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柯克的狐尾锯

　　人们总把德国探险家勒柯克和狐尾锯联系在一起。勒柯克的狐尾锯非常出名，关心西域历史的文化人知道的不少，至于在新疆历史考古界，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二十世纪初切割新疆吐鲁番、库车等古代佛教遗址壁画时，勒柯克使用的狐尾锯的确称得上是先进工具、秘密武器，令其它国家同操此业的同行都惊叹于他收获的丰富和速度的快捷，并急起直追，纷纷效仿。
　　德国人于1902年首次远征吐鲁番，是由柏林民族人类学博物馆派出的格伦威德尔教授为领队。他在新疆的考察成果引起学术界轰动，甚至引起德皇的注意。接着，以德皇和军火大王克鲁伯的名义提供捐助，着手组织一次新的远征。不巧，节骨眼上格伦威德尔因身体不适，由勒柯克临时担任探险队负责人，与助手巴图斯先行出发。
　　勒柯克到达吐鲁番后，兴致勃勃地发掘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吐峪沟等遗址，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物。这时，格伦威德尔来信说很快要来接替他，并指示勒柯克不要随便乱动那最有希望的柏孜克里克遗址。但勒柯克根本不管这一套，并加快去柏孜克里克的行动，立即开始挖掘。
　　勒柯克和巴图斯先在柏孜克里克找了一个牧羊人住过并被熏黑了墙壁的洞窟住下来。当他考察那被积沙堵住的内殿时，随着积沙被他踩动流落下来，他被看到的东西惊呆了：“像变魔术一样，我看见在我左右的墙壁上，显露出富丽的光彩夺目的绘画，颜色是那么新鲜，好像是画家刚刚画完似的。”勒柯克兴奋地叫来巴图斯，又在入口处两边发现了“比真人还要大的三个和尚像”。他们就这样清理着沙子，接着发现印度和尚、中国和尚和突厥和尚的画像。令勒柯克不胜惊讶的是，这里的人物不是按模式绘画的，不是千人一面的“刻花版印”，而是要使每个人的面貌加以区别，各不相同，“换句话说，就是写真”。
　　他们继续挖掘，在两座高墙上发现了十五幅巨大的形象各异的佛像绘画，还有跪着的供养人，他们手持供物，都穿着高昌本地的衣服和靴子。
　　还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印度神话中的王子、系虎皮裙的婆罗门、戴鹰羽帽子有鹰钩鼻子的波斯人，还有红头发蓝眼睛的肖像，“他们分明是欧罗巴人，我们很快把此类人和雅利安人联系起来。这些红头发人的装束，是用吊带系着裤子，并连接着长筒皮靴，这是一个不同人种的特征”。
　　勒柯克发现的绘画中，有一幅画水池中长出一株树的倒映，它被一条龙缠绕着。观世音的法座已残缺，但两边的魔鬼却看得很清楚。其中两个魔鬼各有六只手，正用猪头和象头模样吓唬跪在他们脚旁的两个小鬼。有一个穿虎皮裙的婆罗门，拿着拐杖，怒目而视。
　　有一幅壁画，画出一个很奇特的景象：人身鸟头有爪带翼的怪物，抓住一个小孩，手持弓箭套索的猎人追赶着怪物，救下了被捉去的小孩。
　　以上是勒柯克对自己最初发现的壁画的一些支离破碎的介绍，后来的发现更多，更使他感到惊喜。
　　其中有两侧墙壁画着几行供养人像，有男有女，还有国王和王后。以及正殿绘画的佛、菩萨、佛教故事画等等，这里提到的，正是上文介绍的20号窟的壁画。
　　于是，勒柯克及其助手巴图斯，加快了他们工作的进度。一幅一幅地把壁画切割下来，雇了一些民工来帮助包装。
　　“经过长久而艰苦的工作，我们成功地割下这些画，在二十个月的旅行之后，它们安抵柏林。”勒柯克得意地说，“在博物院中它们占满一间房屋，这只是少数庙宇中的一部分。那里绘画的全数，都被我们带回柏林。”
　　一位捷克学者到吐鲁番参观后，写文章报道说：“德国人是用刀子把这些精美而易碎的壁画切割下来的。”
　　这位捷克学者没有读过勒柯克的考察报告和他与朋友的通信。
　　勒柯克毫不掩饰地说，他们首先以极其锐利的刀子沿着每幅画的四周割开。刀子一直穿到画的墙壁与泥土、麦草、骆驼粪、灰泥混合物的深处，然后在画旁边再用鹤嘴锄、铁锤和凿子挖出一个足以使狐尾锯插入的洞，才能大面积地锯开。
　　“做这种工作是要用极大的体力的。”勒柯克在他的一份吐鲁番探险报告中说，“当表层摇摇欲坠的时候，就叫雇来的人把铺着毛毡的木板紧紧地贴在即将切下的壁画上，于是这幅壁画就全锯开了。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后，木板连同这幅壁画从墙上移开。移动的时候，木板顶上的一端先慢慢地平放下来，直到最后壁画十分平稳地躺在木板上为止……”
