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欧草原石人的族属、作用及起源的探讨——亚欧草原石人作用的探讨

　　人们在研究某一种文物用途的时候，往往要考虑文物与遗迹的附属关系，通过这些来分析它的作用。大多数亚欧草原石人与其附属的遗迹的关系是明确的，然而，也有不少石人已失去与遗迹的联系，因而引起了人们的种种推测。另外，我们也不排斥目前所见的遗迹情况，可能是经重新组合的结果，这样一来，由于对石人与其附属遗迹关系认识的不同，必然会产生一些意见分歧，并直接影响到对其用途的认识。为此，首先得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
　　一、石人与遗迹关系的认识
　　一些石人是墓葬出土的，如瑙罗布林山石人、古墓沟石人、切木尔切克21号墓石人等，从报道的资料来看都是随葬于墓室的，所以，可以称作随葬石人。
　　随葬石人，一般都比较小，有的小石人上钻有孔，适宜于随身携带。相似的石人，如前所述在新疆还有西地石人和呼图壁石人，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小型石人有塔什提布石人和贝依石人，虽然已发表的一些资料并没有反映它们的出土情况。然而，根据当时草原居民的生产方式，以及游牧的生活条件，仍可推测出这些石人有可能就是墓葬的随葬品。当然，小型石人不一定是专门给死者制作的，也可以是生前随身携带，在偶然的情况下被遗失，也是很有可能的。然而，人死之后随主而葬，这也是事实，不过要与专门作为随葬而制作的物品区别开来。小型石人是生前随身携带的，这除了从石人钻有小孔，利于系绑佩带的特点来认识外，在库赖、图雅赫塔和卡坦达墓葬中发现了盛装小石人的小袋，也能说明这一问题。以上这些现象反映出，那些小石人无论是主人生前随身携带，还是随主下葬，其用途应该是一样的，而且最终都要随主埋葬，这自然与石俑的含义完全不同了。
　　与小型随葬石人相对的就是大型石人，相当多的大型石人目前仍然立于墓地，可以将它们称作墓地石人。南俄草原发现的大多数石人为墓地石人。亚速海北岸青铜时代的墓地石人，虽然部分已倒卧被淹埋，或挪用，然而也保留了较完整的埋葬关系，能够说明它们原来就是立于墓地的石人，与墓葬地表遗迹构成了组合关系。早期铁器时代石人也是立于墓地的，然而对一些具体情况，诸如石人的方向等，还缺少清楚的了解。钦察石人墓经过发掘，证实它们常常立于墓室中央位置，有的墓地男、女两性石人并立。这些都能说明，大型墓地石人是专门为死者雕刻的。
　　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的青铜时代大型石人，因破坏严重，而使研究者难以判断其是何种石人。例如，有的人认为这些石人与墓葬没有关系，是树立在草原上的露天石人；但有的人却认为与墓葬有联系，应属于墓地石人，塔兹明类型石人就属于这一类。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认识石人与其遗迹的组合关系，不是通过其破坏后的情况来判断，而应该是寻找其保存完整的组合关系来推断。其中部分塔兹明类型石人，确实是发现于墓地，而且也表现了时代上的相对吻合。
　　苏联学者叶芙秋霍娃曾介绍过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公元6世纪以来石人墓发掘的情况，指出石人是竖立在祭祀石堆附近，石堆下面埋着牺牲的残余，有动物的骨骼、祭祀灰烬和各种器物。吉谢列夫介绍的主要是石棺墓的情况，石棺内往往见有砾石块，在石棺的中部发现径长0.4～0.5米的小坑，深约0.6米，坑里面填满了灰烬、炭屑和烧过的石块，也有埋木头的。并且认为石人遗迹具有祭祀的意义。
　　库巴叶夫的研究比较重要，他将阿尔泰边疆区的石人墓进行了分类，划分出了五种形式①：
