者，即系一群天马海龙曳神舆奔腾而来。天马略分左右二列，间有乘其上以驾驭者，在神舆之中，坐一危冠丈夫，殿诸先进诸龙马而前往。该危冠丈夫乘舆之下，皆为云气。即其前诸天马神人之间，亦多云形，显为御云之状，足证其为悬空而行之天界神人无疑。但此诸人物，皆将为谁何?据之本层人物间所遗而未获铭刻之题榜形迹观之，知此画像中人物，系有名有实者，固非为诞妄之子虚子。题榜痕迹凡三，一在最右端上角，此榜石索失模，即为指明冠冕而立者所设。次二在天马神人之间，盖又为说明此乘天马人物之为谁而然也。惜当时既未获镌出，则今日只有从其全幅画像之形势，及其先后历史传说中，作以酌量推索之功。据想右端冠冕人物，其立者即为黄帝。其跪者，殆又系黄帝之臣僚，或古之所谓祝臣巫师之流，伏于地下者，正表示所以祷迎天神，至于其次之乘天马御云车之神人，既系黄帝所迎祷而来者，乃此诸神人，初不外即为《山海经》等书所谓之应龙、魃、玄女之类甚明，若承认玄女与魃为一神，则乘云车者必系魃，御龙者必系应龙，盖其间待镌之题榜，洽有两处，设非特为此二人所备者，又安得巧合如是乎?然则此第一层画像，殆即黄帝将与蚩尤作战，率其臣僚，祈请天上诸神兵神将，而诸神兵神将下地之图，可大无疑意。
　　第二层黄帝既得诸神救援之允诺，次而即兴征讨之师。故此层画像所表现者，诛伐蚩尤也，全图可分二组言之。其一：左端有须眉峨冠者一人，双手执锤击鼓，乘于云车之上，车以六人挽曳。有二人，皆持瓶缶，车之前，车之后，亦有神人，其状皆怪。或有翼，或蛇身，或冲发露顶，或口含乐器，而无不向右端以行。其二：乃在右端，有如桥衡形者之龙居焉。龙有两首，首皆臻地，而隆起其脊腹于悬空，脊吕之上，有一人伏焉。一手持一物，类绳索，又一手持一瓶缶，作灌注之状。乃在龙腹之下所绘者更奇，一人屈身伏地，一人乃以一足跨龙身，一足蹑伏者之臀部，弩张两臂，右手执钻锥，左手高扬，执锤形物，正向诸伏者，望钻锥而下击。居右仍有若干手持兵器者前来，亦足履云雾，状貌之诡，殆与左端者同，此层虽可意会其为应龙杀蚩尤之一幕，但人物题榜无铭，自须详解，方得明畅，兹先从右端之易者论之。
　　按右端如桥衡形之龙，吾人深信其即为戮杀蚩尤者之应龙之原身。居龙下而伏俯者，殆又为怪兽蚩尤之人形化的形貌，实为应龙杀蚩尤之写实画图。又如伏居于龙脊，以手泻缶作灌注状者，盖以龙为水中物、云中物，而今既降于地上，乃不能不有水潦以助其活动。《大荒北经》所谓，黄帝令应龙攻蚩尤于冀州之野，应龙畜水云云者，即此之谓，既相信伏于龙下就杀者为蚩尤之人间化的形貌，然则蹑诸蚩尤之身，而将行锤戮者，岂非又为应龙精灵之人间形貌的变幻乎?如此推说，纵使人惊讶，但要知此正画家表现技术之奥妙之处。若果当时画像者，图绘以所谓有翼应龙之应龙之形，与一牛首猿臂虎爪之蚩尤，合于一绪，而相交斗，则实不成体貌，且复失于应龙、蚩尤界居于人神之间之神圣传说。故画像者，乃豁然发其绝妙之构想，列出一双首龙形，以表示应龙，但龙终不能执锥杀人，若强加以丹青镌刻之功，亦失于艺术之道，故又与应龙以人间形貌，于蚩尤亦与以人间形貌，特置之龙身之下，作戮杀之状，如是一来，则居于龙身下之人物、故事，即使一般观者，亦皆有识其真谛之可能矣。
