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黄帝是中国文明初曙时期的传说人物，黄帝族在历史上实有其族。在战国时期诸子竞言先王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同宗共祖的黄帝谱系，后来黄帝又进一步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崇拜和对黄帝的祭祀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从古至今绵延不绝，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就黄帝祭祀简单谈几个方面的问题，敬希指正。
　　一
　　祭祀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和“礼之五经，莫重于祭”之说[1]。《绎史》卷五引《纪年》和《博物志》说：“黄帝崩，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把祭祀黄帝的历史追溯到黄帝去世之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成果已经表明，黄帝时代已经出现了大型的神庙和祭坛，为祭祀黄帝的早期传说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在较为可靠的文献中，黄帝最早是作为始祖被后人祭祀的，《国语》中记载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2]《礼记·祭法》也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所谓“禘”，《礼记·丧服小记》说：“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注引杨复的解释说：“禘 、郊、祖、宗，乃宗庙之大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有虞氏以黄帝为远祖，得到了青铜铭文的证明，战国时期齐国的田氏仍因循这一传统，把黄帝作为自己的远祖。
　　《国语·鲁语》中曾有一段对于古代祭祀原则的经典叙述：“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其族也，不在祀典”。但在战国时期，地处两陲的非黄帝族的秦国也开始祭祀黄帝。秦最初祭祀少昊、太昊，秦灵公于公元前422年(周威烈王四年)作吴阳上畤，专祭黄帝。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沿袭了秦国对白、青、黄、赤四帝的祭祀。
　　秦朝末年，当刘邦在沛起兵时，就曾“祠黄帝”。后来刘邦在秦四帝畤基础上，又加设了黑帝畤，并按照秦的惯例对五帝加以祭祀，此后五帝之祀一直延续到汉成帝时。汉武帝时采纳了亳人谬忌“天神贵者泰一”的主张，以泰一神为最高神，五帝降为泰一之佐。在甘泉筑泰一坛，祭昊天上帝“泰一”，在坛之下设五帝坛，用祭天礼的规格来祭祀五帝。又根据公孙带所上黄帝明堂图“作明堂于汶上”，主祭天神泰一，黄帝作为五帝之一随祀，并成为常规祀典。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于洛阳城南建圜丘，为圆坛八陛，合祀天地，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黄帝位于丁未之地。两汉时期在祭祀天神黄帝的同时，也重视人文黄帝的祭祀活动。汉武帝在巡视边防途经桥山时，就曾对黄帝进行过祭祀。西汉末年代汉的王莽，想按照《周礼》理想模式治理国家，他不仅封黄帝后为公侯，使奉其祭祀，他本人也以黄帝为初祖，虞帝为始祖，建黄帝庙方四十丈，高十七丈，并“郊礼黄帝以配天，黄后以配地”，并将黄帝之祭奉为国祭，并颁布政令，要普天下黎民百姓祭祀黄帝。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黄帝的祭祀问题上，一是沿袭了前代在南郊祭天的同时设五帝位的做法，有时还专门举行“黄郊”以迎季夏之气。