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佛教艺术发展概况

　　这里，自古以来是我国各族人民劳动生息的聚居地，考古工作者在亚尔乃孜沟的台地上采集到以石叶——端刮器为代表的旧石器，在火焰山山前的平原地带，如阿斯塔那的地面上采集到大量的石核、石叶、石镞、刮削器等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有些压剥得精细小巧，是典型的细石器。哈拉和卓发现有距今约3000年左右的居住遗址，其中出土了磨制石镰和彩绘陶片，说明当时的人们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这里已经出现了城邦，史称“姑师”或“车师”。公元前162年(汉文帝后元二年)我国的匈奴贵族统一车师。匈奴单于曾遣书给汉王廷曰：“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显然，这时的姑师也包括在“二十六国”之内。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交河故城，就是车师前部王城所在地。《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时，“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国王下设侯、将、都尉等官员，有“胜兵千八百六十五人”，“户七百，口六千五十”。近年来，在交河沟北台地上、艾丁湖乡、鄯善县的苏贝希和洋海等地均发现一批车师人的墓葬，出土了当时人们使用的陶器、木器、骨器、铜铁器、金饰件及毛纺织品等遗物。交河沟北台地上发掘的两座大型贵族墓，主墓室周围有20多个殉马坑，20余座殉葬墓，还有少量的人殉。
　　公元前67年(地节四年)，汉朝政府派遣郑吉首次在交河屯田。公元前62年(元康四年)，汉朝政府诏立车师太子为王，又置戊己校尉于“车师故地”高昌壁。新疆境内曾出土“交河曲仓守丞衡移居庐訾仓”木简。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汉朝政府统一西域，郑吉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可开幕府。西域都护府建立，车师和高昌均归西域都护府统辖。国家的统一，使当时高昌的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并成为汉朝重要的屯田点和军事要地，继而发展成为古代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220年至589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群雄割据，战火纷繁，高昌也和全国一样，经历了战乱和多个政权的统治。先是曹魏政权遣张恭任戊己校尉，接着西晋派马循前来任此职务，驻守高昌。东晋十六国时期，高昌又分别归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统辖。328年，前凉政权在此置郡，下设县、乡、里，推行郡县制。拓拔魏攻陷河西后，北凉统治者且渠无讳于442年建都高昌，从此，高昌城作为该地区的首府，历经数百年之久。499年，金城人麴嘉建立王国，史称“麴氏高昌”，历经140年，直到640年，唐太宗统一高昌，曾一度设安西都护府于交河故城，并在高昌置西州，州治所在高昌，下设郡、县、乡、里。840年以后，回鹘政权从漠北西迁，建都高昌，直至1280年。
　　1.5万年至2万年的人类活动史，2000多年有文字可考的文明史，沉积了丰富的物质宝藏和灿烂的文化遗迹。这些遗迹保存着古代中国人民，包括高昌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伟大创造力，汇集了古代的东西方文明，蕴藏着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创新的见证。加之雨量稀少、气候干燥，使遗留在地上、地下的这些文化遗存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这里有2000多年前的交河故城，至今仍墙壁屹立，道路依然；开凿在火焰山沟谷悬崖的石窟，壁画斑驳；沿着丝绸之路修筑的烽燧，岿然挺立在道路旁，好似仍在“保护行人”；至于那些掩埋于地下的故人及其随葬遗物，众多的干尸，丰富的文书、陶器、木器、铜器、金饰件以及色彩鲜艳、图案精美的丝、毛织物……如实地展示了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其中，描绘在寺院和石窟的优美壁画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一枝绚丽的奇葩。
