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时期墓葬中的铜鍑埋藏研究

　　青铜鍑于西周中晚期起源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作为一种长期在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中广泛流传的大型金属容器，青铜鍑对于研究欧亚大陆北方地带的很多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①。这一器物已经引起了关心欧亚草原文化的学者们的注意，有学者甚至把它与兵器、马具，动物纹一起列为草原文化的主要特征②。
　　鍑具有一器多用的特点，除用作炊具外，还可作为盛食器，而且还可以充当礼器作祭祀之用③。在不同的人群中，在具体的情况下，铜鍑的用途可能有不同的侧重。值得指出的是，用于祭祀应当是其功用中最为显著者④。很多铜鍑都是在河滩、湖岸等近水的地方发现的，说明这些铜鍑曾作为祭祀的礼器。即便是作为游牧人随葬品或者窖藏埋藏的铜鍑，其原来最重要的用途之一，也应当是祭祀。
　　铜鍑的埋藏情况很复杂，其埋藏状况往往能透露一些有价值的历史信息。除了特别为随葬制造的明器性质的鍑外，墓葬中随葬的铜鍑曾经在墓主人的生前被用于各种不同的目的。铜鍑在葬礼中与墓主人一起被埋入地下，是其现世历史的一个终结。对于葬礼中相信死后世界的参与者和墓主人而言，葬礼既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始。随葬的铜鍑和其他器物一起将在古人相信存在的另一个世界继续完成它的任务。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这些随葬的铜鍑成为我们探究古人心思意念的线索。本文将对中国北方先秦时期墓葬中随葬的铜鍑的埋藏情况作一些初步分析。
　　论到墓葬中出土的铜鍑，有一个墓地非常重要，就是河北省延庆县军都山玉皇庙墓地。
　　玉皇庙墓地共出土了2件铜鍑，分别出自18、250号墓，两座墓墓主均为男性，墓葬等级均为整个墓地最高级，墓中随葬品烹煮器、食器、酒器和水器俱全。18号墓位于北I区中部，时代为春秋早期，竖穴土坑墓，在墓圹内上层填土中，大量堆砌白然石块。据发掘者观察，在玉皇庙、葫芦沟和西梁垙三处墓地发掘的594座墓葬中，该墓这个特点是唯一的例子。墓主年龄40岁，铜鍑出于墓主左、右足踝之间，立置。出土的铜鍑通高20.9厘米，耳部磨损痕迹明显，器表通体沾满烟垢，出土时器表附着多层麻布的痕迹。250号墓位于北Ⅱ区北部，时代为春秋早中期，出土的铜鍑位于墓主头侧，通高23.3厘米，重1500克。圈足坡面上有三角形镂孔和铸补痕迹(图一)⑤。
　　玉皇庙墓地是一个经过完整揭露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墓地，但在不同的时期却只有一件铜鍑在最高级的墓葬中被发现，这说明铜鍑在军都山玉皇庙墓地所代表的这个草原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文化地位。这种器物属于牧业社会上层阶级使用的特殊器物。在世俗关系和精神功能上，都是为实现社会最上层人物生活、社交、祭祀和丧葬目的而铸造。值得指出的是，玉皇庙墓地有些因素显示，这里的人群，特别是上层，和图瓦地区的游牧人关系密切，比如M250墓主身上装饰的野猪形铜饰和阿尔赞2号墓的野猪形金饰相似，其譬如钟爱虎(或豹)的动物主题，佩戴黄金项饰等也接近⑥。
　　1980年清理的河北省新乐县中同村积石土坑墓，此墓原有一棺一椁，墓底平铺一层细白沙土，厚0.15米。其上铺0.21米厚的鹅卵石，再放棺椁。坑壁与木椁之间用鹅卵石充填。椁盖至墓口再铺置鹅卵石直到墓口。其中出了一件铜鍑(图二)⑦。值得注意的是随葬品的摆放位置。根据佩剑的位置和方向判定，除了金盘丝、珠饰、随身携带的剑、削和带钩等在身体中部外。装饰中原文化花纹的中原礼器铜鼎和铜甗放于墓主脚侧，而豆、舟、壶、盘和鍑却放在墓主头侧。除了豆装饰有龙虎状的翻唇神兽花纹外，其他器物均为素面，和中原类似铜器略有差别。这样放置随葬品可能透露出不同文化因素在这个人群中的亲疏关系。显然，豆、舟、壶、盘和鍑这一组器物在墓主的意识中应当更为亲近和重要。此墓可能属于鲜虞白狄中山国的墓葬。这样可以理解，吸收中原文化影响的白狄仍然持守着一些自己族群的文化认同，即使豆、舟、壶和盘仍为中原文化的器形，甚至装饰，但和典型中原文化的铜鼎和铜甗相比，这些器物同更具草原特色的鍑一起仍然被看作更能代表其文化的因素。
