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献辑录 > 史著、史论 >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
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党在国统区的统战工作和在沦陷区的斗争（三）
党对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看待的。进行抗日战争，不仅要驱逐日本侵略者，而且要为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高举抗日民主大旗，在抗日救亡的前提下推动国统区人民要民主、要自由的进步运动，为抗战胜利后建设新中国的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全国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异常兴奋地表示：“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①。1937年11月，她发表声明指出：“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②。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于1937年7月3l日被释放出狱，他们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的抗战团结。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卢沟桥事变后，向国民政府提出普遍动员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项政治主张。10月，其领导人章伯钧等从香港回到南京，积极参加抗战工作。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从1936年两广事变时的反蒋抗日转到拥蒋抗日的立场。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都表示拥护政府抗战，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于是，全国的抗日救亡高潮深入到城乡各个社会阶层。上海、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工人群众纷纷组织抗日义勇队、宣传队，支援前线，参军参战。在日本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面前，中国民族工商界的人士也表现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华中、华北地区的许多工商界人士抱着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把自己的企业搬迁到西南和西北后方各省区继续从事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上海著名实业家胡厥文等克服重重困难，创立迁川工厂联合会，积极组织民营厂商内迁。上海进步实业家沈鸿在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下，将所办的五金厂的机器设备经西安迁往延安，这对以后陕甘宁边区的工业生产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全面抗日需要国民党实行政治改革，实现宪政和民主，这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围绕着是否要实行民主政治，国共两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全国抗战和国民党参政会的召开，再次唤起民众对实现民主宪政的强烈企求。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通过“实行宪政”的决议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掀起了第一次宪政运动热潮。1943年9月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组织各种讨论时事的政治性团体，利用报刊和集会，讨论宪政，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呼吁从速准备宪政。9月18日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的当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一文，强调实现民主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明确提出准备实行宪政，必须具备“立即宣布人民依法享有言论出版结社居住身体之自由”，“立即承认国民党外各党各派之合法存在与活动”等条件。11月12日，褚辅成、张君劢、黄炎培、董必武等组成宪政实施促进会。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参与下，第二次宪政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44年1月，黄炎培等创办《宪政》月刊，旗帜鲜明地宣传宪政，呼吁民治精神。黄炎培还同沈钧儒、章伯钧、王造时、张志让等16人发起宪政座谈会，多次开会讨论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批评和剖析国民党的“五五宪草”。2月，张澜等在成都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实行约法、尊重人民自由、刷新政治、革除弊端、全民动员、武装人民等主张。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谴责国民党排除异己，拒绝进行民主改革，坚持独裁制度。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巨大的声势，并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
大后方的文化界、工商界人士，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文化界进步人士提出“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1944年5月间，重庆文化界举行集会，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和戏剧的审查制度。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等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疾呼经济民主，迫切要求国民党取消经济“统制”，减轻民营工商业的税捐负担。中国西南实业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和中国生产促进会等工商团体，于1944年5月联名起草《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要求国民党改变政策，解决工商界的具体困难。
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全国人民的民主宪政要求，推动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分析国民党当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指出其可能选择的三种方向：(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毛泽东号召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和国民党人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③，决定参加宪政运动，以吸引一切民主分子于党的周围，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明确指出，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有三条是最重要的：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周恩来的演说，进一步指明了宪政运动的发展方向。
宪政运动尽管没有达到它所热切期望的“开始准备实施宪政”的目的，却有力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真独裁、假民主的面目。在民主宪政运动逐渐高涨的背景下，民主人士进一步组织起来。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许多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参加了这个组织。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等国民党民主人士在重庆筹备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4年，李济深、何香凝在广西从事抗日民主活动，为另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所有这些，同样不仅在党的周围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力量，而且进一步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①宋庆龄：《国共统一运动感言》，《抵抗》三日刊第12号,1937年9月26日。
②宋庆龄：《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9页。
③《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678页。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