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史地考辨 安国

　　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谓忸蜜者。东北至东安，西南至毕，皆百里所。西濒乌浒河，治阿滥谧城，即康居小君长罽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余……武德时，遣使入朝。贞观初，献方物，太宗厚尉其使……其王诃陵迦又献名马，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云。是岁，东安国亦入献，言子姓相承十世云……①
　　显庆时，以阿滥为安息州，即以其王昭武杀为刺史。②
　　1.安国的历史变迁
　　安国，国治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市(Bukhara)。布哈拉地处泽拉夫善河(那密水)之南。布豁、捕喝即Bukhara之对音，玄奘第一次把该词正确地音译为“捕喝”。俄国学者巴托尔德认为，Bukhara一词是由Bukhār派生出来的；而Bukhār是突厥—蒙古人对梵文Vihāra的转写，Vihāra意为“寺庙”。13世纪中亚历史学家居瓦尼(Djuwaini)亦曾做出类似的解释③。冯承钧以为《汉书·西域传》之罽城，即《新唐书》之安国。④
　　《魏书》把安国记为忸蜜。元魏所称“忸蜜”，其对音应是Numijkat、 Nmījkat，是布哈拉城郊的一个村镇。10世纪上半叶波斯历史学家纳尔沙喜 (Narshakhī)记载穆罕默德·伊本·纳斯尔曾说，布哈拉有许多名称，他称之为Numijkat(或Nmījkat，Nīmjkat)④-kat为波斯语后缀，意为“城堡、城”，古人音译时省略了。直到776年木坎纳(Muqanna)起义爆发时，Numijkat村仍然存在。⑥中国人在不同时期对布哈拉的不同称呼，反映了其对布哈拉认识的深入，也反映了布哈拉由村镇发展成为城市的曲折过程。
　　安国都城阿滥谧、阿滥，其对音应是Ramīthan(Aryamīthan，Riyāmīthan，或Rāmītīn)。⑦丁谦认为阿滥谧城，谧当作谥，即《史记》之蓝市，《汉书》之监市，《魏书》之卢监氏，本大月氏故都。⑧丁说失之臆断，且无任何语音勘同的支持。蓝市、监市，无法与阿滥谧、阿滥相勘同。蓝市、监市，当指古大夏国都城巴尔赫(Bactria，中古作Balkh)。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至此地，建城名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蓝市、监市当是这一名称的译音。⑨实际上，拉谧丹(Ramīthan)是布哈拉城郊最著名的一个大镇，至今尚存古代遗留下来的城堡，10世纪伊斯兰地理学家穆卡迪西(Maqdisi)把该地认作“古代的布哈拉”⑩。纳尔沙喜也说，该村“比布哈拉城的历史悠久，有些书甚至直接称它为布哈拉。古时候，拉谧丹是统治者的居住地；在布哈拉城建立以后，统治者们就迁居到布哈拉，每年只是在拉谧丹过冬，直到伊斯兰时期都是如此”(11)。至晚于6世纪后半期，在西突厥人统治时期，布哈拉地区的统治者已经常年居住在布哈拉城内；7世纪前期，布哈拉统治者比敦(Bīdūn，其称号为布哈尔·胡达，Bukhār Khudāh)在古代城堡的废墟上重建布哈拉城堡，并在城堡大门之上挂了一块铁券，铁券上刻有其名字。(12)隋代，隋炀帝曾遣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至其国，得五色盐而返。此时，安国已是“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环以流水，宫殿皆平头”(13)。因此，《新唐书》称安国治阿滥谧城，这只能是隋以前的状况，而不大可能是唐代布哈拉的实情。看来，布哈拉统治者驻跸地的变化，并未被唐人所知晓。
　　但是，纳尔沙喜提及一件饶有趣旨的事情。设伊·吉什瓦尔(Shīr-i Kishvar)是突厥统治者喀拉·朱林·突厥(Qarā Jūrīn Turk，德国学者马迦特考定此人为室点密(14))的儿子，他应布哈拉贵族的请求，被其父派到布哈拉统治了20年，然后去世。此后不久，一位支(那)国(Chīn，即中国(15))国王把公主嫁到布哈拉；这位公主的嫁妆中有一座宝塔，该宝塔就被安置在拉谧丹。(16)马迦特在《妫水与那密水》考证说这位支(那)国公主或是被唐灭亡的隋朝的公主，她被唐高祖嫁到安国，随安国使者一起前往布哈拉；她也可能是中国突厥斯坦一位信奉佛教统治者的女儿。”这件事不见中国史籍任何记载。无论这位公主是谁，她的嫁妆被安置在拉谧丹这个事实，很可能导致了中国人误以为安国王宫在拉谧丹。而实际上，拉谧丹仅仅是布哈拉统治者的冬季驻地而已。至于这位支(那)国公主的夫君究竟是布哈尔·胡达，还是突厥统治者，今已难以确认。