　　1.库德尔戈斯克类型，是组合型石棺，相互集合毗连；2.亚孔乌尔类型，石棺组，有立石；3.尤斯特德类型，独立石棺，石馆中部立有木柱；4.乌兰德日克类型，石棺中部有石柱或者巨砾；5.阿尤京斯类型，石棺有围墙和围沟，为贵族墓葬。
　　蒙古方面介绍的石人遗迹，一般都认为是墓葬，有些贵族或可汗墓地还残留了殿堂一类的遗迹。另外，内蒙古发现的石人墓也大都是石棺墓。
　　关于中亚地区这一时期的石人遗迹，情况不太清楚，正如弗鲁姆金指出的，“突厥人除了所谓石人外，没有留下别的古物”②。不过，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发现石堆石人墓，经发掘发现了一些灰烬。
　　新疆石人遗迹的发掘资料，反映了确实存在墓地石人的事实，切木尔切克石人墓的发掘，说明了新疆青铜时代已出现了墓地石人，延续至铁器时代。墓葬里出土了人的骨架、陶器、石器、青铜器和铁器等。另外，对温泉和温宿石人遗迹的发掘，也证明了是石人墓。
　　如果仔细地考察公元6世纪以来的石人遗迹，无论在蒙古地区，还是南西伯利亚，以及中亚、新疆、内蒙古，它们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存在墓地石人。毫无疑问，可以将它们列入同一概念的墓地石人文化范畴。墓地立石人这一习俗，在亚欧草原出现的时间比较早，仅仅因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为破坏(包括挪用和改制等)，以及埋葬习俗上的一些特殊习惯(火葬等)，而使人们无法很清楚地认识它们的本来面目而已。
　　史料记载突厥人葬俗为：“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叶荣茂，然始坎而埋之”，另外，黠戛斯人是火葬，“火葬，取其骨，逾年而为坟墓”。仆固人也习惯于火葬。像这样一类葬俗，自然也就很难留下什么东西了，这一点与苏联学者介绍的南西伯利亚石人墓埋葬情况是相符的，不能将其石人遗迹仅仅认为是祭祀遗迹。
　　根据这些考察研究情况予以归纳，亚欧草原石人的用途初步可以分为两大类，即随葬石人和墓地石人，考察石人设置的处所及其方式，对于研究其作用是有意义的，正如在特里波列文化中③，将人的雕像放置在供物器或灶旁，人们便推测它为灶神；而在辽宁建平牛河梁建筑遗址中，发现了泥塑人物像，人们就认为这一建造是“女神庙”一样④。然而情况还不完全是如此，因为在对石人的实际调查中，也发现了设置所相同而意义不尽相同的情况，所以要对石人的作用有一个正确的全面的了解，还必须从有可能进行研究的各个方面入手，首先是了解石人手中执持的器皿，它也是认识石人用途内涵的条件之一。
　　二、石人执持器皿的意义
　　亚欧草原石人中，手执持器皿的石人主要是墓地石人，迄今还没有发现随葬石人有手持物品的。在蒙古、南西伯利亚以及中亚地区的石人中，手执持器皿的石人时代都比较晚，大都相当干公元6世纪以后。然而，新疆石人手执器物者出现的却比较早，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中晚期，它们手中所持器物主要是镰刀(有的资料介绍还有斧，但没有见到具体实物)。
　　喀依纳尔一号墓地3号石人为手持镰刀石人，虽然头部缺失严重，但是，石人手持镰刀的雕刻还是很清楚的，这尊石人的年代可以定在青铜时代。另外，乌求布拉克石人手中所持的也是镰刀，雕刻上与喀依纳尔石人相似，为同一类型。虽然，草原墓地石人主要是表现游牧业居民埋葬习俗的传统文化，然而从这两尊手持镰刀的石人情况来看，应该与草原农业文化有关系。
　　阿勒泰地区在青铜时代，或者是更早的时期已出现了农业。目前在其境内曾发现过与农业生产有关系的生产工具，诸如石锄、马鞍形石磨盘、石杵等。另外，从自然环境考察，在切木尔切克盆地，哈巴河的一些地方也都有开发农业的良好条件，这里水源充足，土地也比较肥沃。仅仅是由于这一带更适合于游牧经济，所以，当地居民在后来便放弃了农业，而转向了发展带有纯游牧性质的经济。石人手持镰刀正是反映了一定时期中居民对农业的崇拜，可能表现的是农业保护神，镰刀是农业丰收的象征物。
