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奘与高昌国王戏剧性相遇

　　唐玄奘与高昌佛寺的机缘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与高昌国王麹文泰遭遇却是极富戏剧性的。因为当时高昌国王把佛教奉为国教，举国敬佛，所以高昌国王与唐玄奘的这场遭遇也就在所难免了。
　　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
　　《西游记》描绘的唐僧，是一个好坏不分、软弱无能的庸僧。人们对这部名著感兴趣的是故事的曲折、意境的奇特、思想行为的荒诞不经。
　　而历史真实中的唐僧玄奘，却是一位学贯中西的佛学家、彪炳千古的思想家、功德圆满的佛界高僧，同时他也是一位意志坚强的探险家。
　　在吐鲁番热气蒸腾的火焰山，烈日当头，酷暑难耐，连呼吸的空气都像要燃烧的时候，玄奘法师那不畏艰难的坚定脚步却一直向前，走向西方。
　　玄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苦行僧，也不是盲目的冒险家，他是为佛学拨亮灵光的智者，是以洞穿佛学底蕴为理想，并时刻准备以身殉教的勇士。他在吐鲁番盆地留下的足迹，足以使这里的土地引以为荣，为这里的历史平添光彩。
　　玄奘俗名陈炜，出身于一个显赫旺族，儒学世家。玄奘幼年遭遇不幸，家道中落，便随兄出家，游学于洛阳、长安、成都及江南各地，求教于名僧之门，执经问难，博学多才，很快就在佛学界崭露头角，声名鹊起，被誉为“佛门千里驹”。但玄奘钻研愈深，疑问愈多，志满乾坤的他于是发愿西行，以解所惑。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玄奘传》等文献，都详述了他的事迹和传奇经历。
　　玄奘是违背唐王朝的禁令，私自出关西行的，因此处处受阻，路途艰难。后来他躲过追捕，孤身一人，闯戈壁、涉流沙，沿途险象环生。进入莫贺延碛，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黄沙浩渺，不见水草，他凭借路人白骨和马的粪便为识标，结果还是迷失了方向。打算喝口水，不料皮囊失手坠地，把贮备的水流干了。一连五天四夜滴水未进，口干舌焦，几乎倒毙沙海。幸有在凉州一胡翁赠他一匹又老又瘦的赤色马，将他驮出险境，识途老马为玄奘找到了饮马泉，才使他起死回生，备足用水，一路临危历险，硬是不走回头路，终于到达现新疆哈密境内的伊吾国。他走进一座寺院，寺里有汉僧三人，其中一位于老者远远见到玄奘便跪着出门迎接，抱着玄奘大哭说：“想不到还能见到故乡来的人。”玄奘也感动得伤心落泪。
　　伊吾国王和僧人都来参谒，国王还把玄奘请进宫里住了十多天，供养非常丰富。转眼到了次年初(公元629年)。这时的高昌，正是麹氏高昌王国时期。国王麹文泰得知玄奘法师到达伊吾的消息后，立即派遣贵臣并挑选良马数十匹前往迎接，劝玄奘改变从北庭西行的计划，先到高昌。玄奘一行到达王城时已是深夜，麹文泰闻报，即与侍人前后列烛出官，恭迎法师入后院，坐一重阁宝帐中，拜问甚厚。过了一会儿，王妃又来礼拜。次日，玄奘尚未起来，国王已与王妃至门前礼问。玄奘在高昌停留期间，受到隆重礼遇，热情款待。
　　国王情深意切地挽留道：“自承法师名，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拟师至此，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僧徒虽少，亦有数千，并使执经，充师听众。”玄奘不为所动，志向不改，坚持西行。麹文泰坚持挽留。玄奘说：“我西来为的求法，法既未得，不可半途而废，因此敬辞。”文泰见玄奘始终不允，就生气变脸，勃然大怒：“弟子自有办法处置你，你要不留下来，就把你送回唐朝。”玄奘坚决地回答：“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西行求得大法。大王如此，只能留下我一把骨头，我的心你未必留得住。”麹文泰也决不让步，每日供奉如常。玄奘誓必西行，并以绝食表明心志。一连几天，他水不沾唇，绝食到第四天，麹文泰见玄奘西行求法的决心毫不动摇，深受感动，便收起国王的威横，同意放行。但同时向玄奘提出要求：在离开高昌前讲经一个月，从印度回来后，还要再来高昌住三年。为了顺利西行，玄奘答应了这些条件，同意在高昌讲《仁王般若经》。
　　玄奘时年29岁，虽然年轻但却十分成熟，他既然答应了国王的要求，就诚心诚意履行自己的承诺。《仁王般若经》被人们认为是护国经典，受持讲说此经，可以七难不起，灾害不生，国家安泰，万民丰乐。玄奘开讲此经，用意自然是为高昌国禳灾祈福。
　　讲经的地方为麹文泰特设的大帐，能坐三百人。“太妃以下，王及统师、大臣等各部别而听。每至讲时，王躬执香炉自来迎引。将升法座，王又低跪为蹬，令法师蹑上，日日如此。”
　　由国王亲自捧香执经，并跪在地上以背代凳，请玄奘踏而登坐，麹文泰对佛教的虔诚达到了极致。
　　太妃是麹文泰的生母张太妃，时年八十多岁。“统师”全称为“国统王法师”，是高昌全国的佛教最高领导人。这里将“统师”置于国王之下、大臣之上，这也充分说明佛教在高昌王国的特殊地位。
