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仙芝之远征与德尔果德

　　在汝康冈山脚之下，我扎了一整天的营，以准备攀登到德尔果德山口的顶峰。在我的探险记的中，我详细描述了这座山口。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渴望着早日翻过这座山口，而不去理会在这样一个早的季节，在春季的意外强烈的大雪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艰难和危险正等在前面。这其中的缘由就是：我热切地期望着用我自己的眼睛去亲睹德尔果德山口这个令人值得纪念的地方。公元747年，中国的将军高仙芝曾率领由3000名士兵组成的军队，翻越了德尔果德山口，成功地远征了亚辛和吉尔吉特。在拙著《古代和田》一书中，我曾概括性地描述了与这次远征有关的一些行动(见有关“小勃律”部分)。在这里我想再重述一次其大致状况，以便于我们在了解高仙芝军队所经过的各个不同地点之详细情况时容易一些。这些地点也正是我个人不久前的旅行中所涉足过的。我们的有关这些事件方面的知识，皆来自于包含在《唐书》中的中国古代官方记载。而对这些文件的概括和解释，则由是沙畹先生来完成的。
　　中国与吐蕃之争
　　在公元741年之后若干年间，吐蕃人成功地争取过来了小勃律(即今之吉尔吉特和亚辛)国王苏失利之(Su-shih-li-chih)，使他与一位吐蕃公主成婚。在此之前，吐蕃就一直在致力于与中国争夺对塔里木盆地的控制权。结果上如《旧唐书》写道：“故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在由“四镇节度使”——唐主管现今中国新疆地区之总督——组织的三次征伐行动失败之后，公元747年朝廷指令副都护高仙芝率军与小勃律的吐蕃军作战。高仙芝的军队有1万人，包括骑兵和步兵。他从安西(府治今之库车)出发，用35天时间行军到疏勒(今之喀什噶尔)。其路线可能经过了阿克苏以及从玛拉尔巴什(Maral-bāshi即今巴楚——译者)北面通过的古代道路。20多天后，这支军队到达了唐朝设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军事驿站——葱岭守捉，其位置在今天之塔什库尔干或萨里库勒。由此出发行军20天之后，又到达了“播蜜川”(valley of Po-mi)即帕米尔；再行军20天高仙芝到达了“五识匿国”，此地即今天阿姆河上之舒格楠。
　　高仙芝军通过帕米尔
　　上述行军路程所需之时间，符合现在由驮畜及人组成的大商队走过相同路程一般所需之时间。但是，这个中国将军在远离现今之喀什噶尔和英吉沙(Yangi-Hisār)绿洲，进入一片荒凉的高原山区之后，如何设法供应他那支庞大军队的粮草呢?因这个问题如此棘手，可难倒任何现代指挥官。在《唐书》的列传中也特别指出：“是时步兵皆有私马自随。”(事在《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五“高仙芝等传”——译者)像这样一种给养运输情况，必定会增强中国军队之灵活性。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在山区间行军时的难度也极大地增加了。因为除了帕米尔高原的某些地段以外，一般都缺乏足够的草地，在未携带多余饲料的情况下，难以供应牲畜的需要。
　　可能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以减少在这个恶劣环境的帕米尔高原地区上行军时的供给难度，高仙芝将他的军队分成了三个基本的作战单位，来进攻连云(Lien-yün)堡的吐蕃人所控制的据点。沙畹曾做过很好的解释，他据理推测说：根据记载从连云堡前面流过的婆勒(P‘o-le)或娑勒(So-le)川，应是指今之阿姆河支流喷赤河(Ab-i-Panja)，至于连云本身，其位置应当在今天的萨尔哈德村一带。在河岸对面或南侧，从巴罗吉尔山口通过来的道路，正沿着喷赤河河岸分布过去。关于此考证，后面我们还会详细地回溯。在此只需指出，这一定位还可以从有关高仙芝之在连云集结的记载细节上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这已足够清楚的了。
