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黄帝姓公孙，名轩辕，系我国远古“五帝”之首，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时代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与开端。诚如毛泽东撰书《祭黄帝陵碑》文云：“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可知黄帝的时代大体上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中晚期，与之同时的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均属黄帝时代文化。黄帝作为“中华第一大帝”，是中华文明的肇始者。
　　“文明”一词，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最早见于《易经·乾卦·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云：“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在这里，“文明”含有文采光明、文德辉耀的意义。从社会发展水准而言，“天下文明”已臻文化上升、社会进步的境界。现代汉语中“文明”一词，是对英文Civilization的翻译，该词源于拉丁文Civis(市民)，并派生出Civitas(城邦)和Civititas(市民资格)，其原意与城市有关。以后大都用它来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即由氏族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阶段。关于文明的概念和标准，中外学者诸多歧义，但大体而言，一般均以城市、文字、金属冶铸和礼仪性建筑作为文明的重要标志。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在黄帝时代，各种文明要素均已出现，从朝霞万里的文明曙光，逐渐形成了文明的开端。
　　原始城市的产生，黄帝始立城邑以居
　　早在黄帝时代，中华大地上已经呈现出邦国林立的局面。《史记·封禅书》曰：“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索隐》引韦昭云：“黄帝时万国，其以修神灵得封者七千国，或为七十国。”《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之世“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汉书·地理志》说：“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先王以建万国，森诸侯’，《书》云‘协和万国’，此之谓也。”这里所谓“万国”，并非确知为有“一万”之具体统计数字，只是形容远古时期邦国林立的状况。在这些邦国中，有为早期国家，有的只是氏族或部落，不可一概而论，某些早期国家，其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便是原始城市。城市是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也是国家文明诞生的主要载体。
　　城(Walled town or walled city)是历史文化的特殊产物，并以城垣为其突出标志，同时也往往是“城市”的借称。约在黄帝时代，最早的城已经产生。《史记·封禅书》谓：“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云：“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事物纪源》引《黄帝内传》说：“黄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阙。”又引《轩辕本纪》云：“黄帝筑城造五邑。”《中州杂俎》载：“黄帝筑邑造五城。”《淮南子·原道训》曰：“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案》诗谓：“天上白玉京，五城十二楼。”考古发现的黄帝时代的城址，有仰韶文化晚期的郑州西山古城。该城址位于郑州市北郊23公里处的惠济区古荥镇孙庄村西，北距黄河4公里。北依西山，为自洛阳延伸而来的邙岭余脉，山岭在遗址东侧戛然而止，恰似黄河中下游之交的脊轴；南临枯河，遗址坐落在枯河北岸二级阶地南缘，正是绵延不绝的豫西丘陵与东南一望无垠的黄淮平原的交点。城墙平面近似圆形，南部已遭破坏，城内面积2.5万余平方米，若将城垣与城壕的范围也计算进去，则面积可达3.45万平方米。该城址外面有壕沟环绕，最近又发现外围壕沟，从而形成了三重防御体系。城垣的建造，采用了夯打、板筑和挖槽等多种方法，表明其建筑技术的进步；现已发现城门2座，分别为西门和北门。从西城门北侧城垣上发现的基槽和柱洞推测，这里可能有望楼一类的建筑；城内发现房址200余座，其布局事先经过规划设计，有些房址分别位于一号道路两侧，门皆向北，朝向北城门；此外，还有一座面积112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F84)，基址北侧有一面积数百平方米的广场；在房址底部、北城门下、西城门门道下，均发现有埋婴现象，这是建筑过程中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奠基礼仪。根据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数据，该城址年代距今5450—4970±70年，应是黄帝时代的一处权力中心[1]。以郑州西山城址为实例，表明黄帝筑城造邑的记载是可信的。同城关系至为密切的是“市”。关于市，《说文》云：“市，买卖所之也。”《太平御览》卷191引此句时，原文作：“市，买卖之所也。”《管子·问》：“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尹知章注：“和，谓交易也，万人因市交易而得利。”