　　玄奘法师迎着大漠风沙而来，恪尽职守。此刻他身披黄色袈裟，安坐于高坛之上，年轻的脸上漾溢着坚定的信念和智慧的光芒。他是誉满京城的高僧，知识渊博、谙熟经卷，今日在高昌国弘法，自然是引经据典，雄辩有力，妙语高论，字字玑珠，令高昌国王和僧众耳目一新。
　　一个月之后，讲经完毕。玄奘离开高昌时，麹文泰为他准备好西行的行装。制作法衣三十套；鉴于西土风沙严寒，又制作面衣(脸罩)、手套、鞋、袜等若干。送上黄金百两、银钱三万枚、绫绢五百匹，可供玄奘二十年的资用。除剃度四个沙弥为玄奘的侍从外，还配备差役五十名，拨给马三十匹。还为玄奘开据书信，每封书信附带大绫一匹，作为礼物，致送沿途二十四个西域小国的国王。此外，又专门为西突厥叶护可汗准备了五百匹绫绢、两车水果，请叶护可汗照应玄奘。麹文泰在给可汗的信中说，玄奘法师是我弟，打算去婆罗门国求法，愿可汗照顾法师，如同照顾我一样，还请可汗敕令以西各国供应法师驿马，递送出境云云。
　　玄奘出发那天，麹文泰和诸僧、诸大臣及百姓倾城而出，前来送行。玄奘与高昌僧众、国王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互相依依拜别，泪洒城郊。
　　麹文泰送给玄奘的行装十分优厚，考虑非常周到，真可谓关怀备至。这对玄奘能够顺利实现去西方(印度)求法的愿望，是一个起重要作用的支持。
　　麹文泰宁肯以自己的脊背为台阶让玄奘踏而升座，起初强留玄奘，后来又为玄奘西行给予如此慷慨的帮助，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高昌是一个信仰佛教历史悠久的地方，自两汉至唐宋，这里一直是寺院林立、香火兴旺的西域佛教中心之一。上自国王重臣，下至庶民百姓，诵经之声不绝于耳，拜佛僧徒此起彼伏。高昌不仅有众多大大小小的佛寺庙宇，历代帝王宫殿还专设王室寺院，许多百姓庭院也建有家庙。举国上下，一派佛国仙界。佛法经论，深入人心。所以历代王公国主，都非常重视建筑佛寺，善待僧侣。高昌国王建筑佛寺的记载，虽然只发现了一通“造寺功德碑”，但王室建寺的善举却历历可数。他们为僧侣提供寺院官田等优越的条件，既是为了繁荣佛教，更是为了获得民心，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他们热衷于佛事便在情理之中了。不过，麹文泰对玄奘的这份热情显得有点过分，麹甚至有点离奇。麹文泰这样做，一方面是处于对玄奘法师的敬重和帮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做给百姓看，以期得到更多的拥护者和支持者。
　　至于麹文泰强留玄奘并以将玄奘送回唐朝相威胁，甚至逼得玄奘绝食四天，以死明志，这就显得麹文泰过于蛮横，同时表明他也是善于心计的。不顾佛教大业，宁肯摧毁玄奘法师求法西行的理想，而满足一人一国之利，足以暴露了麹文泰的性格和心理弱点，并为他以后酿成亡国大祸埋下了伏线。
　　但麹文泰对玄奘这番盛情，还是令人感动的。玄奘在给高昌国王麹文泰的信中，称赞他的盛情“决交河之水比泽非多，举葱岭之山方恩岂重”。并说由于国王的帮助，使自己“面临悬渡凌溪之险不复为忧”。玄奘对麹文泰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玄奘大师信守诺言，期待着与高昌国王麹文泰来日重逢。不料，在玄奘法师从印度取经归来时，高昌王国已经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唐代西州。麹文泰因国破而身亡，长眠于他称王于斯的地下。
　　玄奘法师当年逗留高昌，在何处下榻又讲经于哪座寺院？这是人们至今仍感兴趣的问题。
　　高昌故城西南角的佛寺遗址最为高大宏伟，玄奘升座讲经的地方是不是在这里?那时高昌王国只有内城，外城是以后建造的，所以在这里的可能性不大。玄奘讲经是在麹氏高昌宫廷旁边的王室寺院，而王国都城是今天的内城，因此当年玄奘讲经处应在内城。经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考证，内城偏居北部的“可汗堡”遗址，地位重要，遗址雄伟，有护墙环绕，当年的宫廷就应在“可汗堡”。而玄奘住的寺院又在宫廷侧旁，所以要在这一片地区寻觅玄奘法师的踪迹。勒柯克从这里挖掘出“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说明北凉王朝时的寺院正在这里。这一寺院后经阚、马、张、麹诸姓高昌王朝使用和修建，使寺院更加恢弘富丽。因此，“说玄奘讲经于王宫旁的王室寺院就在这里，是合情合理的”。当然，经过后来的破坏，这里早已是面目全非了。
　　玄奘法师的到来，为高昌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玄奘与麹文泰的故事富于戏剧性，因而使高昌故城在人们心目中变得更神奇，充满了文化色彩和文学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