　　山西省古代墓葬中发现的例子较多，也比较完整，而且山西发现的铜鍑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民族关系。
　　晋国同戎狄的关系通过墓葬中的铜鍑埋藏情况可窥一斑，从现在发现的材料看，有以下四种不同的情况。
　　(1)戎狄墓葬，出于戎狄墓地
　　1984年12月，山西原平县阎庄镇刘庄村塔岗梁发现铜器墓葬。1985年4月进行了清理⑧。共四座墓葬，四座墓葬的方向基本一致，为北偏东20°，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内填土经夯筑，夯窝不明显。墓口大于墓底，用卵石块砌棺，横木盖顶。其中M3深3、长3.4、宽2.5米。从朽木痕迹观察，盖板宽约25、厚10厘米。石棺每边厚50厘米左右，齐墓壁建筑。人骨架放在墓室北壁壁龛内，壁龛上部呈弧形，下部平直，高50、深30、底宽100厘米。人骨重叠杂乱，可能是二次葬(图三)。随葬器物有铜鍑1件，铜盖豆1件，铜单耳壶1件，铜舟1件，铜匕1件，铁锛1件，金丝2盘，金泡1件，金串珠44颗。绿松石项珠共645颗，料器3件，骨珠506颗。青铜器放置于墓室西北角，铁锛放在壁龛内，玉、骨、金器重叠置于正北偏东处。原报告认为此墓时代为春秋晚期。
　　这四座墓都是用卵石砌棺，横木盖顶，墓口大于墓底，这和传统的周墓是不同的，与晋墓也不一致。尤其是M3的葬俗，在晋文化中找不到相似的例子。随葬品中，出现了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铜鍑，而且出土了大量的金制品。使用铜鍑和金制品是戎狄文化的显著特点，如前述河北省新乐县中同村积石土坑墓，属于鲜虞白狄中山国的墓葬，除铜鍑外，也出土了和塔岗梁M3相似的金盘丝⑨。
　　1991年8～9月，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和原平市博物馆，对塔岗梁墓地又进行了清理发掘，共清理了22座墓葬，均墓口略大于墓底，18座有石椁，其中出土了一件铜鍑和一件铜镐，铜镐和长城地带北方文化出的鹤嘴斧相近，基本情况和1985年清理的4座相近，而且，此次清理的5号和1985年清理的4号墓是夫妇异穴合葬墓⑩。因此，原平塔岗梁墓地是一处春秋晚期戎狄的墓地，不过，从随葬品可以看出，此地戎狄文化深受燕国、晋国文化影响。
　　塔岗梁M3保存完整，为我们研究戎狄的葬俗和文化构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M3可以看出，戎狄以铜鍑代替铜鼎，而铜鍑形制和纹饰都有东周铜器的特点，反映了戎狄既保持自己文化特色，又深受晋、燕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使我们能够了解铜鍑在墓葬中的位置对于判断墓葬性质的作用。
　　(2)狄人墓葬，出于周人墓地
　　1976年，在山西闻喜上郭村发现一处周至汉代的墓地(11)。古墓葬主要分布在70×30米的狭长范围内，约有周至汉代墓葬(含马坑)40座，其中以仅随葬一件陶鬲或陶罐的周代小墓居多，约20余座。马坑3座，周代铜器墓7座，汉墓4座，分散筑于周墓之上。上述古墓和马坑，经正式清理的有16座。本文讨论的76M1，为长方形竖穴墓，墓向50°，墓底长3.55、宽2.2、距地表深4米。葬具一棺，棺长2.1、宽0.68米，葬式为仰身直肢。随葬品计有铜鍑1件，戈1件，镞35件，马衔2件，陶鬲1件，骨器2件，均置棺外足端(图四)。
　　从葬式以及墓葬形制来看，此墓同周围的周墓一致。从随葬品来看，此墓有典型的周式陶鬲、长胡三穿戈和箭镞，但是，与其他铜器墓不同之处，是随葬了一件铜鍑，以代替其他铜器墓的铜鼎。而且此墓所出的铜戈表面呈银白色，有些学者认为铜器表面富锡大致有两种可能：一是高锡青铜器因电解腐蚀所引起或铸件冷却时反偏折使然(俗称锡汗)；二是古代镀锡工艺的结果。并认为镀锡工艺是“公元前6～4世纪……草原游牧部落的一项重要的文化、技术特征”(12)。据对上郭出土富锡铜戈的观察，铜戈双面均呈银白色，唯刃部磨砺呈青铜黄色，而同墓所出刀、镞类高锡铜器则无银白色光泽。在同样埋藏条件下，同为高锡铜兵器出现这种差异似非偶然(13)，由于墓中出土了游牧人使用的铜鍑，因此，铜戈表面呈银白色，应是游牧人镀锡的结果。