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人类学视角下的粟特胡的人种问题

　　在东、西方物质贸易和精神文化的交流中，粟特人是重要的一支承载者和传播者。从4世纪开始，大量的貌异华夏的胡人从西方大批来华、陆续移居中国，并逐渐向东发展。北魏以降，“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应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阴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①。7世纪初中西交通的状况，即中国与拂菻(拜占庭)、波斯、西海等域外异邦之间的沟通线路，隋唐文献中明确记载有“拂菻道”、“波斯道”和“印度道”②。迄至盛唐，因经商、传教、留学和入质来华者已不知其数。在阿拉伯海岸和中国的广州、福建之间海路交往频繁之前，陆路来华经商的人中实际上粟特人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吐鲁番以东，沿河西走廊到西安、洛阳，又自河西走廊北上到宁夏(固原、盐池)、大同，再趋朝阳，即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东段的中路、南路和北路，都有胡人移民聚落。当时丝绸之路沿线的胡人聚落，主要居住者是波斯、粟特和塔里木盆地周边王国的移民。由于粟特人是善商贾的民族，东迁贩易者最多，因而这些胡人聚落以粟特胡人数量最多，有的甚至都是粟特胡③。近十余年来，缘由考古发掘出土一些人骨架而经人类学鉴定的一些新材料的发表，为进一步揭示粟特胡的人种问题提供了帮助。
　　一 文献及唐诗中的胡人相貌
　　南北朝迄至隋唐，随着疆域的扩大，华夷血脉的交溶，与周边以至远方文明的频繁交往，一些有一副高鼻深目的面孔而被冠之以“胡”的称号。“胡人”的概念既含混不清又时常变化。若从地域上划分，与汉人毗邻而居的北方民族和西域各族，再往西边的中亚人、西亚人乃至欧洲人，都曾包括在“胡人”的范围内。王国维说：“汉人谓西域诸国为西胡，本对匈奴与东胡言之……是后汉人于葱岭东西诸国，皆谓之西胡也。魏晋六朝犹袭此名……西胡亦单呼为胡……乃指西域城郭之国，非谓游牧之匈奴。后汉以降，匈奴浸微，西域诸国，遂专是号……六朝以后，史传释典所用胡字，皆不以之斥北狄而以之斥西戎……唐人皆祖其说。然除印度外，凡西域诸国皆谓之胡”④；故裴矩招诱西域诸国，总称之曰诸胡。这当然不包括居于北陲的突厥和回纥。又说：“高昌以西，语言文字，与波斯大秦同属一系，汉魏以来，总呼为胡”，“此土人民，本与波斯大秦同是一族”，“是其形貌言语风俗本同西方，自汉讫唐，蝉嫣未变”⑤。吕思勉也说：“胡之名，初本专指匈奴，后乃貤为北族通称，更后，则凡深目高鼻多须，形貌与东方人异者，举以是称焉……居地可以屡迁，俗尚亦易融合，惟形貌之异，卒不可泯，故匈奴、乌丸、鲜卑等，入中国后，胡名遂隐，惟西域人则始终蒙是称焉。浸假凡貌类西域人者，皆以是称之，而胡之名，遂自方位之殊，易为种族之别也……唐世于四夷，凡貌类白种者，仍称之为胡。”⑥王国维对“胡”的定义范围限于西域，吕思勉对“胡”的界说比王国维宽泛，凡是白种人都可以称之。其实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今人也多主张唐朝文献中的胡人就是西域或西方人，如谢弗说：“在唐代，‘胡’主要是用于称呼西方人，特别是用来指称波斯人——虽然有时唐朝人也将天竺人、大食人以及罗马人都称作‘胡人’。……在字义上也由单指粟特人，引申为指称‘伊朗人’”⑦。一些著述中常见引录《旧唐书·哥舒翰传》中安禄山对哥舒翰说的一句话：“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⑧安禄山自称其父是胡，据研究，这位掀起唐代天宝大乱、改变唐代历史的重要人物是昭武九姓胡人，是一个袄教徒⑨。这里的“胡”具体指的就是来自西域的粟特人，他们往返于中西方之间，有所谓的“商胡”、“兴胡”之称。10世纪的回鹘文译本《菩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中将原文“异胡诸俗”译为“所有粟特人在法律和风俗方面与于阗不同”，把“胡”就译为粟特人⑩。出土的唐俑中之“胡”，大抵指粟特人，能区别出来的还有比较少见的昆仑奴俑(黑人俑)，至于辨别更少见的大食人和其他民族，目前仍难准确做到(11)。
　　两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正史西域传中对活动在今中亚、西亚一带“昭武九姓”粟特人面貌的记述基本一致，描述的内容相沿承袭，后代史书采录或转贩前代史书，或把有些语句作了窜改、删减。
　　《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青，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善市贾，争分铢”(12)；《汉书·西域传》中有与之几乎完全相同的一段文字(13)。
　　《晋书·西戎传》“大宛国”条：“其人皆深目多页”；同传“康居国”条：“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14)。
　　《魏书·西域传》“于阗国”条：“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同传“康国”条：“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15)；《周书·异域传》“于阗国”条有关文字与之相同(16)。
　　《北史·西域传》“于阗国”条亦袭之：“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同传“康国”条：“人皆深目、高鼻、多髯”(17)。
　　《隋书·西域传》、《旧唐书·西戎传》“康国”条又袭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18)、《通典·边防九》记“康居国”、《唐会要》卷九九所记“康国”等相应内容与《晋书》、《魏书》、《周书》、《北史》、《隋书》、《旧唐书》等所记文字大体一致。
　　《太平御览》卷三八二：“繁钦《三胡赋》曰：莎车之胡，黄目深睛，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頞，高辅陷无，眼无黑眸，颊无余肉。罽宾之胡，面像炙蝟，顶如持囊，隈目赤眦，洞頞仰鼻。”(19)深目、高鼻、多须，构成胡人的外貌特征，也是胡、汉之别的自然标准。胡人属印欧人种。《旧唐书·西戎传》“罽宾国”条及《唐会要》卷九九所记“罽宾国”内有载：“(开元)二十七年，其王乌散特勒洒以年老，上表请以子拂菻罽婆嗣位，许之，仍降使册命。”(20)在罽宾国王嫡子“拂菻罽婆”的名号中，隐含和透射着一种西方因子与意趣。据推论，宛西之国中至少有大月氏、大夏、康居和奄蔡等国是欧罗巴种，语言也属印欧语系。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载“深眼，多鬚髯”等体貌特征者有可能是欧罗巴种(21)。童书业先生在《西域白种》文中说：“汉书所言之乌孙实亦西域诸国之一，颜师古谓其‘青眼赤须，状类弥猴’，故属白种无疑……于阗，亦本白种人。唯魏书西域传谓于阗国云：‘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现经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氏考定：其语言属印度欧罗巴系，而在于阗境内所发现之壁画，上所绘国王王妃等状貌亦似白种，故此种人大抵为黄白种民族之混合种。其他如焉耆、龟兹、疏勒等，亦西域白种诸国中之较著者，不能一一详述。”(22)
　　唐诗中涉及胡人形象的描写，一般带有写实性。
　　张说《苏摩遮五首》：“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葫。闻道皇恩遍一作环宇宙，来将歌舞助欢娱……”(23)。
　　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君不闯胡笳声最悲，紫髯绿一作碧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24)。
　　李贺《龙夜吟》：“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25)。
　　白居易《西凉伎》：“紫髯深目两一作羌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一作道是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26)。
