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一、“黄帝文化”的提出与认识
　　我们是炎黄子孙，黄帝有无其人，距今多少年，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等，是我们需要搞清的首要问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明确了夏王朝的存在，并确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的确立，由于禹传启，家天下，结束了古代的“禅让”制度。将天下分为九州，结束了“万国”割据，可以说，夏代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大统一的国家。夏代以前的社会是什么?是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帝时代”。“五帝时代”最早见于《史记·五帝本纪》。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作为“五帝时代”的主要人物。《竹书纪年》、《世本》、《大戴礼》也有相同的记述；《帝王世纪》中的五帝是：少昊、颛顼、帝喾、帝挚、尧、舜，而把黄帝列入“三皇”，而“三皇”中的黄帝，也早于五帝中的少昊、颛顼等，尽管文献记载中说法不一，从文献记载看，《史记》等书是较早的文献资料，把《五帝本纪》专门列为一章，所以，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作为“五帝时代”的主要人物应该说是恰当的，“五帝时代”是黄帝至舜的历史，实际上是七主，即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挚、尧、舜。
　　关于文献问题，自19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发现甲骨文后，王国维先生把地下出土的甲骨文与古文献结合，相互校勘和印证，发现甲骨文中众多的商代帝王名依其所排列的世系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相合。甲骨文的发现，不仅证明甲骨文确系商代直接遗留下的记录文字，同时反过来又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是商代的历史。《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题，制定的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解决了我国历史纪年中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并列出大批的考古资料，证明夏商周三代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史记》中的《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是可信的，所以，我认为《史记·五帝本纪》也应该是可信的，是研究“五帝时代”的珍贵文献资料。司马迁作《史记》时，不仅到处调查五帝的史迹，而且还会有大量的史书作参考，才写出不朽之作，从司马迁的自述中，可以知道撰《史记·五帝本纪》时，司马迁参阅了《春秋》、《尚书》、《五帝系谍》、《五帝德》、《帝系姓》、《书》等书。
　　在《史记·五帝本纪》之外，我们还能知道黄帝的存在，如：《史记·夏本纪》中：“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即把夏禹的始祖上溯四代，追溯到黄帝；在《史记·殷本纪》中：“殷契，母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商族的祖先也与五帝中的帝喾联系上了。帝喾乃黄帝之玄孙；在《史记·周本纪》中也能知道五帝的存在，周武王伐纣以后大封诸侯：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弘农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黄帝之后于祝(东海郡祝其县)，帝尧之后于蓟(燕国有蓟县)，帝舜之后于陈(陈州宛丘县)，大禹之后于杞(汴州雍丘县，古杞国)；《礼记·乐人》：“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此段与前边引文有区别，黄帝、尧的后人谁在蓟，谁在祝，熟是?当系黄帝后在蓟，尧之后在祝)。应该说，在西周初年，周武王还承认有神农、黄帝、尧、舜的存在，并尊称这些人是圣人，否则焉能封其后人乎。所以，中国古史中的黄帝等人物应该是存在的。在我国夏代以前的世系中，应该有个“五帝时代”。这在汉代以前已有定论，目前，我们有责任把黄帝至舜(即五帝时代)的这段历史搞清。
　　二、关于“五帝时代”的年代
　　关于“五帝时代”到底有多长?有七说：