　　古代吐鲁番精美的壁画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历史最悠久、内容最丰富的要算是佛教壁画艺术了。此外还有一些摩尼教和景教的壁画。
　　佛教何时传入高昌，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现知高昌佛教最早的文献是296年(西晋元康六年)日本人从吐峪沟拿走的《诸佛要集经》抄本残页。该页的跋语中写道：“□康二年正月廿二日月支菩萨法护手执□□□授聂承远和上弟子沙门竺法首笔□□令此经布流十方载佩弘化速成□□元康六年三月十八日已凡三万十二章合一万九千五百九十六字。”史籍记载，月支人法护于元康二年，译出《诸佛要集经》；元康六年，由酒泉僧人竺法首抄写此经，欲令“布流十方”。如抄写者的愿望那样，此经也“布流”高昌，说明当时高昌地区已经有人奉行佛教。事实上，高昌信仰佛教的时间要比这早一些，因为当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时，地处中西交通要冲的高昌有可能首先接受。这一问题有待今后文物考古材料的证实。
　　汉文史籍最早记载高昌佛教是东晋时期。《晋书·苻坚载记》说，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统治交河的车师前部王弥第曾“朝于坚，坚赐以朝服，引见西堂”。弥第崇信佛法，国师鸠摩罗跋提随同他赴长安，并献上佛经。据前秦高僧道安法师所写《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抄序中记载：“会建元十八年，车师前部王名弥第来朝，其国师字鸠摩罗跋提献胡本《大品》一部。”僧人被封为国师，说明佛教在车师已取得了相当于国教的地位。《出三藏记集·四阿含暮抄经》序说，“有外国沙门，字因提丽先赉诣(车师)前部国，秘之佩身，不以示人。其王弥第求得讽之，遂得布此”。为了一部佛经，国王亲自出面设法得到，可见其对佛教信仰之虔诚，佛教在车师地位之重要。鸠摩罗跋提留住长安，在高僧道安的主持下，翻译出《阿毗昙心经》和《四阿含暮抄经》。
　　当时，统治高昌的西凉、北凉统治者也都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尤其是在且渠蒙逊在位的北凉时期，高昌发展成当时的佛教中心。蒙逊的从弟安阳王京声在高昌译出《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观世音观经》。高昌沙门释法众翻译了《大方等陀罗尼经》，法盛作《菩萨投身饲虎起塔因缘经》，就连著名的《贤愚经》也是河西沙门昙学、威德等游方到新疆于阗等地寻觅经典，回到高昌后，集辑成部的。从北凉在高昌建都到麴氏灭亡的5世纪至7世纪间，是高昌佛教及其艺术发展的第一个兴盛时期。由于高昌地处东西方交通要冲，是古代丝绸之路重镇，当印度、犍陀罗等地的僧人向东弘扬佛法、传播佛教时；当我国佛教界兴起西赴印度等处寻求佛经、探索佛理、瞻仰圣迹之风时，高昌自然成为东来西往高僧们的挂锡处。这里自古聚集着众多的民族，各种语言在此流传。因而，高昌成了众僧汇集、人才荟萃之地；诸经广布，译场活跃，俨然是我国一大佛教中心。
　　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佛教艺术也在这里得到蓬勃发展。当时的高昌，处处佛塔耸立，石窟栉比，寺院林立。1912年至1913年格伦威德尔发掘高昌故城，发现佛教建筑遗址近60处。1994年，我们曾对交河故城内的佛教建筑进行了调查，知现存有52处，其密集程度可想而知。再从吐鲁番出土的汉文文书看，皇室贵族各自有寺，如太后祠、公主寺、宿卫寺、抚军寺、右卫寺、都郎中寺、田地公寺等等。望族大姓也家家建寺，如车寺、阚寺、张寺、马寺、麴寺、索寺、阴寺、令狐寺、史寺等。各个民族和外国侨居者也纷纷设寺，有康寺、竺寺等。此外，还有松龄寺、广昌寺、政明寺、尚乐寺、阿育王寺等，多不胜举。当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路经高昌时，曾亲见其王虔诚信仰佛教，国内僧徒数千。