据古代学者考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魏文帝、魏明帝、吴孙权、晋武帝、晋元帝、晋成帝、晋康帝、晋安帝、宋武帝、宋孝武帝、齐高祖、梁武帝、陈武帝、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北魏献文帝、北魏孝武帝、北齐高祖神武帝、北周武帝等都举行过郊天大典，魏明元帝、北齐诸帝、北周诸帝等还举行过“黄郊”迎气之典。[3]如北魏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于四郊，远近仿五行数，各为方坛。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二是在明堂中祭祀五帝，如晋武帝三年于明堂立五帝位，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在明堂中也曾设五帝位。齐高祖建元元年祭五帝之神于明堂，以有功德之君配祀。梁武帝也祀五帝于明堂，服大裘冕以祭。三是有的帝王到传说有黄帝遗迹的地方进行祭祀。北魏皇帝借东巡的机会，曾经在今河北涿鹿的桥山先后四次拜祭黄帝。《魏书·太宗纪》记载：太宗明元皇帝在神瑞二年和泰常七年两次驾幸桥山，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魏书·礼志》记载，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元年(460)，“帝东巡，历桥山，祀黄帝”《魏书》还记载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428年，“八月，东幸广宁，临观温泉，以太牢祭黄帝”[4]。
　　隋唐时期对黄帝的祭祀与前代相比既有继承也有变化，祭祀礼仪更加完备。从南郊祭天和五郊之祭来看，隋唐都沿袭了在南郊祭天以五帝配，以及四时迎气之祭的做法。隋代郊迎制度因循前朝，以四立之日及季夏，各于其方之近郊为兆，迎其帝而祭之。《隋书·礼仪志二》记载了隋代郊坛情况，不过当时皇帝较少亲祠，往往由贵臣礼官摄行。唐代《开元礼》明确规定，冬至南郊祭天，要设昊天上帝神座和五方帝神座，五郊之黄郊多定在季夏土王日举行。根据五行理论，五行轮流居统治地位，土王日的“王”指当政为王，就是说夏六月土为王时。唐武德、贞观年间，仍岁祀五帝。武则天临朝时，五帝不再称天。《开元礼》所定岁祀五帝之礼与武德、贞观之治基本相同，略为：“立春日祀青帝于东郊；立夏日祀赤帝于南郊；立秋日祀白帝于西郊；立冬日祀黑帝于北郊，正座配座、笾豆各十二，五辰、五官、三辰、七宿笾豆各二，余各一。[5]
　　从黄帝陵庙致祭来看，隋代废止了祀黄帝于明堂的做法，主要在圜丘祭天、孟夏雩祭和郊迎制度中祭祀黄帝。自隋唐起，朝廷在历代帝王陵寝所在地进行祭祀。唐玄宗时制定的《开元礼》曾确认了一些帝王陵寝的所在地，但对于黄帝陵所在地尚未能确定，唐代宗大历五年接受了鄜坊节度使臧希让“坊州有轩辕黄帝陵阙，请置庙，四方飨祭，列于祀典”的建议，自此，黄帝陵庙致祭被正式纳入官方祭典。
　　隋唐时期的黄帝祭祀还出现了一种新现象，那就是中央开始设立专门的三皇庙和五帝庙。隋代以祭祀先代帝王为常祀，在京城立有三皇五帝庙，另立庙祭祀三皇以前诸帝。唐玄宗时，除在京师祭祀三皇五帝外，又下诏在京师设三皇以前帝王庙，与三皇五帝庙相近，按时致祭。宋元时期对黄帝的祭祀与前代相比稍有变化。从整体上来看：第一，沿袭了南郊祭天时五帝附祭和四时迎气之黄郊；第二，历代帝王庙中黄帝作为五帝之一受到的祭祀；第三，黄帝陵庙致祭。在这一整个布局中，原来的明堂报享五帝的制度逐渐消失，而历代帝王祭祀的地位上升。
　　在宋元时期的黄帝祭礼中，黄帝陵陵庙致祭受到了高度重视。赵匡胤对轩辕黄帝的祭祀是很重视的，《宋李昉黄帝庙碑序》中记载，在开宝五年(972)时，赵匡胤降旨：凡前代帝王功德昭著泽及人民者都应崇奉，不得使其庙貌荒废。当时轩辕黄帝庙被列为重点加以整修维护，同时规定朝廷对轩辕黄帝庙每3年祭祀1次。为了祭祀方便，把唐代宗大历中设置的黄帝庙从桥山西麓移到今天黄帝庙所在地。元朝祭祀轩辕黄帝沿袭宋代，对黄帝陵庙的祭祀也很重视，但是三皇被视为医家的祖先，不再由皇帝亲祭，而改由十大医师主祭。在各地仿照“孔子庙”设立的“三皇庙”，与社稷坛构成鼎足而立之势。
　　二