《孟子·公孙丑下》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汉书·货殖列传》严师古注：“市，交易之处。”《周礼·司市》郑玄注：“市，杂聚之处。”又说：“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处，君子无故不游观焉。”由此可知，市是进行买卖交易的场所。市的起源甚早，班固《东都赋》云：“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舆，造器械，斯乃轩辕氏所以开功也。”《淮南子·览冥训》说：“昔者黄帝治天下……道不拾遗，市不豫贾。”《文子·精诚》有内容相同的记载。《路史·仡疏纪·黄帝》说：“五置而有市，市有馆，以俟朝聘之需。”根据考古资料，早在5500年前，位于巢湖流域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已经出现了“集市”等许多有价值的城市元素。“这里既有大型宫殿、神庙等标志性建筑以及布局整齐的房屋、墓地，又有护城壕沟、手工业作坊、集市和大批礼器，所以它当之无愧是一座城市。……这个城市沿河而建，以三个台阶为界线划分成三处功能不同的区域，具备了初级的城市规划水平。”[2]郑州西山与含山凌家滩虽然具备了城市的雏形，但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它们已经脱离了乡村的聚落形态，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古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作为文明诞生的重要载体，特别受到人们的关注。
　　文字的发明，黄帝史官造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文字，文明甚至不会出现，而且肯定永远不会达到它的高级形式。一个民族孩提时期终结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创造符号来记录自身的观念。黄帝时代，已有文字出现，王嘉《拾遗记·轩辕黄帝》云：“昆台者，鼎湖之极峻处也，立馆于其下。……帝以神金铸造器。及升遐后，群臣观其铭，皆上古之字，多磨灭缺落。”唐人王瓘《广黄帝本行记》载：“帝所铸剑、镜、鼎、器，皆以天文古字题铭。”黄帝的史官仓颉已经使用文字，被后世尊为“字圣”。《荀子·解蔽》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吕氏春秋·君守》谓：“仓颉作书。”高诱注：“仓颉生而知书写，仿鸟迹以造文章。”《韩非子·五蠹》说：“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世本·作》云：“沮涌、仓颉作书。”张澍《世本集补注》谓，《周礼·外史》疏引云：“仓颉造文字。”《援神契》云：“仓颉视龟而作书。”《说文》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坑之迹，初造书契。”卫恒《书势》说：“黄帝之史沮涌、仓颉，视彼鸟迹，始作书契，纪纲万事，垂法之则。”李斯《仓颉篇》载：“仓颉作书，以教后诣。”《淮南子·泰族训》云：“仓颉之初作书，以辩治百官，领理万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远。至其衰也，为奸，刻伪书，以解有罪，以杀不辜。”《古今事物考》载：“黄帝时，仓颉比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故有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书之别。”《春秋元命苞》载：“仓帝史皇氏，名颉……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淮南子·本经训》也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张彦元《历代名画记》对此解释说，由于文字的诞生，“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这种神异说所渲染的是文字创造的伟大。当然文字的发明创造绝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远古人类的集体创作。文字发明以后，书籍应运而生，书籍所提供的信息，丰富翔实，突破时空限制，其传递知识的功能更为完善。诚如庾肩吾《书品》所言：“开篇玩古，则千载共明；削简传今，则万里对面。”人类文化所以能延续不断，并在积累中日臻进步，全赖文字之功。
　　根据考古资料，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墓葬中随葬的龟甲、骨器上，发现了8000年左右的契刻符号，这些刻符同后世甲骨文在某些方面颇有近似之处。仰韶和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更加复杂的刻画符号，据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长安五楼、郃阳莘野、铜川李家沟和宝鸡北首岭等7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270多件陶器上，发现有52种符号，大都刻在陶钵外面的口沿上。其中有的符号似可释为“一”、“五”、“七”、“八”、“十”、“玉”、“巾”、“豕”、“示”、“爪”、“羊”、“阜”、“矢”等字。关中地区发现刻画符号的地点范围，东西相距300公里，南北约100公里，在这3万平方公里地区内居住的人们，已经普遍使用这些符号，这批符号已有基本固定的形状及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它们似可称为原始文字了。此外，河南灵宝北阳平、西坡遗址，河北永年台口村和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层内，出土过同半坡相同的符号[3]。
