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祭祀是中华民族极具民族个性的文化现象之一，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我们随处可以看到这种传承不息的文化现象，它以极其鲜明的特点塑造着民族的性格，也以巨大的力量把整个民族扭结成一个整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国的祭祀活动源远流长，洪成玉先生通过对甲骨文中“祭”、“祀”两字的分析得出“在有文字记载以前，祭祀活动就已存在，祭祀是中华重要的初始文化之一”[1]。据现有考古资料表明，大约在距今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撒在尸体旁边的赤铁矿粉就反映了灵魂不灭观念下的最早的祭祀仪规。祭祀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于戎。”《国语·鲁语上》说：“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韦昭注：“节，制也。”也就是说，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和重大制度。《礼记·祭义》中也有“礼之五经，莫重于祭”之说，认为“五礼”中祭礼最为重要。总之，在中国长达数千多年的血缘统治的封建宗法社会里，祭祀一直是被看作最重要的文化活动。
　　黄帝时代，祭祀已经相当发达。据文献资料记载，黄帝还对当时的祭祀传统作了整理：“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2]。黄帝曾上泰山封禅，还曾在华山、首山、太室、太山、东莱与神会，并郊雍上帝，接万灵于明廷[3]。其中封禅和郊祀上帝是后代的祭天大典的内容，而接万灵于明廷，很可能是后世所谓明堂之祀。据《礼记外传》：明堂是古代天子布政之宫，与祖庙有渊源关系。由此可见黄帝时代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只不过祖先崇拜的范围没有后世那样绝对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当然，这些只是历史传说，还不足为凭信。但从考古发掘来看，近年来我国不同的地区曾先后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祭坛遗址。其中在炎黄时代的时间范围内，就有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瑶山祭坛、汇观山祭坛、寺墩祭坛、安徽含山凌家滩祭坛等，这些祭坛兼有祭天礼地的功能。它们的发现为黄帝时代已经有相当发达的祭祀提供了佐证。传说黄帝去世后，当时的人们就设立神庙、祭坛，用各种精美的器物祭祀黄帝。《绎史》卷五引《纪年》及《博物志》就说“黄帝崩，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另据《大戴礼记·五帝德》载，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令，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回答说：黄帝“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从这个记载中，我们不难想见，黄帝仙逝后人们的怀念之情，从而也不难想象对黄帝的祭祀之隆。
　　在上古时期，对祖先的祭祀活动已经出现。在原始社会的发展中，人们在崇拜自然神灵的同时渐渐对宗族祖先产生了莫名而深挚的怀念。他们享受着祖先开创的基业，感觉祖先和自然神灵一样随时恩佑庇护着自己。于是，由敬仰、怀念而生出对祖先亡灵的崇拜与依赖。他们相信祖先亡灵和自然神灵一样就在自己周围，也以一种神秘的力量随时荫护着宗族的后代。祭祀祖先便成为先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并且渐渐发展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传统之一。在尧舜禹时代，黄帝就被人们当作始祖祭祀。据《国语》所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礼记·祭法》也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所谓“禘”，《札记·丧服小记》说“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注引杨复的解释说“禘、郊、祖、宗，乃宗庙之大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也就是说，每一朝君主追溯自己的始祖，把它当作祭祀的对象，至于始祖以前的更早的祖先，则用禘祭的办法加以报祀。禘礼是一种追念远祖的大礼，古制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举行。由于黄帝开创性的业绩，有虞氏和夏后氏都把他视为远祖，并用祭祖之礼的最高规格祭祀，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黄帝浓厚的追根报祖之情。
　　到商周时期(这里的周专指西周)，人们仍把黄帝视为先祖，以祭祀祖先之礼来祭祀黄帝。从大量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商周族和黄帝有血缘关系。比如《史记·三代世表》中将这种血缘关系记载得很明确：“黄帝生玄嚣，玄嚣虫乔极，虫乔极生帝喾，帝喾生契，是为商祖”，“黄帝生玄嚣，玄嚣生虫乔极，虫乔极生帝喾，帝喾生后稷，是为周祖”。著名的历史学家杨宽结合《世本》、《大戴礼记》等书所列黄帝世系表是：
