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北部的寺院遗址

　　在和田的逗留
　　我在和田停留了短短的几天，我的“寻宝队”向导们在和田绿洲的北边发现了一些遗址。
　　喀拉萨依的寺院遗址
　　我调查的第一个遗址，坐落在沙漠中的狭长沙丘带。这个沙漠介于和田镇居民区最西北的亚瓦(Yawa)与喀拉萨依的外围村庄之间。我发现亚瓦开阔的绿洲，只是近15年才出现的。不过它与喀拉萨依南边之间的遗址却让人很失望。在死亡的胡杨树林丛——树木全被砍去烧火了——之间的极贫瘠的土地上，他们指给我一处遗址。这里出土有许多精美的塑像，胎质为硬白泥。他们带给我的一些塑像就是这里出土的。什么房屋遗迹也没有保存下来，但从风化土壤里还能捡到许多同样质地的小块塑像碎片。毫无疑问，这些遗物是两座相距约160码的寺院里的塑像。所有建筑遗迹全部被风蚀破坏了，不过，我可以明确地说，新开垦的土地，由于遗址两侧2英里左右以内的水渠网的存在，已经把地下水吸收到离地表5英尺左右的地层。
　　帕里斯泥塑像残块
　　这里出土的塑像残块中，有许多制作精美，表面保存完好，很让人注意。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小立佛，作无畏印势，形态各异。一尊男性塑像，带头光，可能是音乐神，残存头与躯干，线条非常优美；似乎是“三宝”崇拜的塑像；制作精致的牌饰，上面的人物四肢做成花草状。这些塑像的风格与丹丹乌里克和喀达里克类似的泥质贴花非常接近，它们原来可能都是大型背光之类的装饰品，不过工艺上明显要讲究一些。但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它们的质料，一种极其坚硬的帕里斯泥。这种泥的特性，已经被亚瑟·丘吉尔(Arthur Church)先生注意到。有人送给他一些标本，他在作分析时发现了这种特性，之后做了一些探讨。对于喀拉萨依泥的特别坚硬的特性，他的解释是“器物成型后，放入温火中焙烧”形成的。他以为这种焙烧是有意的，不是无意的。这种看法似乎是成立的。奇格里克出土的许多帕里斯泥塑像曾经烧过，但没有一件变色。同时，只有几件表面破裂，而它们在无意的焙烧中往往出现裂痕。大多数塑像表面非常光洁，让人想起象牙或瓷质塑像，但这种现象迄今为止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有几件保存有原来的着色。
　　玛亚克里克(Mayaklik)沙堆遗址
　　从喀拉萨依我渡过喀拉喀什河向东走。我的一个“塔克拉玛干人”阿巴斯(Abbās)，说他在高沙脊中发现了寺院，地点在和田的姊妹河之间，绿洲中心与两河的交汇处库什拉什(Koshlash)之间。河的右岸上面是沙里克也孜(Sarīgh-yez)，现在的“英达里亚”(Yangi-daryā)支流就是在这里汇入主河道的。过了右岸的石子地面，又翻过东面的高丘，大约走了5英里之后，阿巴斯领着我们向遗址走去。遗址是他两年前发现的，在光秃的沙堆中，他发现了墙皮和壁画的痕迹。这个遗址乍看去很不起眼，地面上什么遗迹也没有，我很纳闷我们的向导居然还能找到它。在一座高于原始地面达20英尺的沙丘的坡上，发现有一些彩色墙皮的碎片散落在上面。在它的西面和北面，灰沙梁之间的小块空地上覆盖着陶片。这些陶片呈鲜红色，极坚硬，看上去年代很古远。实际上，遗址地点位于玉龙喀什河左岸2英里。那里是一片灌木丛生的草场，叫玛亚克里克。
　　墙上的巨幅壁画
