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式铜镜在中亚的发现与汉代丝绸之路

　　两汉时期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高峰时期，随着公元前2世纪张骞“凿空”西域①以及东汉时期班超等在西域地区的经营，以丝绸为代表的大量汉朝的物产等西传到中亚西亚地区，同时，各种中亚西亚的物产不断越过葱岭东传到了中国。于是近代以来将中国与中亚西亚地区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这条交通路线称之为“丝绸之路”。因此，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各种文物，成为从考古学上研究古代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关于中国境内出土的中亚西亚文物，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并取得诸多成果②。然而，关于中亚西亚地区出土的汉朝文物，也有学者给予关注并加以研究③，但相对而言尚嫌不足。中亚西亚地区出土的汉朝文物中，主要有丝绸、铜镜、钱币和漆器等④，而这里仅就中亚地区出土的汉式铜镜加以收集和整理⑤，并就相关问题谈一些初步认识。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汉式镜”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在汉朝境内制作的铜镜，即“汉镜”、“汉代铜镜”或“汉朝铜镜”；另一类是在汉朝境外模仿汉镜制作的铜镜，即“仿汉镜”。
　　一 汉式铜镜在中亚的发现
　　据已掌握的资料，汉式镜在中亚地区的24个地点发现计46件以上⑥。简述如下(图一)。
　　1.孟察克山墓地，1件。
　　2.法尔哈茨特罗，1件。
　　上述两个地点，位于苦盏以西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锡尔河左岸，地当苦盏向西狭长的通道上。
　　3.卡伊拉加奇墓地，1件。该墓地位于苦盏以南25公里的霍佳·巴奎尔干河的沿岸低地。
　　4.乌斯特·穆珞墓地，1件。
　　5.卡拉达格墓地，1件。
　　6.斯鲁夫第2号墓地，1件。
　　7.乔尔克第1号墓地，1件。
　　8.沃尔夫墓地，2件。
　　9.沃尔夫峡谷，1件。
　　上述4～9这六个地点分布在伊斯法拉河低地。
　　10.卡拉布拉克墓地，10件。
　　11.托拉·塔什墓地，4件。
　　上述10、11这两个地点分布在伊斯法拉附近的巴特肯盆地。
　　12.江加伊尔墓地，1件。该墓地位于巴迪利以西，1951年进行发掘。
　　13.罕基斯第1号墓地7号墓堆，1件。
　　14.乌柳克佐尔墓地2号墓堆1号墓，1件。该墓地位于库瓦赛市西南。
　　上述12～14这三个地点分布在阿赖山脉的北坡。
　　15.阿休托墓地，1件。该墓地位于费尔干纳以北的阿休托村附近。
　　16.羌察尔罕墓地，1件。该墓地位于梯埃尔斯河与恰特卡尔河的交汇地带，1955年发掘。
　　17.捷尔盖塔尔墓地，1件。该墓地位于恰特卡尔山谷的加奴伊巴扎尔村附近，1955年发掘。
　　18.杰尔·阿雷克墓地，4件。
　　19.卡拉·特克梯尔墓地，4件。
　　20.土耳肯墓地，1件。
　　上述18～20这三个地点分布于托克托古尔附近的凯托麦尼·秋别盆地。
　　21.阿克山遗址，1件⑦。
　　22.古尔·米朗墓地14号墓堆，1件⑧。
　　23.列别杰夫卡墓地，2件⑨。该墓地位于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的卡劳托宾斯克区的列别杰夫卡村，地当中亚地区的最西端。
　　24.希比尔甘蒂利亚山墓地，3件。该墓地位于阿富汗东北部希比尔甘⑩(sibargan)东北约5公里的蒂利亚山(Tillya Tepe，意译为“黄金之丘”)，1978年由阿富汗和苏联学者联合发掘，共发掘墓葬6座，出土黄金制品等遗物2万余件。这批墓葬均为竖穴木棺墓，其年代约当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间，可能是贵霜初期或大月氏的墓葬(11)。其中，2号、3号和4号墓出土西汉铜镜各1件(12)。对此，中国学者曾先后就其发现(13)、文化内涵(14)以及出土铜镜(15)进行介绍或研究。
　　除上述之外，塔什干博物馆收藏有当地出土的汉式镜多件，但具体出土地点等不详(16)。
　　二 中亚出土汉式铜镜的类型及其年代
　　目前所知中亚出土的汉式铜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汉镜”和“仿汉镜”。