　　契
　　玄嚣—虫乔极—帝喾 尧
　　稷
　　黄帝                     
　　穷蝉—敬康—句芒—虫乔牛—瞽叟—舜
　　昌意—颛顼 鲧—禹                  
　　重黎
　　老童（卷章）——                                                          
　　吴回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
　　从此表中也能清楚地看到黄帝是商周族的始祖。我们再从象征华夏族的龙文化现象来看，在黄帝时代，黄河中游也有共同的龙崇拜信仰，原始龙形象出现的最早遗迹是河南濮阳老城西南角的西水坡，年代距今约6000年之久。其次是山西襄汾县的陶村墓地出土了一件彩蟠龙图形的陶盘，时间距今4000多年，后来在商代遗物中，又大量出现龙图案。在夏、商、周三族的活动中心出现龙的崇拜，说明自黄帝开始，龙作为华夏族的象征已经初具规模。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商周族和黄帝有血缘渊源。
　　众所周知，商周时期已经形成了比较发达的祭祀制度。所进行的祭祀活动不仅种类繁多，程序复杂，而且更趋于规范化。值得注意的是，商周时期对祖先的祭祀更加重视。他们对自己的祖先按照一个既定的祭祀谱，几乎是每天必祭，每旬必祭。从甲骨文所载对先王先妣的祭祀秩序可以看出，先王无论直系、旁系，甚至虽立为太子，但未即位者也全都予以祭祀。对此现象，陈梦家先生在他的《殷墟卜辞综述》中总结到：这种对祖先崇拜的隆重及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的逐渐接近、混合，为殷以后的中国宗教树立了规范，即祖先崇拜压倒了天神崇拜。[4]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商周始祖的黄帝在当时也受到了隆重的祭祀。
　　那么，是何原因促使商周的人们对祖先如此狂热地虔诚崇拜呢?据史载，古代祖先祭祀有一个重要原则：报功修先。“凡祭祀之义有二：一曰报功，二曰修先。报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5]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向祖先学习，从祖先那里汲取精神力量，勉励自己不断努力，另一方面通过祭祀表达对祖先的怀念，并加强自身修养，以无愧于先人。
　　春秋战国时期，黄帝作为其苗裔的远祖继续被祭祀。齐侯因*（上次下月）敦铭文证明，战国时期齐国的田氏仍把黄帝视为远祖进行祭祀。铭文中明确地记载了黄帝是他们田齐的高祖并对其进行祭祀。同时，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祭祀具备了新的意义。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是奴隶制逐渐解体，封建制逐渐形成的时代。经济政治上的剧变反映到社会思想上，就是对天的信仰的动摇与重民思想的抬头。在这种背景下，春秋战国时的祭祀，宗教意义淡化，而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上升。对黄帝的祭祀亦不例外。
　　首先表现在“黄学”的出现。先秦诸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纷纷借黄帝立言，黄帝和黄帝时代在诸子的著作中被作了不同的描述。儒家的仁义，道家的无为，法家的法治，神仙家的出世，在诸子著作有关黄帝的记载中都可以看到。这些著作尽管带有著作形成时代的烙印，但同时也反映出黄帝的功绩和黄帝时代的特征不断为人们所认识。当时的人们为了规拟未来社会的蓝图，纷纷研究黄帝和黄帝时代，并开始打出黄帝的旗号，出现了一个重要学派——“黄学”。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战国时期出现的“黄帝之书”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等共十二类二十六种。据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黄学的主要思想是文武并用，刑德并行，以法为符，皆断于法，无处无执，无为而治，保民而王等。这些思想无疑是为结束战争局面，促进大一统的实现而出谋划策。可见到战国时期，人们在承认黄帝是华夏族的血缘意义上的祖先的同时，更加突出了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黄帝的意义，黄帝成为引导人们从战乱走向统一、走向社会和谐和稳定的旗帜。
　　其次表现在黄帝被作为天帝之一来祭祀，其政治意义更加突出。黄帝及其他四帝，本来都是祖先，后来获得天神和帝王的含义。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五行学说的传播和影响，春秋战国以来人们用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原理来解释历史的演变规则，认为黄帝代表土德，周代是火德。《孔子家语·五帝篇》对此作了相当清晰的解释：
　　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足以太白皋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白皋配金、颛顼配水。”