　　李端《胡腾儿一作歌》：“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27)。
　　紫髯、卷发、深目、绿眼、白肤及尖鼻是胡人在唐诗中出现的主要外貌特点。出土墓志材料和文献资料表明，西域粟特胡人入华者不仅有史、何、石、米国等男子，亦有史、康、安、曹、米国等女子。《新唐书·西域传》、《册府元龟》卷几七一《外臣部·朝贡第四》记载，唐开元年间俱密、康国、史国、米国等皆进贡有胡旋女子或女乐(28)。白居易《胡旋女》：“……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29)。陆严梦《桂州筵上赠胡予女》：“自道风流不可攀，却堪蹙额更颓颜。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30)。诗文中用湘江和华岳山来比喻胡姬的深目高鼻，戏谑地夸大胡姬异于东方人的容貌特征。“胡姬”即粟特人的年轻女性(31)。李白《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32)。胡姬绝非虚构人物，一般认为他们主要从事经营酒业并陪席侍酒，是民间市井下层平民女子，身份不属于贱民地位的奴婢(33)。戎昱《苦哉行五首》：“……今秋官军至，岂意遭戈鋋。匈奴为先锋，长鼻黄发拳。弯弓猎生人，百步牛羊膻……”(34)。“匈奴”喻回鹘，“长鼻黄发拳”指的是中亚粟特卫士。唐诗中这些有别于东方人体貌的描写，写实中的漫画式意味也相当突出，对于诗人来说，并不以这种异貌的存在就产生歧视(个别除外)心理，通常还觉得有趣新奇，甚至企慕倾心。如是描写的粟特胡人，反映了唐人的健康心态和开放的胸襟气度。
　　二 考古与人类学视角下的粟特胡的人种问题
　　“人种”即“种族”，它与“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和规律。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也不是永世长存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他是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属社会科学范畴。人种是以人们体质形态上具有的某些共同遗传特征(肤色、眼色、发色、发形、面容和血型等生理特征)为标志，属于体质人类学和生物学范畴。同一种族的人，通常形成为许多不同的民族；而同一民族的人，有时也包括不同的种族成分(35)。上文提到的“莎车”、“康居”及“罽宾”等古代中亚诸多城邦居民，一般被认为是欧罗巴人种、白色人种。随着隋唐时期中亚粟特移民一些墓葬的考古发掘，墓葬出土人体骨架经体质人类学方面的鉴定，在考古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的视角下，与从文献记载中对粟特胡的人种问题的认识趋向一致。
　　1995年中日联合考古队发掘了宁夏固原南郊乡小马庄村史道洛墓。史道洛墓是固原南郊“史氏墓地”已发掘的7座史姓墓葬中的一座，史氏墓地是国内有计划发掘和研究的唯一大型粟特人家族墓地(36)。史道洛“用荫”所致曾为大唐左亲卫，其祖先出自西域“昭武九姓”的史国。史道洛人骨经中科院考古研究所鉴定，其头骨上具有种族意义的一组特征是：短颅；颅顶缝复杂；眉间突度和鼻根凹陷较明显；鼻骨突度较高；眶间宽狭；犬齿窝深；眼眶低矮；眶口中轴与眼耳平面关系前倾；额面眼眶位置属水平型；面部在水平方向上明显突出；矢向面部突出弱(平颌型)，梨状孔下缘锐型(人型)；鼻棘茎部宽大(应具有较发达的鼻棘)；颧骨宽小；下颌颏隆突很发达；臼齿列由前向后明显退化等。这样一组集合特征表明，史道洛头骨背向蒙古人种而与西方高加索人种趋近，暗示其种族的西源关系。史道洛的近于短颅型高加索人种性质很可能与“中亚两河类型”的种族因素的东移相联系。墓志记载的史道洛和其父史射勿的妻子皆为中亚康国人之后裔，亦属文献所记昭武九姓之一，这或许也反映了他们东迁后在不同种族混居地区仍维系原出自种族成员之间的联姻关系，因而在体质上，西方种族特征被遗传下来(37)。
　　1999年山西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发现隋虞弘墓(38)。围绕出土虞弘墓志及其石椁等，学界进行了多方面讨论(39)。虞弘祖上所在的鱼部可能随着柔然势力的向西扩张而抵达西域。虞弘是西域鱼国人，鱼国目前尚不知所在，但为中亚或中亚北部的国家当无疑义。虞弘因其父入附柔然，他成为茹茹贵族子弟，出使过波斯、吐谷浑等国，为官几十载，经历颇为复杂。北周时为检校并州、介州和代州三个州的萨宝府的高级官吏，到隋代去世。文献材料里的萨宝，无论是在北朝、隋唐实际担任萨宝或萨宝府官职的个人本身，抑或唐人墓志中所记载的曾任萨宝的其曾祖、祖、父，从籍贯明晰的诸萨宝看，南北朝隋唐的萨宝籍贯有安国、康国、史国、米国和何国等，都是中亚人，换言之，担任萨宝职务者，都是流寓中国的昭武九姓的粟特人(40)。虞弘的葬仪可能是由粟特人主持操办。出土的虞弘墓石椁雕刻着众多人物形象及其他特殊民族风貌的景物图像，表现有祆教的题材。考古与人类学家根据对石椁刻画的人物形态特征的记录与分析，综合判断石椁人物所属的种族来源与主要分布于地中海地区的印度——地中海种族类群有更直接的关系。从地理上来说，这一种族类群主要分布在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乃至印度和非洲的北部等广阔地区，其中以地中海地区的最具代表性。虞弘石椁上刻画的人物形貌和其他浮雕画面所透露的内涵，都反映了墓主人浓重的古代西亚情结，折射出虞弘先祖与古代地中海种族的血缘联系。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与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通过对虞弘及其夫人的线粒体DNA多态性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虞弘本人的线粒体DNA序列具有欧洲序列特征，而虞弘夫人的线粒体DNA序列则同时具有欧洲序列和亚洲序列的特征。这一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分析虞弘墓的文化渊源提供了来自遗传学方面的信息与佐证(41)。
　　2000年西安北郊大明宫乡炕底寨村发现北周安伽墓。安伽当时的身份是同州萨宝，其祖先系中亚昭武九姓安国人。安伽墓未被盗掘，墓室内的精美雕刻围屏的石榻上空无一物，遗骨被无序堆放在墓门内的甬道中。与虞弘墓石棺上的雕像所反映的内容一样，安伽墓围屏石榻上的图像明显展示了粟特袄教美术的宏大画面(42)。他的墓葬应是从粟特的瓮棺葬式到中国的土葬葬式转变的过渡形态。经人骨鉴定，墓主安伽骨骼种族形态特征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标志，可能与中亚的短颅化类型相似。“这样的高加索人种类型最具代表性的分布地区是在中亚的两河流域(锡尔河和阿姆河)，在人类学上被前苏联时代的人类学家称之为中亚两河类型或帕米尔—费尔干类型。而据墓志记载，安伽其人可能是史载昭武九姓的来自中亚的安国人或就是中亚的粟特人。从地望上来讲，这些民族多在中亚两河流域的乌兹别克斯坦地区。因此，人骨鉴定的种族地理分布与史载的民族分布地望相一致，是考古与文献的分析获得人类学支持的良好例子。”(43)
　　2003、2004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固原市南塬发掘汉、隋、唐墓葬43座(44)。同年度，在与南塬墓地相距不远的九龙山一带也发掘了汉、隋唐墓葬30多座。其中南塬墓地中的隋唐土洞室墓葬M21出土的两具人骨架、M25出土的一具人骨架、M29出土的两具人骨架、M48出土的一具人骨架及九龙山墓地中的隋唐土洞室墓葬M28出土的两具人骨架(其中的女性头骨因过于残缺而无法证实其种系)、M33出土的两具人骨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康信先生鉴定，他们的头骨颅面形态具有白种人的鲜明特征(45)。