　　上面提到的喀拉·朱林·突厥，当是处罗侯可汗。588年，突厥可汗 Schaba西征波斯，兵至巴哈吉、赫拉特两地；可汗中流矢而死，波斯大将 Bakram Tschoudha乃进兵拜坎德城，擒可汗之子巴斯摩哈(Basmaudha)。岑仲勉考定此突厥可汗为东突厥可汗处罗侯。(18)这位突厥可汗之子固守拜坎德，而拜坎德又是布哈拉的属地，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喀拉·朱林·突厥就是西征波斯的突厥可汗；他派其子设伊·吉什瓦尔(Shīr-i Kishvar)到布哈拉统治，这为他发动西征创造了条件。而且，纳尔沙喜也强调此突厥可汗号称“叶护可汗”(Biyāghū)。《隋书·突厥传》也记：“处罗侯竟立，是为叶护可汗。”处罗侯在位于587—588年，号莫何可汗。
　　《新唐书》所记安国有“大城四十，小堡千余”，这与布哈拉的史实基本符合。纳尔沙喜引用穆罕默德·伊本·伽法尔的话说：拜坎德(Baikand)有 1000多个兵站(ribāt)，与布哈拉所属村镇的数目相等。(19)这些数以千计的村镇，往往有士兵驻守。它们大概就是《新唐书》所称千余小堡。布哈拉所属的大村镇很多，著名的有：努尔(Nūr)、塔瓦伊斯(Tawāīs)、伊斯克吉卡特 (Iskijkat)、沙尔格(Shargh)、赞丹纳(Zandana)、阿富辛纳(Afshina)、巴尔卡特(Barkad)、拉谧丹(Rāmitīn)、瓦拉赫沙(Varakhsha)、拜坎德、法拉卜(Farab)、开尔米尼亚(Karminiyah)、白米吉卡特(Bamijikath)、瓦尔达纳(Wardānah)等。这些城镇多数都建有自己的城堡、垒墙，定期举行集市。有的城镇，如瓦拉沙赫、拜坎德，其历史比布哈拉还要悠久，规模也很大，并有属于自己的村镇，建有宏伟的宫殿。(20)这些城镇大概就是《新唐书》所记的“大城四十”。
　　2.关于安国诸王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贞观初，安国王诃陵迦献名马于唐朝时，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以一世为20年计，二十二世为440年。据《册府元龟》卷九七〇记载，安国第一次到唐朝贡献是在贞观十二年(638)十一月。(21)从此往前推440年左右，约当200年。考古证实，最早的布哈拉周边村镇，如瓦拉赫沙，建成于3世纪。(22)布哈拉也是由村镇发展而来，其年代略比瓦拉沙赫晚些。看来，布哈拉约从3世纪初开始建立起政权，本地王统一直存在下来。布哈拉本地统治者称布哈尔·胡达(Bukhār Khudāh)。即便是在西突厥人、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布哈尔·胡达也依然存在。《新唐书》此记应当是可信的。
　　安国与唐朝的关系较为密切。早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安国即遣使朝贡。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将阿史那社尔破龟兹，安国与西突厥、焉耆“争犒师”(23)。如果我们注意到安西四镇尚要在一年以后才建立，就会从安国来到葱岭以东犒劳唐军之事中，看到安国与唐朝的关系比较亲密。安国“争犒师”之举，也说明在647年时唐朝势力已经到达碎叶以西。
　　据美国学者费赖等研究，布哈拉的统治者很可能采用了粟特人“王”的形式，因为“Khudāh”与粟特文“γωτ'ω”(“王”)基本相同。(24)在7世纪中叶，布哈尔·胡达由本地王公比敦(Bīdūn)担当，他属于吐格什哈达(Tughshāda)家族。直到萨曼朝统治者伊斯迈尔来到布哈拉时(874)，该家族基本控制了布哈尔·胡达一职。(25)贞观初遣使入唐朝献的安国王诃陵迦，应是布哈尔·胡达，他大概也属吐格什哈达家族。马迦特等认定，开元十四年(726)遣弟入唐朝贡的安国王笃萨波提(《册府元龟》卷九七一作波婆提)，即吐格什哈达(Tughshāda)本人。开元七年(719)遣使入唐朝贡的安国王，也应是此君。(26)
　　那么，显庆时被任命为安息州刺史的昭武杀又是谁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明了“昭武”的意义。