　　元代文宗至顺以后，官方祭天祀典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正式废除了对五方帝的祭祀。元初，一度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但皇帝已不亲祀。文宗至顺以后，祭天惟祀昊天上帝，又取消了四时郊迎之制，在封建礼仪的繁文缛节被简化以后，也结束了黄帝作为方帝享祀的历史。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进一步简化繁缛礼仪，“釐正祀典，凡天皇、太一、六天、五帝之类，皆为革除”，[6]仍以每年三月三日和九月九日通祀三皇之一黄帝。其次，明代发展了在中央设历代帝王庙祭祀历代帝王的做法。明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建帝王庙于京师，祀三皇五帝及汉唐创业之君，每岁春秋致祭。“帝以五帝三王及汉唐创业之君，俱宜于京师立庙致祭，遂建历史帝王庙于钦天山之阳。”七年，又“令帝王庙皆塑衮冕坐像，惟伏羲、神农未有衣裳之制，不必加冕服”。洪武二十一年(1388)，因京师帝王庙发生火灾，改建于鸡鸣山。明成祖迁都北京，在京城建历代帝王庙前，一度将历代帝王附属于天地祭祀。嘉靖十一年(1532)，复在北京建历代帝王庙，恢复常规的致祭。再次，明代对黄帝陵寝也非常重视。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派遣使臣到全国各地调查，查明各行省有先代帝王陵寝七十九处。洪武四年(1371)，礼部定议，合祀帝王三十五，由中部县祀黄帝，又派遣秘书监丞陶谊等人对桥山黄帝陵庙进行勘察、修葺，筹备祭祀仪式。同年，朱元璋降旨废除了各地建立的“三皇庙”和“由十大医师祭祖”的礼制，规定祭祀黄帝由皇帝或派遣大臣祭祀。桥山黄帝陵列为祭祀黄帝的圣地，要求每次祭陵的祭文、祭祀日期、祭品名称、数量和主祭、陪祭官员姓名都要刻石立碑。又特遣中书省管勾甘赴黄帝陵致祭，这次祭祀留下了我们所见的最早的一篇祭祀黄帝的祭文。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降旨在轩辕庙大殿内塑造轩辕黄帝坐像一尊，以世瞻仰祭奠。此后，三年一大祭，大祭时由皇帝亲写祭文，由太常寺派遣大臣携带香帛、贡品前来桥山祭祀。明朝诸帝对黄陵祭祀不断，洪武四年、二十九年，永乐十二年，宣德元年，景泰元年，天顺六年，正德元年、十一年，嘉靖十年、三十一年，隆庆四年，万历元年、二十八年，天启元年，均遣使赴黄帝陵祭祀。今黄陵保存有明太祖、成祖、宣宗、代宗、英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熹宗等皇帝遣使到黄陵致祭的碑文。
　　清代对于黄帝的祭祀沿袭明代，集中在两大项：一项是中央历代帝王庙展祭。多由皇帝主祭，春秋二次祭祀。一项是黄帝陵庙致祭，多由皇帝派专员致祭，一般是每三年一次，也有临时祭告。其他常年春秋之祭由地方官操办。清朝对黄帝陵庙的祭祀，仪式隆重，规模宏大，次数较多。除常规之祭外，逢皇帝登基，太后寿辰，国家庆典，平息叛乱，水旱灾害，五谷丰登，大功告成等重大事件，特别是需要团结御敌，或获重大成功需要祭告祖先在天之灵时，也常由皇帝决定祭祀黄帝。从顺治到道光帝，清朝廷对黄帝陵的祭祀，见于记载的主要有30次：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派专官到黄帝陵进行祭祀；清圣祖康熙元年(1662)，敬遣专官到黄陵祭祀；清圣祖康熙七年戊申(1668)遣工部杨运昌祭告黄帝陵；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遣工部右侍郎加一级苏拜致祭于黄帝陵，陪祀官有督理陕西等处地方粮储道副使加四级李国亮、延安府知府毛文埜、中部县知县金兰芝等；清圣祖康熙二十七年(1688)，遣鸿胪寺卿刘楷致祭黄帝陵，陪遣官有延安府知府张伟、鄜州知州胡正著、洛川县知县许廷佑、中部县知县李暄、宜君县谢裁秋、儒学训导阎仕、典史葛珙等；清圣祖康熙三十五年(1696)，因岁歉为民祈福遣都察院协理院事左佥，都御史常继圣致祭于黄帝陵；清圣祖康熙四十二年(1703)，为五旬大寿并亲阅黄淮堤工回銮派遣大理寺少卿莫音代致祭于黄帝陵，陪祀官有延安知府吴存礼、鄜州知州高怡、洛川县知县萧长祚、宜君县知县卢兆鲲、中部县知县黄觐光、典使孙时铉、儒学训导阎仕等；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为皇太子废而复立遣户部右侍郎加二级张世爵致祭黄帝陵，陪祀官有延安知府加一级孙川等，从祀官鄜州知州高怡、洛川县知县萧长祚、宜君县知县李之玣、中部县知县祝文彬等；清圣祖康熙五十二年(1713)，为六旬大寿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蔡升元致祭于黄帝陵，陪祀官为延安知府加二级孙川，从礼宫有鄜州知