　　右端既为应龙杀蚩尤画像，应龙自居于重要地位，其随从侍卫，自亦必多，且不独向其灌溉之一人及其右方之乘云诸人，为其部属，即左端诸人物，除乘车击鼓者外，余则当并属其指使。就中如执罐与瓶者之二人，实与伏于龙身施水者，为同一种任务之使徒。盖水于应龙行军之重要，正有似于俗谚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概，《山海经》所言应龙杀蚩尤与夸父后，竟以失水不能升天，即其明证。是斯二人者，其为应龙之水神、雨师无疑。至所持之器皿，亦正象征其行雨敷水之职能也。又如车后跪伏而口中含物者一人，所含之物，《石索》曾含混以“吐火”当之。窃谓其物，当属乐器。若系吐火，则不致有以手按抚之姿势。按之《通典》所传：“蚩尤率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命吹角作龙吟以御之”，是此吹奏之乐器，当系作龙吟声，助应龙以御敌者矣。次若击鼓乘车人物，颇似雷公，但亦难保其不为魃，或黄帝本人，以至为应龙属员及雨水之供给者。试就当时局面而言，即雷公亦有作应龙走役之可能。要之，此组诸人物之地位，虽非甚重要，其皆为应龙之属员无疑。然则此全层画像之所以订为应龙杀蚩尤图者，岂虚语哉?
　　黄帝、蚩尤古战图，至此似已表现净尽，而无可再事雕画之须。但画像者终觉其以上二段之表现法，过于抽象幽默，且亦嫌单调，恐一般人士与后世人辈，有不能了解之虞。又以若此告终，则全石空白者殆半，其于艺术一道，亦有不尽均整划一之憾。是以于已可告终之涿鹿战图之下，而更有第三段、第四段之雕刻。
　　三层画像，前文已经论及，但仅限于彼怪人物蚩尤之一人，今既就其全部历史传说论之，固不能不据其全层画像，作以观察，此层画像，虽属赘录性质，然反不类以上二段全属神兵神将者之单调。更就其未加铭识之榜题之多，已可见涿鹿阵上参战之特别人物之盛。在中除持五兵怪人物之蚩尤，可加以决定者外，余则尚只可付诸推断。但揆之以上诸史实之考察，则是层画像中之冠冕整齐者，大抵即系黄帝御驾亲征之表现，是外人物，即其臣僚，独如手持碗盂等物者，或仅属下降助战之天将神兵，此可略略加以断定。就中又有猿猴与鱼形物，前人谓为无意义之装饰绘画。若据吾人所见，似殆不尽然。鱼形之用意，虽不可知。若猿猴之类，实为熊罴之典型，乃黄帝对外战斗之生力军之一部，如《史记·黄帝本纪》所云：
　　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左豸右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此黄帝驱使虎豹之史实，据此以观，本层画像，与前层之用心正同，耑事铺张“黄帝威风”，抹煞“蚩尤志气”。故在蚩尤方面，蚩尤颇陷于孤军一身之势，此亦对于二家之战争，优胜劣败思想之表现。但居于蚩尤右端，更有一怪人焉，状貌颇类蚩尤。惟未持兵器，独手托一小人，做正行吞噬之状。就此人物之位置与形貌而论，或非为黄帝麾下所有者，多分系涿鹿阵上无独有偶之蚩尤方面战士，亦未可知。若进一步论之，吾人十分相信此怪人物，即为蚩尤之兄弟而不疑，即其形貌一端，已与蚩尤颇相逼似。至于历史传说中之根据，如上述《龙鱼河图》所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云云者，即为其绝对之确证。八十一之数，系以九乘九而得者，九数乃中国数词发达史上之第二步阶段，古人对于此数，风尚颇盛，固不足惊讶。然则，似此第三层画像即今属后来赘刻，与前层有不尽衔接之处，然其所裨补于前二层之单调不备之处，又特于黄帝、蚩尤之古传说上，实非浅鲜，安得轻忽视之。即此层所现之色色场面，非独多为前二层所未有，而较之古传说，则又皆历历可据。
