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可能汉河西长城被当作西夏塞墙使用

　　100年前，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对汉雁门关河西走廊北面到黑河①一带的长城进行了首次细致的考察。在发掘这些城墙旁的烽火台的过程中，斯坦因找到了在竹简上记载的汉朝时期的大量文件和其他文字来源。此外，还在敦煌找到了唐时期的地理文献，其中对这段长城进行了描述。《敦煌录》(S.5448)记载：“长城在州北其城六十三里正西入碛前汉所口置。”②《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在讲到沙州的“四所古城”时说得更加详细：“古长城，高八尺，(其)[基]阔一丈，上阔四尺。右在州北六十三里。东至阶亭烽一百八十里，入瓜州常乐县界。西至曲泽烽二百一十二里。正西入碛，接石城界。按《匈奴传》汉武帝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于乌孙北为塞，以益广(因)[田]。汉元帝竟宁元年，侯应对词曰：孝武出军征伐，建塞起亭，遂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即此长城也。”③《沙州都督府图经》中对长城所在地的详细描述证实了斯坦因所看到的正是这段长城。因此斯坦因确定了这是汉朝时期的长城④。然而，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根据对位于蒙古国境内长城新发现的考察资料，可以假设，位于甘肃西部的汉长城可能是在更晚的12～13世纪初使用木材与芦苇修建完成的。它很有可能曾被西夏当做塞墙使用。
　　2005年、2007年，由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和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组成的中亚国际考古团在A·A·科瓦列夫和Д·额尔德涅巴特尔的领导下对蒙古国南戈壁省的“成吉思汗边墙”进行了实地调查。这段长城在俄罗斯和蒙古国地图上有精确的标注，比例尺为1：500000和1：100000。在蒙古国地理学家T·巴森院士⑤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对这段长城位置的详细描述和地图资料。可以断定，这段长城西起北纬42°10.411′，东经102°24.851′，在阿拉嘎乌拉山以北(中蒙边境线由此山通过)，向东沿边境线途径诺言县、巴彦达赖县、和尔门县延伸至西沃哈塔布齐，在北纬42°09′，东经102°57′处拐向东北方向，经郝日木温都尔山，一直向东北延展至乌兰德勒山(北纬42°29′，东经103°56′)，从这里拐向东，进入瑙木冈县境内，沿宝日德中格戈壁荒漠南线向东南东延伸，在北纬42°11′，东经105°42′拐向东南，进入塔林沙日嘎敖包(站点)的中国境内(北纬41°59.133′，东经105°52.559′)。据T·巴森计算，蒙古国内的城墙长度不少于315公里，但遗憾的是，在我们之前除了1957年X·普尔列院士在瑙木冈县查看过这段长城外，蒙古国再没有一位考古人员对这段长城做过调查⑥。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图一)：蒙古国境内的成吉思汗边墙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长城有何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存在两种观点。众所周知，内蒙古发现了两段平行的长城断壁，这两段断壁延伸至蒙古国边境线，被认为是汉代“外长城”的北线和南线，它们穿过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的乌拉特后旗、乌拉特中旗和包头市的达尔汗茂明安联合旗。1977年唐晓峰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北线继续延伸进入蒙古国境内成为“成吉思汗边墙”，而南线在中、蒙边境处中断⑦。在郑绍宗先生1980年发表的文章⑧和欧燕先生1987年发表的文章中⑨，对这段长城也有这样的描述。但1980年盖山林先生和陆思贤先生却在文章中根据“当地牧民的说法”认定，北线越过中蒙边境线进入蒙古国境内向北或西北延伸至阿尔泰山。