　　(一)汉镜
　　在中亚地区，迄今发现的汉镜有连弧纹铭带镜、四乳四虺纹镜、方格博局纹镜、云雷连弧纹镜和直行铭文夔凤镜等。
　　连弧纹铭带镜：阿富汗蒂利亚山三座墓出土的铜镜，均为此类。半球形纽，联珠纹纽座，内区由内而外依次为栉齿纹带、凸带、八内向连弧纹带，外区为内外两圈栉齿纹带以及铭文组成的铭文圈带，素平缘稍宽。其中2号墓出土镜(图二)，直径17厘米，铭文34个字，释读为：“心污结而挹愁，明知非而可久，□所不能已，君忘忘而矢志兮。爱使心央者，其不可尽行”(17)；3号墓出土镜的铭文为：“洁清白而事君，惌而×之弇明，光玄锡之流泽，恐日忘，美，不泄”，直径16.5厘米；4号墓出土镜的铭文为：“洁白而事君，惌沄之弇明，汲玄锡之泽，恐疏远而日忘，美”，直径16.6厘米(18)。乌兹别克斯坦孟察克山出土的铜镜残片也为此类(图三)，直径17.5厘米，铭文为“日有熹——————”(19)。塔什干博物馆收藏有1件当地出土的此类铜镜，明文为：“内清质以昭明，光象夫日月，心忽穆而忠之，而不泄”(20)。
　　四乳四虺纹镜：卡拉布拉克出土1件(图四)，半球形纽，圆纽座，主纹区饰有4个圆座乳丁和4组S形变体虺龙纹，虺龙纹外侧装饰有细小的禽兽等，其外侧一周栉齿纹带，宽平素缘，直径8.8厘米。
　　方格博局纹镜：卡伊拉加奇出土残片1件(图五)，半球形纽，圆纽座，纽座周围有一双线方格框，主纹区装饰双线凹面TLV纹、圆座乳丁以及细线有角动物和枝蔓等，主纹区外侧为栉齿纹带，镜缘中部有一周双线波折纹带，复原直径11.8厘米。卡拉·特克梯尔墓地出土的此类镜残片(图六)，镜缘系装饰有流云纹带和锯齿纹带的花纹缘。哈萨克斯坦的列别杰夫卡5号墓地39号墓出土1件，半球形纽，柿蒂纽座，主纹区布列八乳和“TLV”纹样，其间饰云涡纹，镜缘系装饰有锯齿纹带和双线波折纹带的花纹缘，直径11.3厘米。
　　云雷连弧纹镜：卡拉布拉克出土1件(图七)，圆纽较大，四叶纽座，四叶之间饰以小乳丁，环绕纽座有一周栉齿纹带和一周凸弦纹，内区为八内向连弧纹带，外区为两周栉齿纹带和一周由8个小乳丁以及弧线组成的云雷纹带，宽平素缘。列别杰夫卡5号墓地第23号墓堆2号墓(图八)出土1件，其纹样及其布局与卡拉布拉克出土镜基本相同，直径约12.8厘米。此类铜镜还发现于卡拉·特克梯尔(图九)、托拉·塔什等地，直径8～15厘米不等；塔什干博物馆中也收藏有附近出土的此类铜镜。有的俄罗斯学者认为，此类铜镜属于仿制的汉式镜(21)，但实际上还是属于汉镜。因为，这样的云雷连弧纹镜在西安汉墓曾有出土(西安RZZM1：16)，并且其特征基本相同(22)。
　　直行铭文夔凤镜：杰尔·阿雷克出土1件(图一〇)，半球形纽，圆圈纽座，镜纽上下为直行铭文“位至三公”，铭文外侧为栉齿纹框，铭文框两侧为对称的图案化夔龙纹，主纹区外侧一周斜线栉齿纹带，宽平素缘，直径8厘米。
　　关于中亚地区出土汉镜的年代，可以根据中国境内汉代铜镜的发现和研究的成果做出判定(23)。连弧纹铭带镜出现于汉武帝时期，流行于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但其中字体方正的“昭明”、“清白”、“日有熹”铭镜的出现年代稍晚，大致是在汉昭、宣帝时期，主要流行于西汉晚期，东汉早期以后消失；与蒂利亚山2号墓出土“君忘忘”铭大致相同的铜镜，曾发现于三门峡立交桥西汉墓(24)、山东曲阜花山90号墓及滕州丰山36号墓(25)，其年代均为西汉晚期。四乳四虺纹镜出现于汉宣、元帝时期，流行于西汉晚期及新莽时期(26)，有些地区延续至东汉早期。方格博局纹镜，是西汉晚期出现的一种镜类，流行于新莽至东汉早期，有些地区延续至东汉后期(27)；鉴于卡伊拉加奇出土镜与西安XDTM110：25镜基本相同，卡拉·特克梯尔出土镜为流云纹花纹缘，并且两者均无铭文，可以认为前者的年代为西汉晚期，后者的年代为新莽时期；列别杰夫卡出土镜属于云纹博局纹镜，镜缘为装饰有锯齿纹带和双线波折纹带的花纹缘，其年代可能为新莽或东汉早期。云雷连弧纹镜的出现可以上溯到西汉中晚期，但其定型是在东汉早期，流行于东汉中晚期(28)；鉴于卡拉布拉克等地出土的云雷连弧纹镜均为半球形纽、四叶纽座、斜缘，并且云雷纹不甚清晰，属于长安汉镜的二类C型，可知其年代为东汉早期至晚期。直行铭文夔凤镜是东汉中晚期的镜类之一，与杰尔·阿雷克出土镜大致相同的铜镜，在洛阳西郊(29)等地的东汉晚期墓中曾有出土，据此可将其断代为东汉晚期。
　　(二)仿汉镜
　　中亚地区发现的仿汉镜主要有仿星云纹镜、仿博局纹镜、仿连弧纹镜以及重圈放射线纹镜等。
　　仿星云纹镜：法尔哈茨特罗出土1件(图一一)，联峰纽，镜纽与栉齿纹带之间饰有凸线式内向连弧纹和矩尺形纹各4个，主纹区以4个圆座乳丁将其一分为四，其间装饰由1个乳丁和4个小乳丁组成的星云纹，连弧纹缘，直径10厘米。星云纹镜是西汉中晚期常见的镜类之一，并且镜背纹样及其组合多样，但是，主纹区与镜纽之间用凸线条装饰连弧纹和矩尺纹的铜镜迄今未见(30)。因此，法尔哈茨特罗出土的星云纹镜应当是仿制的汉式镜。
