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献辑录 > 史著、史论 >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
第二章 抗日战争前期边区的经济政策/第二节 争取外援和休养民力的经济政策
黄正林
抗日战争初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①这一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日战争初期国内政治环境和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其基本点是争取外援。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使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兴起。在全国民众的推动下，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携手抗日。而且，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并未受到日本方面和国民党方面的重视。因此，在抗战初期的1937年至1938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②日本对国民党强硬的军事态度，迫使国民党积极应战。为了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共同对付日本的军事侵略，国民党不但承认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合法地位，而且供其军饷。同时，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民主政权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英勇抗战，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特别是广大爱国华侨的同情和支持，不断给边区以财力物力上的援助。正是在这样一个有利的氛围下，边区制定了“力争外援”的财政政策。
所以，抗战初期，边区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外援，见表2—2：
从上表看出，外援占到边区财政收入的51％—85%。正如财经办事处1944年2月起草的《关于财政工作总结》中所说：“在争取外援上，这一时期边区财政支出，大部分是依靠外来的援助，其中最大部分是国民政府应发的八路军经费，每月分给后方一部分作为财政收入。”③
争取外援的目的是减轻边区人民负担，以休养民力。边区本属于贫瘠之地，加之经历了十年内战，社会经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因此，抗战初期，边区政府为了培养边区的人力物力，以支持长期抗战，急需休养民力，恢复边区经济。
边区休养民力政策的主要做法是极力减轻人民负担。抗日战争初期，边区不仅废除了一切苛捐杂税，而且向农民征收的也很少，如1937年，征募公粮13895石，每人负担大约1升，占收获量的1.28%；1938年，征募公粮15972石，每人负担大约1升2合，占收获量的1.32%。④征粮的对象一般是中农和地主富农，贫农和雇农一般不征粮。在工商业方面，边区采取的是“保护私营工商业”和“自由贸易”的政策。早在1935年，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在颁布的《关于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布告》中就指出，把苏区的一切工商业捐税完全取消，关税、营业税一概免收；苏区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的大、小商人也可以自由到苏区来经营商业；除了粮食和军用品外，苏区的出产品均可自由输出。⑤抗战初期，边区继续实行这一政策。所以，抗战初期的两年，边区在三边、靖边设立税务局，只征收盐税和部分货物税(主要是烟酒税)，商人没有其他负担。
“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政策无疑推动了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为在外援的支持下，除了数量不多的公粮而外，边区群众几乎没有其他财政负担，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就拿耕地一项来看：1936年边区有耕地8431006亩，1938年就增加到8998483亩，净增加耕地56万余亩。⑥边区农村、城镇商业也开始活跃起来。所以，在“争取外援，休养民力”政策的扶持下，边区农村经济在经受了自清末以来各种战乱的创伤后，开始恢复并有了一定的发展。抗战初期的两年，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亦有很大的改善，农村富户增多，形成成分的变化。许多以前是贫雇农的，现在转为中农或富农了，而中农成为了乡村经济的主要成分。”⑦
“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经济政策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合实际之处。一是对外援认识不足。抗战初期，国民党积极抗战，的确令人鼓舞，但当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战中壮大的时候，它必然要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给予扼杀。尽管中共的领导人对外援的不可靠(特别是国民政府的拨款)有所认识，如毛泽东在1939年就提出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但“没有把1939年的热潮坚持下去，普遍推广到农村中去，到1940年就有些消沉了”。⑧之所以出现生产运动的“消沉”，主要是由于中共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有依赖于外援的思想，没有做发展经济的长远打算。
二是产生了狭隘的“仁政”思想。在“休养民力”思想的引导下，边区政府的思想落脚点总是在休养民力上，总怕群众的负担加重了，而对战时的特殊环境则考虑较少。正如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所说：“各级干部处理一些问题也没有将战争与革命的特点把握住，只是站在怎样减轻负担和改善人民生活这方面去看问题，而没有看到日寇和顽固分子有进攻边区的可能性，忽视了军事财政方面的准备。”⑨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存在，当边区的外援断绝后，使边区的财政和经济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特别是1940年准备不足，使1941年出现了严重的粮荒。有份材料记述了当时的情形：
1940年人粮马料，明知非十四、五万石，不能渡过难关，由于幻想外援不会完全中断，和不正确的量入为出的财政观点，和仁政观点的作祟，只征收粮97053石，采购了18751石，共计115804石，距实际需要尚差34000石，即22.75%，造成1941年春季的粮食恐慌。1943年南厅长(指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引者注)在边区二科长联席会议上回忆当年的饥荒日子，杨玉亭同志当局长时，因为库无存粮，机关也无隔日粮，他半夜在睡觉时，也有人找他要粮，他说天明了再说。领粮人就骂：“你吃了饭你睡觉，我们今天还没有吃饭哩。”县的部队曾因缺粮，一日喝两次稀饭。⑩
由于片面实行“仁政”的观点，给边区带来严重后果。“为了渡过这个难关，乃于一九四一春夏之交动员大批干部两次下去向人民借粮四万九千七百零五石，动员频繁形成了严重的扰民现象。”(11)
①《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7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1页。
③财经办事处：《关于财政工作总结》1944年2月，《史料摘编·总论》第1编，第73页。
④《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7册，第59页。
⑤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编：《延安时期统一战线问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7册，第60页。
⑦财经办事处：《关于财政工作总结》1944年2月，《史料摘编·总论》第1编，第74页。
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7册，第61页。
⑨南汉宸：《在边区专员县长联席会报告记录》1941年10月17日，《史料摘编·财政》第6编，第10页。
⑩《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7册，第130页。
(11)《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7册，第130页。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