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代表奔赴东北

李蓉

　　争夺东北，是七大明确规定的方针。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指出：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之下。有了东北，我们胜利就有了基础，就确定了我们的胜利。并且有了东北可以获得苏联的国际援助，过去“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国际无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帮助我们”，“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做外交工作，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但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而没有援助我们怎么办?还是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所以，争取东北，尽量获得苏联援助，是中共七大后尽力完成的一项非常紧要的战略任务。
　　还在1945年4月，中共晋察冀分局就准备抽出主力向东北发展。6月，冀热辽军区抽调部队到热河和辽宁敌后开展工作。七大结束后，许多代表报名赴东北工作。不久，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争取东北更是势在必行。当时方针已经明确了，要夺取东北，然后再夺取全国胜利。在延安的同志都争着到东北，没有愿意留下来的。大家都一起抢着去东北，赶快走，当时就这么样一个精神状态。从关内共派了3万干部、8万部队到东北去。首先去的是彭真、陈云等，他们是坐飞机去的，后来是高岗、林彪等人。大批干部从延安到东北并不容易。
　　晋察冀地区的七大代表李德仲带着一大批干部，约300多人去东北，其中有将近六七十位老干部，还有文艺界的一批人士。他们是1945年9月19日离开延安的。当时延安该走的干部都走了，据说是最后一批离开延安去东北的。他把这些干部送到张家口以后，就算完成了任务。那时已经成立了察哈尔省，文艺界的这批人留在了张家口，李德仲带着50多位老同志继续向东北前进。到承德以后，火车开不了，大部分干部暂时留在承德分配工作，他则担任热河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
　　山东代表团的杨永松在转道东北的路上所遭受的艰辛也是一言难尽。七大闭幕后，他所在的山东代表团的代表们继续留住在中央党校一部，进一步加深学习理解大会文件，以便今后的实际运用。同时，准备到前线去的组织工作。7月中旬便组成了山东干部第一队，100人左右，于7月24日出发返回山东敌后八路军第115师。行至晋西北时，得知日本投降，大家高兴极了。以后又陆续听到朱总司令发布给各解放区军民的命令，干部队想走得快一点返回部队去。但行至同蒲铁路西时得知：阎锡山已率部进入太原，阎、日、伪合流，执行蒋介石争夺胜利果实，打内战的方针，原日伪所占城市交通要道皆为阎军所接管，专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所以，他们不能随意过铁路，要到黑夜由武工队护送。
　　时值盛夏8月，天气炎热，白天他们在高粱地里隐蔽，热得令人发昏，到晚上才过铁路。过太行涉县附近八路军第129师原师部所在地时，部队已到上党打仗去了。沿途兵站帮助他们解决食宿。他们在涉县休息了一天，遇到了原先同八路军第359旅后梯队南下的福建籍老同志，告诉说奉党中央命令已停止南下，准备北返去东北。还问他们为何还向东去，他们只好回答“没有接到指示”。
　　过了平汉铁路就是冀鲁豫军区管辖地区。他们南行经林县再往东南，在铁路西40余里处待至下午出发，到晚上过了铁路，又坐小船、木排过卫河。他们在交通员带领下继续东行直至天亮，已行约100里，在一村子找干部弄了一些吃的。因距敌近不安全，他们马上继续前行，虽然已经迈不开步了，仍坚持行军数十里才住下。9月27日，他们到达冀鲁豫军区杨勇司令员的司令部。至此得知：林彪一行先乘飞机到太行，后步行至此，接中央命令去东北，数日前就走了。林彪指示山东地方干部由此直去山东，部队干部一律去东北。他们在此休息数日准备冬装，尽快北上。
　　10月2日，山东干部一队80余人向东北前进，得知美军已向天津、北平、秦皇岛出动，夺占后掩护、运送蒋介石军队争夺华北、东北。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加快行军速度。但我们每到一地要领粮、柴自己做饭吃，领草料喂马，很是疲劳。走了18天才到达霸县。他们在此休息了一天，而华东干部大队比他们晚到霸县，第二日即出发前进了。他们10月20日到固安，21日赶到平津铁路边，已人困马乏。因华东干部大队已在此休息一夜一日，护送部队要我们一同于当晚过铁路，只好遵令。七大代表杨永松的孩子快两岁了，几天来精神不好，爱哭，似已有病，且日益加重，背着抱着都不行，只好用筐子请民工抬着走。10月29日到丰润，当夜孩子死于该地。次日，杨永松夫妇留下来，忍着悲痛掩埋了儿子。