　　再者，此不独足补前二层之不备，且万一当时不有此第三层画像遗于今日，则前二层画像，即所谓涿鹿古战图者，若吾辈初学，实不能得其丝毫之要领，以其解决之关键，独居此中也。此亦不能不归功于斯层之画像。
　　第四层画像，皆系狩猎图像，其详细与意义，已如第一节所说，与涿鹿战图。似无甚关系，不容加以附会。大抵系涿鹿战图画像之余地，画像者为其全部均整之观瞻计，于此剩余之最下段，漫列以狩猎图像，补其空白，饰其观瞻耳。但就其榜题之迹以观，容亦有故实可核，惜榜而未镌，故不能明。
　　涿鹿战画像之蓝本——武氏祠画像之涿鹿战图，果为黄帝、蚩尤战图之初稿乎?曰，非也。按《汉书·艺文志·兵家·阴阳类》十六家中有：
　　《黄帝十六篇》图三卷。
　　《汉志·兵家类》诸书，多附有图，所图自为战胜攻取之势。
　　按：黄帝书凡十六篇，所包括于战术者必多，而图凡三卷，所图绘战胜攻取之阵容者，当亦在不少。而在黄帝之战史上，又要以涿鹿战迹为最著，然则所谓《黄帝十六篇》及图三卷者，必有涉及于黄帝与蚩尤会战于涿鹿之事迹者，岂容置疑。果而，则如后章所举《公私画史》记录之《涿鹿战图》，固为汉画像后起之模拟品，而汉画像之战图，初又系以前汉所传《黄帝十六篇》之附图为蓝本者，亦甚为明白矣。若《名画记》所记之《黄帝攻战图》，校诸此图，当亦有祖祢系统之关系，无庸赘述。
　　战图之再见及二家战术
　　以上若黄帝、蚩尤涿鹿之历史传说，与武氏祠后石室第三石所列之涿鹿古战图之比较，所得之粗陋结论，或当无大谬。虽然，为更求证实拙论之决定性，则于此外类似诸史料，不能不加以搜索，作一另面研究之共同结论，以加强吾人之论说。所谓类同史料，仍属涿鹿战图及蚩尤单独画像之考察。此外更如黄帝、蚩尤两家之战术的传说，非独有以窥见中国古代兵家之史程，其于二家之涿鹿会战，乃尤有直接关系。换言之，则与汉画像所现之战图，固有同提并论之必要。盖二家之书，大抵皆系因缘于涿鹿之战而产生者也，故亦与论列焉，兹逐次分述于下。
　　第一，蚩尤之奇怪图像，往常流行者，似颇不稀见，如以上所屡述之蚩尤形带钩，又如任昉《述异记》所说之诡怪蚩尤神像，皆其一例也。然对于蚩尤形象崇尚之原委，又是种思想之构成，其因缘究起于何所?若据之传说，乃亦渊源于蚩尤与黄帝之战斗关系而然。且崇尚蚩尤形象之所以风行者，似亦由于黄帝所促使，或且滥觞于黄帝，亦未可知。如已经引述《史记正义》所引之《龙鱼河图》有云：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符伏蚩尤。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皆为殄灭。
　　据此是蚩尤虽被杀于黄帝，而黄帝于内政至于图穷匕见之秋，终乃借于蚩尤不死之精神，寄之于丹青，张罗于世，以震骇天下甚明。此事虽非绝对事实，然在神话谶纬书创造期之两汉时代，蚩尤传说之声势，特别如其形象被崇拜之风尚，据此可想象而知矣。自此种畸形思想之发达，乃原属恶灵而可厌之蚩尤，为一般思潮所激，不期之间，遂一变而有为善灵，并人间辟邪神之军神之趋势。由诸此点说明，则古之所以以可怖之蚩尤形象，取以代吉祥动物“鲜卑带钩”之不思议的所以者，亦可得以较为合理之答复矣。是以古人于干将、莫邪之间，亦有镌以蚩尤形象，以旌其神明，表其斩将搴旗之威武者。《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三引陶弘景《刀剑录》有曰：