　　在连云之会师
　　分开去的三支纵队，从不同的方向展开行动，并在第七月之第13天(大约是8月中旬)，同时在连云之前会师集结。而高仙芝本人及朝廷监军边令诚所亲率的主力部队，则经过护密国(今瓦罕)从西面进入阿姆河的主要谷地之中。另一支纵队，据说是经赤佛堂(Ch‘ih-fo-t‘ong)之路进逼连云堡的。关于“赤佛堂”位于(不管这名字意味着什么)之位置，高仙芝的传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明确的证据，那是在关于其自小勃律返回时的记载之中。在擒获小勃律国王及王后并平定了整个国家之后，据说他是在公元747年的第八个月返回时，其撤退的路线是经过“赤佛堂”地方的。在下一个月时，他在连云堡重新会合了他留在后面的部队，并于同一月的末尾时赶到了播蜜川即帕米尔。考虑到史书中明确提到的有关高仙芝在平定这整个国家后撤退情况的记载，人们很难相信他未访问过吉尔吉特——小勃律国中人口最多和最重要的地区。在此种情况下，经由罕萨河道路的返程或许可提供明显的优越性，例如可经过一些相对富饶的地方，那里还不曾受过侵扰，因此可提供一些资源。这一推测还可从那长达一个月的时间上得到佐证，这段行程从开始启程班师到抵达连云，指明了这一问题。我推测所谓“赤佛堂”位于被称作达什特·伊·米尔扎·穆喇德(Dasht-i-Mīrzā Murād)之地方的对面，所有希望从东面进抵萨尔哈德者，都必须经过这处叫达什特等名的地方。现在令人确实感到惊奇的是，我们就在这接近达什特·伊·米尔扎·穆喇德东端的地方，发现了一小片被称作“喀尔万巴拉什”的废墟。其所有建筑特征皆表现为一座佛教寺院，而现在却被尊奉作一处穆罕默德教徒之坟墓了。是否有可能在这地方人们还有另一种长期滞留不去的本地崇拜、而当此情形下这崇拜又与这条孤立的道路上曾一度信仰的“赤佛堂”有关呢?
　　根据后文的记载可以推测，该纵队是从对面方向展开行动的，他们移到了喷赤河源头一带。这两支纵队从萨里库勒的基地出发以来，一路上并未遇到严重困难即抵达了连云堡——无论是经过塔格都木巴什帕米尔(Tāghdumbāsh Pāmīr)和瓦赫吉里(Wakhjīr)达坂，还是翻越耐扎塔什(Naiza-tāsh)山口和小帕米尔(the Little Pāmīr)。最后是第三支部队，包括有3000名骑兵，选择的是从“北谷”(Pei-ku)道前往连云的，可能是从大帕米尔(the Great Pāmīr)一侧下行至连云。对这样一种自北向南的移动而言，它可能利用了穿越维多利亚湖(Victoria Lake)东南之尼古拉山(Nicholas Range)的几条山口中的一个，或者可能利用了从萨尔哈德东面分出来的峡谷中的一些小径。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出，通过这样运动其部队——既集中又沿着完全不同之路线推进，同时又在遥远的舒格楠那里为自己保证一个有效的基地，这个中国将军实际上是迎着那些供给和运输的困难而上的——而在今天来讲，要统一移动如此庞大数目的人群通过帕米尔，这在体质上来讲是不可能达到的。这样一支军队——其总数达到1万人——成功地翻越帕米尔高原，这是如此非凡的一次军事成就。这数字单方面来讲是有可能的，但值得做进一步的检验。然而我们所根据的中国古代史书之记载往往很简练。在我看来，高仙芝之行军很显然不是同在一起进行的，而是分成三支纵队，从喀什噶尔起沿以“葱岭守捉”所在之塔什库尔干为前进基地之相同的路线，逐段向前推进。如果高仙芝所率第一支纵队或分遣部队先行向舒格楠移动，其后随行以其他两支分遣部队的话，则其获得的有关供给和运输方面之优势就太大了。当第二支部队正通过帕米尔高原主要地区而第三支部队正由平原抵达萨里库勒时，高仙芝本人所率的部队可能已经到达舒格楠的一个新的粮草供应基地了。这样一来，在一个绝对缺乏粮草资源的贫困地区同时供应整个部队的巨大压力，就迎刃而解了。必须指出的是：一旦到阿姆河中游地区，中国军队的后勤部队就可以很容易地从巴达克山获取大量的产品，而且对留在后面的帕米尔部队来说，通过阿赖(Alai)的相对易行的道路，将可使他们从费尔干纳的富饶平原里得到充足的供养。当时费尔干纳地区尚处于中国控制之下。