同时，南线也进入蒙古国境内，继续向西延伸，和居延塞外的长城连接起来，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成吉思汗征边墙”就是南线的延伸部分⑩。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里也能见到这样的观点(11)。2001年李逸友先生在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中提到，南线进入蒙古国境内，向西延伸至嘎顺怒淖尔，而北线应该由中、蒙边境向北伸展，在瑙木冈县城的阿尔泰山附近中断(12)，在《内蒙古文物地图册》中我们也看见了相同的标注(13)。
　　事实上我们认为上述诸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南线根本没有进入蒙古国境内，而北线也并非由中蒙边境向北延伸，而是向西延伸。我们通过研究“谷歌地球”网上中蒙边境的卫星照片，判断其结论恰好与中国学者的观点不相符合。蒙古国境内的“成吉思汗边墙”在北纬41°59.133′、东经105°52.559′处横穿中国边境线，是北线的延伸部分，而南线根本没有进入蒙古国境内，南线的最西端位于中国境内，在朝鲁库伦城址西北方7公里远处(北纬41°44.021′，东经105°59.574′)(14)。
　　我们对“成吉思汗边墙”(北线)的两个地段做了直接调查。2005年我们调查的是巴彦达赖县和和尔门县境内的长城，即北纬42°11′、东经102°45′到北纬42°14.3′、东经103°17.8′之间的长城。这段长城，如中国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一样，建造在山脉上的部分，由石头构成。而平原上的大部分由梭梭(Haloksylon ammodendron)构成梭梭层夹杂着土层(图二)。在北纬42°11′、东经102°45′的区域内石砌的城墙高达3米，而北纬42°12′、东经103°08′的区域内梭梭和土质的城墙高度超过2.5米。其余地区城墙高度不超过1米，宽3米左右，两侧均有宽3米的浅壕沟。2007年我们还调查了瑙木冈县境内的长城，该段长城位于即北纬42°29.478′、东经104°15.135′到北纬42°15.116′、东经104°16.720′之间。长城高约1、宽达3米，两侧都有宽2、深1米的城壕。城墙基本上是土质结构，有些地方可见一些用来加固的梭梭。
　　在我们的野外考察过程中，同样发现了位于长城南部的六座带土墙的堡垒。也许，这是被加固的兵营遗址：其中不曾有过文化层，因此它们没有被使用过。这些建筑的布局是方形的，大小从80×80到160×160米不等，堤高1.5米。其中的三座在瑙木冈县发现，另外三座则在和尔门县发现(图三)。我们通过“谷歌地球”“Google Earth”(“谷歌地球”)搜索系统在巴彦达赖县更靠西边的长城部分成功的又找到了两座同样的堡垒。2005年我们在长城的北部山脉发现了一线各种各样的烽火台。2009年我们在瑙木冈县考察了石质的瓦伦西沃(音译)烽火台，布局为20×20米，高约3米，它几乎位于长城与中蒙边境线的交叉点上(图四)。
　　为确认这条防线的建筑，我们将所发现的建筑木材残骸做了放射性碳化验。化验原材料包括直接来自长城的梭梭枝、土堡墙中的木栓、位于赫日木温都尔城址中央的木栅，以及西沃哈塔布齐亭山口障址台下层的木块。所有的化验都在俄罗斯科学院的文物历史研究所14C实验室通过放射性碳完成。这样我们总共得到了8个日期，这些日期全都不属于汉代，而是属于11～14世纪(表一)!
　　就这样，被称为“外长城”的北线不属于汉代。这根本就不是像大部分学者(15)所认为的是汉代的“外长城”(《光禄塞》)。汉代“外长城”(《光禄塞》)这是“外长城”的南线，它完全没有进入蒙古国的地域。在不久前发表的文章中(16)，我们以史料为依据，并得出了结论——我们研究考察的位于戈壁荒漠中的防御墙(被称为是“外长城”北线)是西夏为抵御蒙古人对北部边疆的入侵而修建的。在这段长城所防御的区域内，曾设有西夏的军警管理——白马强镇监军司(今阿拉善右旗，左旗)、黑山威福监军司(今乌拉特中旗，后旗)以及弥娥州监军司(今乌拉特后旗)(17)(见图一)。
