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宗灵武即位与李唐中兴

　　安史叛乱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上，都对唐廷造成了重大打击。安史叛军攻占长安，更将李唐朝廷推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唐玄宗父子匆匆逃出长安，各地一时失去了李唐皇室的消息。就在此关键时刻，唐玄宗之子、太子李亨利用马嵬兵变之机，脱离了唐玄宗的控制，北上灵武。在得到朔方军的支持后，即皇帝位，成为主持反叛的政治和军事核心，是为唐肃宗。肃宗于灵武即位，对唐廷平定安史之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这也导致了成都(以玄宗为代表)和灵武(以肃宗为代表)两个政治中心的出现。本文就围绕这两个政治中心的出现及其对平叛的影响略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肃宗灵武即位与两个政治中心的出现
　　陈寅恪先生较早就注意到了唐代太子地位不稳的现象①。太子地位的不稳，反映的正是皇帝与太子之间微妙的政治关系，有时甚至会酿成直接的政治矛盾和冲突。唐玄宗与太子的政治关系曾经非常紧张，酿成了很大的政治风波②；后来成为唐肃宗的李亨在这场风波后被立为太子，史称：“及立上为太子，李林甫惧不利己，乃起韦坚、柳勣之狱，上几危者数四。后又杨国忠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惧上英武，潜谋不利，为患久之”③。李林甫、杨国忠之对付太子李享，实际上得到了唐玄宗的默许甚至支持④。潼关之战失败，唐玄宗仓皇逃离长安。在这种混乱的政治形势下，太子李享利用朝臣，特别是统率禁军的陈玄礼对杨国忠的不满，并以诛杀杨国忠的名义发动了兵变，脱离了玄宗的控制，为自己另立门户提供了条件。他以民众拥留，不克随玄宗南下为由而脱离玄宗时，特别派自己的儿子李俶给玄宗报告；这实在有派作人质之意。而玄宗不仅未留下李俶，“又使送东宫内人于太子”，承认了太子的另立门户。从父子双方对此事的处理，以及政变最重要的主持者陈玄礼随玄宗南下且日后并未在肃宗朝得到重用来看，我更倾向于马嵬兵变是一起突发性的事变，而不是一起有预谋、有组织的政变⑤；它反映了当时民众对杨国忠的态度以及对天宝政局的认识——杨国忠是导致天宝年间政治乱局，特别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通鉴》即曾总结称：“是时，天下以杨国忠骄纵召乱，莫不切齿”⑥。
　　太子脱离玄宗的控制后，只能到西北谋求发展——玄宗要翻越秦岭，南下赴巴蜀；潼关失守，河南已为战区。在这种情况下，太子从马嵬驿出发，可选之地，唯有西北⑦。玄宗得知太子滞留不行后，说“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⑧，也是因为料到太子只有往西北一条路。但当时的合法皇帝是唐玄宗，西北诸镇是不是会接纳他，并与他共同另立门户呢?对军将而言，拥立太子为帝，自己当然是元勋功臣；但万一玄宗日后得以复辟，则他们就会进退失据，十分狼狈。而太子所部十分有限⑨，又不能不依据某一部边兵的力量作为自己的依托，比如，建宁王认为“殿下宜购募豪杰，暂往河西，收拾戎马，点集防边将卒，不下十万人，光弼、子仪全军河朔，谋为兴复，计之上也”⑩。但我们从他北上的行军路线和时间上看，情况并非如此，从中更可见他当时处境的尴尬。
　　马嵬事变后，虽然太子所能去的只能往西北，但并无具体的目的地，所以《通鉴》称“太子既留，莫知所之”(11)。当然，他们很希望能得到朔方军的支持，所以他们一路上所选择的都是既可西去、亦可北上的路线。
　　马嵬驿在京兆兴平县(12)，处在北上和西去两条道路的交汇处。六月丙申(十四日)发生马嵬兵变。丁酉(十五日)玄宗离开马嵬是西去，戊戌(十六日)到扶风县，己亥(十七日)至扶风郡，公开宣布前往剑南(13)；而太子在同一天离开马嵬北上，经奉天、永寿，戊戌(十六日)到达新平郡(邠州)，己亥(十七日)到安定郡(泾州)，庚子(十八日)到乌氏驿(驿属宁州彭原，彭原太守迎驾，募兵四百余人)。辛丑(十九日)抵原州平凉郡，收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
　　乌氏驿是两条路的分界，西线可经原州到凉州，虽亦可到灵武，但略需绕远；如明确要到朔方，则必选择东线(14)，东线可直达灵武。到原州平凉郡后，若再继续往西，则只能到凉州武威郡。于是，太子在此地停留长达近20天，与此前连日北上的行军速度迥然不同，故史称“上在平凉，数日之间未知所适”(15)。他在此地停留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等待西北军镇，特别是朔方军对他的反应；上引建宁王所谓“暂往河西，收拾戎马，点集防边将卒”，只是泛指往西北；之所以也特别点出朔方军，是因为在他们来看，能得到朔方军的支持是最好的，因为朔方军不仅兵力较强，而且也距离京师最近，是收复京师最理想的基地(16)。如果朔方军不予接纳，则他们也只好再继续西进。在接到朔方留后杜鸿渐的迎奉，向灵武进发途中，史书特别记载了一段“传奇”：
　　上初发平凉，有彩云浮空，白鹤前引，出军之后，有黄龙自上所憩屋腾空而去。上行至丰宁南，见黄河天堑之固，欲整军北渡，以保丰宁，忽大风飞沙，跬步之间不辩人物，及回军趋灵武，风沙顿止，天地廓清。(17)
　　这个神话无非是要证明肃宗去灵武的选择是正确的。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除到灵武投奔朔方军之外，实在别无他途。同时，这也反证建宁王的建议是当时大家共同的认识，而不是事后的附会。这更可以说明，从平凉向灵武进发的途中，太子的被动和尴尬(18)。
　　终于，朔方留后杜鸿渐“草笺具陈兵马招集之势，录军资器械、仓储库物之数”，令时任关内盐池判官的李唐宗室李涵赍赴平凉(19)。之所以在十多天之后，朔方才做出反应，除了他们在考虑和选择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正率朔方主力远在河北与叛军作战，杜鸿渐以留后的身份向太子奉笺，一定要得到郭子仪的同意。
　　七月辛酉(初九)在朔方军的奉迎下，太子一行才抵达灵武(20)。而在两天后的七月十二日，太子即正式称帝。朔方之所以在犹豫之后而最终决定迎奉太子至灵武，就是以能够另立朝廷为前提的。称帝如此仓促，一方面，说明了太子及其拥立者需要尽快以名正言顺的方式与玄宗争夺法统；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平息朔方内部的争议，让大家不得不以肃宗为正统，以防夜长梦多。