　　固原南塬墓地M21、M25、M29、M48和九龙山墓地M28、M33发现的九具有西方人种特征的人骨架，是经人骨鉴定而确认的隋唐时期白种人在内地的重要发现。虽然讲到白种人不一定就是粟特人，但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特殊的地点区域，具体在隋唐时期的固原亦即唐原州，通过这一地区已经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大量相关胡人胡事的当代论者的研究成果，认为这几具白种人骨架与原州粟特人聚落有关还是能够坐实的。唐代九姓胡，常见载籍著录的有七姓：康、安、何、史、曹、石和米。“蕃人多以部落称姓，因以为氏”(46)，亦如《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四中说“米氏”：“西域米国胡人入中国者，因以为姓”(47)，这种姓氏与国籍的同一性，“以国为姓”可谓是胡姓汉译的通例，“昭武九姓”就是一组典型的西胡姓氏。其他史籍、碑志和出土文书也都有大量“以国为姓”的事例。唐原州地区的居民构成，据文献记载除吐蕃、党项等外，还有突厥降户和中亚米国人(48)，考古材料表明唐原州又有安国人、史国人、康国人。20世纪80年代，在固原南郊发掘的中亚粟特侨民墓地出土的墓志中有一块“安娘墓志”，按墓志载，安娘为中亚安国人后裔(49)；南郊墓地中的史道洛妻康氏出身于萨马尔罕，为中亚康国人之后裔。史道洛人骨鉴定的主要数据与蒙古人种有较大差异，其头骨背向蒙古人种而与西方高加索人种趋近，在体质上，西方种族特征被遗传下来。从固原南郊史氏粟特人家族墓地和它们墓志中的某些内容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他们维持一种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的习惯。当然他们是属官宦显贵一类。据研究，唐代前期入华粟特人的主要婚姻结构是在粟特人内部通婚(50)。虽然隋唐以来粟特人与汉人之间的通婚事例很多，但事实上，粟特人更愿意维持“昭武九姓”人内部的婚姻结构，信奉粟特传统文化。“纵观整个流寓中国的‘昭武九姓’人的婚姻历程，可以肯定地说，其内部相互通婚的现象是主流，非胡间的婚姻，应视为末枝。其民族间的认同性是我们考察这一问题时首先应注意到的。”(51)对隋唐时代的文献和碑志中著录过的九姓胡婚例，蔡鸿生先生按其类型分为王室婚姻和民间婚姻两种婚姻形态(52)，按人骨的性别、年龄、种属鉴定，固原南塬墓地M21、M29及九龙山墓地M28、M33为含西方种族成分的成年双人异性合葬墓，这或许反映了寓居固原的粟特人(后裔)民间联姻的事实，表明这些西来的居民已经长期定居在固原地区并主要维持种族内的婚姻关系。
　　除人骨鉴定以外，韩康信先生在《固原九龙山—南塬出土高加索人种头骨研究》文末论述了九龙山白种人墓葬个别考古出土物件与信奉祆教的粟特人之间的关联。他说：九龙山墓地“M33的男性头骨有围绕头部的金箔制冠状饰物，饰带的正中部有半月形拥抱球状物造型，半月下向左右伸出类似‘飘带’状，在冠带的左右是一对对称排列的有些象‘天鹅’状翼状物和一对小型半月拥抱的小球状造型。其后又是左右对称排列的类似小鸟的制形。此外在此冠带的左右两侧又有一向下行围绕下颌的额带。这样的冠带和颌带与过去在固原史道德墓中出土的所谓金覆面的额饰和颌护饰相似。据报告，史道德的护额饰的主题也是一个半月拥护一个圆球的造型。护颌饰在颏部分为前后两叉而略有不同，但其意涵显然是相同之物。这种金覆面风俗最可能与中亚人崇拜日月的风俗有关。而无论是史道德还是九龙山M33的死者在亡故后的埋葬习俗上都保留了与其祖先崇尚日月的传统。而考古学家们从遗存和文献上考证固原的史家墓葬与中亚粟特人有联系。而九龙山M33墓葬虽无墓志出土，但也从考古和人类学上明确了他们的种族和文化习俗与中亚两河地区的联系，是人类学的鉴定支持考古鉴定的一个例证。
　　从中亚的考古遗存中还可以找到九龙山M33和史道德饰品的类似母题。如7～8世纪呼罗珊宗教文化的骨灰罐上的绘画，除了有对死者举哀的场面外，在骨灰盒顶盖上在门的上方绘有一个月牙相拥一个圆形太阳，其左右各有一片叶状物向两侧伸展呈欲飞状。有的学者认为这样的画面表达了对死者死后永生的宗教意涵。而这类举哀图多次发现于信奉祆教的粟特甚至信奉佛教的库车。在这方面，呼罗珊人认为人死后有离开肉体的灵魂存在。有一个骨灰盒的铭文是这样写的：‘这个盒子属于斯带尤克(提希扬的儿子)的灵魂所有。愿他们的灵魂长眠在永恒的天国之中。’在许多中亚的萨珊银币的王冠上，有半月拥太阳或变形为星状的母题及其左右同时有翼状物者也屡见不鲜”。
　　韩先生统计了固原南塬—九龙山隋唐墓葬发现的白种人在经鉴定的墓地出土的人骨中所占比例，白种人个体占了其中的20.8%，他认为：“虽然这一比例的统计意义尚有待讨论，但也可窥测在这个历史时段已经迁移至此的西来人口或已有相当的规模了。此外，在包括固原地区的宁夏地区几处汉代墓地的汉代人骨中尚未见可资信的西方人种的成分。这或可暗示这些由西方东迁人口进入包括宁夏的西北地区的时间较晚，大概在北朝前后至隋唐时期更多。作为反衬的是新疆境内的西方种族有时代更早的，规模也更大和多波次，但他们在秦汉以前已知最东进的古人类学证据已到了东疆地区，但暂时没有大规模人口再向东的推进，因为在甘青地区的自新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墓地人骨的大量考察没有发现诸如新疆、宁夏境内发现的那样明确的西源种族成分。由此推测，宁夏境内的这些西方种族大概是在秦汉以后的较晚的时候陆续进入，由少到多并有相对集中在固原地区栖居的现象”(53)。
　　固原南塬墓地M21、M25、M29、M48和九龙山墓地M28、M33墓葬的发现固然与固原粟特聚落有关，但其丧葬形式内涵是受到强烈的汉文化影响而用棺木土葬的，墓葬形制与所在墓地的同时期其他墓葬的洞室形制无异。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业已证明火祆教曾在粟特人中广为流行。固原发现的与祆教有关的遗物除史道德墓金覆面和九龙山墓地出土的金箔制冠状饰物外，史诃耽墓出土一枚蓝色圆形宝石印章也被认为是火祆教文物(54)。根据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经典——《曾德—阿维斯陀经》(Zend—Avesta)的教义，一切与死亡和尸体有关的东西都被视为是不洁净的，这些东西无论如何不能与土地、水和圣火等一切洁净的自然界相接触，故而人死后尸体被专知丧事的人放入用砖石砌成的“达克玛”(Dakhmas)(中文意译为“无声塔”、“安息塔”或“寂寞塔”)上，让猛禽和狗来啄食，然后把剩下的余骨归入在达克玛中间的坑中或装入专门的陶瓮(盛骨瓮，或者叫纳骨器)(Ossuary)里埋入地下(55)。近年来太原、西安地区考古发现的虞弘、安伽、史君(56)等粟特墓葬，墓葬中存留着一些明显的粟特地区流行的祆教色彩，葬仪事体现了祆教徒的传统习俗(57)。但他们的石椁石葬具与汉族墓葬葬具显著有别。这些粟特人墓都按汉族埋葬方式采取土葬的模式，糅合了中原土洞墓、汉式石棺椁以及粟特浮雕纳骨瓮等多种元素。安伽墓所发现的人骨是在墓室墓门内的甬道地面上，而考古报告确认发掘前其墓室未遭盗扰，也就是说，尸骨埋葬时是直接入土与墓底接触，并无特别隔离措施以防止死尸对土地的污染。这就完全背离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原始教义和应遵守的戒律。以往学界把汉籍所载的祆教简单等同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随着总体研究水平的提高，已日益认识到在中亚传播及流入中国的祆教与波斯原教旨的琐罗亚斯德教之间，不但存在着量的不同，而且已有质的差异(58)。蔡鸿生先生明确指出粟特人所奉祆教是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变种，他说：“唐宋火祆教与其文化本原相比，或因‘辗转间接’而染上中亚色彩，已非波斯本土之正宗，而为昭武九姓之变种，亦未可知”(59)；“祆教是中古时代入华的三夷教之一。它与景教和摩尼教的不同之处，除没有汉译遗经传世外，尤其显著的特色是地区差异。从宗教文化的历史形态来看，可以说祆教在传播过程中出现过四大版本：原版是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印度版是巴斯教，中亚版是马兹达教，中国版就是祆教。既然正宗与变种并存，涉足中国祆教研究的人，如果不放眼世界，知同察异，就难免沦为‘一孔之陋儒’了”(60)。对此观点认同呼应，荣新江先生提出了“粟特系祆教”的概念(61)；林悟殊先生也指出：“传入唐代中国的粟特系祆教，其间虽包含了早期琐罗亚斯德教的成分，但自己并没有完整的宗教体系。其性质概可界定为粟特人的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民间宗教信仰，乃为民俗的一部分，因此，祆教信仰实际是粟特民俗的一个组成部分”，“祆教在唐代中国的社会走向，是以胡俗的方式影响汉人，走向汉人的民间，汇入中土的民俗”(62)。