墓的主人除了是一位和戎狄有关系的晋人外，更可能是一位狄人，但又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从墓中出土的铜戈、箭镞和马衔来看，此墓主人应当是一位驰骋疆场的狄人武士。鉴于他的墓葬和其他的典型晋国墓葬同在一个墓地，而且又出中原式陶鬲、铜戈和箭镞，所以我们认为此人是已加盟晋国部队的狄人武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晋国同周边部族的关系除了对抗之外也有融合。根据所出陶鬲，76M1的年代为春秋早期晚段，这正好为我们理解晋国同周围戎狄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有意思的是，同一墓地属于春秋早期的76M4出土的铜鼎的直立耳，耳为绳索形，在耳的顶部有一个和76M1铜鍑耳部一样的倒圆锥形突起(14)。另外，属于春秋早期的76M6是一座典型的晋国墓葬，但出了一件镀锡的铜戈，显然，这些都是晋国文化受到戎狄文化影响的例子，反映了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事实。
　　(3)戎狄因素，出于晋国贵族墓葬
　　1961年12月，山西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山西侯马上马村墓地(15)。这是一处面积在50万平方米以上的墓葬区。考古工作者发掘了14座东周墓葬，其中M13尤为引人注目，时代为春秋中晚期。
　　该墓是一座长方形竖穴木椁墓，长5.2、宽3.85、深6.2米，墓口距地表0.3米，方向350°。墓口略大于底部，葬具有棺、椁各一。椁长4.6、宽3.7、高1.5米，椁壁由7块木板垒砌，底用17块木板横放铺成。
　　随葬品主要有铜鼎7件，铜簋4件，铜簠2件，铜甗1件，铜鬲2件，编钟9件，石磬10件，包金器若干，玉器若干，骨蚌器若干，陶鬲1件。根据随葬品分析，此墓年代为春秋中晚期。
　　随葬品在墓内按类放置，墓室西部集中放置铜鼎、簠、壶、簋及甗等礼器；东南角放置编钟、石磬等乐器和盘、匜等；东部放置戈、矛、斧和镞等兵器，以及锛、凿、刀等工具；东北角除一堆散乱的兽骨外，主要放置车马器和成堆的铜贝、包金贝、骨贝和铜镞等，此外，玉面饰在人骨的面部，串珠在人骨的胸部，玉片、玉璜等装饰品在人骨身上或附近，石圭在人骨的头前。
　　从墓葬型制和随葬品的构成看，M13属典型的晋国墓葬，而且是上层贵族的墓葬，随葬品中有整套的兵器和车马器，因此，墓主生前一定统帅过军队，立过赫赫战功。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墓葬东部中央，随葬一件铜鍑(图五)。直立环耳，折沿深腹，高圈足，素面。通高7.5、口径6厘米。从尺寸看，这件铜鍑应是一件明器。这件铜容器，不和铜鼎、簠、壶、簋及甗等礼器放在一起，而是和铜戈、箭镞、铜锛及铜凿放于一处，这是有特殊含义的。
　　铜戈和箭镞是作战兵器。贵族墓随葬的铜锛和铜凿不是一般的生产工具，而是一套修理战车的工具，墓葬随葬修车工具是周代舆服制度的一部分，反映了当时的礼制(16)。铜鍑和兵器、修理战车的工具放于一处，远离青铜礼器，而且尺寸很小，其随葬的目的，我们推测是炫耀墓主的军功，显示墓主在对戎狄的战争中立下的战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侯马上马村M13虽然不是最高等级的墓葬，但其随葬品的构成和在墓葬中的布置却生动地显示了周代社会生活的主旨，由于有铜鍑的存在，对于我们理解这一主旨和晋国的民族关系提供了考古的实例。类似的例子还有上马墓地M1010(春秋中期)和M2008(春秋晚期)(17)。
　　(4)民族融合，出于殉葬人棺上
　　1987年7月，太原市南郊金胜村附近的太原第一热电厂进行第五期扩建工程，发现了一批古墓葬。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对墓地进行了钻探与清理，其中1988年上半年发掘的M251及其附葬的车马坑规模最大，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可能是春秋晚期晋国赵卿的墓葬(18)。