　　梁武帝萧衍天监元年即位，至普通中，岁在庚申，命弘景造神剑十三口，用金银铜铁锡五色合成。此剑长短，各依剑洞术法……三曰：摛光，备非常，御斩刺，长三尺六寸，上刻风伯、雨师形名。四曰：九天，出军行师，君执授将，长五尺，金镂作蚩尤神形。
　　上文所谓“金镂作蚩尤神形”者，为九天剑所饰之蚩尤，形象甚明，惟如《述异记》所说蚩尤之形状，其诡奇虽与汉石画所刻者略同，但究有差异之处。不审此像究与汉石画所有者符合，抑或与《述异记》所传之龟足蛇首者相同?纵然不能即定其确与武氏祠所有者为逼肖，但蚩尤形象之风行于后世，而被神视为护符品之军神者，举此可知矣。
　　后世更有谓鼎彝饕餮图为蚩尤形象者，所谓圣人著蚩尤形象于尊彝，以为贪者戒是也。鼎彝间所恒见之动物纹样，究为饕餮与否?兹姑置不论。而饕餮乃为古时四凶之一，说者既承认该动物纹样为饕餮，又乌得谓其为蚩尤形象乎?窃按蚩尤、黄帝同属当时中国酋长之一，故书记只言蚩尤不甘拥戴黄帝之统一，并未涉及叛逆于黄帝之语文。特以自两汉以下，去古日远，以讹传讹，信史渐失真谛。加之胜者王侯败者贼之传统思想之膨胀，遂以蚩尤为甘冒天诛，贪渎无耻之流亚。职此之故，而后世之所以以饕餮图像，转视作蚩尤者，昭然揭矣。近世以古书谓丰侯贪饮酒，遂以新郑出土之承尊人物当之者，亦此类也。
　　自斯以来，蚩尤形象，更无定形，若谓奇怪兽首，便为其面，无名爬虫即其形象者，不一而足。试观《古玉图谱》之说，便可得知：
　　四十七卷三代周王指南车饰玉人之说明曰：右玉人长九寸，足下所踏蚩尤长一尺三寸。玉色莹白，蹒珊匀莹。玉人立于蚩尤之上，手当指南，足下枢机，可以旋转，最为奇古。
　　又卷五十五古玉蚩尤带环之说明云：右环圆径六寸六分，厚三分，玉色莹白，蹒珊匀莹。瑑刻蚩尤纠结之形，制作奇古，商周之物也。
　　古来蚩尤铜头铁额之说，已尽小说家好奇之能事，而似此讹传，自属妄诞之尤者。
　　第二，关于黄帝、蚩尤古战图问题，蚩尤一向被祀为主战之军神，并据之传说，彼又为发明五兵之始祖，诚系一好战多谋之徒，虽不为绝后，而实为空前所未有者。如《史记·天官书》云：
　　秦始皇之时十五年，慧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者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
　　但蚩尤终被灭于黄帝，是以黄帝亦被视作善战家矣。后世于二人之战术，专书所辑，已不一而足，又据《汉志》所录，古有黄帝攻战图，甚至有汉画像蓝本之势。故降及六朝，仍不乏有描以丹青，绘诸绢素者。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中所记有：《蚩尤王子兵法营阵图》《鲁班攻战器械图》《黄帝攻法图》诸图等等。《黄帝攻法图》与《蚩尤营阵图》，所模仿者纵非为涿鹿之合战图，要之则与汉石画所现之涿鹿战图，不无若干类同之表现。换言之，此二图构思之出发点，殆与武氏祠画像所雕凿之涿鹿战图，为一而二，二而一者。至若《名画记》所录二图之时代云何，著录者未加明言，不可确知。然总之虽非汉魏之物，其为六朝间诸画家之古笔，乃大可无疑。