　　中亚粟特人接受汉文化影响很深。隋唐时期粟特人入华后因久居而渐习唐礼，自身丧葬形式在中土逐渐汉化。在中原地区发现的确定为粟特人的土葬墓，以前发现的最早的一例是固原南郊发掘的隋大业六年(610年)史射勿墓，现在有西安市北郊发掘的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安伽墓。隋唐时期入华粟特人的葬式，考古发现的采用土葬方式且祆教色彩蜕化脱变的墓例还有许多，而现存大量唐代粟特人墓志，虽并非所有都可以找到其对应墓地，但也都可视为是采用土葬方式的标志(63)。以往人们热情关注有墓志材料明示的粟特人墓葬。固原南塬隋唐时期墓葬M21、M25、M29、M48和九龙山墓地隋唐墓葬M28、M33发现的九具有西方人种特征的人骨架，表明寓居固原的粟特人无论是中上层仕宦还是下层平民，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接受土葬制度，死从土葬，已融于汉式葬仪之中。
　　三 小结
　　在丝绸之路核心地带生活着不同种族的人。如果说中古时期活动在中亚、西亚一带的诸民族中有白种人，大概不会引起争疑，但特定到某一具体民族，可能见解有异。按考古发现和中国典籍记载的研究，这一地区的主体民族是印欧人种。前文中介绍了史学家提到的大月氏、大夏、奄蔡、康居、莎车、罽宾、乃及乌孙、焉耆、龟兹、疏勒诸国民族等是欧罗巴人种、白色人种。人类学研究证实，新疆伊犁河流域出土的大约公元前后的乌孙族的人骨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64)。北朝隋唐时期上层粟特人墓葬出土人骨的人类学鉴定结果倾向或支持史学家的认识，而更加明确地将固原南塬和九龙山出土的九具隋唐时期白种人骨架与粟特人联系起来，讨论的思路主要出自三点：一是隋唐时期原州存在以昭武九姓胡中史姓家族墓地为代表的粟特聚落，二是固原九龙山一具白种人骨架的金箔制冠状面饰与信奉祆教的粟特人确有关联，三是这些成年异性合葬的白种人骨架应该视为昭武九姓人维持其内部通婚的婚姻结构的直观体现。
　　至此问题似并没有圆满解决。《魏书·西域传》、《北史·西域传》及《隋书·西域传》中记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65)两唐书中亦有雷同的说法(66)。月氏在河西的故址地望大致为今山丹县以东至兰州市以西一带，祁连山北昭武城，被认为在今甘肃临泽县或高台县境。月氏究竟发祥于何处?有说来源于欧洲，为日耳曼之哥特人；有说来自伊兰高原，为雅利安族之伊兰人种，并进而断定大月氏人即塔吉克族之先民；又有说来自东方的蒙古高原，为鞑靼族或突厥族；还有说是藏族(67)。莫衷一是。邢义田先生曾以为：“月氏可能正是战国及汉画中胡人形象的一个蓝本”；当月氏人西遁之后，“中原的画工并没有太多机会见到真正的胡人，似乎也无视历史的流转而固守职业中的传统，仍以月氏的形象代表胡人”(68)。早在先秦时期，考古发现有三例表现白种人形象的人头像。1972年甘肃灵台白草坡发掘了8座西周墓，其中二号墓出土的一件青铜兵器，发掘报告称之为“人头銎钩戟”，戟上的人头相貌颇似白种人(69)；1980年陕西扶风一处西周宫殿遗址出土两件亦如白种人相貌的蚌雕头像(70)，其头像面貌特征是长颅、窄面、高鼻、深目、薄唇，头戴尖帽。现学界一般认为属于白种人的吐火罗人就等于月氏，这三件人头像表现的是月氏人(71)。关于月氏西迁时间，一说是汉文帝时的后元四年(前160年)；一说月氏的一支在史前时代即西徙塔里木盆地，至于汉文帝时大月氏之西迁，则不过追随其祖先之足迹而已。凡此涉及的月氏或粟特(伊兰人)族源族属、徙迁历程等种种问题(72)，在本文命题范畴之外，其比上述阐明的粟特胡的人种问题可能要复杂得多。
　　① [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三，中华书局，1963年，132页。
　　② 有关“三道”的详细考证，见章巽：《古西域交通道综述》，《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1986年，205～211页。莫任南：《裴矩所记“丝路”考略》，《西北史地》1988年3期。史念海：《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第三节“隋唐时期通往域外的道路”，载《河山集》第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42～546页。余太山：《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载《古代内陆欧亚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77～83页。
　　③粟特人在欧亚大陆到处经商，在沿途各地以所谓“流寓”、“客寓”和“容寓”等诸形式存在，建立了他们的移居地。对粟特人聚落的系统研究，20世纪60年代，日本池田温发表《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欧亚文化研究》第1号，49～92页，1965年，辛德勇译，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民族交通》，中华书局，1993年，140～220页；收入氏著《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67页。这篇文章以敦煌文献作支撑，写得非常透彻，是了解敦煌乃至中古时期其他粟特聚落五脏俱全的社会形态的典型范本，该文在大陆学者中显然很有影响，常被征引。[日]桑原骘藏：《论隋唐时代来往中国之西域人》，《师大月刊》1935年第22卷，收入《桑原骘藏全集》第2卷，(东京)岩波书店，1968年，314～344页。羽田明：《粟特人的东方活动》，《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6卷，1971年，409～434页。荒川正晴：《粟特人的移住聚落与东方交易活动》，《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15卷，1999年。[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沙州都督府图经和蒲昌海的粟特聚落》，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文汇辑》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国人相关研究有，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冯承钧：《楼兰鄯善问题》，收入其《西域南海史地论著汇辑》，香港中华书局，1976年，25～35页。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论文集，三联书店，1957年，1～116页。唐长孺：《魏晋杂胡考·羯胡》，收入其《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年，414～427页。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们更多关注西域胡人在西北地区的聚落形成，研究成果累累。钮仲勋：《六胡州初探》，《西北史地》1984年4期，69～72页。芮传明：《粟特人在东西交通中的作用(自公元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辑，49～67页。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2期，71～82页；收入氏著《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249～276页；又收入氏著文集《文本、图像与文化交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5～96页。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1期，198～209转278页。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民族研究》1988年3期。纪宗安：《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3期，62～70转75页。芮传明：《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粟特人活动探讨》，《史林》1992年3期。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3期，54～58页。王北辰：《唐代河曲的“六胡州”》，《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5期，58～64页；收入《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218～230页。卢兆荫：《唐代洛阳与西域昭武九姓诸国》，洛阳文物工作队编：《洛阳考古四十年——1992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6年。