　　关于“昭武”的词源、含义，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见解。岑仲勉先生在评述了这些观点后，认为“昭武”并非地名，而是官职名称，即“叶护”，其对音为jabghu，也即《陀拔纪年》所记588年西征波斯之突厥可汗Schāba，《阙特勤碑》东面31行所书之Cub。(27)张毅先生也同意岑氏之说。(28)
　　笔者除了对Cub之含义持有疑义外，基本同意岑仲勉的考定。据《新唐书·西域传下》所记，显庆年间，中亚昭武九姓国仍以“昭武”为姓的仅剩五国，即安(王昭武杀)、东安(王昭武闭息)、米(王昭武开拙)、何(王昭武婆达地)、史(王昭武失阿喝)。而《阙特勤碑》东面31行记：“余等征 alty Cub Soγdaq，败之”。马迦特、岑仲勉把alty Cub Soγdaq译作“粟特昭武六部”、“六姓Cub及粟特”，把Cub视作官职名，将Cub对应为叶护，即昭武，并将六姓Cub与中亚昭武六姓之国(康、安、东安、米、何、史国)相对应。(29)但是，《新唐书·康国传》明确记述：康国“君姓温，本月氏人”(30)。康国王并不姓昭武。苏联学者С.Г.克利亚什托尔内和中国学者张广达师考定，阙特勤远征的是中国灵州、夏州之间的“六胡州”，而不是中亚的六姓昭武国；《阙特勤碑》东面31行原文“alty Cub soγdaq”应译作“六胡州”或“六州粟特人”，Cub对音为汉语的“州”。(31)这个考定是正确的。
　　如此看来，昭武杀应是叶护杀，他应是个突厥人。因为，布哈拉本地王公一直都以“胡达”(Khudāh)为自己的称号，不可能采用“叶护”的称号。诚如此，唐朝最初在羁縻州安息州(布哈拉)任命的刺史是一个突厥人，而不是布哈拉本地王公。当时唐朝借助突厥人来实现其在布哈拉的间接统治。至于汉籍所记入唐贡献的安国王，则应当都是布哈拉本地王公。他们以朝贡的形式向唐朝表示其忠顺。
　　《册府元龟》卷九七三《外臣部·助国讨伐》提及：天宝十三载(754)，安国副王野解与东曹国王设阿以及诸胡九国王共同上表，请求与唐朝共同出击黑衣大食。(32)这位安国副王如果不是东安国王，那么他很可能是以“胡达”名义上表的安王，唐人将“胡达”译作“副王”。
　　据《新唐书·地理志》可知龙朔元年(661)，唐在乌罗浑城置忸密州。而显庆时所置安息州则不见于西域羁縻府、州建置了。(33)看来，唐人很快就意识到安与安息的天壤之别，而改安息州为忸密州。忸密州与粟特州一并归属月支都督府(置于吐火罗叶护阿缓城)统辖。遗憾的是，汉籍未载忸密州刺史是谁。从州治改地而置看，很可能忸密州刺史改由布哈拉本地王公担任了。
　　3.关于安国的道里
　　安国四至、道里，《新唐书》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略有出入。
　　东安，因其在安国之东故名，即阿拉伯舆地学家所记之开尔米尼亚(Karminiya)，今乌兹别克斯坦克尔米涅市。开尔米尼亚至布哈拉里程，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说有17法尔萨赫，约合106公里；古达玛则称，两地相距14法尔萨赫，约合87公里。(34)而《新唐书》则称，安国东北至东安为“百里所”(约44公里)。《新唐书》所记里程显然太少。毕国，即拜坎德。古达玛说，拜坎德至布哈拉为8.5法尔萨赫，约合53公里。(35)拜坎德故址至今布哈拉城的实际里程为55公里。(36)两地之距离，《新唐书》也记为“百里所”，这已基本接近今日实际里程，仅少11公里左右。布哈拉西距乌浒水(阿姆河)约有110公里。《新唐书》所称安国“西濒乌浒河”，与史实基本符合。
　　① 《新唐书》，第6244页。
　　② 《新唐书》，第6245页。吴玉贵怀疑，“阿滥”城乃东安国所属，与安国之“阿滥谧”城无关，参见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166页注释2。
　　③ 《伊斯兰百科全书》英文本第1版第1卷，第776页，“Bukhara”条(巴托尔德撰，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Leiden & London, 1908)。
　　④ 冯承钧：《西域地名》，第15—16页。
　　⑤ Narshakhī, The History of Bukhara, Cambridge, Mass, U.S, 1954, p.21．
　　⑥ Ibid.,68．