　　沙堆太大，上面的沙土不停地向下塌落，发掘进行得很艰难。但天黑以前就挖到了地面，离现存墙顶近9英尺。墙是干泥砖砌成的，面朝西南。全部清理出来之后，可知墙全长34英尺，整个墙面施蛋彩，上绘巨幅壁画，佛像和菩萨(?)像相间。在墙壁完整的时候，它们的高度肯定在12英尺左右。各个立像周围是卵形背光，它们之间下侧的空地，如图132所示，填以高3英尺3英寸的小佛像。壁画墙前面现存的沙层太高，我无法给这些巨像照相。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第二天把探沟拓宽，结果整面墙都塌了。墙下部的砖缝充满了水分，因此即使里面有木头，也全朽了，因此墙很容易塌。由于墙承受着它背后沙的压力，这些沙是不能动的。现在一挖，它就塌了。绘彩的墙皮，很早就已变软，在沙的重压下，全部粉碎了。由于这个失误，我只能用文字描述这些壁画，内容同发掘时做的记录。
　　巨幅壁画的细节
　　这些巨像，实际揭露出来的只有6幅。巨像最宽处为背光，每幅所占的墙面宽4英尺10英寸。画面上它们向右侧身3/4。右手好像总是作无畏印势，左手下垂，放于腰下，拿着一个蓝圈或花环，夹于大拇指与食指、中指之间。上胸和头都不见于各幅像。佛像的衣服，只要是保存或能看清楚的，外层都是宽大的袈裟，披于左肩。这种袈裟有两种色彩，交错出现。一种是单层红褐彩，一种是红陶地上绘密集的深紫条纹，条纹长约8英寸，宽3英寸，中间有一条竖行的白色条纹。每幅巨像的背景都是深紫色，缀以白叶，仿佛紫丁香散落。至于身穿前述杂色袈裟的佛像，其背光的构图是：中央绘宽带三角形，角尖上指，两侧各有两条略窄的纹带，内侧呈紫色和红陶色，外侧呈红陶色和黑色。中央纹带上的三角块按顺序呈以下颜色：黑、红陶、深紫、红陶、白、红陶。着素色袈裟的佛像的背光，内边与之相似，但要窄一些。这条边的外侧，是一周由两条纹带组成的边，纹带分别为蓝色和白色，互相缠绕，形成类似浮雕的菱花。菱花内侧为红陶色，外侧紫色。前面所说下部空地上所填的小佛像，右手均作无畏印势，着纯深红袈裟。脸都左向3/4，各有一个椭圆形头光和一个背光。
　　与寺院相交的大厅
　　上述壁画所在的墙壁，可能属于一座主室或殿堂，从这里又通向下面说到的Ta.ⅰ所在的佛堂，并可能属于现已完全塌毁的一个或几个其他佛堂。另一堵墙与此相交成直角，西南走向，已严重塌毁，残存部分不到10英尺长。由于潮湿和风蚀的破坏，没有留下任何主室或殿堂的遗迹。房顶的建造方式，我们根本无法断定。但考虑到壁画墙的长度，并且它还向前延伸，可能到Ta.ⅰ所在佛堂的前面，所以很可能房顶只建于壁画墙上，因此形成一种露天的走廊性质的画廊或过道。这种墙顶的建造，肯定是为了遮盖热瓦克寺院的四边框，这里的壁画显然需要防雨，后者的各面墙上的塑像也同样如此。这些墙的墙体较薄，只有2英尺多，说明它们原来并不是预备承重的。
　　挖掘寺院的回廊
　　我们在壁画墙的西北端继续发掘，经过艰苦的努力，挖出了一部分回廊遗迹。它肯定是一座塔柱周围的回廊。回廊的围墙，一道是ⅱ号墙的延续，呈直角相接，东北走向；其他墙都是芦苇木骨墙。它们的厚度只有6英寸，同此处遗址的其他遗迹一样，由于地下水分的浸润，已经朽烂变软。塔柱的东南和西北墙在清理时就倒塌了。不过回廊墙墙皮上的壁画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能保存较为鲜艳的色彩，真是让人不可思议。无独有偶，回廊ⅰ外墙底部的台子上放置的塑像，保存的色彩可以说是同样鲜艳的。
　　真人大小的坐佛的躯干
　　南角原来放置的巨型坐佛，现在只保存了交叉腿部分和莲花座。座5英尺宽，已破裂。不过这个转角的地面上出土了一个硕大的佛头，已经残破(图133)，可能是它的头部。佛头的高度，从下颏至现存的头顶为16英尺。这块大泥塑过于松软易碎，无法搬运。不过脸上大部分仍然保存着它的色彩。照片上看到的黑块，可能是原来贴金叶的地方。这种小碎片现在仍然随处可见。
　　转角的另一侧发现有泥座和另一尊坐佛的双腿，略大于真人(图134)。他身上现存的衣服为庞培红加蓝边。佛座的前面高约1英尺，全绘有壁画。泥胎因为潮湿极为松软，后来又因为干燥而表面较脆，但这幅壁画还是被我成功地割了下来。