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5章《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文物出版社，1994年，150～263页。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刊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157～172页。该文题目又作《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见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19～36页。程越：《粟特人在突厥与中原交往中的作用》，《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2卷)1期，62～67页。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编《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35～353页；又见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277～300页。陆庆夫：《从敦煌写本判文看唐长安的粟特聚落》，《敦煌学辑刊》1996年1期，47～51页。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1996年6期，25～34页。郑炳林、王尚达：《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中国藏学》1996年4期，43～53页。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研究》1996年4期，80～96页。李鸿宾：《唐代墓志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文献》1997年1期；又见氏著《隋唐五代诸问题研究》第1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72～86页。吴松弟：《隋唐时代西域胡人的内迁》，载《汉学研究》第14卷第1期，1997年。薛宗正：《唐代粟特人的东迁及其社会生活》，《新疆大学学报》1997年4期，62～66页。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95～338页。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编《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7～85页；又见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37～110页。韩香：《唐代长安中亚人的聚居及汉化》，《民族研究》2000年3期，又见氏著《隋唐长安与中亚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34～152页。罗丰：《流寓中国的中亚史国人》，《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收入氏著文集《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207～247页。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4期，84～89页；又见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169～179页。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又见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111～168页。葛承雍：《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5期，60～68页；又见氏著文集《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中华书局，2006年，44～59页。荣新江：《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见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3～8页。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西域研究》2005年2期，1～11页。《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法国汉学》第10辑)有以“粟特聚落与地方社会”为题的一组论文，中华书局，2005年，113～302页等。
　　④ 王国维：《西胡考上》，《观堂集林》(上册)卷一三，中华书局，1959年，606～608页。
　　⑤ 王国维：《西胡考下》，《观堂集林》(上册)卷一三，中华书局，1959年，615～616页。
　　⑥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戊帙《胡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78、1193页。
　　⑦ [美]谢弗(E.H.Schafer，一译薛爱华)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页。
　　⑧ 《旧唐书》卷一〇四《哥舒翰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下同，3213页。
　　⑨ [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后篇第二章“粟特人与商业”，《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世界汉学论丛)，中华书局，2005年，128页。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台北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231～241页；又见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另见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222～237页。
　　⑩ 黄盛璋：《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同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西北史地》1984年3期，9～32页；收入氏著文集：《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242～287页。
　　(11) 孙机：《唐代的胡人》，《中国文物报》2008年8月13日第6版。葛承雍：《丝路古道与唐代胡俑——写在乾陵“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开幕之际》，《中国文物报》2008年8月1日第3版。
　　(12)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下同，3174页。
　　(13)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0年，下同，3896页。
　　(14) 《晋书》卷九七《四夷》，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下同，2543、2544页。
　　(15) 《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下同，2263、2281页。
　　(16) 《周书》卷五〇《异域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71年，下同，917页。
　　(17)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下同，3209、3234页。
