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纳尔河与印度河之间的亚历山大遗迹

　　选择前往帕米尔之路
　　自1904年夏季时起，我的第二次中亚探险的计划即已明确形成，并呈交了印度政府。我渴望着由一条新的路线进入中国新疆。此路线经由白沙瓦(Peshawar)附近的印度控制区边境，经斯瓦特(Swāt)和迪尔的帕特汉(Pathān)部旅领地进入吉德拉尔；由此穿过兴都库什山主脉，到达阿姆河(Oxus)上游谷地和阿富汗所属之帕米尔地区(Afghān Pāamīrs)。这条路线对研究地理志和人种史的学者来讲，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然而也困难重重。其原因大多是政治上的，因为现在实际上这条路已向欧洲旅行者关闭了，所以我特别有理由感到高兴——当1906年新年前后，通过印度外事办公室，我得到了阿富汗斯坦国王哈比布·乌拉(Habīb-ullah)陛下的准许，可以穿过其领土的一部分(这部分土地自从帕米尔边界委员会实施管制以来，尚未有任何一个欧洲人访问过)，我启程探险的时刻来到了。我的已仙逝的上司哈罗德·狄恩爵士和上校(他是西北边省专员)早已经友善地答允我，可以从他统率军队辖区的最西侧通过。
　　自白沙瓦边界启程
　　然而有趣的是，这条通往中国边境的路线，沿途可做一系列的实地观察——这在我的个人探险旅行记的开头几章中已做了详细的解释。我必须尽可能快地通过去。由于洛瓦里山口(Lowarai Pass)令人惊怖的障碍，之后它又被大雪所封闭，使人很难带着行装通过，故直至1906年4月27日，我才得以从白沙瓦启程。一旦在路途中，我就有了最大的理由来预防任何可避免的耽搁了。因为如果我不能够赶在5月结束以前到达吉德拉尔河(Chitrāl R.)源头的话，积雪的融化就会阻断全部的交通，而我就须冒险去马斯图吉以上寻找可以通行的上游狭小峡谷，只有它可以通到巴罗吉尔(Barōghil)的阿姆河分水岭。我的行程之疾，足可以用月行路程来描述：在一个月期间，我从白沙瓦边界兼程赶到了中国边境，其路程总计达450英里。其中大部分行程是在险恶的山地小径中度过的，而且还伴随着一个出人意料的大雪季节。
　　很显然，在此等旅行条件下，我被迫限制我在沿途所能做(如果可能的话)的古物和人种学考察。然而，我不必犹豫即可开展我经行地区的细致的考古学工作。因为除了一个刚刚对欧洲研究者部分敞开门户地区的内在兴趣之外，还有一个事实，即我们关于中亚的历史知识之大部分皆来自汉文史料，而且所有关于中亚古代的基本事实也来源于汉文史料。
　　斯瓦特的古名
　　我的旅行将不仅把我带到一个遥远的地区，亦将把我带入一个遥远的古代。因此，选择与古代充满联系的斯瓦特(图1)河谷作为我的第一站，这是非常合适的。在《黎俱吠陀》(Rigveda)及《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中，发现有“苏瓦史图”(Suvāstu)河一名，其主要河流的流域，渐演变出今天的名称。在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的《印度志》(Indika)以及托勒密之《地理志》(Ptolemy's Geographia)中，这一名称亦曾出现过，几无变化。自《摩诃婆罗多》以来，“乌仗那”(Udyāna，也译作乌底亚那——译者)一地之古梵语名称，常在典籍中被提及。通行的口头流传下来的教义将很多有关佛陀生活的传说定位在了斯瓦特河谷地，如同在其近邻犍陀罗一样，这种传说更常出现在北传佛教文学之中。但由于地理或历史资料总体缺乏，在此已没有必要讨论与古代地理有关的问题了。
　　亚历山大远征印度时的斯瓦特
　　关于这个地区的信息，很少有更明确一点的，它们来自国外关于亚历山大(Alexander)远征印度的最早记载之中。确实地，从地理环境来上讲，马其顿(Macedonian)远征军确实是翻越了喀布尔河(Kābul R.)北部的山地，进入了斯瓦特河及其主要谷地——对此阿里安(Arrian)及库尔提乌斯(Cur-tius)都详细记载过。但是上述两位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史籍中的概括性记载，在涉及那些能帮助我们了解亚历山大的活动情况，以及政治、经济状况的资料时，却显得很模糊了。甚至像围攻马萨加(Mas-saga)或攻占著名的奥诺斯(Aornos)堡垒这一类的事件(关于其罗曼蒂克的故事，常在一些资料中被谈起)，其遗址之地望情况，亦非常不明确。
　　亚历山大在喀布尔河北部的活动