　　金属的冶铸与使用，黄帝采铜铸宝鼎
　　金属的冶铸与使用，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各种金属中，铜是人类最先认识和使用的金属，铜器是人们第一次采用化学方法，将天然矿石熔化，铸造出来工具与用器，促使社会生产力发生一次质的飞跃。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吴雷(Leonard woolley)在《人类历史——文化与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深刻指出：“冶金术的发明，把人类从野蛮推进文明。”并在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划出一条界线，认为“这是人类历史变革的分界线，主要就是由于冶金术的利用以及依之而生产的很多工艺活动，所以此界有如鸿沟将两者分隔开来。”我国早在远古时代，已经发明了冶金术，相传黄帝为其创始人。《世本·作》云：“黄帝作宝鼎三。”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磐，垂作钟。”《管子·五行》载：“昔者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吕氏春秋·古乐》云：“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洞冥记》云：“黄帝采首山之铜铸刀，名鸣鸿，长三尺。”《太平御览》卷345载：“帝解鸣鸿刀赐东方朔曰：黄帝时采首阳之金得此刀，雄者已飞，雌者独在。”《史记·孝武本纪》谓：“赞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史记·封禅书》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胡髯号，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广博物志》卷39引《真诰》云：“轩辕自采首山之铜以铸鼎，虎豹百禽为之视火参炉。鼎成而轩辕病崩，葬乔山。”景冬阳《说嵩》谓：“夫黄帝文明之始，礼乐之祖。在位百年，采首山铜，铸鼎荆山，鼎成而崩。”《阌乡县志·艺文志》载明人黄方《铸鼎原黄帝庙奎阁记》云：“阌乡县治之东岗峦一带，若起伏迤逶而来者，黄帝铸鼎原也。昔黄帝采首山铜铸鼎兹原。载典籍可考。……自庙创自汉唐，断庙可识也。……中间扁曰‘骑龙遗踪’，夹道而出山门题曰：‘古荆山’，盖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阳，即此处也。”唐代诗仙李白曾来此拜谒，有诗云：“黄帝铸鼎荆山涯，不炼黄金炼丹砂，骑龙飞去太清家，云愁海思令人嗟。……”铸鼎原在今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北，系一突兀而起的高原，南依荆山，北濒黄河，西接关陕，东连河洛。气势磅礴，闻名遐迩，相传黄帝于此铸鼎而得名。1999年，在西坡遗址灵阳公路旁边的灰坑中，发现一块火烧过的铜矿石，大小约4× 6公分。1998年5月—10月，在海拔1980米的具茨山发现古代采铜矿洞遗址一处，洞高6米，宽5米，进深17米，在洞口及其周围发现有砍砸器、敲砸器和高品位的铜矿石及用柴炭烧结的铜矿石块。[4]表明黄帝时代可能已经发明了冶铜技术。
　　据考古资料提供的信息，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一个青铜片，临潼姜寨遗址出土一个红铜片和残铜管，武安赵窑和榆次源涡遗址发现了铜炼渣，前两处属于仰韶早期，后两处属于仰韶晚期，其分布地域包括陕西、山西和河北。半坡和姜寨的铜器不是用天然铜锻打，经鉴定是铸造的。赵窑和涡源发现铜渣也说明是铸造铜器的。“今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知道仰韶文化(与黄帝时代相当)已是铜石并用时代，这些文化遗址出土了冶铸的青铜制品如刀、环和红铜制品片状、管状器，以及冶铸遗存如坩埚、炼渣等等，反映黄帝时期已存在青铜冶铸业，而文献记载着黄帝命人铸造某种兵器和乐器，当时设置陶正、臣工，出现善于掌火的能人，这些都是有可能的。”[5]
　　礼仪性建筑的出现，黄帝筑坛祀天地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礼制。《左传·隐公十一年》说：“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仪虽源于原始习俗，但它却是根植于私有制基础上等级制的产物，用来区分上下、尊卑、亲疏、长幼之间的关系。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其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出现了礼仪性建筑。文献记载，礼仪始于黄帝。《商君书·画策》云：“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当时已有坛、庙、冢等礼仪性建筑出现。《黄帝内传》载：“黄帝筑圆坛以祀天，方坛以祀地，则圆丘方泽之始也。”《通典》说：“黄帝封禅天地，则郊坛之始也。”《轩辕本纪》云：“帝升天，臣寮追慕，取几杖之立庙，于是巡游处皆祠云，此庙之始也。”《黄帝内传》云：“帝斩蚩尤，因置冢墓。”考古发现的礼仪性建筑，多为祭祀遗迹。有人通过对磁山遗址进行研究，认为有关仰韶文化灰坑和S形卵石面建筑遗迹，构成了一处7000多年前的大型祭祀遗址，“与社会基本经济——农业相联系的祭地祈年活动，是这种崇拜意识的核心。”[6]
　　在甘肃秦安大地湾，发现一处仰韶文化晚期的殿堂遗址(F901)，包括主室、侧室、后室的附属建筑，占地420平方米，出土有四足鼎、敛口小平底釜，条形盘、带环形把手的异形器，构成一组远古陶礼器，这处大型建筑，可能是祭祀或举行某种仪式的公共活动场所。在秦安大地湾，还发现一所带地画的居室(F411)，室内近后壁的居住面上，有用黑色颜料绘制的人与动物图案。这种罕见的地画，可能与祭祀有关。[7]  