　　(18)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下同，1849页；《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5310页。
　　(19)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三八二、人事部二三，中华书局，1985年，2册，1764页下栏。
　　(20)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5309～5310页。
　　(21) 参见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专节论述“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种和语言、文字”，中华书局，2003年，327～338页。余太山：《古族新考》“绪说”，中华书局，2000年，3页。
　　(22) 童书业著，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一《中国疆域沿革略》第3篇第3章，中华书局，2004年，109～110页。
　　(23) 《全唐诗》卷八九，中华书局，1960年，下同，3册，982页。
　　(24) 《全唐诗》卷一九九，6册，2053页。
　　(25) 《全唐诗》卷三九四，12册，4440～4441页。
　　(26) 《全唐诗》卷四二七，13册，4701页。
　　(27) 《全唐诗》卷二八四，9册，3238页。
　　(28)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下同，6244、6247、6248页。[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12册)，中华书局，1982年，11406、11408页。
　　(29) 《全唐诗》卷四二六，13册，4693页。
　　(30) 《全唐诗》卷八七〇，25册，9868页。
　　(31) [日]森安孝夫：《唐代的“胡”与佛教世界地理》(《东洋史研究》66—3)论证了“胡姬”即粟特人的年轻女性，从而强调了“欧亚大陆中的唐王朝”这一观点。转引[日]内田昌功，黄正建编译：《2007年日本史学界的隋唐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4期，23页。
　　(32) 《全唐诗》卷一六五，中华书局，1960年，5册，1709页。
　　(33)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西市胡店与胡姬”，见同名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34～40页。葛承雍：《唐宋时代的胡姬与吴姬》，《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3期，45～52页；收入氏著文集《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中华书局，2006年，78～91页。
　　(34)《全唐诗》卷二七〇，中华书局，1960年，8册，3007页。
　　(35)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总论”及“民族”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1～2、302～303页。
　　(36) 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
　　(37) 原州联合考古队编：《唐史道洛墓——原州联合考古队发掘调查报告1》第5章《人骨》，(东京)勉诚出版，2000年，264～295页。
　　(3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1期，27～52页。虞弘墓的正式考古报告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编著：《太原隋虞弘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
　　(39) 张庆捷：《〈虞弘墓志〉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1年1期，102～108页。张庆捷：《虞弘墓志考释》，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45～176页。张庆捷：《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浮雕的初步考察》，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3～28页。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4期，84～89页；又见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169～179页。姜伯勤：《隋检校萨宝虞弘墓石槨画像石图像程序试探》，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29～50页。姜伯勤：《隋检校萨宝虞弘墓祆教画像石图像的再探讨》，《艺术史研究》第4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183～198页，姜伯勤两文另见氏著《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第8章，三联书店，2004年，121～154页。林梅村：《稽胡史迹考——太原新出隋代虞弘墓志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1期，71～84页。余太山：《鱼国渊源臆说》，《史林》2002年3期，16～20页。罗丰：《一件关于柔然民族的重要史料——隋<虞弘墓志>考》，《文物》2002年6期，78～83转93页；未删减本收入氏著文集《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405～422页。张庆捷：《虞弘墓石椁图像中的波斯文化因素》，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3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237～255页。周伟洲：《隋虞弘墓志释证》，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247～257页。
　　(40) 林悟殊：《火祆教在唐代中国社会地位之考察》，蔡鸿生主编《戴裔煊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169～196页；又见氏著《中古三夷教辨证》，中华书局，2005年，256～283页。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15～249页；收入氏著文集《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248～279页。荣新江：《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3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8～143页。
　　(41) 《太原隋虞弘墓》附录二《虞弘墓石椁雕刻人物的种族特征》、附录五《虞弘墓出土人类遗骸的线粒体DNA序列多态性分析》，文物出版社，2005年，189～198、204～208页。
　　(42) 安伽墓发掘消息报道见尹申平、邢福来、李明：《罕见北周贴金浅浮雕围屏石榻面世》，《中国文物报》2000年8月13日第1版。尹申平：《安伽墓展现的历史画卷》，《中国文物报》2000年8月30日第1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6期，28～35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1期，4～26页。安伽墓的正式考古报告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姜伯勤：《西安北周萨宝安伽墓图像研究——北周安伽墓画像石图像所见伊兰文化、突厥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刊饶宗颐主编《华学》第5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14～37页；另见氏著《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第7章，三联书店，2004年，95～120页。