　　仿博局纹镜：捷尔盖塔尔出土1件(图一二)，半球形纽且纽孔较大，小方块圈带纽座，纽座外有一四边不等的方格框，主纹区装饰双线“TLV”纹，镜缘上有一周由小方块组成的圈带，直径8.4厘米。简化方格博局纹镜在汉墓中多有发现，如西安地区出土7件(31)、洛阳烧沟汉墓出土4件(32)，但是，方块圈带纽座、四边不等的方格框、方块圈带镜缘等，在汉镜中均不见，因此这种铜镜属于仿制的汉式镜。
　　仿连弧纹镜：出土地点分布广，数量多，形制多样，直径4.5～15厘米不等。可细分为六型。
　　A型：圆纽，圆圈纽座。杰尔·阿雷克出土1件(图一三)，主纹区为八组内向连弧纹，其外侧为一周凸弦纹和一周栉齿纹带，镜缘上装饰锯齿纹带。土耳肯出土1件，主纹区同样为八组内向连弧纹，其外侧为一周栉齿纹带，宽平素缘。
　　B型：斯鲁夫第2号墓地出土1件(图一四，1)，圆纽如宽带，圆圈纽座，内区为七组内向连弧纹，外区为九组内向连弧纹，素缘。
　　C型：托拉·塔什出土1件(图一四，2)，圆纽如带状，圆圈纽座，主纹区饰七组内向连弧纹。
　　D型：古尔·米朗14号墓堆出土1件。小型镜，带状纽，主纹区饰六组内向连弧纹，直径4.5厘米。
　　E型：罕基斯第1号墓地7号墓堆出土1件(图一四，3)，圆纽如亚腰带状，以三圈凸弦纹为纽座，纽座周围环绕小方块圈带，主纹区饰七组内向连弧纹，连弧纹内外均饰以小乳丁，其外侧为小方块圈带，素面平缘稍窄，直径11.8厘米。类似的连弧纹镜残片，还发现于阿克山遗址。
　　F型：土耳肯出土1件(图一五)，半球形纽，镜纽周围有一双线并填以栉齿纹的方格框，其外侧为线条式十六内向连弧纹带以及稀疏的栉齿纹带，窄缘稍高，直径6厘米。
　　连弧纹镜是西汉中期出现、此后长期流行的镜类之一，并且种类多样，但是，以连弧纹作为主体纹饰、七个或九个等奇数的连弧纹、以锯齿纹带装饰连弧纹镜的镜缘、小方块圈带、栉齿纹方格框等，均不见于汉代铜镜。因此，上述六型连弧纹镜均为汉镜的仿制品。
　　重圈放射线纹镜：乌柳克佐尔出土1件(图一六)，圆纽如亚腰带状，环绕镜纽有三周同心圆圈带，并且有以镜纽为中心的放射状纹样，窄缘，直径5.6厘米。此类铜镜在汉镜中完全不见，而且风格也与汉镜明显有别，应当是在汉镜的影响下在当地设计制作的。
　　关于中亚地区出土仿汉镜的年代，基于“先有同类汉镜的传入、而后才有同类仿汉镜的制作”的考虑，可以做如下推断。星云纹镜“出现于汉武帝时期，流行于昭宣时期”(33)，那么，仿星云纹镜的年代大致是西汉中期及其稍后，即公元前2世纪末叶至公元前1世纪前半。方格博局纹镜的年代已如前所述，而简化方格博局纹镜的年代都是在新莽至东汉时期，那么，仿博局纹镜的年代大致可断代为新莽至东汉时期，即1～2世纪。仿连弧纹镜应当是仿自云雷连弧纹镜，而云雷连弧纹镜的定型和流行是在东汉时期，那么，仿云雷连弧纹镜的年代大致是在1～2世纪。重圈放射线纹镜在汉代铜镜中不见，但根据南乌兹别克斯坦的发现，可知其年代上限大致为1世纪；这种铜镜在北高加索地区4～6世纪的遗址中也有出土，说明其延续年代较长(34)。
　　三 中亚的汉式镜与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
　　中亚地区汉式镜的考古发现表明，当时传入该地区的汉镜主要是星云纹镜(星云纹镜虽尚未发现，但从仿星云纹镜的发现可以得到旁证)、连弧纹铭带镜、四乳四虺纹镜、方格博局纹镜、云雷连弧纹镜和直行铭文夔凤镜等少数镜类。从这些铜镜的年代学分析可以看出，除直行铭文夔凤镜是东汉晚期的铜镜外，其他镜类的年代大都集中在西汉中期的后半至东汉早期。也就是说，汉镜之大量传入中亚地区，主要是在西汉中期后半至东汉早期。就其分布地域来看，除了哈萨克斯坦的列别杰夫卡地处中亚的最西北端外，其他大都集中在费尔干纳盆地及其附近以及阿富汗西北部的希比尔甘一带，即中亚的东南部地区。中亚地区汉镜的这种时代性和地域性，是在汉朝同西域诸国交流的大背景下形成的。
　　我国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同中亚地区的交流，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真正同中亚诸国的官方往来并建立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则是从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肩负着联络大月氏的使命，率领堂邑氏奴甘夫等100余人出使西域。张骞等在被匈奴扣留达10余年之后寻机逃出，历尽艰辛到达大宛国，后被送至康居，最后辗转到达了大月氏。