　　1.《史记》397年说：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余读谍(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尧、舜的在位年代有明确记载：“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天子位，践帝位三十九年。”按此推算，尧崩前舜虽已执政，但不能算舜的在位年代，舜的在位年代只能从尧死以后开始，尧死后三年舜才正式继位，加上在位的三十九年，舜的在位年代应该是四十二年；关于尧的在位年代：“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而老，令舜摄行天子政荐之于天，尧辟位二十八年而崩。”依此推算，尧在位九十八年。关于黄帝、颛顼、帝喾三个人的在位年代，《史记·五帝本纪》仅记其名，没有具体的在位时间，只能从皇甫谧的注释中知道：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一岁”；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挚九年”。从上所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五帝时代的时间应是五帝在位年限之和，即黄帝100年，加上颛顼78年，帝喾70年，挚9年，尧98年，舜42年，共在位397年。也就是说，“五帝时代”的年限是397年。
　　2.《竹书纪年》484年说：战国时期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记载，为五帝七主，多了少昊和帝挚，而少昊的在位年未计在内，据有关文献记载，少昊在位八十四年：黄帝在位“一百年”；颛顼“七十八年”；帝喾“六十三年”；帝挚“九年”；尧“一百年”；舜“五十年”。共计484年。
　　3.《帝王世纪》483年说：《帝王世纪》把黄帝列入三皇，如果从黄帝开始，记载的五帝时代则是483年。黄帝“在位百年”，少昊“在位百年”，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帝喾“在位七十五年”，帝挚“在位九年”，尧“即位九十八年”，“尧崩，三年丧毕，舜年八十一岁。以仲冬甲子，月次于毕，即真”，“舜年八十一真，九十五岁使禹摄政，摄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呜条。”可知舜在位二十三年。共计483年。
　　4.《资治通鉴外纪》486年说：此说源于《资治通鉴外纪》：黄帝：原注在位百年或云一百一十年。少昊(青阳)在位八十四年。颛顼在位七十八年或云九十一年，帝喾在位七十五年或云六十三年(注：按干支纪年当为70年)。帝挚在位九年(黄帝至帝挚三百四十一年，少昊至帝挚四君二百四十一年，尧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四十二年。五帝时代七主，在位486年。
　　5.《甲子纪年》记载，黄帝始年为公元前2697年，夏始年为公元前2206年，“五帝时代”为489年。
　　6.《中西对照历代纪年图表》492年说：万国鼎《中西对照历代纪年图表》记：“黄帝自西元前2697年始”，“黄帝至虞舜凡七世，491年(前2697—2205)。此年为历代祭黄帝陵的年代。
　　7.《春秋命历序》1520年说：源于《春秋命历序》：黄帝传十世，一千五百二十年或云十八代。少昊传八世五百年或云十世四百年，颛顼传九世三百五十年或云八世五百四十八年。帝喾传十世四百年。帝挚在位九年，黄帝传十世，一千五百二十年或云十八代。
　　综上所述，关于“五帝时代”的年代有七说，可以说众说纷纭，《春秋命历序》年代最长，比较笼统，没有细排出诸王的序列，前六说比较接近，所以，我们认为：在诸多史料中，《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史书，《史记》是西汉时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大作，司马迁治学态度严谨，当时参考的文献也多，《帝王世纪》对五帝七主记载较详细，《资治通鉴外纪》成书于南宋，引用史料多而全，这些都是我们解开中华古史中“五帝时代”之谜的重要文献资料。关于“五帝时代”的时间，在诸多说法中，以《竹书纪年》、《史记》、《帝王世纪》、《资治通鉴外纪》等书的说法比较接近，大体时间为397—491年左右。又根据《甲子纪年》记载，黄帝始年为公元前2697年，夏始年为公元前2206年，“五帝时代”为489年。目前祭黄帝陵仍采用此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禹之受禅为王的大体时间是公元前2070年。我们可以认为“五帝时代”的时间当在距今4071—4562年之间；如果以甲子纪年推算、夏始年为公元前2206年，其上限为距今4700年左右，这样，为我们在相应的考古文化中寻找“五帝时代”文化提供了年代数据。
　　三、考古文化中的龙山文化是五帝时代文化
　　从“五帝时代”的距今4071—4562年或距今4206—4697年看，在考古文化中，唯龙山文化的测年与其相近，为距今4100—4900年，龙山文化又分为早、中、晚三期，距今4600—4900年，仰韶文化的故地变成了龙山文化早期，称庙底沟二期文化，豫西南的仰韶文化则被屈家岭文化取代，河南东部为大汶口文化，可以说，在中原地区有三种文化并存，即龙山文化早期(庙底沟二期，距今4900—46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5300—46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6300—4600年)。当距今4600年之际，湖北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取代屈家岭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取代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实现了一统，均称龙山文化。陶器一律变成黑陶、灰陶，只不过地域不同，器形稍带地域性特点，在河南境内的豫西南，龙山文化下王岗类型取代屈家岭文化，豫东的王油坊类型取代大汶口文化，河南境内的龙山文化则统称为河南龙山文化，即龙山文化中晚期，距今4000—4600年，这一变化难道说不值得我们深思吗?陶器变成了黑陶和灰陶，文化统一为龙山文化，只不过在纹饰和器形上有地域性的区别，即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又可分为下王岗类型、王油坊类型、郝家台类型、王湾类型、三里桥类型和后岗类型，这一大的变化，应该与国家的统一有关，从考古测年看，应该是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与考古文化相吻合。我们认为，龙山文化中晚期即“五帝时代”的文化。
