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陕北党团特委的活动情况

常黎夫

　　陕北团特委1929年春在米脂召开扩大会议(先在三民二中，后在北街小学，我是米脂团县委书记，赵觐龙是宣传，杜洪章是组织)。会上决定我为团特委学运执委(当时的说法)。会后赵觐龙去三边工作(后病死在定边)，李俊藻任米脂团县委宣传。杜洪章去榆中上学后，毕维周任团县委组织。
　　1930年4月间，我由米脂到绥德参加中共陕北特委工作，主管共青团特委工作，社会职业是绥师职员。我从李文芳手中接收了特委的文件和缮写油印工具，紧接着就参与“红五月”的活动，此时贾拓夫已回神木探家，将去西安工作。
　　1930年春，特委机关设在绥德四师。当时党、团特委在一起。吉国祯(在四师任教时，改名纪凤洲)、苏醒民(原名苏士杰，四师教员)、刘澜涛(四师职员)和我在绥德。张文华、李文芳在榆林。我是在四五月间到绥德做团特委工作的。我先去义合等地了解学校的工作情况。刘澜涛是陕北党特委秘书，他1928年10月间去三边工作，以后参加了特委工作。那时人手有时多点，有时党、团特委一起只有几个人，工作时分时合，合时多。
　　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吉国祯，大约是暑假前1月调走的。我把他送到东门外无定河岸，握手告别。吉国祯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受到大家的尊重。他刚毅沉着，艰苦朴素。走的时候雇了一头毛驴，带着来时老婆做的一条蓝印花粗布被子，别无它物。吉走后，特委工作由苏醒民主持。
　　四师放暑假期间，苏醒民和我留绥德，处理特委日常工作，接待听取各地来人的工作汇报，刘澜涛去各县巡视工作1个月。
　　回顾1929年夏至1930年夏这一段时间内，陕北特委的工作是比较好的，是有成绩的。1929年2月绥德张家岔(今属子洲县)会议和5月榆林红石峡会议相继贯彻“六大”精神，提出了纠正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一些做法。群众工作较扎实的进行，白军内的兵运工作成绩较为明显，特委直属军支有10多个。井岳秀直属部队、榆林兵工厂、神木高志清部以及陕甘宁边的王子元、石子俊部党员不少，工作基础不错。两次会上还批判撤销了思想作风坏的杨国栋代理特委书记的职务，刘志丹主持了短时期的特委工作。1929年秋季吉国祯、苏醒民、张文华先后来陕北，特委的工作作风大有改变。据我了解，这段期间，工作中没有搞“左”的冒险蛮干，表面上不是轰轰烈烈，实际工作隐蔽发展。当时陕北党组织处在幼年时期，在统治者井岳秀骄庸倨安的情况下，这样做是正确的。杜衡1930年春到陕北以及他回到省委先后形成的报告、指示，对陕北工作的估价都是从“左”的观点出发，先说不好，右倾；他巡视了一趟，很快就说好起来了，出尔反尔，前后矛盾，为给他个人表功。
　　1930年9月间，北方局派高维翰、孔叔东(孔祥祯)和杨璞由天津到绥德。接着赵伯平由西安来绥德。
　　10月上旬(古历8月中旬)，在绥德城南合龙山召开了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立三路线，即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和陕西省委的几个文件，然后由高维翰讲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讲的很长，特别是对苏联的形势讲的多，所谓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等口号，从此就在陕北传开了。
　　刘志丹没有参加会，他到绥德后，在开会的前一两天被国民党绥德县党部侯琪发现，就离开了绥德，我把他送到东门外，先说去义合，后来听说到马云泽家住了10多天。刘志丹原准备在绥德检查病，我托刘季常(党员，四师训育主任)给约好戴大夫(天主教徒，在四师讲卫生课，思想比较进步)，也没有来得及检查。
　　会后，贯彻立三路线，把党、团特委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搞暴动。书记赵伯平，军委书记孔祥祯，正副总指挥谢子长、刘志丹，秘书刘澜涛，工委常立德，青委是我。这次会议还决定特委机关迁往陕北的中心城市——榆林。刘澜涛拟先去榆林筹设行动委员会机关事务，张德生同行回府谷工作，他俩出了绥德北城门，即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经多方营救，主要是：一、以绥德四师和校长马济川的名义，向有关方面申诉呼吁；二、查案人曹亚华帮助解脱，写报告说了好话；三、杜斌丞嘱咐新任绥德县长高望之说：“你做件好事吧，把刘、张两个学生放了。”刘澜涛、张德生于古历腊月获释。
　　11、12月间，赵伯平、孔祥祯先后去榆林，李文芳已先在榆林，特委机关移驻榆林。我为设法营救刘澜涛、张德生出狱事，延迟至12月中、下旬才到榆林。我先一人单住，几天后即迁出和常立德、杜洪章住在一起。赵伯平、孔祥祯另住。由张子明做“交通”联系。特委几个人有时分别在乔乃文家中碰头，商量问题。
　　大概在12月初，王林由北方局来到绥德，住了几天，即去榆林特委。他的任务是传达党中央三中全会精神，纠正立三路线错误，要恢复团特委。我即着手准备，并召开了团特委扩大会议，恢复了团特委组织。常委3人，我是书记，杜洪章组织，宣传可能先是李俊藻，后因李在榆林不好立足，改为家在榆林的乔乃文，执委2人，一为崔玉瑚(清涧团县委书记)；另一个是鲁学曾或李俊藻，记不准。