　　彩绘佛像
　　上述塑像之后，发现一尊真人大小的人像，男性，腰部以下完整(图135)。给它照完相后它就塌毁了。像身着紫色大衣，长至膝盖，饰有大圆圈，象征绣花或浮花。内衣为褐色，饰蓝圈。脚穿着长靴，去鲁克式样，浅红色。塑像后面的墙的底部发现有五铢钱，嵌在像座的泥胎中。塑像碎块，分散在各处，可能是这座塑像上的。这座塑像右侧的壁画墙，现存高度仍达4英尺，上面有令人感兴趣的壁画遗迹(图135)。主要佛像保存至颈部，是一尊装饰华丽的菩萨。她的左手拿着一个花环，右手举起一件画得很粗糙的东西。壁画刚清理出来时，我看着并非完全不像犍陀罗浮雕中与释迦佛常常相伴的佛像拿的东西。这部分的墙皮表面在清理结束之前就脱落了。佛像的身材特别匀称，穿白色袈裟，衣纹施深品红色，纹路特别优美流畅。颈部和右臂上可以看到精致的珠宝链。脚部的内衣上，上面有一只带角鹿的形象，画得相当草率。
　　鼠头神
　　回廊Ta.ⅰ的内墙单薄而且极脆弱，在它下部保存有两幅特别的壁画，高度不到4英尺。左侧为背光，因此很显然地表明这是一个神像。内侧是四臂人形象。图136是其中的一块，保存也肯定不好。人像的兽头侧面，它立即使我想起古代和田神话中的鼠头神。这种神话玄奘曾有过记载，我第一次看到的是丹丹乌里克出土的板画。虽然这个头像的面容很像狗，但腭上的锐齿和鼠样的尖耳明显属于神化的鼠王。由于它的降临，使得和田免受匈奴的进攻。在品红色的冠冕之上，他举着一件东西，我看着像人头或头盖骨。这种看法对于这个王国的天敌的征服者来说并非一点都不合理。丹丹乌里克像中飘浮的棕红色头发与深黄色皮肤很协调，头、颈和手的枯黄色或淡黄色也是如此。右上手已断裂；右下手拿着不名何物的东西，可能是水果或树根。左上手握住一个白色的东西，可能是铃，左下手拿着一个圆盘。前臂上出现的五条黑带，可能是代表手镯的，看起来很奇怪。这幅壁画和邻近的板画上面有无数的小黑点。从上面的描述反映的情况来看，二者表面贴附着金叶的小碎片，值得注意。
　　四臂女彩像
　　刚才提到的右侧墙面上的板画，也非常特别。上面画站立的四臂女像，服饰华丽，有头光和背光。女像面对参拜者，目光向前，眼睛圆瞪。穿着紧身上衣或大衣，长至膝盖，垂到臀部。下侧可以看到身前的蓝夹袄，露于上衣的后翻的衣领之间，但只能看到一点低领出现在三层颈褶下。平展的胸部和低腰，使这尊女像看起来过分拘谨，有点伊丽莎白风格，颇为奇特。上衣的主要部分和紧身长袖上面的细腻工艺，主要表现在小白点上。这些小白点显然代表绣花，有可能也代表珍珠圈。头像表现出十分匀称的年轻容貌，只是长耳垂才显出庄严的样子。头发上面发现有黄色花冠。花冠平展地披在前额，直挂于头后和耳旁。与它的风格很接近的，现在我能想起的是丹丹乌里克板画D.X.4左侧的女性所戴的花冠。花冠的左侧部分已经断落；由于同样的原因，左手所举的东西是不是一朵花，无法断定。右手所持的东西，呈圆形或短卵形，白黄色，中央放射出淡黄色细线。两只手僵硬地垂落在臀下。此处壁画大部分磨灭，两手已无法辨认出来。在她的右肩上，这位女神背了一个小椭圆形花篮，里面伸出四片特征明显的窄长叶子；在左侧的第一、第二片之间，出现了一个更小的卵形东西。它也许是代表另一片上卷的叶子，但也可以理解成其他的东西。
　　丝绸公主像
　　有两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首先是右手里拿的东西，从形状来看，可知是蚕。然后是几片绿叶出现在右肩，这种装饰让人感到很特别。它们使我马上想起，这幅女像的真身是一位中国公主。玄奘记载的和田神话中，就是她把蚕桑业传入和田国的。因为这部分墙倒塌之前我拍了照片，后来我又仔细地看了这幅女像，证明我这个看法是对的。丹丹乌里克出土的板画D.X.4，原先是作为供品藏在一间佛室里的，完全证明了这个传说的流传之广。它也证明，和田人很感谢这位公主引进丝绸业的恩德，因为丝绸业至今还很重要，所以就把她供奉起来。考虑到这种崇拜是本地特有的，加上崇拜者的祖先不是印度人，那么这位女神——和田的养蚕人肯定是想祈求她保佑他们的蚕桑——在我们的壁画中身穿世俗的衣服，完全不同于佛教圣地的传统，并且被放在另一个地方神鼠王神的旁边，似乎在情理之中。