　　四、“五帝时代”的特征
　　当我们研究“五帝时代”时，在众多文献中，会发现黄帝是“五帝时代”的代表人物，从时代顺序上看，黄帝时代最早，是“五帝时代”之首，其他诸帝均属其后人；黄帝的影响最大，功劳也最突出、最显赫，黄帝通过战争，统一了中国，铸鼎、筑城、建宫室、造字、作历法、祭天地等发明权均记在黄帝的名下。而这些方面均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关于黄帝文化的考古特征，从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确定黄帝文化的范围，主要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究竟哪些遗迹是黄帝文化的遗迹，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我认为应该从城、青铜、文字和鼎文化四个方面入手：
　　1.黄帝“始主城邑以居”，“为五城十二楼”，也就是说，黄帝时已出现城，寻找古城应是一个重点；
　　2.青铜的使用，黄帝铸鼎，都表明黄帝文化已经有较为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并已经使用青铜为工具，寻找青铜也应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青铜是文明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
　　3.文字，黄帝史官仓颉始作书；
　　4.在鼎文化的考古文化中寻找黄帝文化。
　　五、黄帝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期
　　关于文明，一般指国家的出现，黄帝时期已经统一了全国。我国已故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提出：城、青铜、文字是文明的重要标志，是非常正确的。根据文献记载：黄帝“始主城邑以居”、“铸鼎”、“仓颉造字”等，与文明的重要标志完全一致，所以，我们认为：黄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开始。
　　1.关于城：恩格斯说：“只要村一旦变作城市，也就是说，只要它用壕沟和墙壁防守起来，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1]。”恩格斯又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耸的墙壁并非无故；它的城壕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2]。”恩格斯对城的出现给予高度的重视，认为城的出现是原始社会的村制度的结束，城市制度的确立，文明时代的开始。对于古代城的范围，列宁说：“当时的社会和国家比现在小得多，交通极不发达，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当时山河海洋造成的障碍比现在大得多，所以国家是在比现在狭小得多的地理范围内形成的，技术薄弱的国家机构只能为一个版图范围较小、活动范围较小的国家服务[3]。”所以，我们认为，鉴于古代城市产生的范围限制，决定了古代城的规模不会太大。这就是中原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不大的原因。
　　文献记载的轩辕丘、涿鹿、亳、帝丘、平阳、蒲坂等都城名，为我们进一步找城，提供了重要线索。因为从中原地区考古已经发现的古城址看，有距今4100—4600年的龙山文化古城，河南省境内发现6座，即新密市的古城寨[4]、淮阳平粮台[5]、郾城郝家台[6]、辉县孟庄[7]、安阳后岗[8]、登封王城岗[9]；山东省境内发现五莲丹土大汶口文化城址[10]和龙山文化城址13座，即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临淄桐林田旺、邹平丁公、阳谷景阳冈、王庄、皇姑冢、茌平教场铺、太尉、乐平铺、尚庄、东阿王集、滕州薛城[11]。山西省境内有陶寺古城[12]。考古已经发现的古城址虽然很多，但是，能够定准其城名的，为数甚少。总之，龙山文化古城的产生，意味着国家的出现，城市制度的开始，先民已经迈进文明的门槛了。
　　2.关于冶铜：青铜是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标志，我国的冶铜历史悠久，从考古发现看，距今六千多年的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二块冶铸的黄铜[13]，对龙山文化来说，也屡有发现，如淮阳平粮台二期灰坑H15内发现一块铜渣，长1.3厘米，断面近正方形，四边均为0.8厘米；登封王城岗四期灰坑H617内发现一件铜蝤的腹底残片，残宽5.5厘米，残高5厘米，壁厚0.11—0.15厘米，重35克；郑州牛寨遗址出土铜块；临汝煤山遗址出土冶铜坩埚；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西临汾陶寺一座墓葬中出土一件铃形铜器，长6.3厘米、宽2.7厘米、高2.65厘米，经化学分析，含铜量占97.8％，铅占1.54％，锌占0.16％，是迄今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唯一的一件成形铜器。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古城外发现许多炼铜用的熔垆，也是龙山文化时期冶铜技术发展的重要证据[14]。龙山文化已经使用铜，与黄帝铸鼎的记载相符。