　　太子到灵武称帝后，马上就派人到安西，以抗击叛军为名向其征兵。这一方面是要看他们对新朝的态度；同时，抗击叛军、收复两京是他们所不易拒绝的，而一旦他们发兵，则在客观上就等于承认了肃宗的合法地位，这可以说是肃宗在强迫他们接受新朝建立这一事实。果然，当征兵安西时，节度副使“(李)嗣业与节度使梁宰谋，欲缓师以观变”。所谓“缓师以观变”，观的并不是叛军与唐廷的对抗情况，而是玄宗与肃宗的关系会怎样发展，但最终还是在段秀实的督促下，他们发兵五千前来。所以到第二次征兵时，安西态度则更为积极，“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励忠义以遣之”(21)。这支军队此后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以“安西北庭行营”的名义，立下了赫赫战功。而王思礼的选择却是弃太子而追随玄宗。
　　王思礼随哥舒翰守潼关。潼关失守，于十三日在金城县赶上玄宗，受命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即令赴镇。他行至平凉，闻河西诸胡乱，还，诣行在(22)。其时太子李亨正在平凉，但王思礼奔玄宗，而未留在平凉。
　　《通鉴》随之记载了玄宗任命河西兵马使周泌为河西节度使、陇右兵马使彭元耀为陇右节度使。但《肃宗实录》也有对此二人任命的记载。为此，《考异》特予辨析：
　　《肃宗实录》：“即位之日，以泌为河西、耀为陇右节度使。”或者玄宗已命二镇，二人至灵武见肃宗，又加新命乎?(15册，6979页)
　　也许，王思礼赴行在，玄宗立刻有此任命，故《通鉴》系于思礼赴行在之后。肃宗即位灵武的当日，除任命中央官员之外，其他的任命，就是：
　　河西兵马使周泌为河西节度使，陇右兵马使彭元晖为陇右节度使，前蒲州刺史吕崇贲为关内节度使兼顺化郡(庆州)太守。以陈仓县令薛景仙为扶风(凤翔府)太守，以陇右节度使郭英乂为天水郡太守(23)。
　　对西北地方官员的调整，就是要以关内、河西乃至陇右为根据地，收复两京。也许玄宗对周泌、彭元耀的任命，因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未必会很快到达被任命者的手中。但玄宗明知太子西北之行是要自立门户，却在见到王思礼后马上对河西、陇右的节度使予以重新任命，而肃宗即位后，也立刻于即位当天对河西、陇右的节度使予以任命，这反映了父子对西北控制权的争夺。如果说，李亨的任命，是为了将关陇作为基地以图恢复，那么玄宗的任命，就主要是为了牵制乃至控制李亨。
　　太子留下来是为了脱离玄宗的控制，寻求自立门户的机会；而他以抵抗叛军、收复两京为号召，就为他达到这一目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可以说，玄宗幸蜀决定了北方抵抗诸部的态度倾向于留在西北的太子。太子即位称帝，不仅使唐朝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开始了双方对政局控制权的争夺——玄宗不仅没有因此而完全放弃对皇帝权力的维持，相反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对肃宗朝廷进行干预，并加强对江淮及其以南地区的控制，以削弱肃宗对全局的控制；当然这也就会直接影响李唐对叛军的反击。
　　二 两个政治中心并峙对平叛的影响
　　安史之乱期间，李唐王朝在客观上存在着以玄宗、肃宗父子为代表的两个政治中心，前贤已多有论述(24)。我们想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这两个政治中心对当时政局所产生的影响；同时，虽然在事实上双方的争夺是以肃宗的胜利而告终，但作为对历史的研究和认识，我们有必要具体地勾勒出他最终实现对政局全面控制的过程，特别是要认识到其中最为重要的结点。
　　玄宗到扶风，公布了幸蜀的计划，此后经陈仓、散关、益昌、普安及巴西郡，到达剑南。七月甲子(十二日)至普安郡，丁卯(十五日)下达《幸普安郡制》，将全国分作四大作战区，太子李亨统领其中的一区。这四个区中，西北被分作二个区，太子统朔方、河东，丰王统河西、陇右、安西及北庭，这显然是为了分散、削弱太子在西北的力量。其他两个区，一个是由盛王琦统领的江南东路、淮南、河南，一个是由永王璘统领的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等。十分凑巧的是，玄宗到达普安郡的日子，正好是肃宗即位称帝的日子；三天以后，玄宗以自己的法统为名义颁布这道诏书，而正是这道诏书是潼关失守以后各地接到的第一道诏书，所谓“初京师陷贼，车驾仓皇出幸，人未知所向，众心震骇。及闻是诏，远近相庆，咸思效忠于兴复”(25)。其实，这一道诏书是对此前相关安排的再次确认和调整；在此前的六月，玄宗即曾前后分别任命过盛王、丰王和永王为地区性节度大使(26)。换言之，自太子脱离其控制而北上之后，他就预感到太子会自立门户；而他所进行的一系列的任命，旨在牵制太子。六月对盛王、丰王的任命，并未付诸实施，说明他对自己的安排有过一个酝酿甚至犹豫的过程。终于他在七月到普安后再次颁布了诏书。这道诏书与此前的前后分别任命不同，是同时任命了包括太子在内的四位王，将全国分作四大区，使其各主一区。这表明他对太子的牵制由谋划而变成了行动。
　　据《通鉴》，肃宗即位的当月(七月)，颜真卿即派人向河南、江淮传达了肃宗即位于灵武的消息，“由是诸道始知上即位于灵武，徇国之心益坚矣”(27)。而八月癸未(初二)，玄宗在蜀发布诏书，说自己虽然到了蜀，但“仍令太子诸王收兵重镇，诛夷凶丑，以谢昊穹”，并大赦天下；仍以法统自居。到了癸巳(十二日)，灵武使者才到蜀中，“始知皇太子即位”。丁酉(十六日)“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己亥(十八日)上皇临轩册肃宗，命宰臣韦见素、房琯使灵武”(28)。
　　灵武使者到蜀的时间比江淮得到肃宗即位消息的时间还要晚。这一方面是由于以口耳相传来散布消息比正式传达公文要来得快，更重要的恐怕是肃宗朝廷想先通过非正式的方式，让各方得知他在主持平叛工作，并已即位称帝，造成一种既定事实之后，再正式通告玄宗。在七月底江淮得知肃宗即位消息的同时，蜀中也一定得到了这一消息，于是在八月初玄宗颁布大赦诏，表明自己是正统，虽然远离抵抗前线，但所有的抵抗活动都是在自己的安排下进行的，与他在普安所下制书有异曲同工之妙。胡三省在《通鉴》是年八月癸巳“灵武使者至蜀”条下，作注称：“七月甲子即位，至是凡三十日，使者方至蜀”(6993页)。这大概不仅仅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对肃宗即位后一个月使者方抵蜀的不解吧。
