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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郑涵慧

                                      
  世界各个民族都具有民族凝聚力,因为民族凝聚力是具有普遍性真理的普遍现象。这是由于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形成的基本因素是相同的,如相同的地域,相同的种族,相同的经济,相同的文化等。但各民族的凝聚力有强弱之分,本民族的凝聚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强弱程度也不同。我们中华民族在5000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以完整的河山,灿烂的文化,屹立在东方。虽历经外族蹂躏,但国脉续而不亡,从分而合,化乱为治,文化衰而不绝。广容吸纳,充盈丰富。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独一无二,正是因为我们民族有极强的民族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源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在形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今天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作过伟大的贡献,但追根溯源,在遥远的黄帝时代,已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和文化文明奠定了基础,我们尊称黄帝为人文初祖,视黄帝和炎帝同为我们的先祖,自豪地自称为炎黄子孙。黄帝成为了我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象征,成为民族凝聚力最强的粘合剂和向心力,黄陵则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寻根问祖,顶礼膜拜和外国友人了解中体古老文化的圣地之一。
  同宗共祖,四海一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敬奉黄帝炎帝为自己的祖先,《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赞》“诸侯耗尽,而炎黄唐虞之苗裔,尚犹颇有存者”说的就是炎黄的子孙构成了华夏民族的主体,汉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与其他兄弟民族通过战争、融合、交往,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文集》第11卷,第381页),所以,“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已成为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代名词和共识,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任何地方,你都会有一种“去国怀乡,能不依依”的情愫,都期盼有朝一日回到故国故土,落叶归根。这种同宗共祖海内一家的民族心理通过言传书教,追缅祭奠先祖而代代传承且久而弥坚,仅就祭黄帝而言,已有近五千年的传统,《国语》就有舜祭天黄帝配祭的记载。帝王正式祭黄帝始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这种绵绵不断的祭祀文化和活动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大大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凝聚力——黄帝受到如此崇敬,“固然是因其开创了中华大地上的一统之业,而更重要的则还于其一统之业得以世代承传。五千年来,或有短时相分,然不为常态,最后皆重归于统一;虽然多次改朝换代,统领者各属不同族系,然皆归宗于炎黄正统;版图有变,而中央之域未迁”(《炎黄汇典·祭祀卷》,第3页)。据不完全统计,明洪武四年——2003年清明,以朝廷或政府正式祭奠黄帝陵[陕西]106次大典。当人们在巍巍桥山之上,以最恭敬的心情、古老的仪式,拜祭祖先黄帝的时候,热爱国家民族的心理极大的增强,海内外游子在黄帝陵前痛哭倾诉万里寻根历程和捧起一把黄土的喜悦,令人极其感动,这是一种强烈的归属感。黄陵庙大门的两幅对联充分表达这种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庙貌庄严万众寻根怀大德 赤子聚龙乡万里寻根圆旧梦
  门庭显赫五洲瞩目看中华 神州迈虎步亿民戴德开新元
  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民族自豪感
  尊黄帝为“人文始祖”是因为黄帝时代开启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先河,是我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源头,当世界大多数民族处于荒蛮蒙昧的时代,黄帝即统一中原,“即帝位,即登位,命大挠作甲子,仓颉作六书,伶伦定律吕,隶首定算数,并咨岐伯作内经,创医药之方。其妃嫘祖,又育蚕治丝纫衣裳之制,凡开物成务之道,宫室器用之制,至是大备”(《辞海》亥,第121页),虽然说有关纪年、文字、音乐、算学、医药、建筑、丝蚕等宏大的文化内容,绝不是一人或几人一时的发明创造,而是多少代人的智慧结晶和积累,但始于黄帝时期的远古时代,则是符合历史的。我们从小就熟读熟记:我们中国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和文明古国。这种中华民族自豪感滋养着人们的心田。
  从古以来,我们以文化文明区分华夏和蛮夷,章太炎说:“说者曰‘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同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其中华如故。以故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太炎文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中华文明随历史而发展,形成独特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以礼仪礼教区分“君子”与“小人”“文”和“野”,长久以来被世界各国称为礼仪之邦——礼文化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体系,“四维”“八德”“五常”“五伦”等,规范人们的言行,调节社会的各种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但也有许多森严等级,泯灭人的个性的愚孝愚忠的糟粕,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我们要继承的是从黄帝以降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赋予时代的新内容,形成新的行为规范,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纲要》所提出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行为规范,就体现了传统与创新的时代要求——所以当我们提倡建立有秩序的、讲诚信、讲礼仪礼貌的社会秩序的时候,常常会以我们是有悠久文化的礼仪之邦,而自豪地追缅人文始祖黄帝,就会赞曰“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之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孙中山临时大总统1912年祭黄帝文)。
  祖国统一,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
  “翦蚩尤于涿鹿,战炎帝于阪泉,挥斥八埏,疆里万国,用是奠基中夏,绥服九州,声教单敷,讫于四海……”(孙中山同盟会祭文),说的就是我们“赫赫始祖”黄帝初步建立中华统一大业的情况,后经秦,汉,唐,宋中央集权的朝代更迭,几千年来大统一,大团结的思想已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他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情感,从孔子“一匡天下”,孟子“定于一”……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使得历史上多少爱国的志士仁人,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艰苦奋斗。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临终期盼,岳飞“还我河山”的激烈壮怀,文天祥的“自古英雄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必死决心,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文人忧患,都是为了维护祖国的完整统一。而任何分裂祖国统一的人就成为民族的败类,人民的罪人而遗臭万年。
  关于统一了的国家社会的模式,从古代就有理想(空想)的描述——“大同世界”成为多少代人最高追求和终极目标。古贤人认为五帝(黄帝为首)时代是理想的“乐土”,人们平等而安祥,过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生活。《礼记·礼运》写有这样的情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皆者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理想的社会图景,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身居陋屋,心怀天下”“安得广厦千万间”等的志向抱负无不来源于此。这种统一祖国世界大同的思想在异族侵略而民族危亡时成为鼓舞,凝聚全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力量源泉。抗日战争就集中反映了这种凝聚力。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历朝历代虽有各种各样的奋斗和努力,都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总目标下,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来完成祖国统一,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这是把中国传统理想改造为执政党的阶段性目标,是符合民族文化心理和世界潮流的伟大创造。传统理想的小康社会是“……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是谓小康”(《礼记·礼运》),而我们要建成的小康社会则是经济发展,政治文明,依法治国,人民重学习、讲科学,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这种传统而创新的目标已产生了更强的民族凝聚力,使我们的民族走向新的辉煌。在取得新的成绩的时候,人们会自然地追念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正如2000年世纪之交陕西省政府祭黄陵祭文所云“唯我炎黄子孙,更当励精自强,凝聚民族之力量,再创华夏之辉煌”,表达了亿万炎黄子孙的心声,也就是我们的决心。
  选自《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4年第1期
  

黄陵文典 黄帝研究卷/《黄陵文典》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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