　　南俄草原墓地石人刻有执持器皿的，主要是早期铁器时代斯基泰石人，石人手中的器皿为牛角形杯。手持牛角杯的人物雕像，早在旧石器时代奥瑞纳期中、晚阶段之间(距今2.5万年)就已出现了。法国洛赛尔地方出土的“持角杯的维纳斯”像，一般都认为手持的角杯为野牛角杯，当时居民处于狩猎经济时期，结合其雕刻的人物形体情况，可以认为具有丰收的意义。希腊神话中的一些神祇也有以此为象征物的，标志着富裕的象征。对于斯基泰石人手中的牛角杯，鲍里斯·彼德特罗夫斯基认为，它是一件神圣的器物，代表着斯基泰国王的教主权力。另外，许多斯基泰石人都雕刻了佩剑和弓箭。剑在斯基泰人中具有战神的意义，它是战争神的象征物。
　　蒙古、南西伯利亚、中亚以及新疆公元6世纪以来的石人，手执持器物者，一般是两种形式：一种是右手执杯；一种是两手抱器皿。另外，还有雕刻鸟(或为鹰)的，也有相当一部分石人雕刻了刀、剑等兵器。
　　对石人右手所执之杯，克兹拉索夫曾作过解释，认为是饮器⑤，可以称作为酒杯。并且指出，事实上这里任何神秘都是不存在的，只要明白石人是作为追悼中替代的是死者本人，正在参加追悼的丰盛筵席，这样，对它的用途就很容易理解了。从阿斯赫特石人雕刻情况，以及铭文来看，石人是由前来参加追悼活动的人雕刻的，刻石上的三个人也都是这一活动的参加者，死者的亲属和朋友与他们共进酒宴，举杯饮酒。从一些民族志的资料来看，举行这一活动时，在石人前面点起篝火，亲戚朋友围坐篝火周围，并且认为死者的灵魂也参加了宴席，是通过篝火的气味和气体来得到食物和饮料。哈卡斯人经常将盛酒的长颈袋囊留在墓地，而且放有喝酒的杯或碗。图瓦有一尊石人上还雕刻了人物饮酒的场面，石人腰带下面雕刻了两个人，其中一人手持盛酒的器皿，而另一人垂手，面向盛酒的皮囊，可能是司酒者。雕刻盛酒的皮囊，是表示为死者准备了许多酒，以保障他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有酒喝。类似的石人在哈萨克斯坦也有发现，万诺夫卡石人就是一典型的实例，不过司酒者雕刻的很小，手里拿着酒壶，表现的也是喝酒场面。
　　这一类以手执杯的石人，大都为男性。而作为双手抱器皿石人，若将其手中的器皿完全推测为酒器，就不一定很合适了，因为有的器物很大，又不像是草原居民的存酒器(草原居民大多用皮囊来储酒)。并且这类石人男、女性都有，所以，把这种器物解释为丰产的象征物，较为恰当。
　　许多石人以执握或垂挂兵器为特征，这无疑是反映了草原居民的尚武精神，也是当时武士服饰的表现。从一些与此类石人有关系的墓葬的发掘情况中看到，死者为全身武装的将士。此类石人手执之刀、剑不一定是作为战争神的象征物，而仅仅在表现人们所崇拜的对象为一将士而已。
　　这一时期的石人中，也发现有雕刻鸟的形象的，一般是鸟被托在石人的手上。已知古代草原中曾存在以鸟为图腾的民族或部族，鬼方的祖先崇拜就是鸟，即翟鸟。托在石人手上的鸟，所表现的是死者的灵魂。西伯利亚和中亚一些居民都有这样的观念，认为死者的灵魂之一最后要转变成鸟，隐藏于整个埋葬时间，而后离开，再到彼岸的世界。古代突厥碑文中常常谈到某一死者时，言及他没有死，就说是“飞走了”。
　　阙特勤头雕像的冠上面也雕刻了一只鸟，做展翅欲飞状。阿斯赫特刻石上的鸟雕刻在印记上部，呈立状。看来雕刻的位置有一些差异，然而表现的可能都是灵魂鸟的含义，这一点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三、石人用色的意义
　　在石人的调查记录，或者研究文章中，常常容易忽略石人的用色问题。其实古代居民雕刻石人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不仅对石质有所选择，同时对石色也有一定的要求。阿勒泰地区的石人调查能够反映这一情况。