府加一级功加记录二次张云鹤、洛川县知县加一级向兆麟、宜君县知县加一级李良模、中部县知县加一级邰衡等；清圣祖康熙五十八年(1719)，遣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臣吴孝登致祭黄帝陵，陪祀官有鄜州知州加一级功加记录两次张云鹤、洛川县知县加一级军功记录一次向兆麟、中部县知县加一级杜乔等；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遣通政使司右通政钱以垲致祭黄帝陵；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遣都察院左副都御使江球致祭黄帝陵，陪祀官为整饬榆林中西二路兼分巡道陕西按察使司布政司参议朱曙荪，从祀官有延安府正堂加三级记录二十五此沈廷正、鄜州正堂加一级孙毓诠、署肤施县正堂加一级徐珩等；清世宗雍正十三年(1735)，太常寺少卿鲁国华致祭黄帝陵，从祀官有直隶鄜州知州李如沅、中部县知县何任、宜君县知县许克家等；清高宗乾隆二年(1737)，为世宗配享圜丘礼成，遣翰林院侍读学士世臣致祭黄帝陵，从祀官有礼部文林郎加一级邢通、直隶鄜州知州加三级李如沅、署直隶鄜州同州府通判加三级商北麟等；清高宗乾隆十四年(1749)，遣太常寺少卿钟衡致祭于黄帝陵，陪祭官为分巡凤邠盐道按察司副使永敏，从祀官有同州府通判署直隶鄜州事赵铨、雒川县知县方楚正、中部县知县杨必名、宜君县知县许治、中部县儒学训导王运会等；清高宗乾隆十七年(1752)，为慈宁太后万寿晋号遣太常寺少卿涂逢震致祭黄帝陵，陪祀官有鄜州直隶知州加三级武敬、洛川县知县老尔昌、署宜君县朱家鄜濂、中部县知县王纲等，从祀官为同州府盐通判加一级赵铨；清高宗乾隆二十年(1755)，为荡平准部太后晋号，遣太常寺卿熊学鹏致祭黄帝陵，陪祭官有候补知府署鄜州知府雷正、鄜州直隶州知州记录十次英德、中部县知县王纲等；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1760)，遣都察院左副都御使赫庆致祭黄帝陵，陪祭官有直隶鄜州知州刘鳞勋、中部县知县巩敬绪、宜君县知县侯於蓟、中部县儒学训导李凤冈等；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为太后万寿晋号，遣宗人府府丞李友棠致祭黄帝陵，陪祭官有鄜州知州阿林、鄜州分州吴廷试、洛川县知县温崧曾、中部县知县董廷楷、宜君县知县袁维丰、鄜州儒学训导李如坤等；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1776)，为阿桂平定大小金川，遣内阁学士唐吉泰致祭黄帝陵，陪祭官有候补直隶州署鄜州加三级记录五次林苹范、洛川县知县加三级记录五次温崧曾、中部县知县加三级记录五次董廷楷、署宜君县知县加三级记录三次任重、中部县儒学训导江自岚等；清高宗乾隆四十五年(1780)，为七十寿诞，遣内阁学士钱载致祭黄帝陵，陪祭官有洛川县知县加三级记录黄煇、中部县知县加五级记录五次董廷楷、教谕管中部县儒学训导江自岚等；清高宗乾隆五十年(1785)，遣内阁学士胡高望祭告黄帝陵；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1790)，遣内阁学士依兰泰祭告黄帝陵；清仁宗嘉庆元年(1796)，遣陕西副都统花向阿祭告黄帝陵；清仁宗嘉庆五年(1800)，为高宗配享圜丘礼成，遣户部右侍郎周兴岱祭告黄帝陵；清仁宗嘉庆二十四年(1819)，为六十大寿，遣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和桂致祭黄帝陵，陪祭官右鄜州直隶周知州鄂山、中部县知县恒亮，执事官右中部县训导朱体元、宜君县马兰镇巡检刘询等；清宣宗道光元年(1821)，遣西安副都督统哈兴阿致祭黄帝陵，陪祭官为署鄜州直隶周知州硕庆，执事官有中部县训导赵炳、宜君县知县邓培绶、中部县典史韩廷楷邓；清宣宗道光十六年(1836)，为太后万寿晋号，遣陕西榆绥镇总兵官郭继昌致祭黄帝陵，陪祭官为鄜州直隶州知州吴明捷，执事官有中部县训导张云瑞、中部县典史毛诗、前署中部县典史赵洙等；清宣宗道光二十六年(1846)，又为太后万寿晋号，遣西安右翼副都统甘露致祭黄帝陵，陪祭官为署鄜州直隶州知州张其翰和中部县知县郭云章；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850)，遣西安左翼副都统常春致祭黄帝陵，陪祭官为署鄜州直隶州陈捷魁和中部县知县郭云章，执事官有中部县训导李荣春、洛川县训导路三登、宜君县训导孙震生等。30次中，清世祖顺治在位18年，祭陵1次；清圣祖康熙在位61年，祭陵9次；清世宗雍正在位13年，祭陵3次；清高宗乾隆在位60年，祭陵10次；清仁宗嘉庆在位25年，祭陵3次；清宣宗道光在位30年，祭陵4次。