　　黄帝、蚩尤善战之所以昭著于后世之听闻者，则涿鹿之战，最为其中坚之宣传资料，此所以武氏祠画像，特为列出，以昭示于世人者。以此而再从《名画记》所录二家之攻守战图以推，则在武氏祠画像石以后，所谓涿鹿合战图者，不能不复有继踵而起，以表张于世人之耳目者，试按唐裴孝源《公私画史》所录，便知吾辈私测之不虚。其言曰：《黄帝战涿鹿图》一卷、《姜螈图》一卷、《禹贡图》二卷……右十二卷，皆甚精奇，隋朝以来私家搜访所得。内三卷近陆探微，先无题记可考。
　　裴氏《画史》所言，《黄帝战涿鹿图》，毫无疑义，即为继武氏祠画像之黄帝、蚩尤涿鹿合战图而来者甚明。惜裴氏未能详指斯轴战图中之组织，以及车马人物之详细云何。故不能核其与武氏祠所现者之更形符契之关系，诚为憾事。但不拘如何，此图与汉画像战图之关系，不能不首肯其为无独有偶之姊妹画图。至若于拙稿论证之中心问题，尤为一有力之佐证。
　　再按裴氏所说，此黄帝战涿鹿图等珍图，皆系隋朝以来私家搜访者，是此图之制成时代，虽属晚近，亦当为南北朝时代之名家手笔，可无疑义，若更溯古而推，或竟属之魏晋时代，亦正未可知，此绢本战图，已经久佚。而武氏石本，尚完整于世，固为物之幸与不幸。但言览石本，亦不啻若睹纸本之真迹。是此石本画像之证明，所供献于涿鹿战之史迹者，岂仅一端也耶。
　　第三，黄帝、蚩尤于古代兵家者流，俱占重要地位，秦汉间兵家者流之著书，多托古于二人者，即以此也，故为涿鹿战之进一步考察，而于二家兵书及战术之检讨，亦属急务。《汉志》所记录《黄帝十六篇》并图三卷，已见于上文，然在兵家形势类更有：
　　《蚩尤》六篇(见《吕刑》)
　　此书自亦如《黄帝十六篇》之例，必有涉及于涿鹿战者，再按诸《隋书·经籍志·兵家类》记有以二人为标题者之如下诸书：
　　《黄帝兵法孤虚杂记》一卷
　　《黄帝问玄女兵法》四卷(梁三卷)
　　《黄帝蚩尤风后行军秘术》二卷(梁有《黄帝兵法》一卷)
　　上录诸书，皆早经散佚，按考末由。但诸书虽非专以涿鹿之战为主题，要之而于此战之战略战术，所敷陈铺叙之处，自当亦在不少。就中如《黄帝问玄女兵法》一书，其属渊源于黄帝屡战蚩尤不胜，仰天而叹，天遣玄女授之以兵符之传说而来者甚明。是此书即显以叙述涿鹿战为主题矣。关于玄女授兵符传说，后人复据之纂有《玄女战经》一书，前出罗苹《路史注》，引有如下诸语：
　　帝(黄帝)与蚩尤战，九战九不胜，引归方山。三日夜雾，帝仰天而叹，遇玄女授以兵符。
　　《玄女战经》与《玄女兵法》，即同系因缘于涿鹿之战而产生，则谓其为涿鹿会战之战术，甚或兵法，当亦无不可矣。循是以推，如《汉志》、《隋志》所著录关于黄帝与蚩尤诸兵法，固不仅如《黄帝问玄女兵法》之一书，有关于涿鹿之战史，即其他诸书，当亦莫不然矣。
　　二家兵法，仅存其目，虽揣测其与涿鹿战有关，然内容未审，究不能按察其指麾形势。惟班《志》以黄帝寓于兵家之阴阳类，以蚩尤寓于兵家之形势类，即显示二家兵法战略之异趣。至其殊异之点，则班氏言之甚详：
　　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
　　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是黄帝之用兵，乃应天顺人，威德并用，大有王者师之意味。而蚩尤则为一纯粹军略家，其战术正有似兵家所谓静若处女，动若脱兔之概，且又合乎兵不厌诈之说。此其所以被列于兵家形势之类。然黄帝兵法，所以被视为阴阳之流亚者，实缘于黄帝好假鬼神以为助，而司马迁于《黄帝本纪》独不及此者，殆尊孔子之言，不语怪力乱神矣。黄帝兵法，既以假鬼神为助而名家，其在秦汉前后所有关于彼之战术之传说，兵法之纂述，自难脱乎鬼神玄怪之领域。故古代所绘之涿鹿战图，有如武梁祠画像者，亦不能不以神兵神将，充列于乐石之上矣。