　　成吉思汗边墙的大部分结构都不同寻常：它由泥土层和梭梭层组成。这并不是中国式建筑。然而这段墙的建筑与甘肃走廊北线疏勒河沿岸的河西长城的建筑模式完全一致：这段墙的一部分同样由混合的泥土层和木质层(芦苇)构成。成吉思汗边墙和河西长城在构造上几乎没有任何差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甘肃的西部只有个别墙段是使用木料(芦苇)和泥土建成的。在自己从黄河河套地区到新疆河西长城边界的整个距离中展示的是宽阔的壕沟(大于6米)，壕沟的两旁是土堤。这些土堤中的一个要高于其他的。这种建筑原则可以在古浪县、永登县、山丹县和酒泉市(18)，同样还有西部的金塔县、玉门市及敦煌市(19)找到。通过“Google Earth”(“谷歌地球”)系统可以通过卫星照片清晰地看到位于敦煌区域沿防线伸展开的宽壕，并且在壕沟的外缘没有用芦苇搭建成的墙段，只能看见土堤(图五)。而在内缘修建了同样的土堤，只是更低一些(图六)。如果位于山丹县的汉代壕沟边缘的一个土堤是用来在它上面建造明长城(20)的话，那为什么西夏人在汉代壕土堤表面或壕沟边缘修建相同的建筑?他们曾完全可以用树枝和芦苇建成的防御墙来加固汉代的防御线。
　　用木料层和泥土层建成的墙段在从古代玉门关到金塔县(21)的河西边界线上被发现。其中，在位于敦煌市地域的西侧部分，长城是用芦苇和泥土建成的：芦苇用十字交叉反复叠加的方式建成许多层，之后使用芦苇结建成了厚度为20厘米的木质结构，再往其中填充泥土，然后在表面再盖上一层芦苇等。靠近东部的长城开始使用杨树和其他种类的树木修建(图七)。安西县境内的长城则是使用泥土层、杨树、柳树和芦苇等木材混合修建的(图八)。在A5烽火台区域的长城是以下列形式修建的：底部放置柳树，树冠在内，而树干朝外，在它们上面则是用柳条束做成的木质结构，内部填满了芦苇，在上面则铺设了泥土层。再往上则是重复这些层次构造。在更靠东的长城同样拥有相同的结构——在当今的玉门市境内。
　　很明显，在修建长城的过程中使用了当地的材料，而那里的芦苇则是十分充裕，就像在当今的敦煌市，城墙完全是由芦苇砌成的，而靠东边更干旱的地区则使用了柳树。用柳树建成的层面，将树枝朝内，从两个方向都极为牢固，因为柳树条都相互连扣在一起。当然，在只有梭梭的戈壁荒漠修建长城时，也是运用的相同方式，因此“成吉思汗边墙”更像安西县的边墙(见图二、八)。用歪歪斜斜的梭梭树干建成木结构是不可能的，因此，长城完全是依靠树枝的相连在支撑。
　　在我们2008年的文章中已经指明，在甘肃境内的烽火台中很明显可以将汉代的修建的烽火台与其他完全是由另一些建筑风格建成的烽火台区分开来。典型的汉代烽火台是由未加工的砖块砌成的，并用薄薄的芦苇层铺垫。在长城沿线与这些不朽的建筑一起，我们还发现了用泥土层、柳树和杨树草草建成的烽火台。还有一些则用乱石替代了泥土。这些是D6、D9号烽火台，它们位于D20、D22、D26、D29、D32、D36、D60及D65(22)附近。有一些汉代的建筑则是在以后的岁月里被逐渐修建完成的，看起来又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是在修建《芦苇木料土堤》的同一时期。比如，D3号烽火台的加修建筑，上层是用杨树和芦苇结补建成的，靠墙则修建了木质结构(图九)(23)。
　　如果用木料和泥土建成的墙段是由西夏人修建的，那么西夏的北线则穿过了南戈壁，比从武川县的阿拉善沙漠往东到嘎顺淖尔湖往西更靠北，之后沿着额济纳高勒河，又从金塔县沿疏勒河往西直到曾经的汉代关隘——玉门关。这样，在现代的研究中不正确的指出，西夏位于疏勒河北(24)的后阿尔泰戈壁地区。证明西夏不曾位于这块荒漠，是宋朝时期绘制的地图(图一〇)。根据此图，西夏与回鹘的边界线直接从玉门关开始往北，在戈壁荒漠的南端(25)。
　　同样在这张大约是于1086年绘制的地图中，勾画了从西夏首府通过古代凉州(今甘肃省民勤县)北部到黑水(Edzine)的道路。沿此道布满了一系列的防御工事和居民区。地图上标出的内蒙古文化居民点指出，在这些地区发现了一些瞭望塔，其中大部分用石料堆砌成(碎石)，一些则使用泥土。这是笋布日线和雅布赖(26)线(见图一)。从北部它们通往嘎顺诺尔和戈壁滩“成吉思汗长城”。必须要提到的是，我们在蒙古境内找到了一些使用石料建成的瞭望塔(并使用梭梭)。这些塔就像我们此前提到过的一样，与“成吉思汗长城”有关。为什么中国学者会认定笋布日和雅布赖一线的瞭望塔是属于汉代呢?很有可能，这些建筑同样能够是由西夏修建的。更何况，笋布日一线北部，在蒙古国界上和塔兰拜兴，乌兰拜兴堡上发现了典型的带黑釉的西夏陶器(27)。必须指出，这两座堡垒内部都有通往长城的斜坡，而我们在和尔门县发掘的曾保卫戈壁与阿拉善之间山区地带通道的西沃哈塔布齐亭障址中，同样也有内设的宽阔的石砌斜坡。根据放射性碳的化验资料，西沃哈塔布齐亭障址建12～13世纪【Le-7986：820±30BP；准确性为95.4%(1050～1080，1150～1280)CalAD】(见表一)，也正是西夏时期。典型的带黑釉的西夏陶器的碎片和饰品也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以及我们在2009年对蒙古瑙木冈县的瓦伦西沃(音译)烽火台调查时被发现过。
