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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抗日战争前期边区的农业/第三节 边区农业的恢复和增长/一
黄正林
一、“休养生息”政策下的农业常规性管理
抗战时期，边区政府建设厅下设农牧科，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管理和指导，县政府设有建设委员会管理农业，乡政府组织农业生产的机构随着农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春季叫春耕委员会，夏季叫夏耕委员会，秋季叫秋收委员会。
抗战初期，在“休养民力”的经济政策下，边区在农业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是督促农业生产，根据具体情况发布春耕、夏收、秋收动员令，做一些农业生产常规性的管理工作。
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秋收季节，边区发布了《关于秋收问题》的通令，把秋收与抗战动员结合起来，指出秋收的中心任务是：“第一是按时收成，负责保管，不糟塌［蹋］一粒粮食；第二是加紧秋耕，多种麦子，多耕熟地，不荒掉一垧耕地；第三是大量开荒。”秋收动员办法是：
(一)首先各级政府接到这一通令后，应即开会讨论具体执行方法并利用各种会议，经过各种群众组织，深入秋收工作的宣传和组织，把秋收工作与抗战动员任务密切联系起来。
(二)在有反革命土匪侵扰的地区要提出“武装保卫秋收”的口号来动员群众，保护秋收。
(三)将夏耕委员会转变为秋收委员会，使负责领导进行。
(四)加强劳动互助社、妇女学习小组、义务耕田队等劳动组织，吸收妇女老幼和半残废参加到秋收中来，扩大劳动力。同时要特别切实注意劳动力的调整，各小学在秋收最忙期间可以放假七天使儿童帮助秋收。组织秋收竞赛，增加工作效能。
要求在秋收期间，动员群众修建厕所，收集肥料。在秋收结束后，各分区或县召集会议，总结秋收工作。①
1938年春耕前夕，边区政府建设厅发布了《关于春耕运动工作的讨论提纲》，主要讨论的问题是：一是要求各县、分区开办短期农业训练班；二是健全整理和扩大各种劳动组织；三是补充与调剂耕牛农具籽种的困难；四是开荒施肥兴修水利；五是植树造林；六是提倡植棉和广种工业作物原料；七是发展畜牧业。这个《提纲》实际上是对边区春耕生产的全面布置：要求各县建立建设委员会，区乡设立春耕委员会，具体领导农业生产，并整理和扩大各种劳动团体。注意发动农民相互调剂耕牛、农具和籽种，各县区合作社注意购买一批农具、棉籽、麻籽供农民需要，特别要帮助难民、灾民、贫农解决农具和籽种困难。发动群众开荒，扩大耕地面积，特别在华池、保安(今志丹县)、甘泉、安塞等县组织开荒委员会专门领导开荒，尽量收容难民开荒，帮助他们解决开荒中的困难。发动群众有计划的兴修水利，收集肥料，植树造林。在延安、延长、延川、固临、甘泉、华池等地推广植棉。发展畜牧业，禁止屠杀贩卖生育的母牛和宰挖肚羔，注意牲口的饲养和管理，在定边、盐池发展骡马饲养。②接着，4月10日，边区建设厅发布了《春耕总结的检查提纲》，检查1月至6月的春耕和对夏种秋收秋耕的准备情况。③6月15日，建设厅在《致各县夏耕工作的指示信》中指出：“春耕播种工作现在快要结束了，而现在夏耕工作又迫在眉前，为了胜利的完成本年战时春耕任务，除以县为单位立即由乡、区依次举行春耕总结外(区、乡在六月廿日以前总结完，县在六月底以前结束完)，亟应积极的开展布置夏耕工作，只有夏耕工作很好的进行才能巩固与发展春耕工作的成绩，也才能使秋收有保障的得到美满的收获，各级政府务须以战斗的精神来完成夏耕的任务。”夏耕的中心任务是做好锄草、灭鼠和粮食病虫害、追肥、种植等工作。④9月10日，边区政府建设厅在《秋收动员训令》中提出了“按时收割与提早打碾储藏，以防风霜鼠鸟的损害”的口号，要求各级政府“加强秋收的领导，在群众中造成一个热烈的秋收运动，来积极的开展与布置这一工作”。⑤
抗战初期，农业生产是边区县乡基层政府的一项主要工作，在各县在给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中，都要把农业作为一项主要汇报内容，边区政府再根据各个县的具体情况给予指示。1939年1月31日，环县政府《一月份的工作报告》中关于春耕准备写到：“现正在宣传动员来年春耕的重要性，与调查农具、耕牛、劳动力的当中，并使冬藏委员会及各劳动组织研究来年的开荒、种棉植树、修水利的时候，其他情形待后再报。”2月21日，边区政府指示环县政府在春耕工作中“应迅速将劳动组织健全起来，并在组织上去推动执行”。⑥1939年4月10日，边区政府接到《关中分区三月份各项工作报告》后，发出抗字第38号指令，指出：“报告中对于群众生产运动似少注意，因而各县的具体情况完全不知，应立即加以纠正。嗣后报告中，应将机关生产和群众生产所负担之各项任务(如开荒、植树、发展水利、牲畜等)完成之百分比，详细列入，俾能了解各县生产运动的进度。”⑦在边区的历史文献中，这样来往的公文是很多的。汇报制度的建立是边区常规性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1937年秋到1938年，边区政府建设厅在各个农业季节发布的生产动员令、指示信、训令和各县的工作汇报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农业生产的常规管理上，边区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系统。在组织管理上，从边区政府、县政府到乡政府都有农业生产的管理机构，特别是直接组织农业生产的乡政府，根据农时的变化而组成相应的机构，以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在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的沟通上，形成了检查与汇报的制度，边区一级政府提出农业生产的政策，要求县、乡政府将政策的执行情况定期进行汇报。
①《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第8—9页。
②《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第47—50页。
③《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第51—54页。
④《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第61—63页。
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第69—71页。
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第172、170页。
⑦《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第238页。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