　　由于从舒格楠到萨里库勒按梯队部署其军队，高仙芝还获得了一个战略上的优势地位。因此他能够协调其部队同时集结，对萨尔哈德的吐蕃人发动进攻，而没有不适当地将其任何一支分遣部队分隔开来单独进攻，从而遭到一支强大的吐蕃军队之挫败。因为吐蕃人如果没有遇到被切割其唯一的、与巴罗吉尔的联络线之类的迫切危险，是不可能离开他们在萨尔哈德的据点的。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的部署，实际上已预防到了吐蕃军队无论向萨里库勒抑或向巴达克山方面的推进。高仙芝的翻越帕米尔高原的行动必定很艰难，但他拥有巨大的优势，即他控制着两条——如果不是三条的话——独立的供给线(一条来自喀什噶尔—莎车，一条来自巴达克山，最后一条来自费尔干纳)。而拥有同样兵员的吐蕃军队，则拘束在巴罗吉尔的出河口处，只有一条单一的供给线可依赖，而且这线路又充满出人意料的天然障碍。从这条道所经行的地方(亚辛、吉尔吉特、伯尔蒂斯坦)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并不能够为一支军队供应任何多余一点的给养。
　　在我看来，中国将军要成功地翻过帕米尔高原，克服其行军中的困难，问题是并不很大的。而对一支曾拥有9000或1万人数的吐蕃军队来说，要翻越德尔果德前往萨尔哈德，并在那个几乎完全缺乏本地资源的地方维持下去，情况则会是恰恰相反的。确实有意义的是，既不会在这些事件之前亦不在其之后，我们听说了吐蕃人所做的任何其他努力，以攻击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势力，其路线是从阿姆河最上游方面而来，这种进攻很频繁，并且最终获得了成功。这些事正发生在公元8世纪期间。
　　由于计划之果敢性，高仙芝的进攻成为可能，并最终赢得了胜利。像这种果敢精神，我认为必须得到与现在之翻越德尔果德山口一样多的尊敬。研究军事史的学者们，其实应该遗憾中国的记载中并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这支大规模翻越帕米尔高原军队的组织情况之细节。据我们所知，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以一个可能大的规模翻越帕米尔高原了。但是从我们的标准来评判，不管我们怎样来看待中国士兵的战斗素质(有一点很明确的是，他们可能在唐朝时还不如今天这样严重)，可以肯定的是，现代时期那些了解中国军队曾面对并成功地克服的沙漠、山地等令人望而生畏的天然障碍的人，将会不约而同地感到惊奇——对自然资源的力量，加上辛勤苦心的组织，而这些正通过高仙芝成功的行动无可争辩地得到了证实。啊，那长期被人遗忘的中国指挥官，还有那些与他一道共同努力的人们!
　　吐蕃连云之败绩
　　连云堡位于萨尔哈德附近，这一说法最早是由沙畹先生提出的，这一地望推定被关于那场战役的记载所进一步证实。在那场战役中，中国将军夺取了吐蕃人占据的要塞，并控制了这据点所守卫的交通线。但是，鉴于我在后文中将要探讨到这一带的详细地形情况，现在的事情是只须大致概述一下即已足够了。简而言之，在连云堡中驻守着1000名吐蕃士兵，横亘在它前面的河水为他们提供了一道天然的屏障，那时河流正处在洪水时期。而吐蕃军的主力有8000或9000人，屯驻在南面15里(大约3英里)的地方，利用山地之优势扎起了他们的营寨。但是高仙芝在祭祀毕河水之后，挑选了一队骑兵开始渡河，他们没遇到抵抗、也没有损失地获得了成功，人不湿旗、马不湿鞍，即已渡过了河——这进一步鼓舞了中国军队。高仙芝立刻率领他的军队从山地一侧展开进攻，迫使那些守军忙于应战。这场战斗使吐蕃人大败特败，损失惨重，至夜间时残余的军队开始溃逃了。中国军队乘胜追击，歼灭敌军5000人，俘获1000人，其余的都溃散了。唐军缴获了1000多匹马以及大量的物资和武器。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场战斗的战场是在那座南部高起、从萨尔哈德对面朝向巴罗吉尔的河谷入口之处。①