　　至今流传下来了许多的西夏时期的文献，其中编写于1169年的西夏历法“天盛改旧新定律”几乎完整的被保存了下来。这本法典被克恰诺夫(28)教授完整的翻译成了俄语，下面我根据俄文的版本引用此文献中的内容。
　　根据此文献的内容，西夏至少从11世纪开始就已经拥有了极好的带堡垒、瞭望塔和关卡，也许还有长城的防线。向边界派遣了远征和近防哨兵，他们服从《强化定居点》官员的调度，而他们则是《堡垒》的调度员，也是边界长官，他们都住在《边界城市中》。“在发现敌人后，哨兵在第一时间应该报告自己所服从的该强化居民点的军官以及堡垒、城市和相邻的哨兵”(第222条)。在边界上设有通道，只有经过它们才能通过。以此可以得出结论，边界线曾被加固。第229条对此说道：“如果命令边界的哨兵在夜间关闭通道的话，那么哨兵官或是其他官员应该前往远处的哨所并紧急布置，在什么位置安排多少人。”边界线拥有信号塔系统。“如果边界上负责在烽火台上使用火把传递信号的哨兵发现敌军突然来袭，如果以火焰依次传递信号被中断的话，则通知就近游牧的牧民家庭连接信号塔和军官们”(第269条)。
　　在西夏国的仓库中保存了数量巨大的干树枝，并且是一捆捆绑好的。(柳树)干枝和芦苇供给相关区域的交通管理(第1128条：“草，条椽……京师租户家主依法当交纳入库”)。第1226条中曾提到有专门的仓库用来存放芦苇。第1231条中则提到“位于定远县(音译)的郎布(音译)峡谷的仓库”。干树枝和芦苇只接受成捆捆好的，并且存在过对每捆尺寸的严格要求：“诸租户家主除冬草蓬子，夏蒡等以外，其余种种草一律一捆当纳五尺捆一捆，十五亩四尺背之蒲苇，柳条，梦萝等一律当纳一捆。前述两种绳捆当为五寸捆头，当自整绳中减之”(第1129条)(29)。在宋朝时期，根据史料，一尺为31.2厘米.1寸为3.12厘米，而按照所保存的样本，一尺是31.4～31.7厘米(30)。西夏的长度单位，极有可能与宋朝所使用的相符合。那么标准的捆束长度，应该是1.25米，而厚度为15.5厘米，在笔者看来，与关于敦煌区域所使用的建墙芦苇拥厚度的资料符合。在敦煌市D17(31)的烽火台内恰恰就找到了同样尺寸的捆束(图一一)。敦煌市范同内长城的每一层都由芦苇捆(的确是很大的尺寸)建成，按两捆(32)的数量建成(图一二)。就像斯坦因写到的那样，这里的捆束长度都超过了2米，而厚度则达20厘米(33)。
　　就针对干树枝捆和芦苇捆的义务收集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第1128、1129条)，这在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的第15卷提到，其中是关于对灌溉渠的维护和修理。此章节《灌渠门》在开头目录(34)中被保存下来。此章节的首页则没有被保存下来，所幸的是，其他剩余页面直到下一章《桥道门》(35)的首页都完好的保存了下来。因此，干树枝和芦苇捆的征收毫无疑问的是以维护和修理灌溉系统为目的。很明显，这些材料被用来修建水坝(36)。这样，就已经变得十分清晰了，为何在敦煌区域内的长城被修建成这种不同寻常的模式：用芦苇捆建成的木结构与在修建水坝时的是一样的!西夏人使用在修建灌溉系统时采用的材料和技术。
　　在此文章中运用史料对甘肃境内和蒙古境内长城的对比说明，河西地区汉代用干树枝和芦苇加固的长城可能是由西夏人修建的。笔者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对河西地区的长城的木料和芦苇进行放射性炭化验。笔者衷心地希望，这类的化验将很快就能进行。
　　① Stein A.Serindia，London，1921，Vol.2.p.568-790.
　　② Giles L.Tun Huang lu：notes on the district of Tun-huang，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4.pp.704-728.
　　③ 黄时鉴、龚缨晏：《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兼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4期。
　　④ Stein A.Serindia，London，1921，Vol.2.p.734-735.