　　阿勒泰地区墓地石人的用色，计有四种之多：第一种是红色，仅见于色仍喀拉盖墓地石人；第二种是白色，仅见于塔勒德布拉克墓地石人，而且墓葬的环石圈也选用白色石英岩石；第三种是黑色，这一石色的石人数量较多，包括了萨木特墓地石人、巴斯克阿克喀仁墓地石人、喀依纳尔墓地石人、喀腊塔斯墓地石人、切木尔切克18号石人等；第四种是灰白色，大都是用花岗片麻岩雕刻的，这在阿勒泰地区墓地石人中占了绝大多数。另外，也存在给石人涂色的现象，阿勒帕布拉克墓地石人身上，至今还残留了红色的残迹。
　　古代草原居民中存在对色泽的选择意识，这不仅仅是因选石的方便，而是存在更深的一层含义。从史料上来看，比较明确的记载了突厥人重蓝色的习俗，蓝即东方之色，自称是蓝突厥。并且认为黑色是午夜之色，为贱色，称铁勒九姓为黑民或黑突厥。回纥人重黑色，葛勒可汗的“葛勒”即“kara”是黑色之意，衍生为“大”的涵义。而黠戛斯人则可能不大喜爱黑色，如《新唐书·黠戛斯传》载：“人皆长大，赤发、皙白、绿瞳，以黑发为不祥”。
　　石人用色的不同，也显示出刻石时代早晚的一些差异，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石人，以黑色石人多一些，后来的石人以灰白色为主。突厥人喜蓝色，从石色而言，灰白色偏向于蓝色，所以，许多武士型石人都用这种颜色的石料。
　　另外，石人墓形制的多样化也能反映出修墓者文化上的一些差异。例如，塔勒德布拉克石人墓是石堆墓，并且环石堆外缘镶嵌了白色石英砾石；色仍喀拉盖石人墓，也是石堆墓，但是，没有镶边，喀依纳尔一号墓地为茔院制长方石围墓；喀腊塔斯长方土石石堆石人墓，镶嵌有边缘石；而萨木特石人墓为独立石棺墓，等等，可见各种石人墓形制是比较复杂的。不管怎么说，石人用色与墓葬地表形制以及它们所构成的组合关系，都是造墓刻石的各部族、民族的文化现象的反映，都有待于深入研究。
　　四、亚欧草原石人的含义
　　随葬石人和墓地石人含义应该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分开来讨论。
　　(一)随葬石人的含义
　　随葬石人主要分布于亚洲草原，从时间上来说都比较早。蒙古瑙罗布林石人，其上部雕刻了一个小孔，可以系绳随身佩戴，应是死者生前所佩用之物。切木尔切克21号墓石人也是墓葬出土，虽然没有钻孔，但是，可以放在皮袋或其他质地的袋子里，随身佩戴。南西伯利亚的塔什提布石人和贝依石人都属于这一类。这些石人没有雕刻双乳，男、女性别主要依据雕刻的面型等来分辨。一般来说这样的石人具有护身的作用，它代表的是避邪的祖先神灵。无论对生者，还是对死者都有保护的含义。
　　古墓沟女性石人虽然雕刻了双乳，但并不夸张，表现的是年青女子，另外，臀部比较明显。这尊石人和一般表现生殖崇拜的维纳斯雕像差异很大。石人的面部器官并没有雕刻出来，而是绘以线条表现。这样的石人特点也不会是表现生殖崇拜的，它和前面介绍的小型随葬石人一样，具有保护死者的意义，也起到了保护灵魂的作用，自然可以称作保护女神。同时，也具有祖先崇拜的意义，表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特点的遗痕。女性石人乳房不发达，身体女性化不强，这可能与草原神话的“姑娘”始祖有关。
　　亚洲草原女性随葬石人流行于青铜时代，延续了一段时间，这里看不出社会性质的变化对它有什么影响，这或许就是亚洲草原文化的特点。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看不出明显的界线，即使到了很明显的父系社会，女性的地位也并没有完全丧失，仍然具有很高的地位，受到崇拜。另外，在石人雕刻上，不重视身体部分的雕刻，而主要是雕刻面部，人物的面孔雕刻有的又表现出隐形形式，这与草原居民的宗教意识有联系。
　　(二)墓地石人的含义
　　墓地石人延续时间比较长，它们的含义也应该是有所发展变化的。
　　戈拉科夫认为斯基泰墓地石人表现的是英勇的牺牲者⑥，叶拉金娜将石人与社会人物联系起来，并且等级化，指出石人所雕刻的象征物和神话中斯基泰王朝象征物一样⑦，所以，石人雕刻的是带有王朝政权标志崇拜物的帝王形象。波波娃的研究⑧，扩大了石人表现的人物范围，认为石人代表的不是王，而是部落首领。虽然他们的解释各有差异，但是，基本含义相似，都认为石人代表着死者，至少他应该是一个英雄。
