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反“围剿”，“左”倾错误的影响，西北根据地出现危机—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成立，错误肃反的发生

任学岭

　　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陕甘边特委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从目前查到的档案材料1934年6月20日《中央驻北方代表致中央信——红二十六军一个战斗员的谈话记录》来看，北方局得到陕甘边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是1934年6月。该信中提道：由于红四十二师经过两次战斗，干部损失最多，现在干部能力差，政治水平低，而且由于陕西临时省委遭到破坏，四十二师脱离省委领导，与地方党没有联系，要求中央派政治、军事干部来加强红四十二师的领导。①同时，也是1934年6月20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委员和师党委全体委员向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报告中提道：自从1933年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部队失去了上级领导，由于长期没有上级领导，部队把握不住策略路线，学习沉闷；同时汇报了第一路的党(陕北的党)、第二路的党(陕甘边)、第三路游击区域(渭北一带)的党的最近活动情况，并提出目前的策略路线是，召集四十二师的党，一、二、三、四游击队的党和边区各地的党，在扩大会议上建立强有力的边特委领导，加强陕甘边的游击运动和农村支部与兵营党及边区一切武装的革命团体中的党；加强党的领导；更普遍地开展游击战争，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使第一、第二、第三游击队打成一片，在有基础的地方，成立革命委员会，转变为苏维埃政权；粉碎国民党的“围剿”等。②1934年9月，中央驻北方代表给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指出了4个主要弱点，即：脱离群众，站在群众外面；没有最大的坚决性去巩固现有的游击区域，执行创造苏区的路线，争取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没有在群众斗争中坚决地勇敢地武装农民，在猛烈的、不断地扩大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的基础上来巩固与发展坚强的铁的红军；军事上没有根据具体的政治、军事环境，确定自己的一定的军事策略方针，以动员群众与红军游击队有目的地进行战争。③
　　1934年10月8日，孔原又致信中央：“中央：红二十六军的工作，过去是由中央与陕西直接领导的，不知你们和他们的关系如何?以后究竟由何处领导，像这样重要的一个部队，似乎长期失掉关系，经过此间将他们派出找关系的代表两次送交你们以后，杳无消息，据说你们把他调做不一定需要他去做的工作去了。这是我不能同意的。”④从以上文件中可以看出：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北方局(驻北方代表)只凭一个战士的谈话记录和红二十六军给中央的报告，就认定红二十六军存在四个弱点，实际上红二十六军忠实地执行了“中央布尔什维克化路线”。这就是后来发生错误“肃反”的根源。
　　1935年九十月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肃反，逮捕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造成了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① 中共陕西省委、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223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221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6—238页。
　　④ 中共陕西省委、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