　　“上(玄宗)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肃宗派人送来的是将玄宗册封为上皇的“册封”，这已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与公开逼宫无异。面对西北、河南、江淮等地区已广泛接受肃宗即位这一事实，同时又面临着平定叛乱的任务，玄宗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但他并不甘心只作一个名义上的太上皇，这在他的册命中表露无遗。册命中除命太子即皇帝位，自己称诰、太上皇外，特别明确规定了自己与新皇帝的权力分配：
　　且天下兵权，制在中夏，朕处巴蜀，应卒则难，其四海军郡，先奏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皇帝处分讫，仍量事奏报。寇难未定，朕实同忧，诰、制所行，须相知悉。皇帝未至长安已来，其有与此便近，去皇帝路远，奏报难通之处，朕且以诰旨随事处置，仍令有司奏报皇帝。待克复上京已后，朕将凝神静虑，偃息大庭。(29)
　　自己之所以要同意肃宗即位，是因为“天下兵权，制在中夏”，自己远在巴蜀，不能迅速做出裁断。于是，规定：(一)军事大权，先上奏皇帝，同时也要奏知自己(30)；(二)不仅如此，即使是皇帝已经裁决的事情，也要“量事奏报”自己，同时还找出一个堂皇的理由，“寇难未定，朕实同忧”，故皇帝下的“制”与自己下的“诰”要彼此知会；(三)对距西北的皇帝较远而离蜀中较近的地区，自己可以用“诰旨”随事处置，当然自己也会将处置结果知会皇帝。同时还派房琯、韦见素、崔涣等人到肃宗朝廷出任宰相，可见他不只是想在肃宗“处分”后“奏朕知”，而是要直接干预乃至控制肃宗的决策。
　　肃宗对这样的安排当然不会认可。他首先就是将玄宗派给自己的宰相一个一个加以处理，到至德二载三月，以韦见素罢相为标志，“上皇所命宰臣无知政事者”(31)，将玄宗的势力完全排除出了自己的朝廷。玄宗对肃宗朝廷控制虽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父子对地域控制的争夺却在加剧。
　　以朔方军为核心的西北地区和河东地区，玄宗已很难染指，而对剑南东西川，肃宗也无能为力；因此，对江淮的经营，对河南平叛工作的渗透，就成为双方对全国政局控制权进行争夺的核心目标。玄宗居蜀，在长江上游，而江南是未经兵火之地，基本没有与叛军直接对抗，这都为玄宗争夺对江南的控制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这一地区的财赋，又是肃宗朝廷得以维持并能用兵平叛的经济生命线。玄宗规定的与肃宗权力分配的第三点，就已表明了自己要利用地理之便，控制江南，大有与肃宗分割势力范围的意味。所谓永王璘的叛乱，其实就是双方对这一地区进行争夺的尖锐化和公开化(32)。
　　唐玄宗在普安郡下达的诏书中，命随行的永王璘出镇江陵。“璘七月至襄阳，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用巨亿。”他的目的地是江陵，但从襄阳至江陵却用了近两个月时间，而当时的长江沿线并无战事。他用如此之长的时间，恐怕就是在做种种工作，以图全面控制襄阳至江陵一线。十二月，永王“擅领舟师东下，甲仗五千人趋广陵”。这实际上就是以他在此前的工作为基础，故意张大声势，先声夺人，以进一步控制广陵。
　　永王的一系行动，当然不会不引起肃宗的高度注意。“肃宗闻之，诏令归觐于蜀，璘不从命。”(33)同时，设置淮南节度使，以高适为使，设置淮南西道节度使，以来瑱为使，令其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图之(34)，形成对永王的三面包围之势。永王首先与淮南采访使李成式、江南东道采访使李希言所部在长江沿线的扬州、润州等地发生冲突，并杀死润州丹阳郡太守以徇，江左大骇。但在肃宗的围剿之下，到次年(至德二年)二月，终于兵败被杀。
　　玄宗在普安郡下达的诏书中，下令在节度使之上建立“都使”，实际上是把全国分成四个战区，其中西北和北方设两个，但这一地区已为太子所控制。南方设置两个，永王璘为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镇江陵；盛王琦领江南东路、淮南、河南节度都使，镇广陵。江陵地处南北交通大动脉之一的中点(35)，又是以长江为干线的东西交通的中点，既可北上中原，又可西入蜀中，东下江南，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对入蜀后的玄宗来说，此地是他出蜀的一个门户。扬州广陵郡比江陵更为重要，它是南北运河的中转点，是江南财赋向北运输的一个重要关口(36)；控制此地，不仅可以控制江南，而且可以切断供给两京的财赋来源。换言之，控制住这两个战略要地，就可以与蜀中联成一线，彼此呼应，控制江南，进而影响中原。
　　太子利用马嵬事变，脱离玄宗的控制而北上，其目的显然是要自立门户；玄宗的这一安排，显然是要与太子争夺对江南的控制，江陵和广陵是控制江南的战略要地。
　　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太子以抵抗叛军、恢复两京为号召，使南下入蜀、离开战争前线的玄宗不可能与之公开决裂。他要遏制太子，控制江南，又不能过分刺激太子，因此他虽然想同时控制江陵和广陵，但并没有让永王和盛王同时赴任，而只是命永王马上赴任；在人选上，也颇有深意，“璘数岁失母，肃宗收养，夜自抱眠之”(37)。他选择了与太子关系非常密切的永王来出面控制江陵。
　　永王出镇江陵是受玄宗任命，其引军东下是否也是受玄宗指使呢?盛王的广陵之任虽未成行，但控制广陵在玄宗的整个部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我们从肃宗围剿永王的过程中，也的确可以看到玄宗的身影。《旧唐书·永王璘传》：
　　(至德元载)十二月，擅领舟师东下，甲仗五千人趋广陵，以季广琛、浑惟明、高仙琦为将。……璘虽有窥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吴郡采访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乃使浑惟明取希言，季广琛取广陵采访李成式。璘进至当涂，希言在丹阳，令元景曜、阎敬之等以兵拒之，身走吴郡；李成式使将李承庆拒之。先是，肃宗以璘不受命，先使中官啖廷瑶、段乔福招讨之。中官至广陵，成式括得马数百匹。时河北招讨判官司虞郎中李铣在广陵，瑶等结铣为兄弟，求之将兵(10册，3264～3265页)。(38)