　　阿尔塔莫诺夫根据石人表现了男性生殖器⑨，而认为石人代表了人们崇拜的英雄神，是斯基泰神话中的祖先，是始祖塔尔吉塔亚。梅柳科娃的研究特别注重斯基泰石人的剑⑩，她认为剑在斯基泰人中被看作是战神的象征物，相似于古希腊神话中的阿瑞斯战神，斯基泰石人表现的正是这个崇拜对象。舒尔茨在研究斯基泰石人中做了许多工作(11)，他是按着时间、内容和用途进行划分，并且与遗迹结合起来研究。他认为早期石人表现的是佩兵器的英雄始祖，特意地雕刻了男性力量特征；晚期石人是军事长官，以此来代替祖先。并认为石人逐渐趋向于肖像化，表现出具体的个体。
　　对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石人含义的研究，迄今已见的资料不多，其中，格亚兹诺夫和施涅迭尔认为(12)，这些石人具有祖先崇拜意义，称作“巴巴”。有的石人明显是女性，可以看作是母系祖先崇拜。然而，许多石人分辨不出性别，自然也仅能作为祖先石人。南西伯利亚石人虽然存在个体差异，但是，更多的是程式化特点。另外，此类石人因遗迹破坏严重，我们很难与遗迹联系起来讨论。
　　吉谢列夫的观点是，石人雕刻的面孔部分为拟人化，这是总的趋势，但是，仍然保存着兽的细部，像牛耳、牛角等，反映了农业一畜牧业生活相适应的公牛崇拜，未必带有古代图腾的性质。公牛崇拜是由图腾崇拜发展而来的，公牛往往象征太阳，可见图腾崇拜已让位于比较复杂的宇宙崇拜。
　　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的墓地石人，被后来居住在本地的居民也当成了神圣的东西，瓦捷兹卡娅所介绍的叶尼塞河流域石人，大部分就属于青铜时代，其中有些情况很有意思。
　　18～19世纪时鄂毕河流域的汉蒂人在失利受挫时就把自己的神像劈成小块；而在涅涅茨人那里一旦主人失利，人们便抽打雕像，责骂雕像，甚至将他们拆散。叶尼塞河流域的凯特人在失利受挫时，也用鞭子抽打自己的雕像，或把它们扔进火里。当一个猎人或者一个放羊的人，凿刻一件神圣的偶像时，他就期待着从它那里获得帮助和保护，如果偶像破碎了，他就认为附在偶像身上的魔力也就消失，不能给人以帮助和保护了。他们对古代遗留下来的或者自己雕刻的石人，均施以这样的巫术手段，这可能反映的是比较晚的民族宗教意识，但不一定完全适合于古代。然而，在民族志中却反映出石人功能的两面性，认为石人既是避邪的保护神，又是有施行巫术手段的作用。这种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古代石人的功能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新疆青铜时代墓地石人，以及早期铁器时代墓地石人墓的埋葬情况，从切木尔切克墓葬的发掘中可以了解列下面列举的一些资料(13)。
　　3号墓，地表石人1尊，面东。为茔院制墓葬，在石围内有石棺一具，棺内发现人头骨一具，有石罐、石容器等。曾被盗掘过。
　　4号墓，地表有石人1尊，面向200°。为茔院制墓葬，有石围石棺一具，石棺内发现残余乱骨及人头骨，有铁、陶、石等器皿。可能也曾被盗过。
　　2号墓，地表也有石人一尊，倒卧。为茔院制墓葬，有石围石棺一具。石棺内发现约19个个体的乱骨，有石镞、石容器、陶器等。
　　5号墓，地表有石人1尊，面向20°。茔院制墓葬，有石围，内有石棺一具，土坑一个，浅坑两个。土坑内是仰身直肢葬的儿童骨架，残，头向东，随葬有骨饰、小铁刀和骨带扣。石棺内有一具屈肢葬和一乱骨堆，随葬带柄石杯，羊拐骨64枚；浅坑葬的是肢骨数支和仰身盘腿葬一人。
　　16号墓，地表可能是两尊石人。茔院制墓葬，有6具石棺。石棺1，少量幼儿零乱骨殖，没有随葬品；石棺2，并列仰身屈肢葬，三个人，石容器3件；石棺3，无尸体及随葬品；石棺4，石棺中及棺外均有零乱骨殖，无随葬品；石棺5，屈肢头向西，残，无随葬品；石棺6，乱骨少许，可能为殉坑。