　　中国军队越过坦驹岭
　　由于朝廷监军边令诚以及其他几个高级官员胆怯害怕冒险不敢前进，高仙芝遂决定将他们与3000多患病和疲惫不堪的士兵一道留在后面，守卫连云堡。他自己率领其余部队向前挺进，二天后到达了坦驹岭(Mount T‘an-chü)，从那里“直下峭峻四十余里”。高仙芝料之曰：“如果阿弩越(A-nu-yüeh)城胡兵即刻来迎接我们，此即是他们已做好安排之征象。”(《旧唐书》卷一百四“高仙芝等传”作“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译者)他担心兵士不敢从坦驹岭上下来，便运用智谋，派遣了20个骑兵，假扮成阿弩越城的胡人模样，先行到山顶等待他的大军。当部队行抵坦驹岭之时，士兵们果然拒绝下山，说：“大使将我欲何处去?”他们话音未落，那先行派遣之20人即已前来迎接他们，报告说：“阿弩越城胡并好心奉迎，娑夷(So-yi)河藤桥已斫讫。”高仙芝装出很高兴的样子，命令他的军队全部开始下山。
　　中国占领小勃律
　　续行三日之后，中国军队果然受到了“阿弩越城胡”之迎接，并表示归顺。在当天，高仙芝派出了一支由1000名骑兵组成的先遣部队，前往小勃律用计先稳住小勃律国的首领。在这指令发出之后的次日，高仙芝本人亦驱师占领了阿弩越，并处死了五六个支持吐蕃人的首领。然后他急令人斫断离阿弩越以远60里(大约12英里)处的藤桥。“及暮，才斫了，吐蕃兵马大至，已无及矣。藤桥阔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为吐蕃所诈，借路遂成此桥。”至此，高仙芝阻止住了吐蕃军对亚辛的反攻，遂“招谕勃律及公主出降并平其国”。
　　对高仙芝行军路线之考证
　　在《古代和田》书中讨论高仙芝之征伐时，关于他行军的一系列路段，就我个人而言，通过在耶尔洪和萨尔哈德的旅行，我已熟知了这个地区，要确证很多地形点也更加容易了。中国史书记载中所提供的详细情况，都准确地与那条重要的交通线相符合。那条道通过兴都库什山脉之中那显著的凹地，其范围自相邻的巴罗吉尔和夏威塔赫(Shaw-itakh)山口至马斯图吉河源一带，之后向南攀升至冰封的德尔果德山口，从那里下行到亚辛河谷，直至其在吉尔吉特河主河道上的入河口。前两个山口的海拔高度各为12460英尺和12560英尺，后一个山口海拔为15380英尺。
　　通过德尔果德的两条冰道
　　由于特殊的山岳形态构造，从德尔果德山口的北侧流下去有两条大冰川。一条就叫作德尔果德冰川，向西北方向流下，在将近8英里距离内，其坡度并不算陡，它的冰舌推进到了汝康山冈之下。另一条冰川若从地图上来看显示的是一样长，但是据可靠的信息，它实际上要稍短一些。它也是逐渐地向东北方向下降，末端在肖瓦尔休尔(Showar-shur)之夏牧场以上若干英里处，这地方位于耶尔洪河最上游地区。这样一来，这两条冰川就为那些想从南面翻越德尔果德山口并想继续前往阿姆河地区的行人提供了可资利用的通道。其中循着德尔果德冰川的那条通道，我在参观德尔果德山口时曾亲自走过那里。这条冰川道一直延续到了那条易行的小径那里，该小径的路线是：翻过汝康山冈之后跨过它下面的耶尔洪河，进入名叫巴罗吉尔亚依拉克(Barōghil Yailak)的敞开的河谷之中。从那里沿着一条很平缓的长有青草的山坡，上行到巴罗吉尔的鞍形山脉地方，这里有个很有特点的名称叫“达什特·伊·巴罗吉尔”(Dasht-i-Barōghil)，意即“巴罗吉尔平原”。从此地起接下来的道路也同样方便易行，它经过一座名叫札梯戛尔(Zartighar)的小村庄，然后就到了萨尔哈德对面的阿布·伊·潘加。另一条路线是：沿德尔果德山口东北面的冰川道而下，过耶尔洪河，经肖瓦尔休尔的草场到夏威塔赫亚依拉克(Shawitakh-yailak)的牧场，然后经夏威塔赫或撒尔金祖(Sarkhin-zhoe)湖周围一条平缓的山坡，抵达兴都库什山的分水岭。巴罗吉尔和夏威塔赫的鞍形山脊是分开的，中间隔着几座仅2英里许宽的、低矮且平缓的山岭。至札梯戛尔那里，这两条道路又汇合在了一起。