　　如果用五行相生的原理推测，火生土，取代周代的王朝应该又是土德；如果用五行相克的原理推测，水克火，土克水，取代周代的王朝应该是水德，而水德之后也是土德。这样一来，代表五行之一的黄帝就具备了神格，被作为天神而享祀了。随着五行说在战国时期的流行，五帝被进一步神化，甚至将五帝与方位、节时、颜色相配，作为天神的五帝不仅代表木、火、金、水、土五行，又代表东、南、西、北、中五方，又代表春、夏、秋、冬和夏秋之交五个时间，又代表青(苍)、赤、白、黑、黄五种颜色。所以作为天神的五帝有五行之帝、五方之帝、五时之帝、五色之帝等含义，随文而异。《周礼·春官·小宗伯》中记载“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郑注：“五帝，苍曰灵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白曰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黄帝亦于南郊。”这样黄帝俨然成了司时之神，也成为后世季夏拜祀黄帝的渊源，《淮南子·天文训》更把黄帝说成是执绳而治四方的中央之帝，《淮南子·说林训》高诱注说：“黄帝，古天补神也，始造人之时，化生阴阳。”也就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去远古部落寻找自己的精神领袖，并将他们排成五德终始秩序，这样就使每一个部落集团、每一个族徽的后裔都有可能成为天下霸主。也就为各国争霸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把黄帝当作天帝之一来祭祀明显有政治上的考虑。以泰国为例，秦人祭祀的上帝有：白帝、青帝、黄帝、炎帝。《史记·封禅书》中记载：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作西畤，祠白帝。    
　　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    
　　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白帝即少皞是古代东夷集团中有名的氏族首领，秦人来自东方，把少皞奉为明神来祭祀，是理所当然的。青帝不知确指，徐旭生说可能是太皞。[6]太皞也是古代东夷集团中有名的氏族首领，对其祭祀与少皞有相似之处。而对炎黄二帝的祭祀就突现出其政治意义，即祭祀是为它的统治服务。炎黄二帝是古代有名的氏族首领，陕甘一带黄土高原是炎黄二族的发祥地，很自然，这里的人们很早就崇奉着炎黄二帝。《封禅书》说：“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武畤、好畤春秋初年文公时废，三百余年后，秦灵公在其旧地作吴阳上时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这是对原来周人立畤的一种复兴，而周人在武畤所立之帝很可能就是黄帝、炎帝。秦人在西周时居于天水一带，立国后势力不断扩大，穆公时势力已向东发展到黄河沿岸。在这种益国开地的过程中，不断有异族纳入秦统治之下，《秦本纪》记载被秦吞并的地区或氏族有“荡社、亳、彭戏氏、杜、郑、小虢、梁、芮、大荔、义渠等。为了统治这些地区的人民，秦统治者选择这里人民原先就业已崇拜的炎黄二帝加以崇拜祭祀，确是一种良好的统治手段。对被征服者来说，继续崇拜其心目中的先圣，容易使被征服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认同感，这是一种对被征服者的怀柔政策。秦统治者立畤祭上帝都有这种意义。我们来看秦时之分就一清二楚：
　　襄公西畤——今甘肃天水一带；
　　文公鄜畤——今凤翔；
　　宣公密畤——在今凤翔南宝鸡县境内；
　　灵公吴阳上、下畤——今凤翔；
　　献公畦畤——栋阳，今临潼区东北部。
　　从时的分布来看，呈现出由西向东的特点，与秦势力扩张相一致，其意义不言自明。同时，对于征服者来说，掌握对被征服者心目中明神的祭祀权，就等于控制了被征服者本身。
　　最后表现为祭祀对象的变化，把功德作为选择祭祀对象的标准。《礼记·祭法》记载：“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古代圣明的君主制定祭祀的原则是：为老百姓订立法则的人，为国效力而不遗余力的人，为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能为老百姓抵御重大灾害的人，能捍卫老百姓免受祸患的人，死后都应受到祭祀。虽然这里指的是古之圣王，但在春秋战国这个经常托古言志的时期，很有可能是在描述当时祭祀的情况。目的是勉励时人要像圣人学习，为国家的强大作出努力，以在各国争霸中立于不败之地。当然，由于黄帝的功德涵盖了上述应受到祭祀的五种人的全部美德，因此，尽管囿于史料，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黄帝也受到了时人的隆重祭祀。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的祭祀虽然发生了许多变化，各国祭祀黄帝的目的也有所不同，但都达到了一样的效果，即对结束分裂，完成统一做了准备，这一点毋庸置疑。
　　注释：
　　[1]洪成玉：《祭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圣文化》，2005年，第2期。
　　[2]《史记·五帝本纪》。
　　[3]《史记·封禅书》。
　　[4]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61—562页。
　　[5]王充：《论衡·祭意篇》。
　　[6]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增订本，第209—210页。
　　

黄帝祭祀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帝陵基金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