　　17号墓，可能有3尊石人。茔院制墓葬，两具石棺。石棺1，仰身直肢，头向东北，棺外共出石范等石质器具7件；石馆2，上层有侧身屈肢葬，下层有叠压三层的乱骨堆，约20人，随葬品有骨镞、铜镞、青铜刀、大小石容器、陶罐。
　　24号墓，地表石人1尊，面朝东。茔院制墓葬内石棺一具。石棺西部骨架两具，已残，头西，仰身直肢，东部有5个人的乱骨葬。随葬品有陶器、石杯、石灯等。
　　8号墓，地表石人1尊，面向310°。单石棺墓，葬乱骨堆，随葬石容器。
　　18号墓，地表石人1尊，面向105°。石堆墓，封堆下有两具石棺，南室计头骨和残头骨13个，其他骨殖残块零乱；北室南侧乱骨叠压厚0.4米，北侧似有屈肢葬骨架两具。随葬品有石镞、石杯、残石盘、铜器等。
　　切木尔切克墓葬由于破坏比较严重，所以，失去了全面分析问题的可能，然而有些情况对我们认识石人的意义还是很重要的。首先，可以看出石人在同一墓地中，其数量与石棺的数量不完全吻合，特别是茔院制墓葬，有的数量之间差别还比较大。由此，可以认为茔院制墓葬石棺的数量和石人的多少没有关系。其次，墓葬埋葬的人数和石人的数量也不吻合，有的差别很大，所以，墓葬埋葬人数和石人的多少也没有关系。墓葬中虽然表现出一些殉葬现象，比如殉葬坑中的骨架头部破成五片，双腿张开，足跟被绑缚而紧并，盘曲如蛙泳状，骨盆左右各有一深刻的刀砍缺痕等。如果排除殉人数，被埋葬的人大都没有明显表现出等级差异及其关系。从中我们看不出石人是为哪一位死者雕刻的，或者是哪一位死者的雕像。茔院制墓中的多石棺、多土坑或多石堆现象，可以推测为是家族墓地形式，这是草原居民氏族关系的一种现象，即使到了很晚的时间，草原居民还残留着这种社会关系，“姓或千口、百口共一室，同一床，一被”(14)。这种家族墓地形式正是现实生活在埋葬上的反映。早期墓地上立的石人，首先应该反映的是祖先崇拜，或者说具有人形神的崇拜，具有灵魂保护的意义。这也是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石人相对在面部特点上显示出程式化特点，而又是一尊、两尊或多尊石人立于同一墓地的原因。此种情况在后来反而少见，或者不见，也应该能说明这一问题。草原居民所崇拜的具有人形的神，看来不止是一个，有的墓葬是两尊，多者见有5尊者，而且其作用也不一样。
　　草原石人这一文化传统总体上看存在连续性，不断地发展着的，虽然在某些地区存在一些缺环，在另一些地区，时间上的联结也不是很紧密。这些缺陷在一些地方是资料搜集上的问题，另外，也与草原居民的频繁大规模迁徙有一定的关系。无论怎么说，公元6世纪以后亚洲草原又兴起了墓地石人，到了更晚的时间向西延伸至南俄草原。目前我们了解较多的也是这一时期石人，数量非常地大。虽然曾误认为这一时期的石人为“杀人石”，即“巴力巴力”，雕刻的是战争中被打死的敌人雕像，然而现今研究的总趋势，如前所述，大都认为雕刻的是死者本人。从19世纪史学家的记述看，雕像不只立于墓地，有的也放在自己的房子里，一般代表的是有血缘关系的受爱戴的人，为儿女兄弟，制作出相似于他们的雕像，陈放在房子里，并将饮食的第一份放在它的前面，吻它，将油膏涂在脸上、眼睛上，向它鞠躬。另外，从汉蒂人对石人实施巫术手段的情况中，也能说明这一问题。汉蒂人的习俗是人死以后，活着的人们便为死者刻制木质雕像，并给雕像供奉牺牲，这样一直要持续三年。他们认为三年以后死者的骨骼就会腐烂，为了让死者的灵魂有所寄托，灵魂能够长存，便将木质雕像埋入地下，用它来代替已腐烂的死者肉身。汉蒂人这样处理木质雕像，自然是在表现灵魂不死的观念。这一观念是草原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包括了许多公元6世纪以来的石人都有相似的含义，只是表现形式不完全一样(这类石人以立于墓地为主)。另外，公元6～9世纪石人多表现为一些个体肖像，此种特点也反映出这些石人都具有这样的含义。