　　永王率兵东下，趋广陵，已成事实，何以会“虽有窥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呢?受了李希言的刺激才生“窥江左之心”?所谓广陵采访使，即淮南道采访使，治广陵。永王东下趋广陵，当然会与之发生冲突。但吴郡采访使即江南东道采访使，治苏州吴郡，何以会在这个时候恰恰到了广陵附近，并平牒永王呢?参与围攻永王的还有韦陟、来瑱及高适等。《旧唐书·韦陟传》：
　　因与淮南节度使高适、淮西节度使来瑱等至安州。陟谓适、瑱曰：“今中原未复，江淮动摇，人心安危，实在兹日。若不齐盟质信以示四方，令知三帅协心，万里同力，则难以集事矣。”陟推瑱为地主，乃为载书，登坛誓众……陟等辞旨慷慨，血泪俱下，三军感激，莫不陨泣(9册，2960页)。
　　他们受肃宗之命，围剿永王，本应是光明正大的，却要举行仪式，“齐盟质信”，以便令人“知三帅同心，万里同力”。如果不公开登坛誓众，则易滋误会；则此误会是什么呢?韦陟做的另外一件工作是招抚季广琛。季氏本是永王部下，在双方对峙的关键时刻，率兵离开永王，到江宁。永王得知后，派人追赶，季广琛曰：“我感王恩，是以不能决战，逃而归国。若副我，我则不择地而回战矣”(39)。韦陟得知这一消息，立即予以招怀，“陟以季广琛从永王下江，非其本意，惧罪出奔，未有所适，乃有表请拜广琛为丹阳太守兼御史中丞、缘江防御使，以安反侧”；后韦陟受命至行在，临行前，“陟以广琛虽承恩命，犹且迟回，恐后变生，祸贻于陟，欲往招慰，然后赴征……陟驰至历阳见广琛，且宣恩旨，劳徕行赏。陟自以私马数匹赐之，安其疑惧，即日便赴行在”(40)。双方都在争取季氏，但从季氏“迟回”的态度中，表明他并没有因为离开永王而“归国”，而是更想处中立。讨伐永王的“(李)希言将元景曜及(李)成式将李承庆并以其众迎降于璘”(41)。季广琛、元景曜等人的行为与韦陟等公开誓众的行为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的许多人对永王的东下以及韦陟等人的围攻永王持犹疑态度，而这一态度又说明永王的东下绝不像史书中所记载得那样是心怀异志，想割据江左，至少说明他的东下，在当时人看来，是具有相当合法性的行为。换句话说，永王东下是禀承玄宗之命的行为，而非擅自东下。
　　江陵“财赋山积”，而永王在此“恣情补署”、“破用巨亿”云云，正是在为经营广陵做准备。玄宗虽然退位为太上皇，但仍力图控制政治。于是，他派永王率兵东下，经营广陵。肃宗当然知道江陵、广陵二地对他北方朝廷的意义——他收复两京的军事行动，不仅依赖江淮财赋的支持；即使是平定叛乱以后，蜀中—江陵—广陵连成一线，就可控制北方的经济命脉，届时，玄宗就有可能恃此逼迫肃宗退位而自己复辟，至少可以维持南北对峙的格局。于是，肃宗特别派出对自己绝对忠心同时在政治上更能代表自己的宦官来到江淮，争取当地官员能站在他的一边。
　　面对玄宗、肃宗父子并立的局面，一部分人是站在肃宗一边，如身为永王副使的李岘，在得到肃宗令永王归觐蜀中的命令而永王拒不执行时，自己便独自逃往肃宗行在(42)。但大部分江淮地方官员则表现出无所适从。肃宗派来的宦官到了广陵，淮南采访使李成式给予了配合(“括得马数百匹”)；为了争取当时在江陵的李铣的支持(铣麾下有骑卒180人)，宦官啖廷瑶特意与之结为兄弟，竭尽拉拢之能事。江南东道采访使李希言从吴郡来到广陵，表明了他站在肃宗一边的政治立场。李希言之“平牒”永王，正是以肃宗为正统，诘责奉玄宗之命东下的永王。鉴于淮南、江南东道已站到了肃宗一方，永王只能以武力解决，这就是旧史中称永王得到希言平牒而兴兵攻打二李的背景。派往阻击永王的二李部将则站到永王和玄宗一边，而季广琛则想采取中立；李希言派人率兵前去阻击永王，而自己却在两军对垒之时，回到了吴郡，这未尝不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面对这种格局，受肃宗之命从三面围攻永王的韦陟、高适及来瑱三人，只能通过“誓众”的仪式，公开他们的政治立场，一方面使他们自己不能有改变政治立场的机会，同时也想用他们联合而形成的武力，促使当地的握兵之将如季广琛等，能从犹疑、中立中绝然站在肃宗一方。
　　从目前所见的史料记载中，玄宗在整个事件中都始终未公开露面。永王是他的儿子，并且是受他的任命出镇江陵的。如果永王在江陵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当，玄宗应当表明自己的态度；肃宗勒令永王归蜀朝觐，实际就是在逼迫玄宗表态，但玄宗终未表态。随之，永王率兵东下，肃宗部署围剿，玄宗仍未见表态。永王败走，途中被江西防御使皇甫侁所杀，《旧唐书·永王璘传》称“肃宗以璘爱弟，隐而不言”，《通鉴》则称“上曰‘侁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于蜀而擅杀之邪!’遂废侁不用”(43)。之所以旧史中不见玄宗的态度，可能是玄宗见肃宗大动干戈，围剿永王，已知肃宗对他进一步控制江南不能容忍；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表态毫无用处，只能使自己更为尴尬，或者有所表态，但在后来修国史时被删削殆尽。我们将《通鉴》对此事的记载与《旧唐书·永王璘传》、《旧唐书·韦陟传》相比较，凡是能说明玄宗、肃宗矛盾冲突之处，如肃宗派宦官到江淮招讨永王、韦陟等三人誓众、韦陟招慰季广琛及季氏犹疑等，都未予采录，想是为尊者讳吧。
　　玄肃父子对河南的争夺则采取了较为和缓的渗透方式。河南道是李唐与叛军进行征战的地区。面对叛军，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父子不能在这一地区发生直接的冲突；同时，肃宗作为平叛工作的直接主持者，这一地区即使是包袱，他也不能甩掉(正是因为战事的存在，肃宗朝廷的存在才成为合理)，但也正是这个因素，使肃宗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变得更为合理，而且在事实上他对这一地区的控制非常有力。尽管如此，玄宗也在对该地区进行渗透。在普安制中，这一地区列入都使所统领的范围；日后，对这一地区的军将人选也多有影响。
　　永王很快在围攻中失败了，江陵、广陵这两个战略要地因此而为肃宗所控制。这在实际上已经宣告了玄宗这一政治核心的垮台。
　　除了对地域的控制，还有对人事任命的合法性争夺。
　　在永王起兵的同时，至德元年(756年)十一月，肃宗命崔涣宣慰江南，兼知选事(44)。至德二年(757年)八月，崔涣在江南选补，伪滥者众，罢为余杭太守、江东采访防御使(45)。所谓伪滥，恐是秉承肃宗之命，安排人事，受到了玄宗的抵制。