　　现存的有关亚历山大印度远征军的文件，受到了如此频繁和详细的讨论，以至于在此已毋庸赘言那些事件及不同评注家提出的各种观点了。我只须提及那少数几个对我来讲已完全确定的地点即已足够，这些地点亦引起了考古学家们的兴趣。对任何一个熟稔喀布尔河北部谷地两侧山地之现代地理者，都很明显地就可以推测出：亚历山大在从喀布尔河上游到印度河的进军途中，他对当地部落和城镇所采取的行动，必对那里的主要田地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而那些田地从结构与肥沃性上来看，足以养活一支相对来讲很大的人口。对一个渴望确保其自喀布尔至印度进军路线之左翼安全的征服者而言，这些行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这些地方中有四处尤为引人注意，它们是：库纳尔河或吉德拉尔河下游谷地，其范围自贾拉拉巴德(Jalālābād)一带至阿斯马尔(Asmār)；以巴焦尔(Bājaur)著称的肥沃谷地；中间向外开放的斯瓦特河谷地主要部分，介于门格劳尔(Manglaur)与多德甘(Tōtakān)之间；最后是布内尔(Bunēr)河谷中部地区。
　　亚历山大在巴焦尔和斯瓦特
　　正是在这些地方之最西部分，即库纳尔河下游，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确定亚历山大开始其山地战役的活动地点。这种战役是针对那些各种各样的“被称作霍埃斯(Khōēs)之河”的河边城镇开展的，也用以攻击那些阿斯帕西亚人(Aspasians)的山地部落。在翻过山地之后，他接下来入侵的地方很可能是巴焦尔。至于亚历山大在进攻阿萨凯诺伊(Assakēnoi)国之前通过的古雷奥斯河(Guraios)或班杰戈拉河，则早已经被确定了。关于阿萨凯诺伊，这个令人生畏的国家的位置已很清楚，它包括现今之斯瓦特地方，还可能包括相邻的布内尔地方——因为为征服所必须采取的行动，自古雷奥斯或班杰戈拉一直延伸到了印度河。阿里安给出了几个大城镇的详细情况，正是在这些城镇中，人们最先组织起了防卫。但是由于缺乏任何明确的地志或考古线索，看起来我们目前尚不能去冒险猜测下述城镇的地望：马萨加(Massaga，首都)，巴支喇(Bazira)，倭拉(Ora)或狄尔它(Dyrta)，或许还有奥诺斯的石堡。
　　杰格德拉在斯瓦特河的战略重要性
　　幸运的是，在缺乏历史记载之处，地理学却可以为我们提供至少一个重要地点的向导。熟稔这些地方的人都相信(新近的勘察报告将向其他人证明这一点)，在古时候也像现在这样，连接巴焦尔和斯瓦特的直接路线中的唯一的要道，必定是自班杰戈拉翻过易行的喀特戛拉山口(Kātgala Pass)，下达现今的杰格德拉(Chakdara)戍堡守卫的战略要道——斯瓦特河通道。由此，当1906年4月28日我自杰格德拉出发，经过乌奇(Uch)和喀特戛拉，沿开放的塔拉什(Talāsh)河谷直至班杰戈拉的莎都(Sa-do)，做我的第一次旅行时，我都能感到有把握确信，我所走的这条军事通道，在22个世纪之前，曾亲眼目睹了马其顿远征军以相反的方向走过了这里。
　　亚历山大翻越斯瓦特河谷
　　通过杰格德拉的斯瓦特河谷的路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正是在其对面河水流入了冲积平原，形成了两条很常用的道路，通过沙阿果德(Shāh-kōt)和查拉特(Charāt)山口，横贯将斯瓦特和白沙瓦河谷隔开的山脉。这些道路之古老可以由沿途分布的大量的古迹来证明——毫无疑问这些古迹都是穆罕默德教时期以前的，它们渐渐地把人引到了山口。这些路当然是最为便捷的，直至经过马拉根德(Malakand)的现代战略公路之修成时止；它们也是从斯瓦特到犍陀罗平原的最便易通道。但是，从现存的有效的资料中人们仍不能确定，亚历山大在进攻奥诺斯之前是否由此下行，使用了其中的一条通道；或者更确切地说，他选择了一条经布内尔通到东南地方的路。
　　斯瓦特地区早期人种史状况
　　关于亚历山大山地行军通过地区的人种史状况，马其顿的入侵者们曾把其居民归入印度人类型。现在尚不能更肯定地断言之。这与我们自那些后来的文字和碑铭记载中所获知的、关于印度之文明及宗教特征(该宗教曾流行于穆罕默德教征服之前的喀布尔河谷地)是一致的。至于当代居民的种族特征，现在很少有把握发表任何意见。这暴露出我们关于那个山地人群——他们不属于最后的入侵者帕特汉人(Pathāns)——主体之人种学知识是多么有限。但是，关于其语言上的姻亲关系我们却是较有把握的。最近的研究——主要应归功于乔治·格里尔森爵士(Sir George Grierson)。他指出，目前在兴都库什山南部河谷中，从克什米尔北部的达德(Dard)到卡菲尔斯坦(Kāfiristān)，属于雅里安(Aryan)语中独特的一支，既不源于印度语，亦不源于伊朗语。很有可能在帕特汉人入侵以前时期，该语支所覆盖的地区，一直伸展到印度西北边区很南的地方。有趣的是，亚历山大的历史学家们所记载下来的主要的部族名称，曾显示出一种语音学上的差异，而此种差异却是该语支的特征，亦是其可以早到亚历山大远征时期之明证。无论是“阿斯帕士奥伊”(Aspasioi)抑或“阿萨凯诺伊”之名称，毫无疑问都与梵文“阿湿摩伽”(Asmakā)有关，该名称被彘日(Varāhamihira)用来指称印度西北地区的部族。此种sm＞sm＞sp＞ss＞s之转化是典型的，可以上溯至阿育王(Asoka)之犍陀罗题铭语言中去。乔治·格里尔森爵士曾证实，该语言受到过他所称的“现代派萨西语”的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