　　(43) 《西安北周安伽墓》附录一《北周安伽墓人骨鉴定》，文物出版社，2003年，92～102页。
　　(44)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市原州区文管所：《宁夏固原市南塬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5期，31～42页。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南塬汉唐墓地》，文物出版社，2009年。
　　(45) 固原九龙山墓地考古发掘报告待刊。其人骨种属鉴定材料见韩康信《固原九龙山——南塬出土高加索人种头骨研究》，附录于《固原南塬汉唐墓地》，文物出版社，2009年，135～150页。
　　(46) 《旧唐书》卷一四〇《哥舒翰传》，3211页。
　　(47) [宋]邓名世撰，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四，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368页。
　　(48) 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3期，57页；该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2年7期，又收入氏著《隋唐五代诸问题研究》第1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16～29页。《宁夏通史·古代卷》，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04～107页。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5页。马建军：《隋唐时徙居固原的民族》，《固原师专学报》1993年3期，76～78转14页。苏银梅：《隋唐时居住在固原的“昭武九姓”后裔》，《固原师专学报》1995年1期，77～78页。薛正昌：《唐宋元时期固原境内的民族》，《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1期，65～70页。
　　(49) 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47～49页。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451～455页。
　　(50) 魏光：《何文哲墓志考略》，《西北史地》1984年3期，47～54页。卢兆荫：《何文哲墓志考释——兼谈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何国人》，《考古》1986年9期，841～848页。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年1期，24页。刘惠琴、陈海涛：《从通婚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以墓志材料为中心》，《华夏考古》2003年4期，55～61页。刘惠琴、陈海涛：《唐代入仕粟特人的汉化进程》，《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期。
　　(51) 罗丰编著：《同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219页，注释96。
　　(52)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文史》第35辑，中华书局，1992年，111～112页。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22页。
　　(53) 韩康信：《同原九龙山——南塬出土高加索人种头骨研究》，附录于《固原南塬汉唐墓地》，文物出版社，2009年，135～150页。
　　(54) 林梅村：《固原粟特墓所出中古波斯文印章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7年1期，50～54页。
　　(55) 关于粟特人的葬俗(琐罗亚斯德教的葬俗)研究，撮其要者，有Ю·A·拉波波尔特：《琐罗亚斯德教丧葬仪式形成的几个问题》，《国际东方学大会资料》(莫斯科)，1960年。[法]格瑞内(F.Grenet)：《从希腊化到伊斯兰时代中亚居民的丧葬风俗》(CNRS.1984)。[前苏联]C·A·托卡列夫著，魏庆征译：《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第18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378页。[乌兹别克斯坦]И·札巴罗夫、Г·德列斯维扬斯卡娅著，高永久、张宏莉译：《中亚宗教概述》，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42页。林悟殊：《火袄教的葬俗及其在古代中亚的遗痕》，《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1期，61～67页；收入氏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85～104页。林悟殊：《中亚古代火袄教葬俗》，载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摄影美术出版社，1994年，229～237页。施安昌：《北齐粟特贵族墓石刻考——故宫博物院藏建筑型盛骨瓮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2期，70～78页。刘永增：《莫高窟第158窟的纳骨器与粟特人的丧葬习俗》，《敦煌研究》2004年2期，13～18页。张庆捷：《入乡随俗与难忘故土——入华粟特人石葬具概观》，刊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9～16页。姜伯勤：《中国祆教画像石的“语境”》，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233～238页。[加拿大]盛余韵(Angela SHENG)著，张小贵译：《从石到丝：公元475～650年前后粟特、鲜卑、汉、朝鲜与日本等各民族间葬具的文化转换》，载《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法国汉学》第10辑)，中华书局，2005年，324～364页。
　　(56) 杨军凯：《西安又发现北周贵族史君墓》，《中国文物报》2003年9月26日第1版。杨军凯：《关于祆教的第三次重大发现——西安北周萨保史君墓》，《文物天地》2003年11期，26～29页。杨军凯：《入华粟特聚落首领墓葬的新发现——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石榔图像初释》，刊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7～26页。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市北周史君石槨墓》，《考古》2004年7期，38～49页。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3期，4～33页。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文物》2005年3期，47～56页。
　　(57) 韩伟：《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文物》2001年1期，90～101页；收入氏著《磨砚书稿——韩伟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104～120页。