　　在人事任命上，也常常出现重复任命。比如，第五琦奉贺兰进明命，进蜀奏事时，提出“方今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职，可使军无乏用”。玄宗大喜，任命其为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46)。十月，第五琦至彭原，“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泝江、汉而上至洋川，令汉中王瑀陆运至扶风以助军；上从之。寻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47)。此前第五琦已有玄宗任命的江淮租庸使的头衔，就是要在江淮收集租庸以供军；此后不久到彭原，又被肃宗任命为山南等五道度支使。山南等五道，应含江淮，因为当时他可以收集财赋的只有江淮地区。在同一地区做同样的工作，却前后有两次任命，颇令人费解——这或许只能解释成玄宗、肃宗在争夺对江淮财赋的控制权，虽然江淮财赋是同时送达灵武和蜀中的(48)。
　　随着唐军的反攻和安史叛军再次被压回河北，如何解决曾经是一个政治核心、而今虽然已成一个政治标志物却仍具一定政治能量的“太上皇”，就摆在了玄宗、肃宗父子面前。
　　至德二年九月刚刚收复西京，肃宗便派人到蜀奉迎玄宗。第一次他派宦官啖廷瑶入蜀，表中称请上皇东归，自己回东官修臣子之礼。此事告知李泌后，李泌建议马上以群臣名义草拟贺表，“言自马嵬请留，灵武劝进，及今成功，圣上思恋晨昏，请速还京以就孝养之意”(49)。再次命使奉表入蜀。玄宗接到此二表后，史称：
　　成都使还，上皇诰曰：“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上忧惧，不知所为。后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请归东宫表，彷徨不能食，欲不归；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日。”上召李泌曰：“皆卿力也!”(50)
　　《通鉴》所载，无非是要表彰李泌对辅助肃宗的作用。但这些事实却表明，肃宗置玄宗于两难，显然是不想让玄宗回来。李泌深知将玄宗置于蜀中对肃宗的威胁，所以建议要让玄宗回来，以便控制(51)。仅有群臣的贺表恐怕未必能打动玄宗；其中肃宗还采取了其他的措施，迫使玄宗回京，也未可知。随后即派韦见素入蜀奉迎，一方面因韦氏深为玄宗信任，曾被派给肃宗任宰相，可以多少打消一些玄宗的顾虑；同时也寓催促之意(52)。
　　十二月丙午，玄宗至咸阳，肃宗前往亲迎。但在十一月丙申玄宗至凤翔时，玄宗即命从兵六百人，悉以甲兵输郡库，而肃宗发精骑三千奉迎。这恐怕是双方在此前就已谈好了的缴械与接管的方式，它标志着玄宗彻底放弃了权力，完成了父子间的权力交接。十二月甲子，玄宗将传国宝授于肃宗，不过只是个仪式而已。
　　然而，玄宗虽然回到了长安，但他对剑南的影响却还存在。他与肃宗父子间的隔阂和猜忌也并没有因为权力之间彻底交接而完全消除。《旧唐书·李辅国传》：
　　上皇自蜀还京，居兴庆宫，肃宗自夹城中起居，上皇时召伶官奏乐，持盈公主往来宫中，辅国常阴候其隙而间之。上元元年，上皇尝登长庆楼，与公主语，剑南奏事官过朝谒，上皇令公主及如仙媛作主人。辅国起微贱，贵达日近，不为上皇左右所礼，虑恩顾或衰，乃潜画奇谋以自固，因持盈待客，乃奏云南内有异谋，矫诏移上皇居西内，送持盈于玉真观，高力士等皆坐流窜(15册，4760页)。(53)
　　辅国侍奉的是肃宗，不会因“不为上皇左右所礼”便恐玄宗对他“恩顾或衰”；此处之“恩顾或衰”只能是指肃宗对他的态度而不会是玄宗对他的态度。与此相关，“画奇谋以自固”也是自固于肃宗而非自固于玄宗。他移玄宗于西内便可自固于肃宗，则此事即使不是禀承肃宗之旨，也至少是迎合了肃宗之意。而移宫一事的出现，其直接原因是玄宗与往日旧臣，特别是与剑南官员有联系，而居中负联络之责的是持盈公主。玄宗是否另有图谋，我们不敢断定，但肃宗对玄宗的这些举动不会掉以轻心，则是肯定的。移宫之事发生在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是年九月甲午，“置南都于荆州，以荆州为江陵府，仍置永平军团练兵三千人，以扼吴、蜀之冲”(54)。所谓“扼吴、蜀之冲”，针对的显然是玄宗在蜀南的势力和影响；从此也可以看出，移宫之事实属空穴来风。此事发生在玄宗回都后，距永王之平已多有岁月，或许因玄宗在蜀犹有势力?上引《旧唐书·李辅国传》称剑南有人来京，还晋谒玄宗，为此将玄宗移于大内。移宫之事仍然是父子猜忌乃至斗争的继续。移宫后，彻底断绝了玄宗与外界朝臣的联系，第二年玄宗便郁郁而死。对一个长期拥有权力的人来说，失去权力的打击实在是很大的，何况还被人采取种种措施予以防范和限制呢。
　　永王事变平息的当年九月，肃宗组织了对叛军大规模的反击，收复了两京，将叛军压回到河北；年底，玄宗回到长安。虽然两个政治核心并存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肃宗的平叛，但一方面它有时间性，同时从总体上看，李唐与叛军的关系，仍然主要是由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的。而在随后出现的吐蕃对唐廷的威胁、握兵将帅的跋扈以及朝廷对他们的防范等，成为牵制唐廷与叛军作战，并最终导致以确定“河朔故事”为前提，结束与安史武力对抗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肃宗到灵武，是要摆脱玄宗的控制而另立门户，从而形成了灵武与剑南两个政治中心。但从唐廷平叛的角度来看，正是因为肃宗在灵武的自立门户，才使以朔方军为核心的唐廷西北军队，全力投入平叛。否则，在安史叛军的打击下，玄宗奔蜀，唐廷会极大地削弱乃至失去对西北的控制，从而有可能出现南北的分裂局面。所以唐军将安史叛军压回河北，肃宗返回长安后，曾对郭子仪说：“虽吾之国家，实由卿再造!”这是肃宗对朔方军平叛所作的高度评价。同时，这也说明了肃宗在灵武另立中央对最终结束安史之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② 玄宗废太子瑛及寿王、鄂王，并赐死。参见《旧唐书·玄宗诸子传》(中华书局，1986年，下同)、《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中华书局，1986年，下同)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五年四月”(15册，6828～6829页)。《通鉴》开元二十六年载“(玄宗)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诛死，继嗣未定，常忽忽不乐，寝膳为之减”(15册，6832页)。