　　东北路线之优势
　　德尔果德山口和萨尔哈德之间的距离，与上述两条道路的距离是一样的。我最初的意图是想私下里考察一下这两条道路中分布在德尔果德冰川和永久性雪地中的路段部分。但是当我开始登山时，那时节正盛行一种极不稳定的恶劣天气，而由于季节还早以及那年春季降下的大雪，我遇到了出乎意料的困难——这我在个人探险记中已经描述过了。我的计划受阻，无法实现，而原先我是曾想从维丁阔特一侧翻越山口、下到肖瓦尔休尔的。由于有了这仅在西北路线上的个人经历，我无法做出判断：像目前这种天气情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验证那个关于东北路线之冰川道路部分比较易行一些的报告。但有一个事实是，帕米尔边界委员会在1895年曾携带了大约600匹马的沉重辎重，在东北路线上走了一个来回，从吉尔吉特来，又返回了吉尔吉特。据报告说他们损失了大量的牲畜和辎重，这显示出此地的这条多冰川裂隙以及不可靠的雪盖冰碛层的通道，被证明也是一条对交通来讲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不过对一支来自瓦罕方面的军队来说，由于从最近的实际的营地出发翻越德尔果德山口，走肖瓦尔休尔那条路要比走经过汝康山冈的路少攀登大约1300英尺，因此我觉得走前一条路线还是可行的。
　　高仙芝之路线
　　高仙芝的传记中指出，他们到达“坦驹岭”(即德尔果德)花费了三天的时间，但它没有指明唐军抵达的究竟是山的山麓还是山顶部分。如果采取后一种解释，并暗示他们采取了更快的行军速度的话，这样就容易说明为什么要采用三天时间来走这段路程之理由。因为，尽管夏威塔赫—巴罗吉尔凹地在夏季可以毫无困难地通过，但还没有什么军队在携带牲畜辎重的情况下，能在不足三天的时间之内完成自萨尔哈德至德尔果德南山脚的行军。这一段路程总长大约30英里。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德尔果德山口的高海拔，以及由于冰川给登山所带来的出人意料的艰难，即使用四天时间的行军赶到山顶——正如前述第一种解释中所暗示的那样，这也不见得是一个多么宽大的期限。
　　坦驹岭与德尔果德山口之对应
　　将“坦驹岭”与德尔果德相印证的最明显的证据，是由史书中的那段记载提供的。该记载称“直下峭峻四十余里”，这使得那些中国士兵自坦驹岭的高山上向下望起来感到沮丧，灰心丧气。所有关于这山口的描述，都强调了德尔果德南坡的极端陡峭性。在那里山道上几乎都是冰碛碎屑和赤裸的岩石，在到达德尔果德村庄上面的最近的实际的扎营地之前，这山道在不过5英里许的距离内，海拔下降了将近6000英尺。我非常理解高仙芝将军的那些谨慎的“勇土”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不愿再往前推进，因为从山口顶上看下去，透过暂时的云雾的罅隙，那山谷看起来像一个深渊。在高耸入云的冰山的衬托下，那种陡峭的效果更强烈了。冰山的东南部分，穿过亚辛河谷的源头，显得像被云雾托起来的样子；而作为对比，我面前的这段山谷，其深度又是通过一片扩张开来的白雪皑皑的冰川展现开来的。那冰川缓缓地向着北方倾斜下去(见图36)。鉴于在中国史书记载与德尔果德的地形之间存在的那种紧密的一致性，我们毋须犹豫即可认识到：所谓“坦驹”，实则“德尔果德”一名之早期汉语转写形式。在中文的转写体系中，是允许采用这种未完成体形式的。
　　高仙芝之计谋
