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拜孜遗迹

　　一个聪明的库尔勒人竭力替我找了一位牧民向导。这人声称知道前面提到的位于音其开河附近的拱拜孜遗址的确切位置。为此，我于元月9日出发，再度穿过恰尔恰克河床南部的沙丘地带，次日便抵达了拱拜孜遗址。该遗址位于音其开河流北部约2英里处的沙丘之间，地表残留许多枯死的树木。不久我们便更加清楚，该遗址是伊斯兰教徒的墓地，与一年前我在车尔臣河附近调查过的墓葬很相似。其中最显著的遗址就是那座类似大厅的建筑，其面积19平方英尺(图118)，门向南，是用18英寸×6英寸×4英寸的土坯建造的。在此建筑的前面，大约19英尺处，残存一段矮墙，可能是该建筑围墙的残迹，现在已被毁。与之相邻的是一个小型拱顶建筑遗址，内部面积7平方英尺，面向南。该建筑与围墙之间有一个高4英尺的小拱形通道，显然是作走廊用的。清理大厅和走廊，我们只获得了透雕装饰品残片，属粘贴物类，可能就是壁画。
　　古代伊斯兰教徒的墓地
　　从这些墓葬几何形制判断，它们显然是属于伊斯兰教徒的。后来，我们在东南部160码的地方，即在一片古老胡杨树林带，清理的一个小遗址证实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在一个残破的窄院墙之间，发现了一个矮平台，约3(又)1/2英尺长，很明显是一座穆斯林教徒的墓葬。在其旁边我们发现了一个马蹄(Takhtī，维吾尔语，意为马蹄)形木牌，约18英寸长，上面仍残留着阿拉伯文字。在该墓葬以西大约300码处，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几乎被完全破坏的小型麻扎，周围由墓葬包围，而且墓内的尸体一半都暴露在外，显然是以伊斯兰教的传统习惯方式埋葬的，从而可以确定整个遗址显然是伊斯兰教徒的墓地，但不是现代的。因为在该遗址内看到的枯死的胡杨树和裂开的树干，都与丹丹乌里克和喀拉墩遗址暴露在外的枯萎和裂缝树木一样。焉耆县的一位牧民说，他曾在沙漠的更西端见过一两处类似的拱拜孜遗址，尽管我对他描述的遗址的特征没有任何疑问，但因他无法详细描述遗址的确切位置，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寻找的念头。
　　前往轮台(Bugur)和库车
　　元月12日，我由此向音其开河上端走，抵达穷托开(Chong-tokai)一个牧民的小木屋之后，我就与拉尔·辛格分手了。当他顺着以前未曾绘图的水路直接前往沙雅时，我自己则试图穿越西北部未曾调查过的宽阔的沙漠带，经过两段艰难的旅程，行程约60英里，我便抵达了轮台绿洲的北部商道。我们穿越沙漠的沿途中，没有发现任何遗迹。沿途经过的地区主要包括迁移的流沙带和恰尔恰克河床沿岸的胡杨林带的南部，以及与科克乔勒(Kok-chol)北部毗邻的一个广阔的牧场和沼泽地带，轮台河就在此断流。
　　渠犁的领土
　　在此，我要附带对南部的地形情况谈点看法，就是我们沿音其开或沙雅河进行地面调查时到达的地区。这一区域包括音其开河从沙雅下端至孔雀河附近的塔里木河段之间的河床地带，我认为这一区域正好与《前汉书》中重复提到的与中国早期军屯基地有关的渠犁的领土是完全一致，而且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从有关“渠犁”领土的详细记载中可知，渠犁东北与尉梨相邻，东南与且末毗邻，南部则为精绝国。关于渠犁国的一般资源也有了详尽的记载，提到渠犁国共计有130户人家，即1480口人，并有150人的军队，另外与渠犁相连的一条河一直向西流至库车，其间的距离约580里。《汉书》中记载的有关尉梨(喀拉库木、铁干里克)、且末、精绝(尼雅遗址)和库车的地理位置，与上述河床地带所占据的区域是完全吻合的。
　　沿音其开河和塔里木河的种植区
　　拉尔·辛格调查的沿音其开河和塔里木河流分布的种植区，不仅小而且散布广。这与1915年在塔里木河流南部相应的地带进行调查时，发现的种植区的情况完全相同。然而，无论是以长期性还是间歇性方式在此进行耕种，可能都要直接受到地面条件的限制。因为这地方必然面临以下困难，诸如河道的变迁，意想不到的洪水泛滥以及水位异常低等。由此我们可想像，中国政府最初向塔里木盆地扩展，并在渠犁建立军事屯垦区来进行控制所付出的代价了。
　　在渠犁建立军事屯垦区