　　1935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推举委员张继、邵元冲，国民政府派邓家彦，陕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公推邵力子、郭英夫、冯钦哉、雷宝华、李成钢、宋志先等，致祭于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陵，并确定清明节为“民族扫墓节”，岁岁举行仪式。从1935年到1947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每年都派员前往黄帝陵祭祀黄帝。1948年黄陵县和平解放。清明节黄陵县政府和中共黄陵县委的干部，西北人民解放军“功劳”部四支部的指战员，黄陵师范和师范附小的师生，前往祭谒黄帝陵墓。同日，国民党在陕西省政府大楼北端布置礼堂，举行遥祭黄陵大典，由祝绍周主祭，省府各厅处局长陪祭。1949年清明节，祭谒黄帝陵墓，参加祭陵者有边区政府代表教育厅厅长贺连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代表高锦纯、中共黄龙地委书记强自修、黄龙分区专员黑志德以及黄陵县工、农、兵、学、商各界1500余人。1949年清明节，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特电陕西省府主席董剑为代表遥祭黄陵。典礼在西安新城大楼北面举行，由省府秘书长蒋坚忍代表董剑主席任主祭官，省府各委员及各厅处及师专校长刘安国等陪祭。
　　除清明节公祭外，民国时期还有一些名人到黄帝陵进行拜谒。如1918年爱国志士于右任于清明节在中部县县长陪同下冒雨拜谒黄陵。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从山西抗日前线经西安返回延安时，在茅盾等人的陪同下，25日登上桥山，拜谒黄帝陵。1940年3月，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先到重庆，继至延安。于当年5月31日赴延安途中，过中部县(今黄陵县)时，曾谒祭黄帝陵。为了唤起四万万民众和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当时在苏维埃政府工作的谢觉哉，分别在1937年7月和1943年，先后两次前往黄陵县谒陵拜祖。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祭黄帝陵活动由陕西省领导人主持，在清明节举行。从现有资料看，从1955年到1963年都由陕西省在黄陵县的桥山祭奠黄帝陵，一般由陕西省一名副省长主祭，省、地、县的有关领导同志陪祭。1964年到1979年公祭黄帝活动一度中断，1980年恢复，出现了海内外同胞共祭黄帝的盛况。从1994年起，每年都有国家领导人专程来黄帝陵参加公祭活动，同时国家有关部委领导，有关省、市、区政府领导，海内外知名人士都参加清明节祭陵活动。从1988年起，黄陵县还举行重阳节民间祭祀轩辕黄帝活动，各级政府领导、海内外侨胞到黄帝陵拜谒祭祖的日益增多，可以说，现代的黄帝祭祀活动是历史上祭祀黄帝传统的延续。对于公祭黄帝，近几年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对于不同学术观点间的争鸣是有益于学术进步的，但不能把今日的黄帝祭祀活动与迷信简单等同起来。
　　通过上面对黄帝祭祀历史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对黄帝的祭祀活动，滥觞于先秦时代，它发端于黄帝族后裔对远祖的崇拜，但这种对祖先的崇拜后来又进一步衍化出对天神黄帝的祭祀活动。从历史上的黄帝祭祀来看，对黄帝的祭祀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一是作为对始祖黄帝的祭祀；二是对天神黄帝的祭祀；三是对作为帝王的黄帝祭祀。古代中国人认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7]，非常重视对祖先的祭祀。