　　蚩尤事迹之发展与汉代军国思想
　　拙论是非，粗见如上。然试究此端历史剧之艺术的起源问题，似不得不更申一言，以尽鄙怀。据之陋见，蚩尤之被崇拜神化，其风尚并非远在邃古，实起于西汉时代。更详言之，则由于汉高帝而然也。蚩尤之崇拜既切，而涿鹿战之传说即盛，涿鹿战之传说愈盛，而于蚩尤之信仰心则愈固，此自然之势也。考西汉之定鼎，所谓以马上得天下者也。自斯而后对四方诸夷狄之征讨，兵无息日，武功战绩之盛，实为古今所罕比。似此，则当时精神信仰上之军神、战神思想，不能不有所爆发。于是则试思古之是种英雄人物，不期之间，而以蚩尤最为适合。缘蚩尤为创五兵而又善战多谋者也。遂由传说中之寻常人物，遽一跃而为国神，应一世天下信仰心之标的，时运际会之逼人，固有不可思议者。按《汉书·郊祀志》有曰：
　　“及高祖祷丰枌榆社，侚沛为沛公，则祀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立为汉王。
　　“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治枌榆社，常以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于长安。”
　　此汉高帝于未定鼎之前，与天下已定之初，即奉祀蚩尤，为蚩尤建立神祠之明言。实为前此所未有者。《郊祀志》又记宣帝时奉祠蚩尤之事曰：
　　之罘山于腄，成山于不夜，莱山于黄。成山祠日，莱山祠月。又祠四时于琅邪、蚩尤于寿良。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
　　斯后于成帝时，蚩尤神祠，虽经废除，然亦不能定蚩尤信仰之运，即终于此。《郊祀志》曰：
　　又罢高祖所立梁、晋、秦、荆巫、九天、南山、莱中之属。及孝文渭阳，孝武薄忌太一、三一、黄帝、冥羊、马行、太一、皋山山君、武夷、夏后启母石，万里沙，八神、延年之属。及孝宣参山，蓬山，之罘、成山、莱山、四时，蚩尤，劳谷、五床、仙人、玉女、径路、黄帝、天神、原水之属，皆罢。
　　按此所罢孝宜帝所建蚩尤神祠，多分系寿良等地之所有，若居于京师长安者，或依然犹存，而未行是罢。州《述异记》所谓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不用牛头云云，即足证蚩尤神奉祠历史之久，兼其普遍矣。然则尚武喜兵之西汉时代，仅止对蚩尤加以崇拜乎?曰，是诚不然，当时于外来之军神、战神，亦尝与以太牢之享焉。若果尔不虚，则于该时蚩尤之奉祠，不仅得以无独有偶之事实，且于吾人所论之蚩尤初见崇奉于西汉说，又其见崇拜于西汉之所以然，亦庶乎借得一最坚实可据之旁证。
　　上文所引《郊祀志》中之径路神祠云云，按“径路”一语，在《郊祀志》以外，如同书之《匈奴传》《地理志》诸篇中亦见焉。更早则如《逸周书·克殷解》所现之“轻吕”，《史记；周本纪》所现之“轻剑”，皆此之谓。近经诸历史学家考古家以及语学家，研究之结果，证此“径路”兵器，初不如“鸣镝”而为匈奴所独自发明者，径路或轻吕一语，正为土耳其语之译音，乃为西亚间所用之一种双刃附鞘之短形刀剑。而古代希腊亦恒用此形刀剑，其语谓之曰从与径路之译音亦合，故说者又有谓此剑系传自于希腊者，是径路一物，系匈奴外来武器之一种甚明。
