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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节的感想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茅盾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大局，用一句滥词来形容，就是“惊心动魄”。我们作战已经八年，到今天，只落得个到处是脱节，然而，却又是胜利逼人来。面对着这样的矛盾，除了阿Q之流，但凡有点自尊心和责任感的，总不能不忧虑反省，以至坐卧不安。
在这普遍脱节之中，我们的文艺运动，也不是例外。有一句老调“文艺是时代的镜子”，且不说这一句话多少还应当加一点补充，就把文艺来比作镜子罢，可怜我们的这面镜子是不让随便照的，要是照到了恶疮毒疥，马上就会听到“嘘”声，一块纱倒蒙上来了。八年以来，年年一度，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要开个年会，这当然不是为了例行公事，而是要总结一年的经验，痛切的检讨一番。至少有三个题目应在检讨之列：已经做的是什么，做的怎样?未做而应做的是哪些，该怎样去做?客观的阻碍是什么，如何排除?然而年复一年，问题是愈积愈多，话却愈来愈少，而且也不得不愈来愈空泛了。所以然之故，大家心里都明白，这里暂且不提也罢。但是社会对于文艺作家们的关心，实在叫人感奋，这关心的表现之一就是援助贫病作家的热烈。这一点温暖的友情，对于困厄苦闷的文艺精神上的鼓励，苏德战争爆发后二十二个月，在苏联作家大会中，有名的苏联作家爱伦堡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几句话：“现在大家都说战争给了作家们以题材，……可是我们作家有什么给了战争呢?”不用说，苏联作家是给了不少的。中国作家们委实比不上盟友。但由于所谓“国情不同”罢，中国作家们有力无处使的苦恼，也一言难尽。这且不说，现在也让我们套用爱伦堡的句子：战争给我们的题材，我们有什么给了战争呢?社会给我们深厚的同情，我们有什么给了社会呢?
仍旧先来看看我们的盟国，然后再讲自己，表扬前方士兵作战的英勇和后方人民怎样努力生产，这是英美苏的战时文学的共同点，但是另外也还有一点相同，即该颂扬的固然颂扬了，该批判的也不忌讳暴露。剧本《前线》就是苏联作家勇于批判的典型作品。这部剧本暴露高级指挥人员的缺点，十分严厉，倘在别的国家，该剧本作者说不定会有不测之祸。然而在苏联，《前线》却得了斯大林文艺奖金，全国各地，前方后方，都演出过这剧本，绝不顾虑会因此减了自己的威风。事实上，正惟能这样大无畏地执行自我批判，红军是真正愈战愈强了。在英国，绥靖政策的拥护者，也成为批判的对象，正如美国的作家曾经努力于克服孤立派在人民中间的影响。由此可见，英美苏进步作家们曾对准了自己国家在争取胜利途中最大的障碍，痛下针砭，而英美苏政府也容许这种批评。这就是三个国邦的民主作风。
我们作战八年，现在终于守到了胜利逼人来的时期了，但严重的问题重重叠叠摆在我们面前的，文艺这面镜子，到底照出了多少?种种脱节，种种不合理，种种贪污腐化，一切凡为社会人士所痛心疾首，所忧虑焦灼的，在文艺作品中到底反映了几分之几呀?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从头来一番检讨。
抗战初期，武汉撤退以前，我们的文艺运动，主要的朝着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沿江沿海的大都市相继沦陷，本来聚集在那里的文艺工作者分散到内地来了，文艺工作者从大都市里的亭子间走到了小县城和乡镇，走到了农村，他们更加靠近民众，他们的视野扩大了，经验丰富了，而文化落后的内地县镇农村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文艺活动，——抗战初期在内地各县出现的无数文艺性的小型刊物乃至街头壁报就是明证，另一方面，短篇的“报告文学”盛行一时，无论是大型的刊物或单行本，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的主要内容又都是前方的小故事，——士兵的勇敢，敌人的残暴，人民的憎恨。这些“报告”之盛行，自然不是偶然的。那时候大多数的文艺工作者是在前方或至少是在紧靠前方的地区，是在部队里，是在人民中间，他们那时不是“卖文为生者”，而是“工作者”，他们耳闻目睹的，是这些壮烈的小故事，他们还能抽工夫写出来的也只有这样“报告”的短篇，而且这样短篇的报告又正适合了当时的客观需要的。
在今天看来，当时这两个方向，都没有错。我们更应郑重指出：当时这两个方向都不是什么人在那里计划提倡出来的，那些满腔热血渴望欲为祖国服务的极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尤其是青年文艺工作者)适应了那时向前发展的整个形势，自动的不谋而合的，大家都那样走，结果造成了方向。凡是能和发展着的形势取得配合的方向一定就是正确的方向；今天在事后看来，就更加明白。