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成果表明，我国原始宗教约略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而形成于新石器时代，这时的人们对死去的亲属，尤其是对有贡献的长辈和祖先，由依恋发展为崇拜，从而产生了祭祀祖先的仪式。中国上古时代的有虞氏和夏后氏就已把黄帝作为自己的远祖报以隆重的禘祭，到战国时期，出现了黄帝族的谱系，该谱系的显著的特点是把五帝三王都说成是黄帝的后裔，这种谱系的出现和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和民族认同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虽然都有自己始祖的诞生的传说，但把黄帝都奉为自己的远祖，应是一种历史的真实。这一方面是出于对完成朝代更替的本民族的神圣性寻找根据，最主要的是当时的不同民族间的通婚所造成的血缘融合带来的民族认同。以后建汉的刘邦和代汉的王莽以及北宋的真宗，无不在为自己寻找这种神圣的根据。
　　我倾向认为，中国的“神道设教”思想起源甚早，大约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战国初期的儒家就已经大受谴责，被批评为“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8]儒家创始人孔子虽然强调“祭神如神在”，但“不语怪力乱神”，又把非理性的崇拜排斥在外。战国时期思想的总结者荀子在《荀子·礼论》篇指出“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就是说祭祀是为了表达心意和思慕之情的，“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这说明早在先秦时代，一部分社会精英的思想已经突破了宗教迷信思想的束缚，但尚不能代表社会的一般知识水准，直至今日，我们还可以发现理性和非理性内在于同一个体思想之中。
　　在历史上的黄帝祭祀中，作为天帝的黄帝祭祀，肇始于先秦，早期原始宗教的灵魂观念，黄帝后裔的显赫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推波助澜，使黄帝从人祖演化为天神，成为五天帝或五方帝之一，在郊天之礼中附祭，有时还举行特祭。作为天神的五帝之祭最初为“迎气”之祭，在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下，作为天神的五帝代表木、火、金、水、土五行，又代表东、南、西、北、中五方，又代表春、夏、秋、冬和夏秋之交五个时间，还代表青(苍)、赤、白、黑、黄五种颜色。所以作为天神的五帝有五行之帝、五方之帝、五时之帝、五色之帝等含义，随文而异。《周礼·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郑注：“五帝，苍曰灵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黄帝亦于南郊”[9]。郑玄的这个说法，将五帝与上古的五个传说人物联系起来，并指出了五帝神的名称，其中有部分说法是汉代才出现的。《孔子家语·五帝》篇对五帝的由来作了相当清晰的解释：“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为名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马端临 认为《家语》的解释“其说本正大也”[10]。秦蕙田也称赞说《家语》的解释“文义甚明”[11]。但从明代开始，明太祖朱元璋采纳李善长的建议，简化祭祀礼仪，“釐正祀典，凡天皇、太一、六天、五帝之类，皆为革除”，改变了祭祀天地时以五帝从祀的传统。由于明代也没有五时迎气的做法，从此，对天神黄帝的祭祀正式退出了祭典。明代发展了在中央设历代帝王庙祭祀历代有功帝王的做法，并把桥山黄帝陵庙列为祭祀黄帝的圣地，要求每次祭陵的祭文、祭祀日期、祭品名称、数量和主祭、陪祭官员的姓名都要刻石立碑。因此，在明清时期，黄帝是作为帝王进行祭祀，不再作为天神祭祀。从民国时期开始至今，黄帝是作为始祖和传说中的有功帝王进行祭祀，所以，我们今天祭祀的黄帝不是神。黄帝骑龙升天的神话寄托的是人们的美好愿望，黄帝后世被作为天神崇拜和传说人物的神化有关。