　　晋国赵卿墓位于太原市南郊金胜村西300米处，海拔高度约为897.4米，地处吕梁山余脉龙山脚下。赵卿墓系大型积石积炭木椁墓。墓圹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没有墓道，墓室东西向，头在东，方向110°。墓圹口大底小，呈斗形。墓口平面呈长方形，距地表0.2米，东西长11、南北宽9.2米；墓底东西长9、南北宽6.8、距地表14米。墓室的正中，放置着椁和三层套棺，墓主人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东。在墓主人棺椁的南侧、西侧和西北侧，分别置有4副单棺。
　　赵卿墓出了11件铜鍑，分为三型。第一型一件，直立双耳，平沿，直口，口稍内敛，圈足有镂孔，底沿起折棱；通高7.3、口径7.3厘米；重90克。第二型两件，无耳，直口，腹壁圆弧，圜底，高圈足。鍑中残存有颜料；通高6.3、口径7厘米；重85克。第三型八件，平底鍑无圈足；通高4.7、口径5.3厘米；重75克。学者讨论过这些铜鍑，认为是同北方文化交流的结果(19)。我们比较注意这些铜鍑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
　　其摆放位置如表一。从统计表和墓葬图可知，除571号平底鍑放置于墓室东侧外，其余铜鍑均放于墓室西南部。而墓室西南部放置的是2号单棺(图六)。
　　原报告描述2号单棺如下：“单棺一副，已朽。棺长2.1、宽0.8米。骨架腐朽严重，能取到的尽是碎骨块。依骨骼残痕可知为仰身直肢葬，头向东。经鉴定系一成年个体，性别不明。棺内随葬各类器物约20件(个别器物可能在棺椁倒塌时滚入)，玉器6件(有玉片3件，玉璋3件)，玛瑙觿1件，玛瑙环5件，其余皆为青铜小件，有铜带钩、匕、钺和车马器。”“在2号殉葬人骨架之上0.8米处，曾清理出手工工具、兵器和车马器。手工工具的种类有铜刀、凿、锛、削及锥等，兵器有铜戈、戟、矛及镞等，车马器主要是铜马衔与马镳等。在清理这批小件时，在其下多次发现残碎漆皮，厚达七八层。车马器、兵器和手工工具非常集中，放在一个或两个漆箱内，漆箱板已成朽木。漆箱原置于2号殉葬人的棺上，因棺椁坍塌及漆箱腐烂，才使这些小件铜器散落在2号殉葬人的遗骸上。”可以看出，2号殉葬人是赵卿帐下的一员武将，他有铜戈、戟、矛及镞等一套兵器，他还拥有铜刀、凿、锛、削及锥等一套修理战车的工具，并有车马具，因此，这员武将还是在车上作战的勇士。这些随葬品没有直接放入2号单棺内，可能更加表明他于赵卿的隶属关系。但并不影响我们对2号殉葬人身份的推测。这从4号殉葬人也可以得到旁证，4号殉葬人的棺木放置于赵卿墓的西北角，长2.1、宽0.7米。骨架保存完好，经鉴定，死者是一青年男性，年龄在20～22岁。在他的棺上，堆放着赵卿墓的全部乐器，计有石磬13件，青铜编镈19件，因此，报告认为4号殉葬人是“乐工”。
　　铜鍑属铜容器，但在赵卿墓中却并不与其他铜容器放于一处，除铜鍑以外的铜容器全部放置在墓主人套棺以东宽1.5、长5.2米的部位，这些青铜器层层叠压，一般为两层，也有多至三四层的。正如报告所说“青铜礼器之所以层层叠放，并非椁室狭小之故(在墓主人北侧的部位还有空间)，而是要把所有的青铜礼器都放置在一个严格的范围之内。从这一部位在椁室所占的位置及堆放的铜器种类来看，它象征着是墓主人生前居室的‘堂’或‘庭’”。因此，我们认为铜鍑集中放于2号殉葬人处，是有一定意图的。这个意图有两种可能。
　　第一，如同侯马上马村M13一样，是军功的象征，即表示在对戎狄的战争中立下的战功。跟M13稍不同之处，这个军功可能是奖励给2号殉葬人的，以表彰他在对戎狄的战争中立下的战功。《春秋·哀公六年》：(前489年)“晋赵鞅帅师伐鲜虞。”《左传·哀公六年》：“六年，春，晋伐鲜虞，治范氏之乱也。”鲜虞属白狄，因此，赵鞅曾帅军打击过鲜虞白狄。通过对铜鍑摆放位置的分析，可推测2号殉葬人在这次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赵卿墓所出双耳高圈足铜鍑和河北新乐县中同村战国早期鲜虞白狄墓出的铜鍑很相近(20)。这从侧面也证明我们推测的可能性。强调2号殉葬人的军功，并没有喧宾夺主，因为2号殉葬人是置于赵卿墓的一角，从整体看，仍然是强调赵鞅的军功。而且，把戎狄使用的铜鍑放于2号殉葬人处，一来可以表明赵鞅对2号殉葬人的钟爱和对他军功的肯定，以及对自己戎马军旅的炫耀；二来避免把戎狄使用的铜鍑和反映赵鞅身份和地位的青铜礼器放于一处，以示夷夏之别。