　　虽然到了公元6世纪以来的石人含义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仍继承了早期这一文化的内涵，存在祖先崇拜的意义，特别是女性石人，或许雕刻的是乌买尔女神(这种石人被称为“石妇”)也是对女性的祖先崇拜。乌买尔被认为是儿童在母胎时的保护神，但是，它以墓地石人这一形式出现，可能还包含有新的意义，可惜的是，我们还没有收集到完整的女性墓地石人资料，所以，还无法得出准确的认识。
　　许多草原石人已被人为砸坏了，其中，有些石人可能是由于居民改变了宗教信仰，而有意识予以破坏的。有的则可能由于民族或部族间的仇杀，并达到相互征服的目的，以致把对方的石人砸坏了。在草原居民的心目中，石人毁掉了就意味着那依附于石人身上的灵魂也不存在了，石人也就失去了对部族或民族的保护意义，而成了极普通的石头，人们可以随便利用它来制作任何东西，或作为墓葬的材料，或作其他的用途，另外，将鹿石改制成石人，或将原已雕刻好的石人，再改制成新的石人，也都具有这样的含义，表现的都是一种巫术手段。
　　亚洲草原墓地石人的含义与中原各王朝帝王陵墓前所立石人的含义差别很大，例如唐乾陵许多石人上都刻有姓名，代表的是为祭奠高宗而来的使臣雕像，以此来夸耀唐皇自己的盛威。另外，唐宋帝王陵的文武臣石人，则是将生时的生活带入死后阴间世界的反映。虽然这一文化传统对后来突厥贵族墓葬的埋葬布局有一定影响，不过仅仅局限于很少的墓地。草原居民墓地立石人的习俗要早于中原，但是，它对中原文化有什么影响则不清楚。
　　①В.Д.Кубарев: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е изваяния Алтая，Издатсльство《Наука》1984.
　　②G·弗鲁姆金著、黄振华译：《苏联中亚考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1981。
　　③А·Л·蒙盖特：《苏联考古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译，1963。
　　④汤池：《试论滦平后台子出土的石雕女神像》，《文物》，1994年第三期。
　　⑤Л.Р.Кызласов，О назначени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х каменных извзяний，изображаюших людей，СА，1964，No.2.
　　⑥Б.Н.Граков，Скифы，М，1971.
　　⑦Н.Г.Елагина，Скифские энтропоморфные стелы Николаевского Музея.СА，1959.2。
　　⑧Е.А.Попова，Об истоках традиций и эволюции форм скифской скул-ьптуры，СА，1976,1.
　　⑨М.И.Артамонов，Антропоморфные божества в религии скифов，АСГ-Э.Вып.2.1961.
　　⑩А.И.Мелюкова，Каменная фигура скифавоина，КСИИМК.вып.48,1952.
　　(11)П.НШ ульц，Скифские изваяния Причерноморья.Сб.《Антицноеобше-ство》.М，1967.
　　(12)М.П.Г рязнов、Е.Р.Шнейдер，Мпнусинские каменные бабы в связи с некото рыми новыми материалами，СА，1950，Ⅻ.
　　(13)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克尔木齐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14)岑仲勉：《突厥集史》下，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