　　③ 《旧唐书·肃宗纪》，1册，240页。
　　④ 关于唐玄宗时的太子问题，可参见孟彦弘《唐前期的太子问题及其政治后果》，《原学》第2辑，团结出版社，1995年；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二～四篇，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特别是后者，从体制的变化对玄宗朝的太子问题做了探究。
　　⑤ 关于马嵬之变，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谋主是高力士，参黄永年《说马嵬驿杨妃之死的真相》，《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2004年，下同；第二种意见认为是陈玄礼与李辅国通谋于太子，参见王吉林《君相之间——唐代宰相与政治》第六章第二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三种意见认为兵变主谋是太子，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五篇第四节“马嵬之变”。按，六月辛卯(初九)，潼关失守，及暮，平安火不至，玄宗始惧。壬辰(初十)，与宰相杨国忠商议。癸巳(十一日)，集百官商议。甲午(十二日)玄宗下制欲亲征，移仗北内，是夕整比六军。乙未(十三日)黎明，出奔。丙申(十四日)至马嵬，发生兵变。丁酉(十五日)发马嵬。己亥(十七日)至岐山。潼关失守，是朝廷始料未及的，离开长安，更是未曾准备(这一点，王吉林已指出，见上书209页)，否则就不会逼令哥舒翰出战。潼关失守后，朝廷大乱，人心慌慌，往何处逃亡是大家面临的首要大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太子，还是高力士，还会密谋诛杀杨国忠?!十三日离开长安，十四日到马嵬，随之发生兵变；在途中的一两天时间，所到之处，地方官员逃亡，连饭食都无法得到供应，还有余暇密谋此事?!如果在潼关决战前即已密谋此事，则何时发动(其时并不知道有逃亡这样的大好时机)?在不出现逃亡的情况下，密谋诛杨国忠，无异于发动针对唐玄宗的政变；无论是太子还是高力士，恐怕都不会贸然发动这样的政变。这也正是有人劝哥舒翰拥兵诛国忠，哥舒翰说：“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见《通鉴》卷二一八，15册，6966页；另参见《旧唐书·王思礼传》，10册，3312页。以上系日均据《通鉴》。因此，我以为在潼关决战前，不可能有人策划诛杀杨国忠的密谋；潼关失守后，又无暇进行这样的密谋。王吉林说陈玄礼迫不及待发动，“达到太子与玄宗分离的目的”，而且还允许太子分兵北上(见上书210～211页)，令人殊难理解。但无论此事“真相”如何，太子李亨的确利用了这一事变而得以脱离了玄宗的控制。他这种脱离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因玄宗对太子的猜忌而导致的太子地位不稳，否则他也不会在大敌当前、形势危急、自己都不清楚自己要走向何方的情况下，主动脱离玄宗而另立门户。
　　⑥ 《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年五月”，15册，6965页。
　　⑦ 在潼关决战以前，玄宗已经考虑到如果长安失守，他将撤至剑南。《旧唐书·杨国忠传》：“自禄山兵起，国忠以身领剑南节制，乃布置腹心于梁益间，以图自全之计”，10册，3246页。天宝年间，杨国忠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信，才有他的势力，所以他为自己图谋的后路，也就是为玄宗图谋的后路。马嵬事变后，随从将士对今后的去向提出质疑，“军士或言河陇，或言灵武、太原，或言还京为便。韦鄂曰：‘还京须有捍贼之备，兵马未集，恐非万全。不如且幸扶风，徐图所向。’上询于众，咸以为然……(六月)戊戌，次扶风县，己亥，次扶风郡，军士各怀去就，咸出丑言，陈玄礼不能制。会益州贡春彩十万匹，上悉命置于庭，召诸将谕之……又曰：‘朕须幸蜀，路险狭，人若多往，恐难供承。今有此彩，卿等即宜分取，各图去就。朕自有子弟中官相随，便与卿等诀别。’……自此悖乱之言稍息”，见《旧唐书·玄宗纪下》，1册，232～233页。马嵬兵变才使将士获得了就去处发表意见的机会。韦鄂之言，不过是在应付，《旧唐书·韦见素传》：“上意在剑南，虑违士心，无所言”，10册，3276页。到扶风后，玄宗才乘春彩到来之机，公开宣布了自己去剑南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他从长安出发就已制定好了的，这也说明上引《旧唐书·杨国忠传》中所说的杨国忠的“自全之计”实际就是玄宗的后退路。《安禄山事迹》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36页)，作者自注直接说，“议銮驾所诣，上意欲幸蜀中”。而高力士的意见则是全面分析了太原、朔方、西凉及剑南四地的情况，认为只能去剑南，“上然之，即日幸蜀”。揆诸当时情势，不可能发生在马嵬事变之时，而只能发生在扶风时。就在将士对去处发表意见之时，玄宗派高力士前去对脱离自己控制的太子宣口敕说：“汝好去。百姓属望，慎勿违之，莫以吾为意。且西戎北狄，吾尝厚之，今国步艰难，必得其用，汝其勉之。”《旧唐书·肃宗纪》，1册，240页。这一记载可能是为了把肃宗打扮成合理的继位者(得到了玄宗的允许)，但这却透露出玄宗没有留在西北以图恢复的打算。在唐玄宗已有经山南幸蜀的既定计划，河南是战区，河东是前线，太子在当时的形势下，唯一可供他选择的就是到西北。玄宗向他所说的“西戎北狄”云云，也是在暗示他只能留在西北，而不要想染指剑南这一关中的后院。
　　⑧ 《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六月丁酉”条，15册，6976页。
　　⑨ 《旧唐书·肃宗纪》载，玄宗得知太子离去时，命人将其内人及服御之物去，并“留后军厩马从上”。《旧唐书·李辅国传》则直接记载说“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15册，4759页。太子到渭水时，又与从潼关败退下来的官军相遇，双方以为是敌军，发生战斗。渡过渭水后，“时从上惟广平、建宁二及四军将士才二千人”，1册，240～241页。