　　3.关于文字，在龙山文化中也多有发现，但数量较少，在登封王城岗三期文化H473中的陶杯底的外部烧前刻上一个文字，形似“共”字，H406的碗的外部刻有“X”[15]；山东邹平丁公城址H1235内发现陶盆底部刻有11个字，其释文上学术界看法不一，多数学者认为丁公陶文与甲骨文不是一个系统的文字[16]。在山东城子崖城址上层的一件大陶瓮片内刻有9千字，原释为“齐人网六鱼一小龟”[17]。在龙山文化陶文中，以丁公陶文哄动最大，因之《考古》杂志约请专家笔谈，从时代上定为“龙山文化中期偏晚”，“这些字排列有序，大小有一定规格，有的字如正在行走的人，有的似乎是武器，这十一字笔法纯熟，早已脱离了文字初始之拙稚形态，应该说表现了这一完整的意思”，“是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古文字”，“将推动龙山文化和中国文明形成的研究”。龙山文化已经有文字，已得到认可，结合文献，黄帝之史仓颉造字，也在龙山文化中得到冯时先生在1993年6月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龙山文化陶文与古彝文》[18]，提出丁公陶文与彝文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用彝文将丁公陶文解释为“魅卜，阿普渎祈，吉、吉长、百鸡拐爪”。他认为丁公陶文是彝族的鸡骨卜，“彝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记阴火盘离邪药”，阴火盘是彝人祛病除邪的法器，可能正相当丁公陶文所刻的陶盆。冯时的看法，颇有新见。
　　六、鼎是“五帝时代”考古文化的重要特征
　　在探讨“五帝时代”考古文化时，首先要找到这个时期考古文化的特征，关于在以鼎为炊器的考古文化中寻觅黄帝文化的问题，我们从“黄帝获宝鼎”、“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知道，鼎在黄帝文化中居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是宝器，是祭祀的礼器。鼎是怎样变成礼器的，我们必须知道鼎的发展历史，因为鼎开始是炊器，在古代先民的生活中，由于他们居住的地域不同，所以他们使用的炊器也不同，有用夹砂罐、鼎、鬲、釜等的区别，黄帝文化应是以鼎为主要炊器的考古文化，所以才演绎出生活用的陶鼎向礼器铜鼎的转变。从黄帝铸鼎看，铜鼎应是由实用的炊器陶鼎演变而来的，所以，黄帝文化的主要特征应是用鼎的考古文化。在古代，人们在一定范围内生活，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古人为了生存，其主要特点表现在食物加工的炊器的变化上。
　　关于鼎，《说文》：“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泽，魑魅莫能逢之，以协承天休易卦，巽木之下者为鼎，象析木以炊也。”由此可知，鼎必须有三足，是炊器，由于其用途是用作对食物的加热，使之变为熟食，以供人们食用，所以，如果是陶鼎，其陶质必须是夹砂陶，这是我们所说的鼎的真正含义，这样，才能遇热后不会炸裂，有些器物虽是三足器，如三足钵，在裴李岗、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均有发现，由于其质地是泥质，遇热则会炸裂，所以，不能作炊器，我们也只有在这个特殊界定的范围内，确定哪种文化是以鼎为炊器的考古文化，哪种文化不是，我认为，黄帝文化必须在鼎为炊器的考古文化的范围内寻找，我们知道，在众多的考古文化中，距今七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就是以鼎为炊器的考古文化，裴李岗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省嵩山周围的浅山区，淮河的支流沙颍河上游。其后是进入仰韶文化时代，由于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广，在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省的关中地区、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山西省的南部、河北南部、远及甘青交界、河套地区、河北北部、湖北西北部。从炊器鼎的使用范围看，并不是所有的仰韶文化都是用鼎作炊器，用鼎作炊器的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北的南部、河南、湖北的西北部，即仰韶文化的王湾、大河村、后岗、下王岗诸类型，它们都是以鼎为主要炊器，而关中地区的半坡类型则以夹砂罐为主，河南西部的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其炊器也是以夹砂罐和少量的釜灶为特色，仅见到一件鼎，还是采集的，充其量说是鼎文化的西部边缘。而到龙山文化早期的庙底沟二期，鼎的数量才有所增加，证明鼎文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西至陕西省的客省庄二期文化也出现了方格纹鼎，也成了鼎文化的范围。而河南北部的龙山文化后岗类型的主要炊器是鬲，汤阴白营遗址鼎的数量明显增加，鬲的数量也很多。从陶色看，龙山文化时期一改仰韶文化以红陶为主的风格，出现大量的灰陶、黑陶，并普遍使用，这种变化绝非偶然，应该是政权上大范围的一统的反映。