　　祭祀产生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已有非常久远的历史，这种祭祀礼仪虽经过历史的变迁，仍根深蒂固地充斥我们的生活。虽然人们不再相信人死能够复生的神话，但仍善良地希望去者的灵魂能在天国永存。因此，祭祀活动本身表达的是对去者的追思和生者的希冀。如果让我们把这种感情进一步扩展，不再单纯局限在某一个个体，而是放大到一个民族，那么黄帝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性的祖先，祭祀黄帝反映了中华民族尊老敬祖、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如果仅从直系血缘关系上来理解“炎黄子孙”之类提法，未免失之于狭隘。黄帝族本是黄河流域一个部族的代表，后来的夏、商、周都把其作为远祖，这是由民族融合所带来的文化认同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速度日益加剧，春秋时期的秦晋互通婚姻，战国时期的齐、楚、燕、韩、赵、魏、秦成为民族融合的七个区域中心，出现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华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通过婚姻的关系促进了血缘的融合和文化认同，战国时期出现的《五帝德》和《帝系》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后来的北魏皇族自认为出自黄帝，原因都在于此。《五帝德》和《帝系》后来被分别收入《大戴礼记》和《世本》，司马迁又据以写成《史记》，从而奠定了黄帝在今天的历史地位。这种文化认同是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也是今天包括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共识，今天祭祀“人文初祖”黄帝是团结海内外华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和谐社会的需要，从这里来看对黄帝的祭祀活动，也许更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当然，建立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完善祭祀礼仪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注释：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61页；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26页。
　　[2]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9页。
　　[3]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1—633页。
　　[4]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4页。
　　[5]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18页。
　　[6]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24页。
　　[7]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59页。
　　[8]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29页。
　　[9]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766页。
　　[10]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14页。
　　[11]秦蕙田：《五礼通考·吉礼·五帝》，四库全书本。
　　

黄帝祭祀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帝陵基金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