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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同甘共苦 军队机关生产自给：第二节
张水良
第二节 机关生产 减轻民负
在发展公营农业经济事业中，除部队这支雄伟的劳动大军外，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各解放区“一切机关、学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学习之暇，从事生产自给，以配合人民和军队的生产自给，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①特别是处在后方的陕甘宁边区，更是这样，也获得了更大的成绩。
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的农业生产运动，是在留守兵团于1938年开展生产取得了成绩与经验之后的第二年，即1939年春开始的。当时，全边区机关、学校共约二万人。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没有经过劳动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下，个个精神焕发，人人干劲冲天，积极主动地同工农干部及勤务人员等一起，组织在生产小组中，开荒耕地，种菜养猪。“那时延安附近一切有荒地的山头，布满了开荒的男女，他们自动地宣布劳动纪律，提出开荒竞赛，体力强的都拿起锄头开荒，体力弱的则种菜养猪，或送饭送水。”②这一年，机关、学校共计开荒113，414亩，超过计划100，200亩的13，214亩，平均每人开荒约5.7亩。虽说由于初次生产，缺乏经验，以及有些地区遇着旱灾等原因，未能完成原定的生产任务，但成绩也不小：收获粗粮11，335担6斗3升(合细粮5，830担零1斗7升)；收获菜蔬120万斤。解决了20，000人所需粮食的四分之一，马草的二分之一及部分蔬菜与肉食③。
但是，这里也应当指出的：由于第一次开展生产运动，经验不足等原因，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点，主要的是“这时在领导上与组织上犯了平均主义的毛病，没有考虑到各工作机关各学校的不同性质。有的是给予任务太大，例如要区乡工作干部完全自给粮食。结果只能完成四分之一。有的是因为从事生产延误了工作和学习，反而不经济。有的是某些体弱的男女同志本来不能做重劳动的，也勉强劳动，身体吃亏。有的是原可从事工商业的，但当时没有指出，只单纯地全体一致地注意了农业。”④1940年各机关、学校，经过学习、总结，改正了这些缺点之后，在生产组织方面，改变过去全部工作人员上山种地的办法，而以杂务人员为基础，配合一部分身强力壮的工作人员组织生产队自营或和农民伙种，还创办了农场，“建立自己的家务”。如中财处等办了新中国农场，截至1941年6月的统计，已开地万亩⑤。农场的经营办法亦有两种：自营，即由机关、学校抽出杂务人员，配备耕牛农具，自种自收；伙种，即由机关、学校和农民伙种，由公家供给种子、耕牛、农具等，收获产物，一般是二八分粮(公二私八)，三七分草(公七私三)。据部分统计，1941年开始建立农场，即有后勤2个，中财1个，中组1个，青干1个，边区秘书处2个。在这些农场中，除了边区秘书处两个农场伙种外，其余均为自营。
但在1941年至1942年两年中，由于有些领导同志，在生产自给运动中，仍是注重于商业，例如资金分配，人员配备等等，往往给予第一位的“待遇”；而把农业则放在次要的地位，因此，直至1942年，机关、学校的食粮，还全部取之于农民，即靠公粮供给。毛泽东同志对此情况十分注意，1942年12月，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根据五年来特别是最近两年的经验，今后机关学校的生产，必须加以改进，发扬其成绩，克服其弱点，向着健全的道路上发展，完成更大的生产任务。”1943年应“实行以农业为主”，并按照各系统各机关学校的具体情况，采取下列办法，经营农业：“(一)无农场基础的，应马上动手筹备耕牛、农具、或自种或与人民伙种，收取粮食与蔬菜。(二)有农场基础的，除继续农场生产外，应扩大经营范围，安置编余人员，多营副业，如养猪羊、喂鸡鸭，锯木板等。并同老百姓合伙，增辟新的农场，在这种办法之下，务使1943年的粮食生产比之上年又多又好，不得以为农业迂缓采取忽视态度。”⑥
各机关、学校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掀起了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热潮。如中直军直机关学校，1943年，在全部耕地面积上，据统计，共播种粮食8，983.65亩，原计划收获量为1，306石，结果实收1，825石，超过了519石。在蔬菜生产方面，取得的成绩更大。这年播种面积为4，161亩，原计划收获3，486，116斤，而实收却达5，395，270斤，超过了1，909，154斤。其中成绩最好者为杨家岭机关，原订计划为360，000斤，实际收获却达408，690斤，超过任务40，000多斤，保证菜蔬全部自给仍绰绰有余，而冬藏的菜蔬尚可供至来年4月。在牲畜饲养方面，中直、军直机关学校的成绩亦佳，除在九个月中猪牛羊肉食供给150，OOO斤外，各机关截至11月下旬止，尚存羊2，791只，牛776条，猪2，042口。中直、军直各机关学校1943年生产总值计66，617万元，可折成粮食44，410石。
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收获也是惊人的”。边区抗联会由于“执行了‘农业第一’的方针”，派出了得力的干部加强了对生产的领导，和采用了与群众合作经营的伙种方式，收获很大，特别是农场的成绩更大。1943年，该会除原有熟地468亩外，还新开荒地225亩，和农民伙种收获了粮食48，420斤，公家分得粮食25，710斤，马草7，000斤，除留下1944年生产成本粮外，可抽9，000斤细粮供给机关同志吃用。还收获了各种蔬菜53，000余斤⑦。1943年，仅据延安一个地区统计，在这一年，种地近4万亩，收获细粮6千余石，蔬菜1，500万斤，自给比例由26％提高到76％，所有机关学校，都能做到一部自给或大部自给⑧。
各机关学校在1943年生产自给获得的新成绩，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热烈赞扬。同年11月29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兴地说道：“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步了，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去年还自给蔬菜50％，今年就自给了100％；喂猪养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开设了许多作坊生产日用品。”⑨在食粮方面，据边区民主政府的工作报告，在1942年“还全部取之于民”，1943年开始自给一部分，百分之十五、三十以至四十不等⑩。