　　(58) 林悟殊：《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与中国古代的祆神崇拜》，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99年，202～222页。林悟殊：《20世纪中国琐罗亚斯德教研究述评》，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2辑，中华书局，2000年，243～265页；两文修订稿见氏著《中古三夷教辩证》，中华书局，2005年，229～255、316～345页。
　　(59) 蔡鸿生：《〈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序》，收入氏著《学境》，(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1年，154～155页。
　　(60) 蔡鸿生：《〈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序》，收入氏著《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年，203～206页。
　　(61) 荣新江：《粟特祆教美术东传过程中的转化——从粟特到中国》，见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51～72页；又见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301～325页。
　　(62) 林悟殊：《唐代三夷教的社会走向》，荣新江主编《唐代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359～384页；又见氏著《中古三夷教辨证》，中华书局，2005年，346～374页。
　　(63) 陈海涛：《从葬俗的变化看唐代粟特人的汉化》，《文博》2001年3期，47～52页。
　　(64) 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2期，245～263页。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65) 《魏书》卷一二〇《西域传》，2281页。《北史》卷九七《西域传》，3233页。《隋书》卷八三《西域传》，1848页。
　　(66)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康国”：“康国，即汉康居之国也。其王姓温，月氏人。先居张掖祁连山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南依葱岭，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为姓氏，不忘本也”，5310页。《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下》康国：“康者……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6243页。
　　(67) [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世界汉学论丛)“古代西域的人种”、《西域文化史》前篇第2章“西域的民族”，中华书局，2005年，8～13、84～90页。张西曼：《西域史族新考》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1947年，4页，转引洪涛《关于大月氏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1期，42～44页。
　　(68) 邢义田：《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美术史研究集刊》第9期，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印行，2000年，4页。
　　(69)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2期，99～130页，图12、图版13。原报告作者认为：钩戟上的人头像，可能是鬼方、猃狁等族人的形象；可能与杀害异族战俘、举行血祭的“献俘”礼有关。该器物头像清晰图版见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联合出版，1995年，170页，图版0594“人首戟”。
　　(70) 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像种族探索》，《文物》1986年1期，46～49页。作者认为：周原出土的两件西周蚌雕人头像，不是大月氏人的形象，也不大可能是乌孙人，其种族当是塞种。
　　(71) [俄]维·维·巴尔托里德著，耿世民泽：《中亚简史》(外一种)(世界汉学论丛)“游牧民的移动”，中华书局，2005年，4～6页。林梅村：《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吐火罗人》，《文物》1989年1期，72～74页。荣新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第2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223～248页。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第11章“月氏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389～394页。
　　(72) 有关研究论述举例。[法]伯希和、列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世界汉学论丛)，中华书局，2004年。[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前篇第五章“民族的移动”，《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世界汉学论丛)，中华书局，2005年，100～101页。[美]朱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修订本)(世界汉学论丛)中相关内容，中华书局，2002年。王国维：《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观堂集林》(下册)别集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1156～1158页。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原载《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1931年；收入《夏文化论文选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34页；又收入《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145～181页。杨宪益：《月氏两次西移的年代》，氏著《译余偶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211～213页。黄文弼：《大月氏故地及西徙》，《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杨建新；《月氏——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条讨论稿》，《西北史地》1983年2期，59～63页。黄靖：《大月氏的西迁及其影响》，《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2期，96～99页。王小甫：《先秦我国西北的塞种》，《西北史地》1987年1期，57～64页。陈可畏：《乌孙、大月氏原居地及其迁徙考》，《西北史地》1989年4期，61～66页。荣新江：《小月氏考》，《中亚学刊》第3辑，1990年，47～62页。戴春阳：《月氏文化族属、族源刍议》，《西北史地》1991年1期，12～20页。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相关内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钱伯泉：《乌孙和月氏在河西的故地及其西迁的经过》，《敦煌研究》1994年4期，104～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