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张骞等“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35)，于是沿南山回返，又经历了被匈奴再次扣留并再次逃脱后于元朔三年(前126年)回到长安。张骞这次出使西域所到之大宛国，地当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康居，地当今锡尔河与阿穆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大月氏，此时控制着阿穆河两岸的原大夏国的部分领土；大夏，位于今阿穆河流域(36)。上述各地，恰恰是汉镜出土最集中的地区，然而，这些地区发现的汉镜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似乎关系不大。因为，这些地区发现的汉镜，尚未见年代可早到张骞出使西域出发之时的；张骞从匈奴前往大宛国是寻机脱逃才实现的，而出逃之时是不可能携带大量物品的；张骞在大宛期间，并没有赠送给大宛国王许多礼物，只是许诺“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37)，亦可作为旁证。
　　汉镜之传入中亚各地，当与张骞再次通西域有关。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其主要目的是联络地处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一方面是“断匈奴右臂”，另一方面是“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38)。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或稍后，张骞率使团从长安出发，直奔乌孙。这次出使西域有两个特点：一是人多，并携带大量资财，即“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二是带有多名副使，连乌孙的同时还联系其他诸国，即“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国”(39)。张骞出使期间，“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归汉时，乌孙遣使数十人相送，“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40)。由此，汉王朝建立起了同西域诸国的正式联系，此后往来不断。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所携带大量“金币帛”中，推测应当包括铜镜；即使并非如此，300人之众的使团中，作为随身物品携带的铜镜也当不在少数。随着使团出使乌孙及“诸旁国”，他们携带的铜镜传到了西域诸国；西域诸国使者来使汉朝(41)，也会将铜镜带回去。汉武帝时期出现的星云纹镜、连弧纹铭带镜等汉镜传入中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因此，汉镜最初传入中亚的年代，或在公元前2世纪末前后。此后，随着汉王朝同中亚诸国之间的使者往来和贸易往来(42)，汉镜同其他汉朝物产一样不断地西传中亚，以至于“宛国饶汉物”(43)。此乃西汉中晚期铜镜在中亚各地多有发现的历史缘由。至于新莽时期和东汉早期流行的方格博局纹镜、云雷连弧纹镜等传入中亚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在东汉早期，其历史背景应当是班超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出使西域以及后来的长期经营(44)。
　　汉朝铜镜传到中亚诸国，深受当地居民所喜爱。作为来自东方“人众富厚”的汉朝的物品，更是为社会上层人物所享用。阿富汗蒂利亚山出土汉朝铜镜的3座墓葬，均随葬有大量黄金制品以及其他的珍贵物品，而2号墓和3号墓的连弧纹铭带镜则放置在死者胸部(45)，充分说明其墓主人是当地的贵族以及它们对汉镜的珍视。当然，汉朝铜镜通过使者往来和贸易可以传到中亚，但毕竟路途遥远，大量传入不太可能，难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于是，模仿汉镜在当地铸造的仿汉镜便应运而生。从费尔干纳盆地发现汉式镜的情况看，汉式镜的出土地点虽然不少，但就出土镜的数量而言，仿汉镜远远多于汉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汉式镜的流通和使用状况。