1944年，机关、学校的农业生产，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一年的备耕积肥工作，确是又多又好。据中直、军直各机关不完全统计，在春耕准备时期，仅一个月，单个人就已捡粪51万余斤，其中中央党校则占40余万斤(11)。而年终的生产总结，又给予他们“粮食丰收”的结论。据统计，这一年，边直机关生产总额达28，800余石，中直机关生产总额达64，000石，两者总数超过这年16万石公粮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边区农民即因此而减轻粮食负担92，800余石。由于生产增加，各机关学校在供给上，自给的比例越来越大了，如中直机关1944年在全部经费开支中，即达到65.6％的自给，边直机关也达到51％的自给。就全边区来说，“我们边区的机关，除粮食被服两项外，其他费用，大部自给，有些单位则全部自给。另有许多单位，并且自给一部分粮食，一部分被服。”(12)
这里，还值得我们必须特别提出的是，在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也热烈地投入生产自给运动。该校学员本来由中共中央免除其生产任务，但他们“为了响应全边区生产号召”，自1944年春起自动组织农业、纺纱、木工等三个生产组，利用课余时间，积极生产。年终该校总结学员的生产成绩，合计全年生产66.6石(13)。无疑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在边区的日本人民对中国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积极支持。
敌后解放区机关学校，在极端困难的环境条件下，积极开展生产自给运动，特别是在1944年，更是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如晋察冀边区各机关，根据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1944年春提出的“县以上地方机关须于生产运动中自给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的粮食与经费”的要求和“在农业上，在找地上，主要根据对机关有利、对群众有利”的原则，立即成立生产委员会，“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逐步做到生产自给。这年，据不完全统计，边区机关共种地7万多亩，收获细粮15，000大石以上，菜蔬差不多可完全自给(14)。
机关学校生产自给运动的胜利开展，一方面是大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是大大地改善了机关干部和师生员工的生活。
各机关学校在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同时，为了增加抗战物质，减轻人民负担，又十分注意了节约，特别是粮食方面的节约，“所获成绩很大”，如中直、军直所属各机关学校，据统计，自1943年1月份至9月份止，就节约了粮食达821石8斗1升8合(15)。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我们的机关学校，只要坚决执行“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针，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努力，就能使生活日渐达到自给自足或丰衣足食的境地。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发动和领导解放区军民大生产运动的整个历程中，对于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运动及其取得的成绩，同样给以高度的评价。194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我们的自给经济愈发展，我们加在人民身上的赋税就可以愈减轻。”(16)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又高兴地说：“部队机关学校既然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质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军民两方大家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欢喜。”(17)
①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治》，《毛泽东选集》，第942页。
②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68页。
③ 同上。
④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69页。
⑤ 《解放日报》1941年6月27日。
⑥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87—189页。
⑦ 参阅《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8日。
⑧ 《群众》第九卷第十六、十七期，1944年9月25日出版，第725页。
⑨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883页。
⑩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284页。
(11) 《解放日报》1944年3月29日。
(12) 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919页。
(13) 参阅《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4日。
(14) 参阅《解放日报》1944年3月8日、1945年3月2日。
(15) 见《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4日。
(16)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849页。
(17)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883—884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农业大生产运动/张水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