从生活到祭祀，鼎作为祭器的历史也很悠久，在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二期的墓葬(M65：1)中就随葬陶鼎，这里的陶鼎虽然是实用器，但已随葬在墓中，可能是死者生前使用的陶鼎，死后随葬在墓中的，这很重要，是最早见到的祭祀死人用的鼎，也可以说是最早的祭祀用的鼎，其时代距今八千年左右[19]。其后在仰韶文化的下王岗类型墓葬中也用鼎随葬，在下王岗仰韶文化早、中期的墓葬中相当普遍[20]，鼎在早期是实用器，中期有实用器，也有专为随葬用的明器鼎。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发现墓葬较少，仅在郾城郝家台遗址龙山文化的墓葬中用鼎作为葬具，即作瓮棺葬用，其上扣以盆或碗，以埋葬小孩，很难说是当祭器用[21]。从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见到黄帝“获宝鼎，迎日推策”，鼎在夏商周均为重器。回顾鼎文化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今天溯其源头，研究其发展的历史，寻找黄帝文化的特征，鼎文化应该是黄帝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黄帝的居地，位于登封、新密、新郑的有熊之墟，正是鼎文化的发祥地，一直是鼎文化的中心，黄帝文化只能是河南龙山文化。
　　根据天文和黄河变迁的有关资料，距今4000—4600年之间，黄河改道经淮北苏北平原入海，距今4000年前后，又发生黄河由南向北改道[22]，改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距今4600年以后，是黄河刚改道经淮北苏北平原入海，原来的黄河故道，属于正在开发的时期，而黄帝的居地嵩山周围，尤其是溱洧水中上游，不受黄河泛滥和改道的侵扰，优越的自然条件，创造了一个长期稳定，持续的发展环境，所以可以持续发展，黄帝原是有熊国君，最后统一全国，铸鼎以象征统一。黄帝以后的颛顼、帝喾、尧、舜，对黄河故道的开发与洪水治理，也促进了各族的融合和国家的统一。
　　本文认为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应是我国文明史的开始，与其相应的考古文化——龙山文化中晚期即我国古代“五帝时代”的考古文化，有不妥之处，望诸位学者指正。
　　注释：
　　[1]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9，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1页。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2页。
　　[3]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蔡全法、马俊才等：《龙山时代考古的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00年5月21日。
　　[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6][2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考古四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10]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五莲丹土发现大汶口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2000年1月17日。
　　[11][14]曹桂岑：《龙山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河南文物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2]马世之：《中国史前古城》，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3]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1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16]冯时：《龙山文化陶文与古彝文》，《光明日报》1993年6月6日。
　　[17]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城子崖》，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南京，民国二十三年。
　　[18]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专家笔谈丁公遗址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卞仁：《关于丁公陶文的讨论》，《考古》1994年第4期。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22]赵希涛：《渤海湾西岸全新世海岸线变迁》、《华北断块区的形成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顾家裕等：《苏北中部滨海平原贝壳砂堤》，《沉积学报》1983年第1期。
　　

黄帝祭祀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帝陵基金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