　　第二，把铜鍑放于2号殉葬人处，也可能是想说明2号殉葬人是一位深受赵鞅喜爱的狄人武将。公元前569年，魏绛向晋襄公建议“和戎”。在魏绛的游说下，晋国施行“和戎”政策。同戎狄的关系相对由征伐对抗转向利诱融合。《春秋·定公十三年》(前497年)：“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左传·定公十三年》记：“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文献记载，赵鞅曾帅军同范氏、中行氏作战，并征伐过郑、鲜虞、齐和卫。在这些军事行动中，赵鞅征用狄人也是可能的。而其中，有得赵鞅信任和喜爱，并成为贴身心腹的武将也是可能的，那么，赵鞅墓中2号殉葬人附近随葬的铜鍑，可能与此有关。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此墓铜鍑均放在2号殉人处，但我们发现，在椁室北部与墓主关系密切的青铜礼器中，有三件青铜鼎带有铜鍑影响的因素，一件是放于套棺东北角的附耳牛头螭纹蹄足铜升鼎(M251：633)，另外两件是置于套棺东侧铺首牛头螭纹蹄足铜升鼎(M251：611，M251：616)。这三件铜鼎盖上均有三个纽，前后两件为环纽，中间这件为卧牛，环纽顶端都有一个圆突，卧牛头顶也如此。在器耳顶端装饰圆突是北方民族使用的一类铜鍑的特点，这三件鼎盖纽应当受到这种做法的影响。山西省长子县东周墓地7号墓也出土相似的鼎一件，这个墓还出土了彩绘的鹿角一对(21)。秦墓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甘肃省秦安县陇城镇上袁家村6号秦墓出土一件铜鼎也在三环纽上加圆突(M6：9)(22)。
　　晋国强大之前面对的政治形势是非常不利的。《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狄之广莫，于晋为都。”《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因此，开疆拓土、消除狄人的威胁始终是晋国的战略方针。简而言之，晋献公即位后，首先降服骊戎。《国语·晋语一》载：献公五年(前672年)，“献公伐骊戎，克之，灭骊子，获骊姬以归”。这是晋国最早消灭的戎狄之国，并伴随人口的掠夺。骊戎之国在今山西南部，晋城之东析城山、王屋山之间(23)。到晋献公晚年，晋国基本控制了今天的临汾、运城两地区，而且拥有一部分河南、陕西靠近运城地区的区域。但其周围仍然为戎狄所包围，晋献公去世之年，时人宰孔曾云：“(晋国)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在晋国的强大攻势下，赤狄以后逐渐向四周退却，可能有少数狄人加入了晋国的部队。在晋文公称霸之时，晋国的疆界已扩展到山西中部，但白狄与赤狄经常向晋国挑战，晋国方面并无多少优势可言。之后，晋国在消灭赤狄潞氏之后，便积蓄力量准备与北面的戎狄决战。公元前541年，晋国军队与之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战。晋国在这场大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此在晋中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子产感叹道“晋主汾而灭之矣”，也就是说晋国至此控制了整个汾水流域。在这次重创后，白狄的势力范围收缩至今吕梁地区及黄河以西。所以吕相曾指出白狄与秦同州(《左传·成公十三年》)。
　　由于晋国处于多族群的环境中，因此同周围的戎狄关系非常复杂。首先，晋国公族与戎狄之间的通婚被视为平常，如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又娶骊姬，“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左传·庄公二十八年》)重耳逃入狄国后，“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国公族女子也常嫁到狄国，如赤狄潞国国君——潞子婴儿的夫人即为晋景公之姊。其次，戎狄之国又往往成为逃亡晋国人士的避难所。最著名的当然是晋文公重耳，居狄国时间长达12年。其三，晋国在某些时候，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采取“和戎”策略。公元前569年，北戎无终子遣使至晋议和，魏绛力陈“和戎”之策，并为晋侯所采取。“和戎”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左传·襄公十一年》载：“晋侯(悼公)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不过，晋国同周围的戎狄关系还是以战争为主，在对抗的过程中实现民族和文化的融合。上述几项考古发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戎狄之民实环之”以及晋国在多族群环境中经营现今山西的历史。