　　⑤ Бaacaн T.：Чингисийи далан гэж юу вэ?，乌兰巴托，2006年，32页，图22。
　　⑥ Пэрлээ X.：《*мн*говь，*в*рхангай аймгуудын говь талын нутгаар эртний судлалын хайгуул хийсэн(1962 он)》，《Академич X.Пэрлээ.Эрдэм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гYYллYYд》T.I，乌兰巴托，2001年，270～280、273页。
　　⑦ 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5期，16～22，18～21页，图5。
　　⑧ 郑绍宗：《河北省战国、秦、汉时期古长城和城障遗址》，《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34～39页，图2。
　　⑨ 欧燕：《我国早期的长城》，《北方文物》1987年2期，12～18页，13页地图。
　　⑩ 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内蒙古文物资料续辑》，1984年，90～100页，96～97页(《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 张菜芳、王川：《西汉长城的修缮及其意义》，《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105～115页，107页。赵化成：《中国早期长城的考古调查与研究》，《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238～249页，246～247页。
　　(12) 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1期，1～51，23～26页，图2。
　　(13) 《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上：268～269页，下：619页。
　　(14) 盖山林、陆思贤：《潮格旗朝鲁库伦汉代石城及其附近的长城》，《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1981年，25～33页。
　　(15) 黄时鉴、龚缨晏：《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兼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4期；Stein A.Serindia，London，1921，Vol.2.P.734-735.Баасан T.：《Чuн*ucuuн *a*aн *эжюу *э?》.乌兰巴托.2006年.32页，图22。Пэр*ээ X.：《*мн**о*ь，***рхан*аu аuм*уу*ын *овь mа*ын нуm*аар эрmнuu су**а*ын хаu*уу* хuuсэн нь(1962 он)》，《Ака*емuч X.Пэрnээ.Эр*эм *uнжu**ээнuu **уу**уу*》T.I，乌兰巴托，2001年，270～280、273页。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5期，16～22，18～21页，图5。郑绍宗：《河北省战国、秦、汉时期古长城和城障遗址》，《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34～39页，图2。
　　(16) A·A·科瓦列夫Д·额尔德涅巴特尔：《蒙古国南戈壁省西夏长城与汉受降城有关问题的再探讨》，《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年2期。
　　(17) 李昌宪：《西夏疆域与政区考述》，《历史地理》第19辑，2003年，89～11页，109～110页。
　　(1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初骧著：《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23～46页，图4，彩版1、3、4、5、7、9，图版1、2、3。
　　(1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礽骧著：《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56～57页，114～115页，123～124页，图37、42，图版45、113。
　　(2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礽骧著：《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36～37页，图6，彩版9。
　　(2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礽骧著：《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48～131页。
　　(22) 岳邦湖，钟圣祖著，甘肃省文物局编：《疏勒河流汉长城考察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图版15、19、20、27、30、31、37、42、43、46、4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礽骧著：《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47～131页，图版28、29、41、51、55、61、74、77。
　　(23) 岳邦湖、钟圣祖著，甘肃省文物局编：《疏勒河流汉长城考察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13～15页，图版9～1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礽骧著：《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51页，图版22～25。
　　(24) 李昌宪：《西夏疆域与政区考述》，《历史地理》第19辑，2003年，89～111页。
　　(25) E.И.Кычанов Китайский рукописный атлас карт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и Ся хранящийся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е СССР имени В.И.Ленина.《Е.И.Кычанов.История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8.С.59-70.龚世俊等校点：《西夏纪事本末》，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
　　(26) 《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634页。
　　(27) 《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634页。
　　(28) Измененный и заново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кодекс девиза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небесное процветание.Издание текста，перевод и примечания Е.И.Кычанова.Книги1-4.Москва.1987-1989.(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Востока.LXXXI).
　　(29) 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465～466页。
　　(30) 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5年，1809页。
　　(3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礽骧著：《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47～131页，图版三八。
　　(3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礽骧著：《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47～131页，图版四四。
　　(33) Stein A.Serindia，Vol.2，P.568.
　　(34) Измененный и заново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кодекс девиза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Небесное процветание.Издание текста，перевод и примечния Е.И.Кычанова.Книги 1-4.Москва.1987-1989.(《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Востока.LXXXI》).Кн.4.Стр.85.
　　(35) Измененный и заново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кодексдевиза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Небесное процветание.Издание текста，перевод и примечания Е.И.Кычанова.Книги1-4.Москва.1987-1989.(《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Востока.LXXXI》).Кн.4.Стр.85-93，листы факсимиле No 992-1008.
　　(36) 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