　　河南灵宝铸鼎原为黄帝于此铸鼎，向世人展示天人合一的礼制法则的千古圣地。考古工作者在铸鼎原魁星楼基址附近，发现一环形灰沟，宽约1.5—2米，深约2米，沟内有30—50厘米黑色灰土和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陶片。这里曾出土过大型石铲。因而被认为是远古时代的“燔祭”遗迹。[8]
　　铸鼎原对面8公里的荆山脚下，有三座并列的山峰，自左至右，分别为蚩尤山、轩辕台、夸父山。轩辕台居中，相对垂直高度约120米，状如截顶金字塔，酷似南美洲玛雅文化的祭坛与神庙。远远望去，台顶像一座方形小城堡。台上南北各有一座残破的夯土台基，相距98.5米，北边台基为方形，长17米，宽13米，高约8—12米。南边台墓为圆形，直径约7米，高约8米。两台均用红、黄、褐、灰、白五色土夯筑而成。[9]唐代诗人陈子昂《题轩辕台》诗写道：“北登阌丘望，求古轩辕台。应龙已不见，牧马空黄埃。”(“牧马”指轩辕台西南的牧马原)。关于轩辕台，《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轩辕台或作轩辕丘，《山海经·西次三经》载：“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无草木。”郭璞注：“黄帝居此丘，娶西陵氏女，因号轩辕丘。”《海外西经》亦云：“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王红旗《〈山海经〉试注(选)》认为轩辕之丘即轩辕之台，系人工建造的四方台形金字塔。“四蛇相绕”为“巨石雕刻或装饰性浮雕，墨西哥特纳尤金字塔底部即有一蛇形浮雕饰带。”[10]因而不少学者认为轩辕台应为古代祭祀遗迹。
　　在辽西大凌河流域，发现了5000年前红山文化晚期的祭坛、积石冢和女神庙，喀左县东山嘴遗址的南部没有圆形台基址，中部为方形台基址，构成一组坐北朝南、东西对称的石砌建筑。遗址南部的石圈形台址的周围黄土层中，发现了20件陶塑人像残块，有的为小型孕妇像，有的为大型人物坐像。在凌源、建平交界的牛河梁北山南侧平缓山坡上发现的女神庙，系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物构成，二者大体在一个中轴线上。这组有中心、多单元而又富于变化的宗教建筑，系土木结构，墙上的壁画绘有赭红相间、黄白交错的三角几何纹和勾连纹图察。遗址内出土有上臂、肩、手、鼻、耳及乳房等泥塑残块，分属于六个不同的个体，有的与真人大小相当，有的约等于真人的三倍，组成了多彩多姿的女神群像。还有一尊女神头像，额部隆起，浓眉长目，面颊丰满，下颌尖圆，头顶发髻平直起棱，眼球用晶莹碧绿的圆形玉片镶嵌而成，嘴角流出一丝笑意，颇具北方蒙古人种的典型性。这是一处神的世界。在女神庙南面山头上，还分布着巨大的积石冢群，以石垒墙筑墓。巨冢中心为椁式大墓，四周上下绕以棺式小墓，首尾相连犹如谱系，呈众星捧月之势。牛河梁祭祀遗址群以庙为主体，庙、冢、坛结合的布局格式，反映出其祭祀内容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以祖先崇拜为主的祭祀性质，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被誉为“文明的曙光”。[11]
　　人文始祖功盖世，开创中华古文明
　　曾有学者指出：“黄帝时代与考古文化结合起来看，当时农业生产已经社会化，部分手工业已专门化，知识分子(应包括巫师集团)已经阶层化，原始宗教(包括葬俗祭礼)规范化，出现了酋邦王国，出现了政权组织的雏形，许多重要的创造发明，像雨后春笋般的都在这一时期出现。”[12]黄帝时代的创造发明，有陶器、生产生活和交通工具、纺织、丝麻制作衣服、绘画与雕塑、音乐、文字、八卦及天象历法、宫室、铜器等。特别是城市、文字、金属冶铸和礼仪性建筑等文明要素的出现，充分表明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源头。约在黄帝时代晚期，文明渐趋形成，历史展现出光辉灿烂的新篇章。事实表明，人文始祖功盖世，开创中华古文明。
　　注释：
　　[1]a.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b.张玉石：《史前遗址与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形成》，《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
　　[2]周剑虹，孙晓胜：《最新考古发现证实，我国5500年前就出现了城市》，《河南日报》2002年7月23日。
　　[3]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画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4][8][9]许永生、刘苹：《黄帝铸鼎原与中华文明起源》，载《炎黄颂》(中册)，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5]王贵民：《关于黄帝铸鼎传说的文献记载》，载《炎黄颂》(中册)，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6]卜工：《磁山祭祀遗址及相关问题》，《文物》1987年第11期。
　　[7]宋兆麟：《室内地面与丧迁风俗——大地湾地画考释》，载《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特刊)1986年12月。
　　[10]王红旗：《(山海经)试注(选)》，载《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11]马世之：《文明曙光目击记——访辽西牛河梁女神庙》，《郑州晚报》1987年2月22日。
　　[12]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84页。
　　

黄帝祭祀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帝陵基金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