　　明显的遗址证据
　　废弃于唐代之前
　　由于这些遗物表现出来的和田视觉艺术很让人感兴趣，也由于遗址远离绿洲现在的边缘，我们特别希望能找到年代方面的线索。目前最可靠的证据是钱币。遗址本身出土了两枚钱币，一枚是前面提到的五铢钱，一枚是墙ⅱ根部发现的无字铜钱。此外，我们还在遗址以南的小片且完全风蚀的塔提地区捡到8枚严重残破的中国钱币。它们要么是五铢，要么是无字钱币。所有证据都表明，这个遗址是在唐代以前废弃的。更接近的年代范围，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资料。由于知识所限，无论是壁画的风格还是它们旁边发现的两件中亚波罗蜜多经草书经上面的古文字，我们都找不到有价值的线索。但是我们在第一条探沟中虚松的沙层里，发现了一片小块彩色墙皮，上面有三个字。我试着作了解释，如果不错的话，就可以把这个遗址居住年代的上限往前提到公元5世纪。从遗址的位置来说，应该注意到它的纬度几乎完全相同于玉龙喀什河对岸以东13英里的奇纳托克马克(Kīne-tokmak)遗址的最北边。根据这些资料，上面提出了废弃年代可能早于唐代的推测，这个较晚的年代，对于再往南3英里左右的热瓦克寺院遗址来说则是确定无疑的。无论如何我们手上的考古资料可以证明，玉龙喀什河两岸的和田地区主要绿洲的范围，比现在要往北延伸了许多。
　　在伊斯拉马巴特的收获
　　4月11日，我沿河北上，经过很长的路程，进入伊斯拉马巴特(Islāmābād)绿洲。这里是和田镇最北的村落。塔瓦克尔人上年曾去山顶一处遗址寻“宝”，他们给我拿来10块木简，上面有藏文，类似于米兰堡出土的木简。伊斯拉马巴特的卡西木阿洪，我的老向导阿马德梅尔根——几个月前去世——的儿子又送来13枚木简。它们是这位老猎人从一个沿玉龙喀什河放牧的牧羊人那里弄来的，特意留着准备送给我，并一直等着我到这里来。这里顺便提一句，3个月后我回到和田时，卡西木阿洪给我捎来一根木棍，长约3(又)1/3英尺。上面有纵向的6行文字，由右而左书写，乍看像巴列维语(Pahlavī——古波斯最后的萨珊王朝的伊朗语——译者)。这是不久以前在伊斯拉马巴特以西灌木林带中一座胡杨树林丛的顶上发现的。与它同出的还有两片，显然未写字；发现时这根木棍直插在沙中，一端露出沙面。人们马上把这座山丘敬奉为“新麻扎”，说它是一些不知名的穆斯林神灵的，并把木棍重新埋在那里。但是卡西木阿洪，想着我喜欢“古物”，又冒险把它从这个新起的宗教圣地挖出来，现在作为送别的礼物给了我。他说的一切我认为是完全确切的，我没有特别的理由去怀疑，只是可惜这些漫漶的文字至今还没有释读出来。表面无墨水的地方已经腐蚀，这足以证明遗物的原来质料。
　　奇里古勒乌格勒遗址
　　4月13日，我离开伊斯拉马巴特。第二天我从奇里古勒乌格勒(Kirigul-oghil)出发，去喀拉喀什河边的草地，考察卡西木阿洪和其他人所说的遗址，他们称它为契丹乌里克(Khitai-oilik)“汉人区”。在那里我发现有8座简陋的房屋，分散在一片光秃秃的沙地上，范围的直径为140码。它们的墙，由胡杨柱和竖立的胡杨树枝建成。现存高度为3或4英尺，这是因为埋在沙或粪堆中所以保存下来了。这些粪堆的大量存在，表明此地肯定是牧羊人落脚的地方，但在多久以前已无法断定。地面上覆盖着大量的陶片，但这些陶片制造都很粗糙，质料不同于可知年代的古代遗址出土的陶片。因此这个和田阔纳沙尔(Kōne-shahrs)最北的遗址就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