　　在陕西渭南梁带村西周墓地甲字形大墓M26的发现非常有价值。该墓出土了一件小型铜鍑，两个直立环耳顶端各有一个突。另外一件带流镂空圈足的鍑形器显然也是从铜鍑发展而来。同在一个出土位置的还有一组件小方鼎形器、一件镂空方盒、一件垂鳞纹罐、一件素面单耳罐。根据随葬铜器特点、铜器铭文和其他墓葬的关系，墓主可能是芮国的芮国公夫人芮姜。(24)有学者指出，鍑形器和铜鍑具有草原文化的特色，铜镘装饰人龙交合纹样，这种纹饰在铜器上罕见，却是关中地区西周玉佩上见到，显然是将玉器上的纹样移植到铜器上，这6件一组小型铜器既没有和成套的大型青铜礼器放置一处，也没有直接放入棺内，和墓主佩戴玉佩等在一起，而是集中放置在棺外东侧，靠近墓主头部。应当是墓主心爱的生活实用器。墓主芮公夫人芮姜可能是西北地区姜姓之女，嫁到中原姬姓芮国，这些器物反映了其来自西北姜姓家族的文化背景。(25)有学者推测西亚早期的肉红石髓珠管可能被后来的人不断反复利用，在这个过程中，有的被传播到中亚地区。中国西周晚期突然普遍使用的肉红石髓珠管可能与此有关。M26发现的这几件铜器，与从M26、M27发现的肉红石髓珠管串饰等因素一起考虑，显示了墓主及其家族同欧亚草原的密切关系，以及通过欧亚草原与中亚、西亚更广大地区的早期文化的间接联系。(26)虽然M26随葬了玉佩和成套的青铜礼器，但这些礼器被按常规放置在椁内一角，反映的是其身份和地位。接近身体头部的铜鍑、镂空方盒、素面单耳罐更多的是墓主心思意念的表达物。这样看，M26芮姜墓反映出的“戎狄性”的确是非常突出，暗示着女墓主可能在血缘和文化上都和北方草原民族有一定的关系。
　　就本文而论，铜鍑在中原文化墓葬中的摆放位置是很讲究的，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民族关系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北方很多墓葬中的铜鍑尺寸很小，应当是随葬明器。比如侯马上马村M13、赵卿墓等所出铜鍑应当是专为墓葬作的明器。
　　结语
　　对于研究欧亚草原文化来说，青铜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在诸如日常生活、宴请聚会、祭祀和葬礼等游牧家族、部落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透过这个窗口，可以揭示出游牧社会中很多丰富的内容。就本文而论，铜鍑在游牧人的墓葬中是最具游牧文化色彩的随葬铜容器，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在中原墓葬中，铜鍑成为一种反映墓主及随从与北方游牧民族关系的道具。不管是那种情况，无论是铜鍑的器形、装饰纹饰和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均可以让今天的人们读出当时中原王朝和北方牧业民族之间复杂的政治、军事及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的关系。总之，铜鍑的用途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应有不同的内涵，可能有很多特别的用途现在还无从知晓，其具体的情况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① 郭物：《论青铜鍑的起源》，《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② Natal‘ja L.Clenova，On the Degree of Similarity between Material Culture Components within the“Scythian World”，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Napoli，1994，499-501.