　　1931年2月，我离开榆林去镇川、米脂等地巡视工作，建立团的组织。旧历年在米脂家里过的。
　　大概在正月十五日前后，听到杨璞、白明善同时到陕北传达两种路线的消息。我去灵水寺几天，没有见到杨、白的面。只听到白明善路经镇川时给我留了话，说他从榆林下来将找我。过了几天，特委派人到米脂(可能是王林，他在米脂住了几天)，向我传达了杨璞、白明善两人传达不同路线的内容和特委对他们采取的态度。具体内容记不很清，印象深的是以为白明善传达“筹备处的精神是对的，组织是反党的”，特委不允许他在陕北扩散“筹备处”的观点；杨璞在陕北党内人缘影响不好，虽然承认他是党组织派来的，但对他的传达兴趣不大。来人还对我说特委计划派代表团去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代表团由赵伯平、王林和我组成，刘澜涛一同前往；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同意。立即着手筹措我和刘澜涛出去所需的路费，很快办好，全部由王守义、王再兴、杜焕卿等家境较好的党、团员分担了。
　　白明善向特委汇报之后，没有找过我，也再没有给我传过什么口信。据我了解，白明善在镇川、米脂党内没有传播过“筹备处”的观点言论。
　　3月下旬，我和刘澜涛由米指动身，一路同行。赵伯平、王林同时出发，在路上和我们两人差开先后走着。到军渡后，由王贵宾(在井岳秀部任司书，驻防军渡)护送我们过了黄河，想不到我们就此永诀!王和我们在小学同班同学六七年，1927年他从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回到陕北后，一直在敌军做地下工作，联系几个军支的工作，刚毅果断，宽厚沉着，在陕北早期白军内工作，做出了很好的贡献。不幸于1932年被井岳秀杀害在榆林。
　　到太原后，我们4人都住在南街迎宾旅馆。山西省委刘天章、小谷先后分别看了我们两三次，向我们介绍了政治形势和军运工作的动态。阎锡山、冯玉祥反蒋介石战争失败，形形色色的小军阀小政客往来太原与平、津之间，颇为活跃。如绥德的任增岐弟兄，米脂的高树业(化名高霄峰)等都招摇撞骗，四出活动。太原当时的反动统治力量比较松，党的工作较活跃，我们在太原接触的人比较多。刘澜涛离家时没有带出被子，张慧明(马汝骥的爱人，马搞军事工作，为了工作需要她和刘天章同住机关)来看我们后，特意热情地为澜涛赶缝了一条被子。张慧明以后在上海住机关被捕牺牲。
　　在大原大约住了三四天，我们动身去北平。乘火车大概到保定附近的一个车站，遇见了张资平，经赵伯平介绍证明(陕西省委曾决定派张去陕北工作)和我们一起到了北平。
　　到北平后，在大栅栏一个旅社住了一两天，即通知我们去天津。到天津住法租界中和栈，当晚组织紧急通知转移，说联络交通被捕，恐生意外。我和刘澜涛搬住日租界一个小旅馆，也叫迎宾旅馆。赵伯平、王林搬住另处，我们之间靠“交通”联系。
　　在天津大约住5天左右，没有工作活动，每天盼“交通”来安排点事做，至少送来生活费，吃饭有保证。后来我按照“交通”的通知，先去北平准备汇报工作(刘澜涛晚去，因一下交不起旅馆房费)。我到北平住在李馥花处(后门南河沿福成公寓)，晚两天刘澜涛来北平，也挤住李馥花处。赵伯平、王林另行，另住。
　　在北平我和赵伯平一起(王林是否参加记不清了)先后两次向阮啸仙汇报工作和听取指示。我单独向顺直(河北)团省委书记小方(是否李国玺，一直搞不清)汇报了陕北团特委工作。根据现有历史文献资料《陕北团特委报告》记载，我汇报的时间是4月22日，可以推断我们和阮啸仙的会晤也在4月下旬和5月初，地址在后门三眼井一个公寓里(当时李力果住在这个公寓，我们和他没有接头)。还记得顺直(河北)省委军委书记(后来听说叫廖化平，做了叛徒)约我和赵伯平谈过一次话，了解陕北军事工作情况。我们的汇报和阮啸仙指示的具体内容都记不得了，惟有靠仅有的和继续征集的历史文献资料去查考研究。这次我没有见张慕陶，和黄子文见过一次面。
　　组织决定，赵伯平、张资平和我3人回陕北(王林、刘澜涛另行分配，说可能去唐山工作)。顺直(河北)团省委书记同时告诉我回陕北工作两个月，即来北平，在团省委搞学运工作。我们走时只带1份短文件，装在饼干盒子下边，上下火车由我提着，什么文件，记不准了。1945年在延安学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我推断是1931年5月9日发表的“中央决议”，究竟是这个“决议”还是对陕北工作的指示，记不清。不论是什么名称，其精神内容是四中全会“左”的东西。
　　我们3人行至太原，遇见了孔叔东，我在开化市碰见他的(注：赵伯平谈在北平，我们忽然见到从陕北赶来的孔祥祯)，知道榆林中学一批党员被捕，特委同志在榆林不好立足的情况。于是，我们商定3人回去分头活动，先从下边了解情况，恢复基层组织，从基层工作做起。赵伯平由保德渡河去神府，张资平和我一起由碛口过河在米脂分手，他去榆林(初次来认得人少，便于活动)，我到米脂、绥德、佳县。我在米脂把团特委恢复起来，我为书记，毕维周组织，鲁学曾宣传(他爱人安建萍家在米脂，他来去方便)。我在城内不能呆，分赴米脂、绥德、佳县等地农村流动巡视工作，有时在家里和城外姨丈家里住几天。
　　8月间，我将团特委工作和少量文件交给毕维周，离开陕北到了西安。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