　　每幅被锯下来的画都脸朝下平放在木板上，这个木板事先已铺上了干草、毛毡和棉絮。另外再用一层棉絮铺在这幅画的背面，接下来再把第二幅画如法放置。就这样一层又一层，“夹心面包”便做成了。然后还要捆绑成包，装入木箱，再把空隙处塞严。勒柯克说：“我们这样包装的箱子，从来没有一点损坏。”
　　对于那些大的壁画，则要先锯成数片，下锯的地方要避开人物脸部和其它具有艺术特点的地方。
　　每当一段工作结束时，勒柯克的心情都很愉快。他在《中国土耳其斯坦埋藏的宝藏》一书中就表达了这种心情。他以细腻的笔调描绘了柏孜克里克的风光：
　　“山矗立在寺院背后，像雪一样白，但是每当日出和日落时，阳光就给它洒满紫红色。堆积着一些界线分明的黑沙丘。在这以下，平原展开，像废墟的本身一样，上面盖着一片黄土的金色。”
　　“当月亮悬在空中时，山和大地的颜色变得奇怪。山顶成为紫蓝，黑沙丘青而带着金影，而黄土地上显出变化不定的魔幻般的色彩。这里紫红，那里浅蓝，不久又成深黑。每个月光之夜，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奇异而和谐的景色。”
　　但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感觉到，“在这一向死一般的寂静中，从峡谷奔腾而下的激流在岩石上水花四溅，好像发出轻蔑的笑声”。
　　景色虽然优美，但他们感到一种不祥的气氛，壁画上的恶魔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使他们不安。
　　当他们刚刚入睡，万籁无声的柏孜克里克突然响起令人恐怖的怪叫声。勒柯克和巴图斯立即从床上跳下来，拿着来福枪跑到土崖上，眼前的情景把他们吓呆了：在马蹄形佛寺区的道路上，到处是狼群，它们对着月亮大声嚎叫。
　　这时他们雇的民工也跑过来，说不用怕，狼群不伤害人。勒柯克放了几枪，打中了一只狼。狼群围过来，吃完那个被打死的同伴后，就都走了。
　　让勒柯克不快的事接连发生，在离开柏孜克里克时，他被马狠狠踢了一蹄子，伤势很重，一直不能骑马。当晚他们住下来时，勒柯克莫名其妙地在门口用德文写了一个词——“匪窟”。
　　勒柯克不听劝阻，给柏孜克里克造成极大的破坏，引起他的上司格伦威德尔的不满。格伦威德尔毕竟是一位考古学家，他对待文物的态度与勒柯克不同，他反对将庙宇里的东西一股脑儿都搬走，尤其是壁画。一次，勒柯克要把一座佛寺绘有图画的整个圆顶搬回柏林去，格伦威德尔表示坚决反对，提出建议说，对图画进行测量和描绘，以便回到博物馆重新加以复制。还有一尊非常好的塑像，格伦威德尔也不同意搬走。但是勒柯克不听，后来还是寻找机会把这些文物运走了。
　　我们欣慰地看到，在格伦威德尔死后，学术界在为他写的悼文中对他作了如下评价：“他避免对那些遗址作肤浅的表面的观察，他不同意去攫夺那些引人注目的壁画艺术作品。他的目的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每一个遗址，并把遗址当做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所以他的办法是对新的发现物都要进行描绘和测制轮廓图。如果把壁画搬走，除了意味着猎奇和盗窃之外，不会有别的意义。”
　　勒柯克走后，斯坦因来到吐鲁番，他查看了勒柯克的工作现场后“感到十分惊愕”，他给朋友的信中说“这种粗野的方法”根本不是“考古”，而是“挖宝”。斯坦因对吐鲁番当地人对佛寺破坏的“鲁莽”行为也相当不满。但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他从吐鲁番拿走的文物并不少。他认为“要把这些精细的佛教美术品中的标本保留下来，只有很仔细地用有系统的方法搬走。我是利用我的训练有素、很有经验的帮手来做这件费时的困难工作的”。他在吐鲁番拆下的壁画，同样使用了类似勒柯克狐尾锯的一种锯子。只不过他让助手在使用锯子的时候更加细致、更加小心翼翼罢了。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于1909年来到柏孜克里克时，看到大量壁画遭到破坏，又据当地人说，前来发掘的欧洲人取走了最好的壁画，而故意将剩下的加以损坏。日本人义愤填膺地说：“如果这话是真的，以文明国家学者自命的欧洲人要独霸世界珍宝的意图，可以说比盗贼还卑鄙。”
　　随即他们在一个洞窟中，发现了“绘满色彩的壁画”，有诸佛和各种姿势的菩萨，有的合十、有的散花、有的奏乐。天人的舞姿、魔鬼的凶相，“色彩、用笔都有很高的造诣”。还有泥塑佛像，“也充满生气，极精彩、华美壮观”。
　　对欧洲人气愤之余，日本人也取出了特制的“狐尾锯”，“切割了足以欣赏的壁画七块，获得泥塑佛像七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