　　③ 卜扬武、程玺：《内蒙古地区铜(铁)鍑的发现及初步研究》，载于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博物馆学会主编《内蒙古文物考古》1995年1、2期，14～19页。
　　④ Spasskaia，E.Iu，“Mednye kotil rannikh kochevnikov Kazakhstana i Kirgizil，”Uchenie zapiski Alma-atinskogo gosu-darstvennogo pedagogicheskogo instituta 11(1956)，pp.166～167.Maenchen-Helfen，0.J.The world of the Huns，Berkeley：Vniv of California，1973，pp.329-330.Erdy，Miklos，“Hun and Xiong-nu Type Cauldron Finds Throughout Eurasia，”Eurasian Students Yearbook，Continuation of/Fortsetzung der Ural-Altaische Jahrbiicher/Ural-Altaic Yearbook，67，Berlin\Bloomington\London\Paris\Toronto，1995，pp.28-30.王博、祁小山：《新疆出土青铜鍑及其族属分析——兼谈亚欧草原青铜鍑》，《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276～294页。陈光祖：《欧亚草原地带出土“鍑类器”研究三题》，《欧亚学刊》第8辑，中华书局，2008年。
　　⑤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一)》，文物出版社，2007年；《军都山墓地——玉皇庙(二)》，文物出版社，2007年，908页，图五七二，1；彩版五〇；图五七二，2；彩版五一，1。
　　⑥ 2001年，德国欧亚研究所和俄罗斯合作在图瓦的“国王谷”发现了迄今为止第一座没有被盗掘的早期铁器时代游牧人的墓穴，时代为公元前7世纪晚期。图瓦阿尔赞2号冢发现了两个铜鍑。Konsgtantin V.Cugunov，Hermann Parzinger，Anatoli Nagler.，DerGoldschatz von Arzan，Ein Frstengrab der Skythenzeit in der sdsibirischen Steppe，Schirmer/Mosel，2006．
　　⑦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新乐中同村发现战国墓》，《文物》1985年6期，19页，图一一。
　　⑧ 山西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原平县刘庄塔岗梁东周墓》，《文物》1986年11期，21～26页，图二、五。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年，73页，图六〇，2；143、171～174页。
　　⑨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新乐中同村发现战国墓》，《文物》1985年6期，19页，图一一。
　　⑩ 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原平市博物馆：《山西原平刘庄塔岗梁东周墓第二次清理简报》，《文物季刊》1998年1期，11页，图一〇，1；图一一。
　　(11) 杨富斗：《1976年闻喜上郭村周代墓葬清理记》，《三晋考古》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23～138页。
　　(12) 韩汝玢、埃玛·邦克：《表面富锡的鄂尔多斯青铜饰品的研究》，《文物》1993年9期，95～96页。
　　(13) 杨富斗：《1976年闻喜上郭村周代墓葬清理记》，《三晋考古》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38页。
　　(14) 杨富斗：《1976年闻喜上郭村周代墓葬清理记》，《三晋考古》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28页，图一〇，1。
　　(15)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考古》1963年5期，242页，图一三，5；图一四，17。
　　(16) 林梅村：《青铜时代的造车工具与中国战车的起源》，《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40～44页。
　　(1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年，73页，图六〇，2；186页，图一二三；143页，图一〇三，2；180、171～174页。
　　(1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129、130页，图六八，3、4、5；图版八八，3、4、5。
　　(19) 陶正刚：《从太原赵卿墓出土文物看我国东周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39～40页。
　　(2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新乐中同村发现战国墓》，《文物》1985年6期，17页，图九，3，图一〇；19页，图一一。
　　(21) 山两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子县东周墓》，《考古学报》1984年4期。
　　(2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秦安上袁家秦汉墓葬发掘》，《考古学报》1997年1期。
　　(23) 顾颉刚：《骊戎不在骊山》，《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
　　(2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6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1期。蔡庆良：《芮国金玉选粹——陕西韩城春秋宝藏》，三秦出版社，2007年。
　　(25) 高西省、叶四虎：《论梁带村新发现春秋时期青铜鍑形器》，《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6期。
　　(26) Jessica Rawson.“Carnelian beads，animal figures and exotic vesels：traces of contact between the Chinese States and In-ner Asia，ca.1000-650 BC”.Bridging Eurasia，Verlag Philipp von Zabem·Mainz，201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