　　唐代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的西州也不例外。据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西州图经》记载，唐代西州有“山窟二院：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禅院一所”，“宁戎窟寺一所”，并有“古塔五区，圣人塔一区”。丁谷窟就是现在的吐峪沟石窟，现存有国内外罕见的比丘禅观图。这里的洞窟曾经多次维修和改建，现存壁画多为晋—北朝时期。宁戎窟寺即柏孜克里克石窟，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唐代壁画较少，现仅在回鹘人改建的第20窟后面，即改建时被封堵了的第69窟保存了一些佛像。一尊尊佛像结跏趺坐于莲花上，内穿僧祇支，外披红色袈裟，手持的印契各不相同；描绘得形象健美，头光和身光的光环中，红、黄、绿、朱红等色的配置显示出美丽的晕染效果，优美绚丽，一派富丽堂皇的中原风格。1984年在这里发现的《杨公重修寺院碑》记述，唐北庭大都护、伊西庭节度使、御使大夫杨袭古于贞元二年(786年)五月至六年(790年)秋曾在此“窟下造厅四所”、“修冬厨一所”，还修建了廊、窟之类，有的“阔七尺”，有的“四面各长丈余”①。可想而知，唐代的柏孜克里克是一处十分辉煌的佛教圣地。
　　840年以后，回鹘政权西迁高昌。不久，回鹘王和贵族改信佛法，在高昌境内推行佛教，佛教势力于是大振，形成高昌佛教及其艺术的又一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高昌境内，尊法礼佛之风盛行，翻译佛经之人才辈出。回鹘人在高昌大兴土木，建造寺窟，庄銮佛像、彩绘壁画之风盛行。他们把柏孜克里克石窟改建和扩建成王家贵族寺院，该洞窟描绘的佛本行经变图最富特色，最为精美。他们在高昌、交河等城内修建佛寺；至今雅尔湖、吐峪沟、胜金口、伯西哈、奇康石窟等都留下回鹘时期的壁画艺术。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供奉官王延德到高昌时，目睹高昌有“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直到元代，大都北京还有畏兀儿寺院及僧尼，畏兀儿僧人在元代佛经翻译中，享有重要地位。
　　高昌是新疆境内佛教及其艺术延续时间最长的地区。1260年后，蒙古统治者争夺皇位，窝阔台海都叛乱，高昌佛教也和回鹘高昌王国一样，逐步走向衰落。
　　从3世纪至15世纪，前后1300多年的岁月里，高昌佛教及其艺术经历了产生、发展、演变、衰落的过程，在吐鲁番境内留下众多的遗迹。无论是在广阔的乡镇，还是丝绸之路重镇——高昌和交河，或是城市内纵横交叉的道路旁，都散布着高耸的佛塔，庄严的寺庙，巍峨的殿堂。连横亘于吐鲁番地区中部的克孜勒塔格山(即火焰山)中，在重峦叠障、悬崖陡峭的主峰，在形状怪异、变化多端的山腰，凡是沟谷内的溪涧旁，如桃儿沟、葡萄沟、木头沟、奇康湖、吐峪沟、连木沁沟等处，都构筑着依崖凿洞的石窟，窟内描绘着五彩缤纷的佛教壁画。
　　其次是摩尼教壁画。摩尼教是创立于3世纪波斯的一种宗教，大约于唐代时传入我国，但未普遍流行。8世纪中叶，摩尼教因得到回鹘王族等上层人士的信仰，而一跃成为国教，盛极一时。回鹘政权西迁高昌，回鹘王族等皈依佛教后，摩尼教继续流行了很长时间。由于摩尼本人是位画家，摩尼教重视绘画，其教规明确规定寺院要设经图堂。摩尼教在高昌的传播给这里的文化艺术增添了新因素，包括细密画的技艺。
　　景教就是基督教中的聂思脱里派，传播到中国后称为“景教”，陕西省碑林博物馆保存有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也传入高昌，从现有资料看，奉行者不是很多，发现的壁画当然也不很多，但延续的时间较长，直到元代仍然存在。
　　古代聚居在高昌地区的各族人民所创造的这些文化艺术，尤其是壁画，有受犍陀罗艺术影响的佛像，龟兹壁画中呈“S”形屈曲的菩萨，敦煌壁画的构图形式……又有众多艺术的遗韵，西域画的铁线，中原的莼菜条，印度的晕染……还有罕见的摩尼教壁画和景教画，真可谓是荟萃世界宗教壁画艺术的宝库。它汇集了东西方文化和绘画技艺的成分，但更多的是适合本地区环境的洞窟形制，如中心殿堂窟、纵券顶长方形窟等。具有自己特点的壁画内容，如比丘禅观图、佛本行经变等。独特的构图形式，如以大型立佛为中心的画面、团纹内的经变图等。此外，还有本民族的人物形象，如回鹘人浑厚健壮的体形……这是我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吐鲁番及其新疆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等的重要资料。由于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半个世纪中，遭受到外国“探险、考古家”的肆意践踏，当你走进洞窟看见那些一道道切割的伤痕、破烂不堪的画面、缺臂少腿的人物形象时，那种惨不忍睹的情景，实在令人痛心、愤慨……
　　① 见柳洪亮《柏孜克里克新发现的〈杨公重修寺院碑〉》，载《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