　　高仙芝所采用的克服其军队之退缩情绪(它威胁到了唐军看似已快到手的胜利)的计谋，也彻头彻尾地披着一层中国外衣。这体现在准备这个计划之预谋上。高仙芝深谋远虑，既洞悉其兵士心理，又极端谨慎，正是凭借着这一点，他设计出了其伟大事业的每一步。但这样一个证明很有效的计谋，必须保证不能受到怀疑。我不能隐瞒我的猜测，我是这样想的：在做此策划时充分利用了德尔果德的独特地形构造，正如我们看到的，它提供了两条进入山口的路线。如果前面派出去的假扮“阿弩越城胡”的小分队走的是巴罗吉尔和汝康的道路，而同时大军所走的又是另一条经夏威塔赫—肖瓦尔休尔的道路，这样才能保证在行进过程中避免被发现的机会。对显著地形的考虑一直是中国人的一个特征，所以高仙芝将军本人无疑也充分利用了这两条二者择一的路线。此处对他来讲，要找几个合适的扮演者并无特别的困难，因为中国在中亚的军队中一直都混有大量的当地雇佣兵。
　　在亚辛河谷行进
　　高仙芝行军路线的剩余路段同样也很容易追寻。从山口的南山脚到“阿弩越城”，花费了他三天的时间。这一段路程很明显对应的就是从德尔果德下面的第一个营地到亚辛村之间的距离，算下来有24英里多。亚辛村是个大村落，从它的位置及其周围大片的耕地来看，这地方应一直是亚辛河谷地的政治中心。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所谓的“阿弩越”应该是“阿尔尼亚”(Arniya)或“阿尔尼阿赫”(Arniah)一名的另一种形式，吉尔吉特河谷的达德人都用这个名称来称呼亚辛。
　　吉尔吉特河桥
　　要想考证阿弩越即亚辛，最好的证据还要算是中国史书中的有关记载，即《唐书》中提到的那座距阿弩越城60里、横跨在娑夷河上的藤桥。在《唐书》有关小勃律的记载中，称其国王城孽多临娑夷水，亦即今之吉尔吉特河。自亚辛沿河谷而下，约12英里后就到了吉尔吉特河。12英里合中国60里。另外可以明显看出的是，由于唯一可行的通往吉尔吉特和印度河方面的道路，是沿着吉尔吉特河的右岸或南岸，因此从那个方面匆忙赶来的吐蕃增援部队，必须首先要渡过河方可到达亚辛。这就解释了吉尔吉特河(娑夷水)上的那座桥的重要性以及中国指挥官采取果断措施摧毁这座桥的意义所在。因为吉尔吉特河在夏季是无法涉水而过的，摧毁这座桥就足以保证平安地占领亚辛了。
　　成功远征之结果
　　有关其后平定小勃律以及高仙芝班师回朝之记载，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根据《唐书》的记载，这个凯旋的将军带着俘虏的小勃律王苏失利之(Su-shih-li-chih)及其王后胜利地回到了帝国首都。皇帝宽恕了勃律王，将其置于帝国保护之下。但他的国家被改置成了一个中国的军区，被称作“归仁”(Kuei-jên)，朝廷并在那里设立了一个1000人的军镇驻守。高仙芝远征之成功，必给周围其他地区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这些都充分地体现在《唐书》的有关记载中：“于是拂林(Fu-lin，叙利亚Syria)、大食(Ta-Shih，阿拉伯)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
　　正是因为成功地翻越了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天堑，克服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险阻，使得唐朝军队在中亚的这最后一次成功远征广为传布开来。我感到有多么满意，能亲眼看到阿姆河极上游的德尔果德一带的自然环境，与《唐书》中关于高仙芝远征的记载竟那样地相符合!若单纯从所遭遇并战胜的物质上的艰难程度上来评判，这卓越的高丽裔将军高仙芝所取得的成就，是完全值得与欧洲历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指挥官之伟大登山功绩相提并论的。他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率领一支有组织的军队，径直翻越了帕米尔高原，并成功地突破了拱卫亚辛和吉尔吉特防止北面入侵的那些巨大的山脉屏障。对这个领导者之能力和才干的尊崇，必定会随着人们对史书中不加掩饰的记载所透露出来的其下属的传统性的衰弱的认识，而进一步地增长起来的。
　　① 参见下文第三章第二节。