就仿汉镜而言，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其中，有的是与汉镜基本相同的仿制品，只是在仿制的过程中纹样装饰略有增减或改变，如仿星云纹镜即属此类；最为常见的是仿照汉镜的基本纹样、布局和结构，重新组合并加以改变，形成了“像汉镜而又不是汉镜”的仿汉镜，如各种仿连弧纹镜即属此类；还有个别的是在仿制中“创新”，即采用汉镜的形制如圆板形、单纽居中等，但装饰纹样及其结构是独创的，乌柳克佐尔出土的重圈放射线纹镜即属此类。至于这些仿汉镜的铸造采用的是石范铸镜技术还是陶范铸镜技术、铸镜者是当地居民还是汉人工匠、它们为什么主要仿制连弧纹镜等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究。但无论如何，随着汉镜的传入以及当地仿汉镜的制作，中亚地区出现了当地传统的“带柄镜”与汉式“圆板单纽镜”共存并用的文化现象，希比尔甘蒂利亚山墓地中带柄镜与圆板单纽的汉镜同墓地共存，即可为证。
　　总之，汉式镜在中亚地区的发现，一方面使得我们根据实物资料从一个侧面考察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则折射出汉文化在中亚地区的传播。这也正是我们关注和研究中亚地区汉式镜的意义之所在。
　　附记：本文插图由李淼同志协助制作，谨致谢意。
　　① 《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下同。
　　② 宿白：《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西亚文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677页。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1期，1995年，291页。
　　③ 李学勤：《绪论中国铜镜的传播》，《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64页。
　　④ 岡村秀典(2007)「西域美術と漢代文物」『シルクロ一ドを拓く』(日本奈良)シルクロ一ド学研究センタ一、第103页。
　　⑤ 在地理区域划分上，中亚一般指中亚细亚地区的五国，本文的论述中也包括了与之相邻的阿富汗北部地区。
　　⑥ [俄] Ю.A.扎德涅普罗夫斯基、E.И.鲁沃＝莱斯尼琴科著，白云翔译：《中亚费尔干纳出土的汉式镜》，《考古与文物》1998年3期，84页。按：本文所述费尔干纳盆地出土的汉式镜资料，除注明者外均据此，不另作注。
　　⑦ 村上恭通(1992)「シベリア·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漢代以前の鏡について」『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史學』第39号、第105页。
　　⑧ 村上恭通(1992)「シベリア·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漢代以前の鏡について」『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史學』第39号、第105页。
　　⑨ 峰巍(1984)「中国鏡出土のレべデフカ古墳」『古代文化』第36卷第7号、第19页。
　　⑩ 按照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的《世界分国地图》，sibargan应译为“希比尔甘”。
　　(11) V.I.サリニディ、加藤九祚訳「シルクロクロ一ドの黄金遺宝——シバルガン王墓發掘記』岩波書店、1988年。樋口隆康『アフガニスタン——遺跡と秘宝～文明の十字路の五千年』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3年、第88～104页。
　　(12) 关于该墓地出土西汉铜镜的情况，樋口隆康的记述是2～4号墓各出土1件，梅村的记述是2、3、6号墓各出土1件，而吴焯在有关文章中提到“六号墓腹上置一面铜镜”，但详情不明。对此，这里主要根据对此曾做过实地考察的樋口隆康的记述，并据此将中文报刊中的“3号墓出土镜”订正为“2号墓出土镜”。
　　(13) 吴焯：《西伯尔罕的宝藏及其在中亚史研究中的地位》，《考古与文物》1987年4期，90页。
　　(14) 梅村：《大夏黄金宝藏的发现》，《文物天地》1991年6期，44页；1992年1期，40页。
　　(15) 李学勤：《阿富汗席巴尔甘出土的一面汉镜》，《文博》1992年5期，15页。
　　(16) [日]樋口隆康：《出土中国文物的西域遗迹》，《考古》1992年12期，1137页。