　　⑩ 《旧唐书·肃宗诸子传·承天皇帝倓传》，10册，3384页。
　　(11) 《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六月”，15册，6977页。
　　(12) 《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六月丙申”胡注：“金人《疆域图》：马嵬驿，在京兆兴平县。”5册，6973页。
　　(13) 《旧唐书·玄宗纪下》，六月戊戌(十六日)到扶风县，己亥(十七日)到扶风郡，1册，233页。
　　(14) 关于关内道的交通路线，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一图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98年。
　　(15) 《旧唐书·肃宗纪》，1册，241页；又见《旧唐书·李涵传》，11册，3561页；《旧唐书·杜鸿渐传》也载：“肃宗北幸至平凉，未知所适。”10册，3282页。
　　(16) 黄永年先生认为这一史料系出于事后附会或行文疏失，不可信据，见《唐肃宗即位前的政治地位和肃代两朝中枢政局》，《文史存稿》，236页。
　　(17) 《旧唐书·肃宗纪》，1册，241页。
　　(18) 《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六月”条：“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子兄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主张去朔方，15册，6977页；《旧唐书·李辅国传》称“(请太子)北趋朔方，以图兴复”，15册，4759页。按，这只能反映出太子所部想得到朔方的支持，去朔方是他们北上的最佳选择，是所谓“上计”。但这条上计是否能得以实现，则要看朔方军对太子的态度。所以不能把这些记载视作太子北上之初已决意要到朔方。
　　(19) 《旧唐书·杜鸿渐传》，10册，3282页。此传详细记载了朔方军内部对太子态度的讨论，云“肃宗北幸至平凉，未知所适。鸿渐与六城水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关内盐池判官李涵谋曰：‘今胡羯乱常，二京陷没，主上南幸于马蜀，皇太子理兵于平凉。然平凉散地，非聚兵之处，必欲制胜，非朔方不可。若奉殿下，旬日之间，西收河陇；回纥方强，与国通好，北征劲骑，南集诸城大兵，一举可复二京，雪社稷之耻，上报明主，下安苍生，亦臣子之用心，国家之大计也’”，10册，3282页。《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六月”条也记载了这一讨论，但将“然平凉散地”之前的一句未录。但这一句正是说明他们在玄宗与太子之间做出选择的原因。从日后的情况来看，肃宗的确得到了抵抗叛军诸部的支持，比如肃宗即帝位的这一对肃宗来说最为重要的消息，就是在河北坚持抵抗的颜真卿派人传达到河南、江淮的，见《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七月末”条，15册，6990页。
　　(20) 《旧唐书·肃宗纪》，1册，242页。
　　(21) 《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七月”条，15册，6987页。按，《通鉴》此处作“上命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将兵五千赴行在，……上又征安兵于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励以忠义而遣之”。点校本将“河西”下标以专名号，似乎是指河西节度使。《考异》称：“《段秀实别传》曰：‘诏嗣业将安西五万众赴行在。’今从《旧传》。”《旧唐书·段秀实传》云：“肃宗即位于灵武，征安西兵节度使梁宰，宰潜怀异图，秀实谓嗣业曰：‘岂有天子告急，臣下晏然，信浮妄之说，岂明公之意耶?’”11册，3584页。也作“安西”不作“河西”；只是兵数作“步骑五千”，不作“五万”。可参见《考异》说“从《旧传》”，是指兵马数而不是提安西与河西的差异。《旧唐书·李嗣业传》也作安西，10册，3299页。此处“河西”是安西的泛称，《旧唐书·高仙芝传》，其父“初从河西军，累劳至四镇十将、诸卫将军”，10册，3203页。此处两次从安西征兵，除四镇兵外，也包括了北庭兵，所以日后李嗣业所部称“安西北庭行营”，是平叛劲旅之一。所谓“信浮妄之说”，正是有关肃宗即位，与玄宗呈对峙局面一事。所谓“天子告急”云云，正说明如果派兵前去，则等于表明自己承认了肃宗的法统。
　　(22) 受命河西陇右节师事，《通鉴》系于至德元载六月乙未(十三日)，15册，6973页；到平凉而返赴玄宗行在事，《通鉴》系于六月丙午(廿四日)与戊申(廿六日)之间，15册，6979页。
　　(23) 《旧唐书·肃宗纪》，1册，243页。彭元晖，《通鉴》作彭元耀；周佖，《通鉴》作周泌。
　　(24) 贾二强：《唐永王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1期，指出玄宗与肃宗的矛盾和斗争。[日]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则明确指出了玄宗与肃宗的南北对立。任士英：《唐肃宗时期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则着重强调了在这一政治格局中玄宗的权力以及这一格局对肃宗收复两京的方案选择的影响。
　　(25) 《旧唐书·玄宗纪下》，1册，234页。参见《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七月丁卯”条，15册，6983～6984页。诏书全文分别见《唐大诏令集》卷三六，商务印书馆，1959年，题作“命三王制”；《文苑英华》卷四六二，中华书局，1966年；《全唐文》卷三六六，中华书局，1986年。
　　(26) 参见[日]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第二节“永王璘之乱及其记录的改窜”，1109页。
　　(27) 《通鉴》卷二一八系此事于至德元载七月末，可见至迟是在七月底以前，15册，6990页。