诚然，那时走进内地各小县乡镇的文艺工作者也还不能把握着正确工作方式，主观主义和都市知识分子的气氛也还十分浓重。诚然，那时的“报告文学”也还有严重的缺点，作者们大都热情有余而深入的观察体验尚嫌不足，有多少在今日严重已极而在那时也早已咄咄逼人的问题也都没有触到。但是我们也要记得，从“七七”到武汉撤退，其间不过一年多，总结经验，改正缺点，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呀!那时的“报告文学”固然不曾触及若干根本问题，但即使是那样“热的有余”的作品，在鼓动人心这一点上，也不能抹煞它的作用。至于工作方式的缺点，在工作过程中，是可克服而且一定能够克服的，事实上到是工作刚开了个头，而形势即已日非，文艺工作者在小县、镇呆不住身，即或勉强可以存身，工作也做不动了，于是就有了近三两年来文艺工作者又回到大后方几个都市来的现象。
如果我们把文艺工作者的走进小县乡镇只看作传播文艺种子，或在那些落后的地方装点文艺空气，如果我们把“报告文学”的一时盛行看作只为适应当时的需要，或竟视为宣传工作，都是看得太浅了。我们所以重视此两者，因为这是代表了一个基本的倾向：深入社会，面向民众。文艺工作者和他们的作品都得深入社会，面向民众，这才使我们的文艺运动真能担负起时代的使命。而“报告文学”这一形式，自然不失为“深入社会、面向民众”之一途。说是一途，因为我们还会努力于民间形式之运用。
从“七七”武汉失守，抗战文艺运动的主潮，略如上所论列。其后，形势变化，就整个中国而言，大后方和敌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可能发展的条件，完全不同，因而工作的重点也有不同。在“深入社会、面向民众”的基本原则之下，针对着现实的需要，时时总结经验，改正错误，敌后解放区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今天已达到新的阶段，真正彻底做到了“从民间来、到民间去”了。但此非本文所欲详论，兹姑不赘。至于大后方呢，在进步的作家群中，“深入社会、面向民众”的大原则依然是坚持着的，然而格于现实形势，工作重点已不能不有所变更。由于文艺工作者之不得不集中于都市，由于出版及上演等等条件之困难，又由于物价的高涨，读者和观众的圈子不断在缩小，今天大后方文艺运动所能回旋的余地比起抗战初期来，实在小得多了；而这些客观条件对于文艺所发生的影响之一就是顾到了“提高”，牺牲了“普及”，——率直地说，就是工作的对象不得不是城市的读者和观众。而大型作品之流行，和这也有一部分的关系。
然而限制了大后方文艺运动的正常发展的，尚不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自由的空气，文艺是不能够发展的。听不到人民呼声的专制皇朝只能产生奴才文艺。禁忌太多，统治太严，视批评为叛逆，以阿谀为忠诚，结果一定窒息了文艺。最近几年来，有一个最大的矛盾人人都能看到：战争给作家以题材，但作家搔首踌躇，有无处落笔之苦，社会渴望作家拿出些切切实实反映了人民要求的作品，但作家唯有报以无可奈何的苦笑。广大的读者观众绝对不是“蠢如豕鹿”，现实生活在他们心理积起了大堆的问题，他们要得一个“为什么，该怎么”的解答，他们希望在书本里在舞台上看到他们心中的是是非非，善善恶恶。他们唾弃那些粉饰颂扬，宽皮宕肉的奉命文学。人民心中自有其天平，作家笔下亦自有其绳墨，一句话来说：该赞美的自然要赞美，该批判的亦不能不批判，然而这样一个简单合理的原则，作家们争之亦既多年，到如今还没有得到。
另一方面，一些麻醉人心，歪曲现实，助长侥幸心理，鼓励奸诈豪强的作品，却公然流行，未受制裁。色情文学已经赤裸裸到连“抗战”的面具也不戴了，而既戴面具，又有色情，甚而还有所谓“悲壮场面”的东西，为害尤大。历史又曾告诉我们：凡在文艺写作不自由的时代，享有自由的一定是这些颓废的颠倒黑白的带有浓重欺骗性的作品。
说起来也许觉得话太重了些，可实在今天的文艺运动正站在十字路口。时势的要求，一天比一天急迫了，文艺必须配合整个的民主潮流，“深入社会，面向人民”，表现了人民的喜怒爱憎，说出人民心坎里的话语。文艺工作者工作的对象不能不从城市读者观众群的小天地扩展开去，这是为了扩大影响，同时也为了充实自己。客观的困难和束缚，要努力以求解除，主观的能力也要努力增强，让我们在总结经验，改正错误的新起点上，重振抗战初期文艺运动中那种阔大而活泼的作风。世界在前进，中自也不能不前进，中国的文艺也一定得前进，只要我们坚持着“深入社会，面向人民”的大原则，从内容，从形式，克服主观主义，克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以及好为艰深新奇的偏向。
(民国三十四年六月七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