　　⑦ [法]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27页注3。
　　⑧ 丁谦：《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第15页。
　　⑨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15—116页注释1。汉之蓝氏、监氏城，玄奘称作缚喝。
　　⑩ Bibl.Geog.Arab.,ⅲ, 282．引自[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116页。
　　(11) [波斯]纳尔沙喜：《布哈拉史》，第16—17页。
　　(12) 同上书，第23—24页。
　　(13) 《北史》卷九七，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第3234页。
　　(14) [波斯]纳尔沙喜：《布哈拉史》，第107页注26。
　　(15) 唐武德年间，东曹入唐使者就称唐高祖为“秦王”。参见《新唐书》，第6245页。
　　(16) [波斯]纳尔沙喜：《布哈拉史》，第7—8页，第107页注26。图尔斯托大认为，此突厥可汗为西突厥可汗处罗(600—618)，或东突厥可汗处罗(619—620)。按：东突厥可汗处罗在位时，中亚大部分地区均由西突厥人控制，东突厥可汗处罗不可能派其子到布哈拉统治；布哈拉贵族也不可能绕过西突厥，舍近求远，向东突厥求援。
　　(17) J.Marquart, Wehrot und Arang, p.147, pp.151-152，引自[波斯]纳尔沙喜：《布哈拉史》，第109页注34。
　　(18) 岑仲勉：《突厥集史》，第511页；岑仲勉：《证明东突厥处罗侯汗死于西征波斯及昭武即叶护之异文》，《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30—138页。
　　(19) [波斯]纳尔沙喜：《布哈拉史》，第18页。
　　(20) 同上书，第12—19页：胡尔达兹比赫书，第28页。
　　(21)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第11396—11398页。《新唐书·安国传》所称武德年间、贞观初安国朝贡诸事，不见《册府元龟》之记载。
　　(22) 王治来：《中亚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151页。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称，瓦拉赫沙古城最早部分建于公元前3—前2世纪。
　　(23) 《新唐书》卷一一〇《阿史那社尔传》，第4115页。
　　(24) [波斯]纳尔沙喜：《布哈拉史》，第108页注30。
　　(25) 同上书，第8—11页。
　　(26) [法]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28页注5。
　　(27)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30—138页。
　　(28)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第119—120页。
　　(29) [德]马迦特：《古突厥碑铭年代考》，莱比锡1898年版，第68—72页；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34—136页。
　　(30)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第6243—6244页。
　　(31) 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苏]С.Г.克利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第96—100页。
　　(32) 《册府元龟》卷九七三，第11434页。
　　(33) 《新唐书》卷四三下，第1135—1137页。
　　(34)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28页；古达玛书，第215页。
　　(35) 古达玛书，第215页。
　　(36) 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