　　(28) 《旧唐书·玄宗纪下》，1册，234页。《通鉴》卷二一八“至德载八月癸未”条《考异》曰：“《玄宗实录》、《旧纪》皆云‘八月癸未朔’，《肃宗实录》、《唐历》、《长历》皆云‘壬千朔’，今从之。”(15册，6992页)“八月丁酉”条载引制，作“四海军国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得预事”(15册，6993页)。
　　(29) 《旧唐书·玄宗纪下》作“册命”(1册，234页)，《唐大诏令集》卷三〇题作“明皇令肃宗即位诏”(117页)，《全唐文》卷三三题作“命皇太子即皇帝位诏”(1册，372页)。原题似以作“册命”为是。其中《唐大诏令集》所录为原文，故从之。
　　(30) 册命中有“其四海军郡，先奏取皇帝进止”(《册府元龟》卷一一，中华书局，1988年，1册，117页)；《全唐文》作“四海军权”。联系上文有“天下兵权，制在中夏”，故以作“四海军权”为宜；如此，则玄宗在此册命中所出让的权力，主要限于军权。
　　(31) 《旧唐书·韦见素传》，899页。关于肃宗清理玄宗所派宰相的过程，可参见黄永年《唐肃宗即位前的政治地位和肃代两朝中枢政局》第三部分。
　　(32) 参见《旧唐书·永王璘传》、《旧唐书·韦陟传》、《通鉴》卷二一九“至德二载二月戊戌条”(15册，7019～7020页)。贾二强《唐永王璘起兵事发微》一文已指出这一事变是玄宗与肃宗争夺对江淮控制斗争的结果。本文仅就双方所争夺的江陵一地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地位略作补充。
　　(33) 《旧唐书·永王璘传》，10册，3264～3265页。肃宗之所以能明确要求永王归觐于蜀，是因为在至德元载八月二十一日，玄宗发发布《停颍王等节度诰》，这道诰针对的是前此他在普安郡发布的制书中所作的安排。对这一诰书的认识，学界存在分歧。贾二强认为是假的；任士英认为是真的，这说明了玄宗确实仍有权力(《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276～279页)。我倾向于这一道诰书是真的，玄宗发表此诰的目的是想对肃宗作出一种姿态，而留下李岘未至之前、永王先不必离开这样一个余地，则是寄希望于永王能尽快真正控制住江南。
　　(34) 《通鉴》卷二一九“至德元载十二月”，15册，7007～7008页。
　　(35)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篇二八“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
　　(36) 参见全汉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见《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1972年)、《唐宋帝国与运河》(见《中国经济史研究》上册，新亚研究所，1976年)。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中华书局，1986年，36～37页。
　　(37) 《旧唐书·永王璘传》，10册，3264页。《唐会要》卷五“诸王杂录·永王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71页。
　　(38) 参见《唐会要》卷五“诸王杂录”条，上册，71页。
　　(39) 《旧唐书·永王璘传》，10册，3265页。《通鉴》卷二一九“至德元载二月”，15册，7019～7920页。
　　(40) 《旧唐书·韦陟传》，9册，2960～2691页。
　　(41) 《旧唐书·永王璘传》，10册，3265页。
　　(42) 《通鉴》卷二一九“至德元载十一月”，15册，7007页。李岘是在长沙太守的任上被玄宗在普安任命为永王副使、江陵长史的。《旧唐书》本传未载李岘的这一履历，想必是隐没玄宗、肃宗围绕永王经营江陵、广陵所暴发的公开冲突。
　　(43) 《通鉴》卷二一九“至德二载二月”，15册，7020页。
　　(44) 《通鉴》卷二一九“至德元载十二月”，15册，7007页。
　　(45) 《通鉴》卷二一九“至德七月、八月”，15册，7028～7029页。
　　(46) 《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八月”，15册，6992页。
　　(47) 《通鉴》卷二一九“至德元载十月”，15册，7001～7002页。
　　(48) 《通鉴》卷二一八“至德元载八月”，“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道路无壅，皆薛景仙之功也”(15册，6995页)。
　　(49) 《通鉴》卷二二〇“至德二载九月”，15册，7035页。
　　(50) 《通鉴》卷二二〇“至德二载十月”，15册，7041页。胡三省在“成都使还”下注称“此还者，啖庭瑶也”。在“后使者至”注称“此奉群臣贺表中使继还也”。《旧唐书·玄宗纪下》只说：“(至德二年)十月，肃宗遣中使啖廷瑶入蜀奉迎，丁卯上皇发蜀郡”(1册，234页)。
　　(51) 上引贾二强、任士英两位先生文，他们认为肃宗之所以没有听从李泌缓收两京而先派回纥兵直捣范阳，以从根本上铲平河北叛军的建议，是因为肃宗想尽快迎复两京以收玄宗回京、结束二元政治的格局。按，肃宗的反攻计划与是否迎接玄宗回长安关系不大。从唐廷与叛军的力量对比可以看出，唐廷当时无力从根本上铲除叛军；收复两京后，发生的吐蕃入寇、握兵将帅跋扈之事，使唐廷无法再用兵与河朔持久作战，这也反证即使采纳了李泌的意见，也不可能真正彻底平定叛乱。当时已经形成了南北两个政治权力核心；收复两京，是迎回玄宗的极好的借口，但凭什么保证玄宗会听从肃宗的安排而回京呢?难道玄宗不知道回京意味着什么吗?退一步说，即使肃宗采取先收复两京的战略，其本意是为了能尽快迎回玄宗以全面控制政局，那也是歪打正着，巧合而已。因此，将二元政局以及永王璘事件视作唐廷未能完全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原因，恐怕言过其实了。
　　(52) 《通鉴》卷二二〇“至德二载十月癸亥”条，15册，7041页。《旧唐书·韦见素传》系于十一月，10册，3278页。
　　(53) 《旧唐书·玄宗纪下》，81页；《通鉴》卷二二一“上元元年六月、七月条”，15册，7093～7094页。
　　(54) 《通鉴》卷二二一，15册，7096页。参见《旧唐书·吕諲传》，15册，48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