　　然《郊祀志》“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之说，已不甚可解。颜师古之《注》又曰：“休屠，匈奴王号也，径路神本匈奴之祠也。”是径路神与径路刀剑之称名虽同，意义全殊，尤不可解。但若就吾人所想，匈奴所祠之径路神，实不为休屠王，乃即为径路刀剑，所谓祭兵者是。详言之，乃由于战斗之热烈心，而对此种外来之兵器予以神格化，遂一变而为战神军神矣。中夏向于所谓氈幕酪浆之匈奴，鄙视甚烈，此人所共知者，即令取其胡神以为国神，已出乎常情，费人索解。若万一汉天子所奉祠者，即为匈奴之先汗休屠王，不益为荒谬绝伦乎。
　　故《郊祀志》所谓祭休屠王也云云，其误会之处有二，其一：不识径路神之本义，致误传为休屠王神祠，其二：以中国向无径路神祠之俗，今其神既系来自匈奴，则所奉祠者，必为匈奴之昭穆祖神无疑。叠误重疑，遂竟妄传以径路神为休屠王。
　　径路神为好战民族匈奴所崇拜之战神既明，而西汉时代，朝廷于径路神祠奉之用意，固无非因一袭匈奴尚武之精神所使然。匈奴好战之民族也。然汉高帝以马上得天下，既形崇武，且欲以马上治天下，尤庸重兵。猃狁、乐浪、大宛、交趾，是征是讨，杀伐之日靡已，而好战之心遂成。方当是时，汉之国体，与谓帝制，宁云军国，以军立国，自殊帝制，故当时国家所最需要者，实质方面，如干戈剑戟诸兵器，与夫勇夫战士固在必备。至精神方面，有若战斗神之创建，与夫军神之崇拜，则尤属至急之务。然是种神祇之若蚩尤者，究有几何。故不惜混华、夷之别，远千里之外，而移植匈奴之径路神于中原，企以养成国民好战之精神，兼以标志国家之战绩。遂爰建专祠，言图夷像，取以视诸国神之军神蚩尤，虽非过无不及，然亦有汉一代，无独有偶之盛事，而《班书》误传，可为太息。
　　由此以观，西汉尚武重兵之思想，实大有出人意外者矣。因而如本文所论，黄帝、蚩尤之涿鹿战图，就中如其主要人物之蚩尤，谓其神格权威之发达及其巩固，实由于西汉时代之军国主义的社会背景所促成者，即举此以观，亦可思过半矣。更况事实昭昭，宁容见疑。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自汉高帝崇拜蚩尤以来，其思想自有急遽之发达，故兔园小说，与夫一般谶纬著书，于蚩尤传说，固大事串缀，他如百家中之兵家者流，所辑专书，并托蚩尤，汉志所录，当不我欺。信仰既深于脑海，盛事复播于口碑，随而则是端之艺术的表现，亦自将应运而兴。而关于蚩尤战图之制作，固属当时艺林所必有之产品，然则武氏祠涿鹿战之画像，虽属原本于西汉时代之蓝本而来，若探寻源流，盖因汉高帝之有军国思想，方有蚩尤之崇拜，有蚩尤崇拜，而始克有此战图之产生，是此稀世珍秘之遗物，实不啻为汉代政治思想史上之重要的一页。固难仅以古代美术之眼光视之者，不言可知。
　　选自《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2卷 1992年9月
　　

黄陵文典 黄帝研究卷/《黄陵文典》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