　　在对大宛或费尔干那(公元前101年)成功讨伐后，听说有几百名汉族军人在轮台和渠犁安营扎寨。很久以前人们就认识到，并确定轮台即为那个相对较大的布古尔(Bugur，即今轮台——译者)绿洲。《前汉书》中对渠犁的记载，提到它是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屯垦区。在公元前90年，又上奏给汉武帝，要求重建屯垦区于此，还要求官方发布答复令。由此看来，在渠犁建立屯垦区的成功是短命的。然而，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们从有关资料中获悉“奏文”中要求，在这种地表上务农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如需要通过开挖水渠和改变河道来改善这里的本身肥沃的土地，并且还要安置一些本地居民。显然这些居民是过惯半游牧生活的人，同罗布泊现代居民一样。寄予的希望是“他们除了从事饲养牛的老本行外，还愿意开垦土地务农”。
　　汉族在渠犁的军屯区
　　在奏文中提出的重新在轮台、渠犁及其东部的捷枝(Chiech-chih)的区域内建立军事屯垦区的要求，当时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但在公元前68年，汉族将领郑吉(Chêng Chi)在渠犁屯汉族军人1500名，而且他在后来的几年中把此地作为他的根据地，成功地发动了一系列打击车师或吐鲁番的军事行动，并完全征服了这些地区。同时，还向西北部扩张，控制了匈奴部落。正如《前汉书》中记载的，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郑吉于公元前60年又在此设立了第一个“都护府”。后来在西域其他地区也都建立了相应的中央政府的主要政治中心区，如在渠犁北部的乌垒、焉耆县或策大雅等地。我们推断，他选择这些地区是因为它们距渠犁较近，换言之，距郑吉远征抵达的最初的根据地不远的缘故。
　　地理位置上的军事优势
　　纵观前面已解释的代表古代渠犁的河床地区，以及这里有不能永久居住的地理上的劣势，我们一时很难解释清楚，在早期政治活动中，中国政府却为何将渠犁作为殖民化的统治中心?恐怕更不会意识到渠犁还有哪些方面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一举措完全是从渠犁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考虑的，因为不仅它占据着楼兰通往中国的交通要道，即古代北道，而且渠犁这个“小美索不达米亚”正好位于连接楼兰和库车以及西部的其他绿洲地区的直线通道上，又是由现代的罗布泊或鄯善地区到达库车的最近的一条通道，是必经之路。它又是目前最常用的一条商贸之路。最能引起人们关注的必然是上述因素，因为我们知道郑吉还承担着保护鄯善向西的“南道”畅通的任务。最后，还应该注意到与以前楼兰充当的角色相比，渠犁充当了一个更加便利的政治基地，它还方便了对焉耆以及吐鲁番地区的操纵。楼兰则位于距塔里木盆地一些小国家较远的地方，然而中国政府却需要依靠这些小国的帮助，同时还有光秃秃的库鲁克塔格山将吐鲁番与楼兰隔开，在供需运输方面都是一个无法克服的自然屏障。另外，选择渠犁作为军事基地的又一重要原因是这里本地人口较少，而且有广阔的可供军垦的肥沃土地。
　　在乌垒设立都护府
　　河床的变迁和河道的改变也许都是些不利的自然地理因素，对灌溉或修渠而言，也都是非常难以克服的困难，即便是今日也是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甚至确信，就是由于这些原因，从公元前60年选择乌垒作都护府所在地了，以及后来渠犁从汉文文献中完全消失了。也就是在《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中再没有谈到渠犁这个地方，或者渠犁以其他名称出现。由此可见渠犁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是短暂的。就是因为这一点，以及河流经常变迁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破坏，才使这里没有保存下来任何遗迹或遗物，这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