　　(17) 李学勤：《阿富汗席巴尔甘出土的一面汉镜》，《文博》1992年5期，16页。
　　(18) [日]樋口隆康：《出土中国文物的西域遗迹》，《考古》1992年12期，1135页。
　　(19) 樋口隆康『古镜』新潮社、1979年、第113页、図53。
　　(20) 樋口隆康『古镜』新潮社、1979年、第112页、図52。李学勤：《绪论中国铜镜的传播》，《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64页。
　　(21) [俄] Ю.A.扎德涅普罗夫斯基、E.И.鲁沃＝莱斯尼琴科著，白云翔译：《中亚费尔干纳出土的汉式镜》，《考古与文物》1998年3期，92页。
　　(22) 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27页图三六：5。
　　(23)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年。按：本文关于汉式镜年代推断所参考的文献，除注明者外均据此，不另作注。
　　(24)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立交桥西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4年1期。
　　(25) 李曰训：《试论山东出土的汉代铜镜》，《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365页。
　　(26) 韩国河、程林泉：《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83页。
　　(27) 陈静：《汉代长安地区博局纹镜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08年，467页。
　　(28) 韩国河(2009)「河南中小型漢墓出土铜镜概論」『鏡笵』八木書店、第303页。
　　(2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2期，24页，图版七，7。
　　(30) 西安和洛阳出土的大量星云纹镜中未见这种装饰，山东地区出土的75件星云纹镜中也未见此类装饰，参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鉴耀齐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铜镜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233～266页。
　　(31) 韩国河、程林泉：《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33～137页。
　　(32)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76页。
　　(33) 韩国河、程林泉：《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33～137页。
　　(34) [俄] Ю.A.扎德涅普罗夫斯基、E.И.鲁沃＝莱斯尼琴科著，白云翔译：《中亚费尔干纳出土的汉式镜》，《考古与文物》1998年3期，91页。
　　(35) 《史记·大宛列传》。
　　(36)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6年，4～6页。
　　(37) 《史记·大宛列传》。
　　(38) 《史记·大宛列传》。
　　(39) 《史记·大宛列传》。
　　(40) 《史记·大宛列传》。
　　(41) 《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中华书局点校本，1960年。
　　(42) 《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又，汉武帝以后西汉王朝同西域诸国的往来，参见《汉书·西域传》。
　　(43) 《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44) 《后汉书·班超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4年。
　　(45) V.I.サリアニデニィ、加藤九祚訳(1988)『シルクロ一ドの黄金遺宝——シバルガン王墓發掘記』岩波書店、第56、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