　　当日下午他们又走了30余里，天已快黑了，才在一个小村子住下。继而每日赶路，途中敌机编队9架向我们几个人和小驴车俯冲下来，差一点翻了车，敌情更严重了。11月2日下午赶到抚宁县城，找到当地军分区，值班参谋告诉他们，敌人已经占领秦皇岛，并西出占海洋镇，南占北戴河及车站，并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山东第七师绕路九门口去增援山海关，并告诉他们沿第七师出关路线加速行进，否则，敌若占海洋镇西之徐山口，就到不了九门口了。第七师当日驻徐口山附近。此地距徐山口七八十里，他们只好拼命赶路，又前进了30余里。天黑了，找个地方住下。
　　次日晨2时就出发，走到一个山头看到海洋镇就在右前方山下，第七师已于早晨出发了，敌机在上空不断盘旋侦察，逼得他们快走。当天行程100余里，晚10时左右才在九门口附近追上了第七师的后卫，夜宿九门口关城。4日早上起来，太阳出来了，关口枪炮声大作，第七师守关部队与敌人打起来了。昨日拼命赶路，没在途中住下。如在途中停下，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一行三人，有骑驴、骑马的，探路前往关外绥中县前所。途中很少行人，遇见的百姓也以奇异眼光看我们。到前所火车站打听没有火车开行，却遇见了山东干部二队。同志们见他们到来都说：你们路上没被土匪劫杀，真算命大。此时，才知道匪情的严重，庆幸又过了一险关。没有火车坐，只好走路。
　　11月6日，他们与山东干部二队一起，到绥中县城住宿。不料，杨永松的爱人因连日赶路疲劳并且曾摔跤，于当晚12时分娩，生下一个儿子。山东干部二队于次日坐火车走了。杨永松一家只好暂时留下来，到县政府联系，请他们关照。这时前线战况吃紧，发现街上有异样，县政府正开会，等了很久，才知他们准备撤退，到山地打游击，要杨永松自想办法离开此地。回程的路上，看见守山海关的冀东部队在街上装车，请求把爱人孩子搭在他们车上。经整日行路，晚上到达兴城。17日去火车站遇见老领导李天佑，他说当日中午有一列货车来拉伤病员，可坐此车北去锦州。于是他们乘火车到锦州，住进冀热辽军区招待所。到沈阳没火车，等了3天，从承德方向开来炮兵学校的列车，经过耐心交涉，才准他们上车。杨永松在沈阳郊外下车后遇见陈光，说是锦州已失守，他便坐送陈光来的民用卡车到沈阳铁西区工业大学，找到山东军区罗荣桓政委，由罗介绍去山东军区特务营住宿。离开集体将近一个月，自己一家独自活动的紧张、惊险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来自抗大总校的七大代表王英高，说起挺进东北，就想起他去世的妻子和夭折的孩子。还在出席七大期间，他就收到爱人安彩芬的信，告诉他要做爸爸了。他们是1943年底经人介绍，1944年3月结为夫妻。安彩芬父亲是劳动模范，她是绥德师范学校的毕业生。1945年8月15日，妻子生下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取名王亚平。因为孩子出生那天，是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亚平，象征着亚洲从此可以得到和平。9月30日，抗大总校来电叫王英高去开会，传达了立即开赴东北的决定。
　　王英高回到家中与妻子告别，不料想妻子受凉得了产后热，病情较重。是留下来照顾妻子，还是为工作去东北呢?王英高心里很矛盾。他想，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党的利益。妻子也深明大义，让王英高把她送回父母家中以便照顾。于是，王英高把妻子送回娘家，就经绥德到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去了。在张家口，王英高接到中央组织部转来的电报，说他爱人病故，他岳父也来信说，他走后第8天，他妻子去世，孩子也夭折了。为了挺进东北，王英高和妻子女儿就这样永别了。
　　来自新四军的杨建新夫妇离开延安时，他们7月份出生的大女儿才4个月，他们各方联系想送给老乡，因为孩子体弱又是女孩，没有人要，最后找到总政治部李贞帮忙。大家商量，干脆买一头毛驴驮着把孩子带走算了。结果李贞给了3块大洋，团中央胡耀邦、李昭夫妇给了2块大洋，兵站站长何德权、余维，江西省委的邓洪、郑权给了3块大洋，杨建新夫妇用这些钱买了一头毛驴，驮着孩子离开延安，向东北进发。
　　1946年4月6日，王若飞和秦邦宪、邓发等三位七大代表因飞机在山西兴县的黑茶山失事，壮烈牺牲。1947年，王若飞烈士的夫人李培芝带着孩子离开延安，奔赴前线。一路上风餐露宿，1岁多的女儿因患肺炎而没有药品治疗，最后病情加重，在过黄河的时候，孩子不幸夭折……当母亲的心，该是何等的悲痛!这还是烈士的后代啊!由此，使人联想到出席七大的女代表贾琏，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亲生骨肉。1934年10月，她担任了中共河北省委秘书、代理秘书长。1935年，河北省委的经费遇到极大的困难，她万分焦急，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她用自己唯一的男孩换得了50元银元，将钱全部上交，维持了党的机关1个月的生活、活动经费。此前听说过、看到《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也记载此事时，我的心灵再次被震撼，这是多么伟大而高尚的胸襟和情怀!这就是一位普通的七大代表!中国革命的成功，有多少人付出了生命，又有多少人付出了这样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计算的巨大代价。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